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亡国灭种的危机迫使中国人去探寻救国道路。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艰难探索和比较分析，国人终于意识到，救国的途径有多条，但改造国民性是根本，而国民性改造的关键在身体。蔡锷《军国民篇》指出了教育与国民身体改造的关系：

教育者，国家之基础，社会之精神也。人种之强弱，世界风潮之变迁流动，皆于是生焉。东西各强国，莫不以教育为斡旋全国国民之枢纽。教育机关之要津在学校，故儿童达期不入校者罚其父兄。既入学也，其所践之课程，皆足发扬其雄武活泼之气，铸成其独立不羁之精神焉（曾业英, 1984, 第18页）。

   蔡锷认为教育决定人种的强弱，只有推广军国主义教育，使国民身体强壮才能救国。与此同时，严复、梁启超等一批有识之士面对国家危亡的严酷现实，指出要救国就必须改造国民性，要强国就必须保种、强种。“强国保种”的口号一反传统的“修心养性”，唤醒了国人对自身身体的认知。可以说，自晚清到民初，国家、社会、学校、家庭对改造国民身体的紧迫性问题已有相对一致的认识。台湾学者黄金麟在《历史、身体、国家》一书中明确提出，近代国人身体经历了国家化的过程，其间学校教育提供了一个制度化与常规化的场域，让学生的身体在一定的教育目标导向下和时空均受严格管制的环境中，经受一系列模塑与调教（黄金麟, 2004, 第70页）。可见，近代学校成为形塑国民身体的重要场所。

教育参与者身体的转型是中国近代教育转型的重要方面。现有研究成果多关注近代学校的体育和卫生问题，忽视了身体的复杂性，缺乏对教育参与者身体的整体关照及多角度、多领域的深入探讨，尤其在身体转型的原因、内容和影响等方面，缺乏细致、实践层面的研究，更少从受教育者角度去分析。因此，这类研究很难全面把握中国近代教育转型的特点，也无法全面透彻了解教育活动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身体”及实现对其生命的关怀。在各级各类教育中，小学教育是基础，因此，研究中国近代小学生的身体教育问题有助于我们解决上述难题。本文拟从政府、社会、学校的身体形塑与学生自身形塑这两条路径对中国近代小学生的身体塑造问题展开探讨。

形塑，主要是指近代中国在教育全面转型的过程中，出于强国保种的需求，按照一定的理想人格标准，塑造标准化身体形象的教育活动。形塑的前提是人的未完成性，形塑的主要对象是小学生。形塑强调环境塑造和自我形成并行发展，主要包括小学生卫生、体育、礼仪、秩序等方面行为习惯的养成。这是个系统工程，国家、社会、学校和学生个人都厕身其间，从内外两方面来规范小学生的身体。

自清末颁行新学制、兴学堂起，清政府颁布的学制和各部门的具体政策中便有关于学生身体形塑的内容，这代表了国家层面对小学生身体的理想追求。

清末教育宗旨为“尊君、尊孔、尚武、尚公、尚实”，其中，“尚武”就是对学生身体形塑的规定。1904年颁布的《奏定小学堂章程》规定，初等小学应“启其人生应有之知识，立其明伦理爱国家之根基，并调护儿童身体，令其发育”。可见，政府要求初小于传授知识外，应注重对学生身体的爱护。高等小学堂则“培养国民之善性，扩充国民之知识，强壮国民之气体。以童年皆知做人之正理，皆有谋生之计虑为成效。”在“调护身体”的基础上，章程强调学生还应“强壮”。鉴于上述目的，章程提出学校要注意空气、阳光、卫生等方面适合小学生身体发展的要求。在课程方面，学校设体操科，使学生身体发育健康均齐，流动气血，精神上“群居不乱，行立有礼”。修身科则重在平时约束，“以和平之规矩，不令过苦，指示古人之嘉言懿行，动其羡慕效法之念”，由此养成儿童德性，“使之不流于匪僻，不习于放纵”。教学方法上，重在循循善诱，而体罚“只可示威，不可轻施”（舒新城, 1981, 第411-429页）。这规定是近代中国政府首次提出关注学生身体的要求，既体现了对学生的尊重，也是从国家层面对学生身体的解放。总之，“癸卯学制”旨在塑造文明有礼、身强体健的学生形象。

民国肇建，新的教育宗旨颁布，军国民主义教育备受推崇。民初颁行的教育法令和政策，强壮身体仍是政府的指导思想之一。1912年9月，政府颁布《小学校令》，其宗旨为“留心儿童身心之发育，培养国民道德之基础，并授以生活所必需之知识技能”。《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强调，儿童身体重在发达健全，“凡所教授，必适合儿童身心发达之程度”。可见，民国时期对小学生身体的基本要求仍是健康体魄，强调传授知识与学生身心发展相适应。此外，初等小学校修身科重“恭敬”“清洁”诸德，同时“渐及于对社会国家之责任”，激发进取之志气，养成爱群爱国之精神。高小除前项扩充外，修身以“嘉言懿行及谚辞等指导儿童，使知戒勉，兼演习礼仪”，不同的是授以民国法制大意，使学生具有国家观念（舒新城, 1981, 第444-451页）。

此外，教育部为更好地规范和统一学生“身体”，于1912年公布了《学校制服规程令》，要求高小以上学校学生必须着制服（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1991, 第61页）。不仅如此，随着卫生和健康教育的大力宣传和践行，政府还注意到通过卫生课、健康教育等形塑和养护学生身体。民初小学理科课程涉及生理卫生，1923年《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明确了小学单设卫生科，内容包括卫生习惯和人体器官、疾病预防等。国民政府时期遵循三民主义教育宗旨，按照“儿童身心发展的程序”开展教育，主张卫生教育和健康教育并重，加强对中小学生的训育（顾明远, 1994, 第2335页）。1929年各省市成立了健康教育委员会，同年颁布《小学课程暂行标准》，卫生科增加了卫生出行等内容，并要求教师按时对学生进行卫生检查（吴履平, 2001, 第13页）。1936年教育部公布《修正小学规程》，强调传统道德与新时代的卫生健康观念结合，提出小学生不得施以体罚，校舍等设备须适合学生的身体及卫生，小学生所用桌椅，宜适合其身长比例，小学应力求充实卫生及运动之设备等要求（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1994, 第544页）。可见，随着中西方观念的不断交流、对受教育者身体的认识和关注不断加强，民国政府除注重强调小学生身体强壮、身体形塑外，还注意到了从桌椅长度、卫生习惯、校舍建筑等细微处对其身体进行养护。

近代中国，批判传统教育、介绍西方教育、研究新教育最有影响力的当属《中华教育界》《教育杂志》等刊物，它们亦成为传播新的身体教育观念的排头兵。这些杂志刊载了大量小学生身体形象的图片和文章，以其强大的舆论宣传功能深刻地影响、左右着当时政府的教育思想、学生的教育观念，成为身体形塑的重要思想阵地。

1911年第15期《儿童教育画》呈现出当时的小学生形象：小学生周末早上六点起来锻炼，举哑铃十五分钟，早饭后温课，看报纸，整个过程小学生都穿着制服（日记，1911）。当时影响甚广、代表社会主流教育思想的《教育杂志》登载了凉州模范小学生做哑铃操的照片（摄影, 1912）。此类宣传使小学生早起锻炼的形象受到社会认可，符合当时政府对学生身体健康的要求，因而成为塑造的典型。《中华教育界》1914年19期《小学生徒坐立之姿势》细致分析了小学生坐、站、写字三个方面的正确姿势，具体易行。同时，小学生身穿制服的形象，亦同样成为大众关注与形塑的内容。《模范之女学生》一文主张，学生无论在学堂还是在家庭，都应衣着朴素，“不以新奇之装束为出色惊人者，星期休业，仍在家温习功课，不成群结队，徘徊于洋货铺绸缎店中者。化妆品如香水、香粉、香肥皂等概不购用，只求清洁不事修饰者。目不支金丝眼镜，颈不悬练索，力戒浮华，足为闺范者。不缠足而姿势端正，举止大方，无轻佻浮薄之状态者”（凉州杂俎, 1911）。女学生要朴素整洁，举止大方，且不缠足。可见，在“强国保种”背景下兴起的妇女身体解放运动，亦影响到学校教育中的女学生，经报刊的宣传扩大，迅速成为塑造新国民形象的有效途径。

以上对于小学的形塑宣传案例，不甚枚举。这些舆论宣传行为，使政府的形塑主张得到广泛的传播，成为塑造新国民形象的有效途径。

学校不单是教育学生心智的场所，也参与监控并形塑年轻人的身体（克里斯·希林, 2010, 第20页）。学校形塑指学校贯彻实施政府的形塑方针政策时采取的具体措施。

清末新式学堂已开始对学生身体进行规训。1907年的《保定师范小学堂操行考察法》将操行分为勤学、私德、公德、服从、仪容五德。其中仪容主要考察学生有无以下不良行为：一、容止不正、面垢手污、衣服不洁、冠侧纽解等；二、成队时脱列、拥挤、交手、私语，低头、左右顾、及行礼时乱列失仪，因而嬉笑等（刘续曾, 1908）。前者着重考察卫生、服饰之整洁，后者则强调在集体列队时能否遵守纪律。

民初北京高等师范附小以严格的制度规范学生日常身体行为。该校规定，体质健全方有入学资格，学生每日必须穿制服整齐来校。作息应早起早眠；时常沐浴，夏季尤需注意清洁；早起及食后要清洁口齿；饮食宜有节制；宜禁烟酒有害之物等（李桂林, 1995, 第559页）。该校从服饰到作息制度，甚至是对口腔、身体清洁等影响身体健康的因素都一一详加规定，可谓细致入微。可见，对小学生的身体形塑亦是一定纪律要求下的身体规范化过程。

1925年，浙江第十师范附小的训练要目，主要强调要培养学生端正姿势、清洁整顿、崇尚礼仪等九个方面的习惯。其中端正姿势之习惯包括四点：

    1.在坐：敛颚闭口，脊柱始终挺直，腰宜深藏，两足任势整齐，两手置于腿上

    2.起立：腿宜伸直

    3.步行：着地时趾踵并下

    4.作业：写字时脊柱挺直，左腕放在桌面，读书时其视距离宜适当（约一尺二三寸），对话时宜直立垂手（印，1925）。

可见，该校对小学生坐、立、行、学习时的姿势都有明确细致的要求, 传统教育中学生“隐喻”的身体顿时鲜活起来，在国人眼中成为榜样。1928年南京市立马道街小学着手培育好学生，制定了具体标准十二级120条，学生六年级十二学期，每学期一级。低年级着重卫生和秩序，高年级注重礼仪和人格塑造。每一级由级主任指导儿童实行，学期初将本级条文揭示教室并向儿童解释。为了落实此项内容，学校采取教师与儿童公开考查制度，把十二级的标准印成表格，随时考查儿童的表现，结果用四种不同符号记在表格上，每个月由训育主任汇集并公布成绩，使学生明白个人的进度（吴瑞芳, 孙觉民，1928）。可见，学校对小学生身体的形塑更加细致，不但具体到年级、学期，而且要求教师参与形塑全过程，实行随时抽查与阶段总结的考核制度，将学生的身体形塑内化为日常的行为。当时小学实行学生自治，设巡察团，对学生走路姿势等身体行为实施监督，可见学校对学生身体形塑已经完全走向规范化（张九如，周翥青, 1933, 第10-22页）。

部分教师的日记也印证了当时学校对小学生身体形塑的努力。徽州小学教员黄卓甫在其1930年的日记中记载了学生从初入学到适应的过程。根据他的记载，由于学校侧重学生遵守纪律与行为习惯的培养，经过一段刻意引导后，学生行为表现大为改观（黄卓甫, 1930）。刘百川1931年任江苏东海中学实验小学校长，在任期间，他特别注意卫生问题，对学校进行整修（教室的采光、黑板的高度、痰盂的制法等），并且制订了学校卫生设施办法，促使儿童养成好的卫生习惯(刘百川, 2011, 第47页)。

总之，在近代小学生身体形塑过程中，政府制度发挥了重要规范作用。在报刊的舆论宣传下，新的小学生形象深入人心，各地小学因地制宜，进行不同层面的实践，使身体形塑真正融入了学生的日常生活中。

小学生是教育活动的主体和被形塑的主要对象，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主体。他们在被政府、舆论和学校形塑的同时，也在自我塑造。因此，民国时期小学生如何看待政府、舆论及其学校的身体形塑问题，值得探讨，而其亲身记载的日记内容，有助于进一步分析小学生在外界规训下的自我形塑。下文重点结合具有代表性的民国小学生日记，考察当时小学生对身体形塑的认知及形塑体验。具体来说，在政府、舆论及其学校引导下，小学生形成了强身卫国、重视卫生等身体养护观念，对待体罚和仪容等方面亦有个人的看法。

日记表明，小学生已普遍认识到体育锻炼与身体健康的关系。小学生吴立基认为，下雨便不能到操场上运动，“便不能使血脉流通”，因而不喜欢下雨（吴珮瑛等, 2012, 第120页）。群益女校凌小英描述了自己对体育运动的认知过程：上午上体操课，由于天气寒冷跑回教室；“下午，我想尝尝运动的滋味了，那知一经运动，果然一点不冷了，等到回来的时候，呼呼的北风，只像和暖的春风一样。运动强身体，不错，人的健康术，就是运动”（凌小英, 1935）。此外，小学生杭茂祥坚持每日打拳（承国新, 杭茂祥, 1933, 第60页），周建中坚持每天散步（吴贤岳, 1933, 第9页），此类事例日益成为日记中经常出现的内容。可见，小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体验到了快乐，也逐步形成了健康的身体锻炼习惯和意识。

与此同时，小学生将身体与国家命运和前途联系在一起。河北定兴简师附小三年级孙金声认为，中国不强盛的原因，一半是因为国民身体不健全。在看他来，当时国民个个面黄肌瘦，所以被外国人称为“东亚病夫”，而西人注重“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全的体魄”，挺着胸身，故个个身体强健（董志渊, 2011, 第27页）。小学生杨延壎认为运动可以救国，“锻炼身体全靠运动，如果将身体练好，长大就可以和外国人一拼了”（瞿世镇, 1936, 第6页）。

许多小学生日记中记载了对卫生与疾病关系的认识。1931年8月18日，浙江奉化东区镇东区小学六年级学生周建中在日记中列举了自己该学期的计划，共十八条，其中有十二条与身体有关，分别为：养成爱美的习惯；工作不操劳过度；思想不思虑过度；早起早睡；饮食有节制；衣服寒暖合体；随时改正举动；运动、技艺各科努力求进；注意中暑；注意发现眼病；留心秋天的疟疾；防止冬天发生冻疮。可以看出他对自己的身体非常关注，十二条计划中，涉及身体美学一点，体育锻炼两点，强调学习与身体关系的两点，其余都是疾病和卫生习惯的培养（吴贤岳, 1933, 第1页）。1934年8月27日，江苏宜兴周铁镇西桥小学学生杭茂祥的日记记载有每周换洗衣裤三次，洗鞋子两次，洗澡七次，扫地六次，揩桌子一次，早早起身打拳三次等（承国新, 杭茂祥, 1933, 第60页）。不少小学生已经注意到卫生与健康的重要关系，认为洗浴有“清洁皮肤，促进抵抗力，增加营养，预防感冒的效力，卫生上是不可缺少的”（董坚志, 2012, 第56页）。可见，小学生们大都认识到，身体健康与个人的积极维护关系密切。

很多小学生非常注重牙齿卫生。程日芬常唱一首卫生歌：“打起堂锣敲起鼓，请听卫生刷牙歌。早饭午饭晚饭后，日刷三次不为多。白齿洁似山中玉，红唇香如六月荷。免着蜡黄一板齿，被人厌恶心难好。”（吴佩瑛, 2012, 第143页）承国新认为平日不刷牙齿，牙齿便容易蛀，并且还会痛（承国新, 1933, 第25页）。

民国时期，时疫流行，小学生对此也有自己的看法。小学生周建中称镇里有很多人染病，见到同学王顺全面目苍白、周身冰冷的状况，他感觉时疫非常可怕，指出预防时疫“对于卫生方面，要格外地留意才好”（吴贤岳, 1933, 第9页）。小学生不仅自己注意保持清洁，还要求周围的人注意卫生。比如，吴珮瑛常常督促佣人剪指甲，因为指甲长了会藏污纳垢（吴佩瑛, 2012, 第125页）。小先生杭茂祥常常劝诫他的同学们不要乱吃东西（承国新，杭茂祥, 1933, 第69页）。可见，小学生已经意识到卫生习惯与身体健康密不可分，并且能身体力行，努力自我形塑。

传统教育中体罚盛行。民国初年，政府三令五申禁止体罚，不少教育家亦呼吁提高儿童地位，禁用体罚，一线教师也认识到体罚容易伤害学生身体。但体罚仍然时有发生，比如，1926年7月北平振华小学曾发生教师责打学生致伤的事件（训令, 1926）。

日记显示，对小学生来说，体罚带来的羞愧感要大于疼痛感。小学生淑民迟到五分钟，被老师打手板三次。打得他“手怪痛麻，心里又很害羞”，终于忍不住哭了（淑民, 1932, 第97页）。龚家麟因被打手板而感觉“难为情”（龚家麟, 1931）。吴珮瑛对体罚的认知颇具代表性。因为常识课背不下来，她被先生打了三板手而心感惭愧。“先生和我们说了几次，叫我们预备，我至今还背不来，岂不惭愧吗？我们切不可说先生不该打，只可怪自己不用心（吴珮瑛, 2012, 第126页）。”在处理身体与成才的关系中，她感受到体罚赋予的羞辱感；同时认为如若每个人都能自觉，谁“都可以永久不消打手的”。她认为打手板是教师督促自己成长的手段。为了成才，将免受体罚的前提归于自身努力，而非怪罪施罚者。可见，小学生虽然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但能积极反省，主动改造自我，客观上推动了形塑的进程。

民国小学要求学生仪容大方，穿着制服。小学生淑民第天上学，就在学校门口的仪容镜前徘徊，虽然按要求自己手脸还算干净，但是因为没有制服，他觉得自己的夹衣又破又烂，又不像同学身着制服那样整齐，他忐忑不安地想着，“学校里要我这样的孩子吗？”（淑民, 1932, 第92页）当时学生认为穿着朴素大方是最重要的，小学生胡干庄上学时穿了一件花花绿绿的衣服，受到同学指责，因为大家认为，小学生要穿坚固大方的衣服（吴佩瑛, 2012, 第137页）。服饰反映学生的价值和生活方式，近代小学生注重自己的形象，穿着以大方整洁为主。

人的身体既有生物性，又有社会性和文化性。近代中国掀起了身体改造的浪潮，小学生也厕身其中。在改造自我身体的过程中，小学生有了自己的领悟和思考。具身理论认为，认知身体，与身体的构造和功能，与身体的感觉运动系统紧密交织在一起，而身体是一个具身的身体，是一活生生的与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交互作用的有机体。（叶浩生，2011）

正如法国学者梅洛-庞蒂所说，身体是一种实践模式（梅洛-庞蒂, 2001, 第119页）。身体既是我们实践的环境，也是实践的手段（特纳, 2000, 第278页）。日记体现了近代小学生身体形塑中的主动性，其身体认知与生活息息相关，是身体实践的一种。在经历了运动、锻炼、体罚的阵痛、疾病的苦痛等磨练后，小学生们逐步认识到身体的需要，进而积极追求“生命”的主旨。

身体是教育的起点，也是教育的归宿。在亡国灭种的背景下，国民身体承载着国家的希望，成为民族强大的隐喻。近代小学生身体塑造的过程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内塑转外塑，多重合力。与传统教育注重塑造学生个体内在的道德人格不同，近代教育更强调“野蛮其体魄”，强调学生外在自然形体的改造。近代以来，国家、社会都在强调形塑和身体养护的重要性；强调形塑和身体改造与社会改造、追求国家富强之间的密切关系。身体承载着国家、社会、个人的理想，教育成为国家实施身体控制的一种形式和手段。从培养目标来说，从清末的“新民”到民初的“国民”，进而到后来的“公民”，近代小学生的身体形塑过程无不贯穿国家对教育对象的身体形塑要求。从传统教育的内塑向现代教育的外塑转换，从没有统一国家意志的身体塑造到由国家主导形塑目标，国家、社会、学校共同作用目标的实施，是近代形塑教育的基本特点。

第二，日益细致，日趋科学。德国学者埃利亚斯认为，在文明发展的进程中，政府对个人行为的控制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稳定，它要求人们在组织中有正确的表现（埃利亚斯, 2009, 第254页）。近代中国被迫向西方文明转变，在小学生身体形塑的过程中，国家、社会、学校和学生厕身其间，从修身、训育、礼仪、卫生、体育等多个方面着手，最终层层落实到每个学生的身体。随着社会的进步，现代卫生观念、体育课程等被引入，形塑的内容也不断丰富，形塑的要求逐渐从模糊走向细致。科学形塑是近代小学生身体形塑的重要特点。

第三，适塑同步，严禁体罚。人的身体是有各种需求的。法国学者奥尼尔指出，从生到死，人们做的许多事情都仅仅是为了维持工具性身体的存在；人需要食物、饮料、清洁的空气、休息、住房、衣服以及一定标准的社会健康和安全，从而延续自身的生命（奥尼尔, 2010, 第89页）。“适塑”即办学条件要适合身体的发展，将学生形塑建立在安全舒适的基础上，逐步追求适身与塑身的和谐统一。综观晚清、民国政府颁布的教育政策法令，“宜于卫生”“安全”“方便”“适合”等字眼随处可见。随着医学卫生事业的进步，影响身体发展的各种积极因素被加进来，如强调桌椅等设备与学生身体发展相适应等。同时，禁止体罚既是对学生身体权的尊重，也使学生身体解放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第四，全民参与，辐射广泛。学生身体的变化不仅影响了自身的健康卫生与形象塑造，而且辐射到家庭与社会，有利于推动国人良好习惯的形成。1914年《市政通告》提出学生宜作路上行人之模范（论说, 1914）。《一个乡村小学教师的日记》描述了小学生种痘以后，家长要求学校为其弟妹种痘，学校前后为25人成功接种牛痘苗的过程（俞子夷, 1930, 第84-85页）。前述吴佩瑛和杭茂祥对亲友的要求也说明了这一点。可见，小学生作为各级教育中人数最多的群体，不仅被形塑，也在将自身的经验和形象积极推广，其影响远远超越自身范围，成为提高国人身体素质的重要途径。

学生身体涉及方方面面，每个个体又千差万别，因而塑造过程也复杂多变。形塑的效果难有统一的评价标准。总的来说，当时社会各界对形塑效果大多持肯定态度。前述北京高师附小的形塑成效，得到专家的一致认可。学者庄俞于1914年参观该校，课堂上“学生一律以手执书，使竖于案上，各自观览，学生无从有偷惰嬉戏之事”。学生休息时活泼，散课上课一律排队。庄氏从该校的教学管理、课堂姿势方面描述出学校对学生身体形塑的要求与内容：以“教室安静肃穆，学生拿放学具迅速稳静，案上整洁，姿势宜佳”为培养目标。同年，教育家顾树森参观该校，对该校学生的生活纪律给予肯定，认为学生吃饭或处理食器，整然有序，食时仪容颇佳；路遇教师需敬礼。教育家黄炎培于10月13日参观学校，认为学生勤劳活泼，师生都着校服，整齐大方（李桂林, 1995, 第561-569页）。该校教学与生活管理中学生的有序、安静、整洁反映了小学生身体形塑的成效。小学生的日记则直观呈现了他们身体塑造和身体观念的变化。可以说，小学生的身体型塑顺应和推动了国民对身体的科学认知。

总之，受教育者的身体变化是研究近代教育的重要方面，学生身体形塑使身体由“隐喻”走向“公众”。学生身体的变化，从一个侧面体现着中国教育现代化的重要进程。近代小学生身体的形塑，遵循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双重路线，前者是国家层面的塑造，后者是小学生的自我形塑。人的身体最容易用来反映一个社会系统的意向。小学生身体是一种兼具生物性与社会性的未完成实体，在被社会充分接受之前，需要经过漫长的教育过程（克里斯·希林, 2010, 第70、143页）。身体的未完成性是教育存在的前提，改造身体进而关怀身体、关怀生命是教育的最终目的和根本追求。研究近代小学生的身体变化，可以更全面地了解近代教育和社会的转型，更好地切入对小学生的身体和生命关怀，并为当前小学生的身体生成提供一定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