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接受和培养外国留学生工作，把它看作是对外交流和教育文化合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和载体。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伴随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我国来华留学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教育部的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2010年底，新中国已经累计接收来华留学人员169万人次(徐妍，2010)。2014年，共有来自203个国家和地区的37.7万各类外国留学人员，在中国31个省份的775个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和其他教学机构学习。来华留学生人数最多的国家是韩国，接收留学生人数最多的是北京。来华留学生中，接受学历教育的有16.4万，占来华学生总数的43.60%(教育部，2014)。

新中国接收来华留学生工作取得这样辉煌的成绩，与建国初期开启来华留学教育的战略密切相关。建国伊始，在“一边倒”的国家战略指导下，为了尽快满足经济建设对人才的需求，新中国开始有计划地派遣留学生赴东欧、苏联留学。与此同时，根据双边文化交流的需要，本着国际主义精神，新中国也有计划地接收友好国家派遣留学生来华学习。1950年12月，首批来自东欧五国的33名留学生来华留学，开启了新中国来华留学教育的历史进程。

建国伊始，东欧国家就向新中国正式表达了派遣留学生来华留学的意向。1950年1月，波兰代办毕罗奇在致中国外交部的公函中，明确向新中国表达了中波双方交换留学生的想法。这是迄今见到的最早向中方提出派遣留学生来华学习的正式文件。同年4月，捷克驻华大使转达捷克教育部建议，提出“在1950年秋季开始的一学年度，要派100名中国学生前来捷克，50名就读于布拉格，50名就读于贝尔诺。捷克教育部供给中国学生50个奖学金名额。……另设立研究中捷两国历史及语文之交换留学生奖学金名额各10个。”(李滔, 2000, 第76页)

1950年5月，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分党组在送呈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的请示报告中，汇报了东欧诸国先后向新中国表达要互派留学生的情况及相应的考虑。报告称：“一、捷克斯洛伐克提出互相交换10名留学生(学语言文字、历史)，……二、波兰向我国提出互相交换10名留学生(学语言文字、历史)。”(王凡，2011)经过综合考虑，刘少奇于5月15日对报告批示：“与波、捷两国交换留学生各10名立即可办。”(骆亦粟, 2011, 第5页)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云等领导同志随即都圈阅了这份报告。

1950年7月，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制定的交换留学生计划中指出，对东欧来华留学生，先由外交部组织半年至一年的华语训练班进行语言训练，训练完毕后分送各国立大学听课。同年8月3日，中罗在北京签订外交备忘录，达成了互派留学生的初步协议。备忘录中规定：“希望罗马尼亚派往中国的留学生，基本条件和中方留罗学生对等，学习期限增加一年以入清华大学特设语文班学习汉语。中方提供罗马尼亚来华留学生学习期间全部学费、书籍、住宿、饭费、医药费，发给中国衣服，及有组织的旅游费。第一年特设西菜餐厅，此外发给每人每月零用钱相当于二百斤小米。”(教育部，1950)相关双边教育文化交流协议的签订，从制度上保证了东欧交换留学生来华留学的顺利开展。

为了接待东欧来华留学生，中国政府还专门成立了“东欧来华留学生工作组”，成员包括教育部黄新民、李洵，外交部吴青、苏丹，团中央钱大卫，全国学联谢邦定，清华大学李广田、盛澄华。工作组由教育部组织每月召开定期会议一次。当时规定，教育部主要负责东欧来华教育的领导、督促、检查和外联工作，具体包括：每学期开始前，负责批准清华大学东欧交换留学生教学计划；定期检查教学计划及管理制度的执行；按期将东欧交换生成绩单送有关使馆；定期征求有关部门及交换生的意见。清华大学具体承担东欧来华留学生的教育、管理工作。团中央和全国学联配合教育部负责加强对交换生的思想指导工作。外交部主要负责与有关国家使馆保持沟通联络(教育部，1951)。同时对东欧来华留学生的接待、食宿、参观访问和医疗保障都做出了具体的规定和安排。

1950年12月，罗马尼亚5名留学生率先抵达北京。截止到1952年3月，来自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的33名留学生，先后分8批进入清华大学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学习。

早在1950年9月，在周恩来总理特别关怀下，教育部特别委托清华大学负责东欧来华留学生的语言培训工作。随后在清华大学成立了一个特殊的学习班，即“清华大学东欧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门的对外汉语教学单位(教育部，1950)。当时对如何开展外国留学生的汉语教学，清华大学没有什么经验，一切都处在摸索之中。当时的初步设想是留学生先集中在专修班进行两年左右的中文学习，结业后分别进入中国高等院校进行选课学习。进入高校选课的留学生编制仍然保留在语文专修班。当时的汉语教材是基于赵元任在美国使用的《国语入门》，由邓懿等人临时改编的。汉字标音采用了威妥玛式拼音法。为了规范管理和教学工作，完成国家交给的重要任务，专修班制定了《清华大学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暂行规程》和《清华大学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两年教学计划(草案)》，经教育部批准后正式施行。

根据《清华大学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暂行规程》的规定，专修班的宗旨是“培养东欧交换留学生掌握中国语文的一般能力，并使其对中国政治文化及其他方面获得初步认识”；入班条件是学生“须具有高中毕业以上文化水平，并以通晓俄文或英文为宜”；学习年限“暂定两年。第一年以基本语文训练为主，辅以时事学习；第二年继续语文学习，并增加文化科目”(李滔, 2000, 第290页)。

1951年6月，教育部批准了《清华大学东欧交换生华语专修班两年教学计划(草案)》。该计划规定专修班的教学任务是：“1.培养外籍学生掌握中国语文的一般能力，包括听、说、读、写。2.使对中国政治文化及其他方面获得初步认识。第一年的教学目标是以打稳语文基础为中心工作，使学生能掌握1500字左右的常用字汇及一定数量的常用词，能以相当正确与流利的文字表情达意。第二年的教学目标是巩固并提高已有的语文能力。系统与扼要地介绍中国文化，使学生对我国情况获得初步的认识。”(程裕祯, 2005, 第8页)

当时的教学计划共分三部分，规定语文教育占全部课程80%左右，政治思想教育、中国历史和现状的教育占全部课程20%左右，健康教育在课外进行。其中第一学年教学进度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发音为教学重点，以科学方法编排发音教材；第二阶段以日常会话为重点，通过会话使得学生对中国语法有初步认识；第三阶段重点扩大和增加字汇，并使学生在语法上有比较深入的学习。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根据学员的特点，专修班确定了四个学期的教学安排，分别是：

第一学期：第1周——主要是中国语文序论及发音练习，每天上课3小时；第2周到第11周——学习基本语法及1200个基本词汇；第12-13周——学写汉字；第14-18周——学习语文读本。

第二学期：选读原著。

第三学期：选读原著，主要是毛主席著作。组织同学到大学练习听课。

第四学期：原则上暂定在大学听课为主，留在本班继续提高语文水平为辅。

综合来看，第一学年每天上课4-5小时，每周27-28小时。其中听课每周6小时，练习每周12-18小时，习字每周5小时，时事学习每周5小时，每周唱歌一次(帮助发音)，每月为学生灌音一次(每课灌录音片供自学)。第二学年语文课程占40%，内容包括基本读物、文法和修辞、作文；文化课程占60%，包括简要的中国地理、中国通史、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简史、中国文学作品选读、时事专题报告和文艺专题报告等。

经过近两年的集中学习，东欧留学生在中文的学习上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据清华大学东欧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反馈，首批东欧留学生中的大部分，打下了良好的中国语言的发音基础，掌握了3500个左右的常用字，了解并能运用基本语法，能写清晰正确的汉字，能以国语应付日常生活用语，能用浅显文字表情达意，略能使用字典，能阅读《人民日报》及简易报刊(教育部，1952)。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客观地看到，由于种种原因，对于第一批来华留学生的学习管理还存在一些不足，有些问题经过较长时间才最终得以解决。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1.东欧留学生来华时间不统一，导致初期教学计划性较差。

首批33名东欧留学生来华时间不尽一致。最早的是1950年12月，最晚的要到1952年3月。由于到校时间不统一，在教学上发生不少困难，尤其在教学进度上，早到的要迁就晚到的，晚到的要追赶早到的。导致的后果就是专修班教师第一年疲于为学员补课，没有充分时间去做教学计划设计工作，从而导致教学的盲目性很大，计划性很差。实际执行中，由于教学缺乏明确的要求和目标，对东欧留学生第一学期的学习，没有制定需要掌握的词汇量、语法和程度的明确要求，留学生也几次提出更改教学计划的要求，使得教学比较被动(教育部，1952)。1952年之后，根据之前所反映的问题，外交部照会各兄弟友好国家，要求各国学生必须在秋季开学时来华报到入学，而且必须在开学两个月前，正式将新生人数、国别、性别、年龄、文化及语言条件通报中国教育部门，以便详细制定留学生的学习计划。

2.东欧留学生对学习要求不统一，导致初期教学针对性较差。

东欧各个国家留学生的年龄、经历和学习要求不尽统一，这些因素为统一进行教学活动带来很大的困难。东欧来华留学生有高校毕业或肄业生，也有中等专业学校毕业或肄业生。如罗马尼亚5位留学生都是中学毕业，他们的学习目的和学习计划很长时间都不太明确。中国高等教育部门希望东欧来华留学生将学习的重点放在提高语文程度上，要求他们认真对待专修班两年的语文学习。专修班结业后到高等学校选课学习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提升语文水平。但是东欧来华留学生却倾向于提升专业学习水平。部分留学生甚至有急于转入专业学习的急躁情绪，在语文专修班结业前就强烈要求提前升学，结果出现了进入高校选课学习后跟不上进度，再次回专修班补习中文的情况。如匈牙利留学生米伯尔原本在专修班二年级学习，但他认为自己的中国语文已经超过结业生水平，要求到大学听课，未等教育部批准，自己就选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宋元明清小说戏剧选”，结果听了几堂课听不懂，继而又向组织提出要到美院学美术。他的理由是匈牙利国内缺乏美术干部，政府要调他去学美术史(教育部，1952)。留学生对待选课的态度差异也很大，有的留学生想选很多课，有的人一门课也不选，认为自己有书就能进行研究。甚至有些人认为大学生就要不上课，考试也是不对的。如波兰留学生石端选了中文系23个学时的课，专修班负责同志劝她少选一些，他的回答是共产党员就要克服困难。匈牙利留学生梅维佳对班级负责人指出，再过几年，大学生都是不上课的(教育部，1952)。

针对以上问题，教育部特别指出，尽管有各种不同和差异，但对留学生有一个共同的需求，那就是学好中文。东欧留学生的学习应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2年)要具备初步掌握中国语文的能力，在结业以后方能进入第二阶段学习。第二阶段一方面在高等学校选课，通过业务课提高语文能力，另一方面另设语文进修课(当时开设有困难)。为此教育部建议北大为他们特别开设一个班级，即大学一年级国文班，选择北京话正确、政治性较强的教授担任教师，同时动员政治性较强的中国学生和他们一同入班学习。

3.由于受到师资和语言等因素的影响，专修班初期教学活动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受到当时特定历史环境影响，建国初期新政府对高校师资的政治倾向是有顾虑的。当时总的认识是，旧教师的思想改造，特别是教学思想改造和教学观点改造是极其困难的，解决的办法是学习苏联和加强政治学习，但这并非一蹴而就的。当时具体负责东欧留学生教学活动的三人小组成员分别是邓懿、王远、周祖谟。受当时历史环境的影响，北京大学党委对他们的评价基本上都是负面的：认为邓懿、王远过去都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而且教学观点和教学思想都不正确，写出的教材往往有原则性的错误；还特别指出邓懿在担任班主任时期，在处理班上问题时，不能掌握方针政策，在接受批评意见时，表现尤其不好；批评周祖谟自以为有一套资产阶级的语言学，很不虚心，有时候因为工作关系爱发牢骚(教育部，1952)。当时的青年助教大都是从大学俄文、东语、中文等系调来的学生，优点是工作热情普遍较高，缺点是对中国语言的知识很少，还有许多没有学过注音符号，对中国语法更缺乏认识。这也导致留学生花费在阅读和理解上的时间较多，花在熟练技巧上的时间较少，对学习来讲非常不利。教学初期，教师和学员之间缺乏沟通的语言媒介，学员多数懂俄文，教师多数不懂，所以在教学上必须通过翻译进行，很费周折，而且容易出错。这一系列问题引发了学员的强烈反应。学员们以教师能力差为由，对学习丧失信心，认为是拿他们做实验品。有的学员反映：“下学期如果还是这样，我一定不来了。”(教育部，1952)匈牙利学员表示宁肯自修也不愿意上课。针对留学生反映的班主任和师资的问题，经过协商，教育部建议由北大副教育长周培源兼任班主任，由郭良夫担任副主任。

4.受主客观因素制约，政治思想课程的教学受到较大影响。

当时学校和专修班领导对政治思想课程的教学非常重视，专门就政治思想课程内容征询相关负责部门的意见。中宣部熊复同志在回复的意见中，建议思想课内容包括中国革命史、党的建设和国家总路线。学校党委会协助专修班制定政治思想课教学计划，教学方式主要包括座谈会、报告会或者参加学校中的一些政治活动等。教学活动原则上尽量在学校解决，必要的时候请相关负责同志作报告，但这不能作为主要的依靠，同时适当安排校内外的政治社会活动作为补充(教育部，1952)。

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首先，这样的内容外国学员不易接受，而且当时政治课的教员无法在校内解决。专修班曾几次请求马列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帮忙解决，但是没有结果。当时留学生的党团组织与专修班党组织没有联系，无法联合进行工作。这也导致在教学的最初阶段，东欧留学生普遍存在一种没有必要上政治课的想法。当时进修班安排马列学院孙定国同志主讲“陈伯达论毛泽东思想”(共五讲)，引发留学生议论。匈牙利留学生反映马列主义在本国已经学过，也考试过，没有必要再学；保加利亚留学生反映陈伯达的书都已经看过，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就自己在《毛主席选集》中找答案。总之，留学生们普遍表露出一种无所谓的态度。结果第一堂课秩序就很混乱，有的留学生披着毛毯就来上课，也不带笔记本；有些留学生交头接耳，微笑摇头，表示无可奈何。中间休息的时候，孙定国同志经过和翻译沟通，作了动员说服工作，才相对扭转了局势。但是后续政治思想课的教学工作受到很大的影响。据材料反映，“政治课随后由北大教员张凌青同志讲中国现代革命史，因为张本人自由主义作风浓厚，理论修养也不高，所以本学期没有让他继续讲下去，政治课因为请不到教员而停上。”(教育部，1952)

5.中外双方最初对来华留学生的学习经历认识不统一。

按照最初的规定，东欧来华留学生在语文专修班完成两年左右的中文学习后，进入中国高等院校有目的地选择一些课程进行学习。这也意味着留学生并非要按照专业要求完成所有课程学习。这样就产生了留学生学历的认同问题。保加利亚留学生提出，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后，希望获得中方的学历证书。而中国高等教育部门认为，中国大学学习需要学满4年，东欧交换留学生学习时间只有2-3年，并且他们不是学习本专业的所有课程，只是有重点地选择一些课程进行学习，所以不能发给这些留学生中国大学的学历证书，只能发给他们学习经历证明。匈牙利5个留学生在语文专修班学习结业后，提出拟转为研究生继续学习，并提出了具体研究方向。1952年9月，中央教育部回复：“鉴于新中国各研究部还没有上轨道，人民大学历史教研室只是对中国近代史方面一般问题的研究，没有专题指导。中国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室不是研究部的性质，而是室内工作的助手，根据研究计划分头搜集资料进行研究，没有专人指导，无法满足研究生教学需要。同时建议今后一两年内暂停招收来华研究生。”(教育部，1952)

1952年7月，经过一年半左右的学习培训，东欧首批来华留学生克服重重困难，共有22人顺利从清华大学东欧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结业，其中罗马尼亚5人，匈牙利4人，保加利亚5人，波兰6人，捷克2人。这些留学生在中文学习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根据中外双方的协商，这些东欧来华留学生从语文专修班结业后，分别转入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继续从事相关专业的学习。

通过接收外国留学生来华学习，新中国政府逐步制定并完善了外国留学生的教育和管理制度，为进一步扩大留学生来华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譬如为了帮助留学生尽快熟悉中文，让中国学生和东欧留学生共住一间宿舍，实际效果非常好。针对读本、口语、写字及写作等各种练习，采用多种方法帮助留学生克服困难，比如采用个别教授法，或者由教师到学生宿舍中去进行个别帮助。同时还加强学员自己的学习组织，发扬互助精神，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专修班结业后在北京大学中文、历史、哲学三系选课的留学生，学校为每人都配备一位导师，由专修班助教担任他们的辅导员。留学生每周都和导师交流一次，助教在导师讲课后再给他们复习。同时专修班还邀请各方面的专家顾问和留学生每月谈话一次。除了日常的学习之外，中国政府还组织东欧留学生到工厂、农村或名胜古迹等风景区参观游览，组织他们实地考察新中国的经济政策和社会变迁。这些举措极大地增进了外国留学生对新中国的了解，也加快了他们中文学习的进度。在后勤保障上，当时规定东欧来华留学生的学费、书籍费、住宿费、饭费和医药费全部由中国政府支付，伙食标准从原定的每人每月250斤小米增加到500斤，并且中西餐配合。除此以外，每人还有2500斤小米的制装费，每人每月200斤小米的零用钱。整体来看，一个东欧来华留学生的待遇相当于中国一个讲师或教授的待遇(教育部，1951)。

接收东欧留学生还为新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53年7月，专修班教员周祖谟在《中国语文》杂志上发表了《教非汉族学生学习汉语的一些问题》，这是新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的第一篇论文(韩笑，2010)。1954年高教部学生司专门对北京大学的留学生工作进行了检查，对中国语文专修班的教学工作评价道：“外国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的工作，已经走上了轨道，在语文教学方面，积累了一些教学经验，建立了一定的教学制度、教学组织和教学方法，并编写了语法教材，……这不能不说是一项较大的成绩。”(程裕祯, 2005, 第11-12页)1958年1月10日，周恩来总理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中，肯定了北京大学的做法，指出：“北京大学的外国留学生专修班采用了汉语拼音方案的第一个草案进行教学，很有成效，说明汉语拼音方案在这方面有很大优越性，汉字和注音字母是远不能跟它相比的。”(程裕祯, 2005, 第283页)同年9月，邓懿主编的《汉语教科书》俄语注释本由时代出版社出版，从此新中国有了第一部正式出版的供外国人使用的汉语教材。该教材积极贯彻国家的语文政策，推广汉语拼音和汉语普通话，尤其是语法部分的编写，奠定了对外汉语教学语法体系的基础，对后来中国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产生了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