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文化建设立足于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腐败现象发生，是廉政建设的先导，是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重要举措。教育系统作为社会的子系统之一，其廉政文化建设与全社会廉政文化建设息息相关。同时，教育系统作为培养人才、创新知识和传承文明的主要阵地，其廉政文化建设承担着“防腐”和“育人”的双重使命，对于引领社会廉洁风尚，推动全社会的廉政文化建设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一、廉政文化、廉政文化建设的内涵

要了解当前我国教育系统廉政文化建设的现状，首先需要对廉政文化的内涵有一个清晰的认识。笔者认为，可以从内涵和外延来对其进行界定。就内涵而言，“廉政文化”是指一个国家中的阶级、民族、社会成员在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所形成的关于廉政的基本知识、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生活方式以及社会评价的总和，是人们廉洁从政从业行为在文化和观念上的客观反映；就外延而言，“廉政文化”则是以廉政为内容、以文化为表现形式的一种文化形式，是廉政建设与文化建设相结合的产物，包括理念、制度、载体和行为四个层面（蔡娟，2010）。中央纪委等6部委2010年联合下发的《关于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意见》指出：“廉政文化以崇尚廉洁、鄙弃贪腐为价值取向，融价值理念、行为规范和社会风尚为一体，反映人们对廉洁政治和廉洁社会的总体认识、基本理念和精神追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廉政文化建设，面向全党全社会，以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为重点，以培育廉洁价值理念为根本，以廉政制度和规范为支撑，以群众广泛参与的廉政文化创建活动和丰富多彩的廉政文化产品为载体，在反腐倡廉建设中处于基础性地位。”这可以说是对廉政文化及其建设的内涵的较为全面的阐释。

二、数据来源

教育系统廉政文化建设已经成为优化当前教育环境和全社会的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目前我国大部分研究不是针对高校廉政文化建设，就是针对中小学廉政文化推进，忽视了对教育系统廉政文化建设的整体性把握和系统性研究。为全面、客观地了解与反映我国教育系统廉政文化建设现状，课题组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实证调研。首先，确定了以教育系统工作人员（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领导干部、行政人员、教师、职工）、在校学生以及社会大众三个不同群体为调查对象。其次，问卷设计中，以对廉政文化建设的认知、实践、制度、体制机制和国际经验借鉴等为主要内容，以感知、认同、目标、效果、路径等为维度或指标，并辅以若干开放性问题以获取更丰富、全面的信息。再次，调查实施过程中，以随机分层抽样为原则，在2014年1月至10月间，选取了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等地区15个省（市、区）进行调查，共发放问卷3200份，回收有效问卷2957份，有效回收率为92.4%。其中，教育系统工作人员832份，大中小学在校学生1091份，教育系统之外的社会大众1034份。最后，对调查所获得的数据用SPSS19.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①

三、当前教育系统廉政文化建设的总体现状及其原因分析

总体而言，我国教育系统廉政文化建设与教育发展、干部作风、教师育人、学生成长的阶段性特征相适应，走出了一条内涵式发展的道路。但由于文化建设本身具有系统性、长期性、艰巨性与复杂性等特征，加之受到社会转型、廉洁修身教育传统较为薄弱等因素的影响，我国教育系统廉政文化建设还存在许多问题。以下着重从理念、制度、载体和行为四个层面对此展开分析。

(一) 理念层面

理念是一种较为深层的、稳定的取向，也是文化建设的精髓，其不仅是规范行为的指针，也能弥补制度和客观责任的不足，并对社会做出正面示范。理念层面的廉政文化主要指关于廉洁从政所形成的各种思想、理论和价值体系，如廉政心理、廉政信念、廉政伦理、廉政意识形态等。

首先，教育系统廉政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得到确立，对廉政文化的理论研究不断深化。《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完善体现教育系统特点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以此为蓝本，从2010年起，教育部党组每年发布《教育系统党风廉政工作要点》，对工作进行总体部署，并有步骤、有重点地推进。为进一步加强廉政理论研究，教育部从2009年开始专门设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教育廉政理论研究）；很多高校成立廉政（文化）研究机构，对教育系统的廉政文化进行系统性、全方位的梳理，形成了一些具有前瞻性的理论成果，^②理论引领和指导实践的作用已经显现。

其次，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内涵和目标定位得到普遍认同，廉政文化建设氛围浓厚。调查显示，对于“是否应该在学校中开展廉洁教育”，选择“非常需要”和“有些需要”的占到总体的84.3%。与重要性高度关联的是对廉政文化建设的内涵和目标定位的认识。对于廉政文化的内涵，选择“不贪污受贿”和“不以权谋私”的受访者分别占60.8%和54.5%，选择“诚实守信”和“勤俭节约”的有54.7%和28.6%，可见，对廉政文化内涵的理解并不只是狭隘地针对公权力。对于廉政文化建设的目标定位，占前三位的是“提升道德水准”、“提高法纪意识”和“培育廉洁氛围”，分别为66.3%、60.7%和60.1%，远远高于树立廉洁标准这些短期目标，这体现了教育系统着眼于长期和未来目标的特点。

再次，我们也必须看到，理念层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对廉政文化建设的主体认识存在误区，对“防腐”和“育人”的双重使命理解不够。在对“教育系统廉政文化建设的主要对象”的认识上，有87.5%的受访者选择了学校领导，其次则是教师和行政人员，分别是66.0%和63.0%；认为是学生和学生干部的比例只有24.2%和17.5%。可见，学校领导、教师和行政人员仍被普遍认为是教育系统廉政文化建设的主体，学生在其中的作用被忽视。对主体的这种曲解，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就在于对廉政文化建设“防腐”与“育人”的双重使命认识不足。“尽管从严格意义上腐败的主体是‘公共权力的拥有者’，但是从更加宽泛的范畴看，一个国家内部的市场主体、社会主体乃至任何一个单独的民众个体也可以是腐败的共谋者和参与者。”（刘杰，2012，第3页）但教育的根本任务之一在于立德树人，因此，教育系统廉政文化建设就不能仅仅局限于领导干部的防腐问题，更应着眼下一代廉洁价值理念的培育，并由此对国家与社会发展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这也正是教育系统有别于其他系统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特点所在（罗国振、虞阳，2014）。

(二) 制度层面

文化对人的行为约束更多的是一种自我道德约束，一种主观上的自觉，具有不稳定性；而制度则不同，它具有外在的强制性的约束力，带有全局性、根本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特点，能够促使廉政文化建设更加规范、有序。廉政文化建设的制度层面主要指规范人们廉洁从政从业的规章制度、法律、法规、仪俗、乡约等。从制度角度考察，教育系统的廉政文化仍缺乏系统性的制度安排，归纳起来主要表现为：内部长效机制缺乏，外部尚未形成家庭、学校和社区间的良性互动机制。

首先，就教育系统内部而言，预防和惩治教育腐败的制度不够完善，廉政文化建设长效机制缺乏。（1）教育系统预防和惩治教育腐败的制度不够完善，“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还没有取得压倒性胜利。近年来，无论是中央巡视组还是教育部和地方巡视组，都在教育系统的巡视中发现不少问题。调查发现，选拔任用干部、基建招投标、招生环节是教育系统腐败多发的领域，在职称评定、教育收费、专项基金使用、项目评审和财务管理等领域也存在不同程度的腐败问题。（2）在顶层设计上，仍未形成体系化的制度。比如，在内部分工方面，虽然已经基本形成由党政、宣传、纪检、组织、学工等职能部门分工负责，广大干部师生共同参与的格局，但仍然经常出现领导分工不明确、廉政文化建设流于形式等问题；在评估考核体系方面，教育系统普遍以教学、科研、升学率作为评价标准，廉政文化建设往往未纳入其中、或者虽纳入其中但易被忽视，廉政文化建设尚未形成具有可操作性和强约束力的评估指标体系。（3）在实际操作层面，缺乏长效机制。关于“开展校园廉政文化教育中存在的困难”，有45.9%的受访者选择了“尚未形成廉洁教育的固定机制”。因此，与校园文化建设活动融为一体，廉洁文化内容“进教材、进课堂”，与社会、家庭教育形成互动机制都是长效机制建设的有益探索。

其次，就教育系统和外部社会系统的关系而言，尚未形成家庭、学校和社区间的良性互动机制。调查中90.3%的受访者赞同“学校应该加强与家庭、社区在廉洁教育上的合作沟通”。对于社会大众，课题组还追问了“是否愿意共同参与学校廉洁文化的建设”，结果是仅有一半左右（52.9%）的受访者明确表示非常愿意共同参与，37.6%的受访者态度比较含糊，还有9.5%的受访者明确表示不愿意。通过两组数据的对比可以看出，社会大众对学校开展的廉政文化建设引领社区、家庭和整个社会廉政文化充满期待，对加强与家庭、社区的合作沟通也是高度认可的，这为教育系统廉政文化建设的整体推进提供了良好的文化环境；但是家庭、学校和社区间共同开展廉政文化建设的良性互动机制尚未形成，这也正是未来需要探索的问题。

(三) 载体层面和行为层面

载体是体现理念、制度所必不可少的物化形态，包括各种廉政主题公园、廉政教育基地、廉政文化室、廉政图书角等硬件载体，廉政教材、影片、视频等软件载体，以及廉政课程、廉政学习读书会等实践和活动载体。行为层面，则表现为人们秉持廉政理念而具有的基本行为方式，如工作方式、生活习惯、言谈举止等。从观念感知到理念理解、再到内化为日常行为的过程，需要通过个体的实践来完成。

首先，教育系统廉政文化建设的载体不断丰富，其辐射力、吸引力和实效性日益增强。第一，基础设施在不断地改善，学生活动中心、图书馆、档案馆等公共空间为廉政文化建设提供了多样化的载体。第二，各地教育系统结合地方特色，创造出很多内容丰富、形式新颖的廉政文化活动，如观看反腐倡廉影片、举行以廉洁文化为主题的征文活动和演讲比赛等。第三，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打破了“时-空”界限，校园网、论坛、微博、微信等这些新载体使廉政文化建设活动变得更加形象化、立体化，辐射面、吸引力也得以扩大。以在校学生接受廉政文化的载体为例，56.8%的受访学生选择“电影、电视、广播”，45.4%的受访学生选择了“书籍报刊”；“墙报、黑板报、宣传栏”（34.7%），“校园网络”（16.9%），“微信、短信、邮件”（11.4%），“专题讨论会或主题班会”（9.9%）等也成为在校学生接受廉政文化的重要方式。

其次，针对不同机构、主体的差异化、系统性和持续性的载体较少，导致参与廉政文化建设的动力不足。以学校为例，一是缺乏与廉政文化教育相匹配的具有针对性和系统性的素材，“缺少对学生有吸引力的廉洁教育材料”被视作开展校园廉政文化建设的最主要困境，占59.4%。二是廉政文化建设的载体创新不足，流于形式、缺乏实效，廉政文化品牌和精品鲜见。有时把创新廉政文化建设途径，片面化地理解为“创新廉政文化建设的形式”，仅仅追求形式的多样性，而忽视内容的实效性，缺乏感染力与亲和力。有时以举办一些与廉政文化建设为主题的文化汇演或者文化宣传来应付考核和评价，并不去关心廉洁理念是否真正“进入大脑”、“深入内心”（陈金波、荣欣，2013）。这都一定程度上致使部分师生动力不足，因而难以取得相应的效果。

再次，廉政文化实践群体间差异明显，教育系统工作人员的廉政文化实践较为充分，而学生参与的机会和方式则较为有限。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学校开展廉政文化活动的频率偏低。对教育系统工作人员和学生关于“一年内是否展开过廉洁教育活动”的交叉分析显示，受访学生中，选择经常开展的仅有8.9%，偶尔开展的占28.8%，还有32%的学生认为完全没有开展过；受访的教育系统工作人员中，选择“经常”的比例为39%，选择“偶尔有”的为42%，明显高于在校学生。二是廉政教育通常被视作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部分，以思想政治课程的形式展开。在体制化的课程安排下，学校往往是根据教育部门的统一安排例行开设课程，教师上课是完成学校安排的教学任务，学生则处在被动接受的位置。这种模式导致学校领导、教职员工、在校学生缺乏对于教育廉政文化建设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最后，家庭和社会大众对廉洁教育的关注程度并不高，从而也加大了从观念感知到内化为行为的难度。高达41%的受访者并不清楚身边学生所在学校最近一年内是否开展过廉政文化教育活动，这反映出他们对此并不关心。针对社会大众“家庭各项教育频率”问题的调查显示，相对于文明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选择诚信教育和廉洁教育的比例较低，不到一半。然而，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是个体情感维系、道德形塑、价值观念传承的重要场域，对于个体廉洁意识的养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是预防和抵制腐败的一道重要关口。

四、结语

目前，我国教育系统廉政文化建设在理念、制度、载体和行为四个层面仍存在着一些不足，需要进一步推进其建设进程。引领社会廉洁风尚、增强廉政文化的辐射力，必须将四个层面视为一个相辅相成的整体，在教育系统和社会的互动中，从学校、家庭和社区的互动中来推进，同时还要将廉政文化建设纳入国家治理框架和视野里进行考量。廉政文化建设既是一种社会秩序的建设，也是一种文化建设，更是一种作为主体的人的建设。因此，无论国家治理体系建设还是廉政文化建设，首要的是人自身的重建（杜玉华，2014）。而作为对全社会的廉政文化建设具有示范和引领作用的教育系统廉政文化建设，必然也要置于国家治理的框架和体系下，以“文化—社会”的视角来推进两者的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