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什么样的教育历史人物写入中国教育史教材一定会经过编写者的慎重考虑。选什么人不选什么人，又将入选者放到什么位置，反映了不同编写者对中国教育历史的理解和对中国教育史课程、教材的理解。本研究尝试分析1979-2015年间中国大陆地区出版的57种中国教育史教材所选入古代教育人物的有关情况，即：选入了多少人物？选入了哪些人物？所选人物被选频次如何？由此透视，在教材编写者看来，中国历史上哪些古代教育人物的思想和实践最具备理论和历史价值，最能够代表中国传统教育，因而最应当得到认定，也由此透视中国教育史上的古代教育人物群体是如何被构建出来的。
一、基本情况改革开放以来出版的第一种中国教育史教材是毛礼锐、瞿菊农、邵鹤亭出版于1979年的《中国古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我们搜集到从此时起到2015年间公开出版的中国教育史教材57种。教材的收入原则是：(1) 以“中国教育史”、“中国古代教育史”为名的教材，或可以用作教材的单册同题材著作，极少数教材为上下册。(2) 再版或修订版教材重复收入计数，57种教材中，有5种再版，2种三版，1种四版。(3) 所收入教材包括贯通古今的和通述古代的，断代教育史(如先秦教育史、隋唐教育史等)著作不收。57种教材中，有11种是中国古代教育史，46种是中国教育史。所有教材的记叙年代都始于远古，中国古代教育史教材大多止于1840年，中国教育史教材大多止于1949年。(4) 多卷本中国教育史著作不收，因其撰写目的主要在于学术研究，而非用于教学。研究者研究中国教育史，对人物的选择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理解和条件而定，而编写教材则必须考虑教学需要，如课时数、专业的必要性等，因此选入教育人物容易形成相对一致的标准，便于比较。(5) 专门教育史(如教育管理史、幼儿教育史、社会教育史等)教材不收，因各个专门领域的教育历史人物存在差异，甚至出入较大，不易比较。(6) 中外教育史合编的教材不收，因为这类教材的内容需要包容中外，篇幅自然就受到较大限制，也必然会影响到教育人物的收入状况。
在1979至2015年的37年中，有5个年份没有中国教育史教材出版，13个年份出版1种，14个年份2种，4个年份3种，1个年份4种，平均每年出版1.54种(见表 1)。
|
表 1 1979-2015年每年出版中国(古代)教育史教材数量 |
如果我们以5年为一个统计单位，则37年中中国教育史教材出版数量呈现如下曲线(见图 1)。
|
图 1 1979-2015年中国(古代)教育史教材出版数量变化 |
可以看出, 37年中中国教育史教材出版数量的变化出现两个高点，即1986-1990年段(10种)和2011-2015年段(11种)。在1986-1990年段达到第一个高点后，接着在1991-1995年段(9种)、1996-2000年段(7种)出版数量缓慢下滑，至2001-2005年段下降到最低点(6种)，出现一个相对消沉期。随后又在2006-2010年段(8种)开始回升，而到2011-2015年段达到新的高点(11种)。第一个高点的出现，是由于历经多年破坏后，教育史学界经过多年努力，使中国教育史学科的重建得以实现；第二个高点的出现，是由于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提高，民族文化自信不断增强，人们开始重视传统文化和相应的学术研究，同时，中国的教师教育改革进入新阶段，在教师教育中人们也更为注重传统教育资源的价值。从2016年起的又一个5年周期里中国教育史教材出版数量是继续上升还是下降？我们的预测是继续上升。
二、所选入古代教育人物数和出现频次分析我们判断中国教育史教材中收入了一位或若干位教育人物的标准是：(1) 凡章、节、目等标题出现教育人物姓名并作专门论述的；(2) 章、节、目标题中虽未出现教育人物姓名，但在正文中作专门、正面论述的；(3) 以联称、统称的形式出现的人物(如“老庄”、“二程”、“道家”、“法家”等)，在正文中明确论及几人就计算几人；(4) 只是提及而未作专门、正面论述的人物不计入。据此统计，57种教材中总共收入的古代教育人物为91人。显然，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这个数字也意味着57种教材所收入的教育人物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根据教育人物被教材收入频次的自然聚落情况，我们将91位教育人物按被收入次数由少到多分为低频人物、中频人物、中高频人物、高频人物四个档次(见表 2)。
|
|
表 2 中国教育史教材中教育人物出现频次统计 |
首先，57种教材收入的教育人物总数虽多达91人，但每一种教材又都有一个相对集中的人物群体。在91位教育人物中，低频人物(1-10次)有60人，其余31人分别是中频人物(11-25次)14人、中高频人物(26-40次)5人、高频人物(41次-57次)12人。低频人物虽多，但61个人物被收入教材的总频次才153次，而中频人物14人为218次，中高频人物5人为157次，高频人物12人更达到619次。教材对教育人物的收入由此表现出一个显著特点：收入人物总数多达91人显得相当分散，但一些人物的被选频次却又相当集中，尤其是对中国教育史核心人物群体的认定十分明确。这说明教材作者对“中国历史上什么样的人物可称为教育家”“什么样的教育人物最应当写入教育史”，有差不多共同的标准。
其次，教材所收入人物在中国教育史上的重要性与其被收入频次基本对应。教材收入人物按其频次高低，比较自然地形成4个聚落，除少数人物的情况可以讨论外，这4个聚落大致反映了不同的教育人物在中国教育史上的位置，即越是频次高的就越处于核心位置，越是频次低的就越处于边缘位置。12位高频人物基本上可视为中国传统教育和教育思想的代表，他们的教育思想与实践不仅影响了当时，也对后世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5位中高频人物，按其实际教育贡献和影响力，其中一些可以进入高频人物(如老子、韩非、王安石)。中频人物是中国教育发展的重要支撑和推动力量，其中一些可以进入中高频人物(如商鞅、嵇康、胡瑗、张载、二程)，个别甚至可以进入高频人物(如庄子)。低频人物则主要是在某一方面对中国教育做出了贡献，其中也有可以进入中频人物的(如贾谊、扬雄、叶适、陈亮、李贽等)。
其三，教材里高频人物的前5位与他们在中国教育史上的重要性相匹配。孔子是唯一一位被所有教材都收入的人物(57次)，表明这位儒家教育的开创者和中国传统教育的奠基者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崇高地位毫无争议。其下依次为孟子(56次)、荀子(56次)、董仲舒(56次)、朱熹(55次)。其中，董仲舒与朱熹是继孔子之后对儒家教育的发展产生塑造性影响的划时代人物：董仲舒将儒家思想推上独尊地位，从而促成经学教育和读经入仕体制的建立；朱熹重建了儒学思想体系，为儒家教育普施于社会提供了新的理论形态、知识体系和方法说明。而孟子与荀子分别开创了孔子之后儒家学说传承系统的两个重要方向，即孟子所开创的义理精神传统和荀子所开创的文献经传传统，孟子所开创的教育“内发说”和荀子所开创的教育“外铄说”。高频人物前5位可称是中国教育传统形成的关键性人物。
其四，教材所收人物及其入选频次表明，大部分教材编撰者持以儒家思想为主线的教育史观。12位高频人物中，除墨子外，其他11位都可以归入儒家教育家范畴，有压倒性优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先秦道家及其相关学派教育思想的价值愈益受到学术界认可和重视，这也在教材收入人物频次上得到体现：老子进入中高频人物(31次)，而庄子则为中频人物(25次)，魏晋时期的玄学家嵇康也处于中频人物(21次)，但他们都未能走得更远。法家教育思想在“文革”中曾一度被抬到独步中国教育史的地位，而在近37年的教育史教材编撰中，编撰者对其历史价值虽仍予以认可，但似有一定保留，表现为韩非为中高频人物(35次)，商鞅则为中频人物(16次)。宋代与理学教育思想对立的事功学派教育人物陈亮(11次)、叶适(10次)，明代后期正统思想的反叛者李贽(11次)，也都未能获得更高重视，厕身低频人物，被选频次偏低。
其五，教材所收入人物及其入选频次表现出教材编撰者是以教育贡献的标准考察和衡量人物的。编撰者坚持了以教育贡献为依据的选人标准，充分意识到了教育史教材的教育学科专业属性。如颜之推的思想影响显然不如同时代强烈批判儒家“名教”的嵇康，却能成为高频人物(49次)，入选频次远高于嵇康，却显然是得益于被称为“家训之祖”的《颜氏家训》的影响。颜元(46次)与同时代思想家顾炎武(15次)、王夫之(42次)、黄宗羲(27次)相比，在思想内涵、学术造诣、社会影响等方面多有不及，却能在教育史上获得更高肯定，也是由于他对传统教育的深刻批判和对学校改革思想的创造性贡献。
其六，教材所收入人物及其入选频次表现出教材编撰者关注人物的教育思想贡献甚于教育实践贡献。高频人物中的王安石(35次)与王夫之，两人被选频次相差有7次之多。王安石是改革家，而王夫之是思想家、理论家，要论对中国古代学校和科举改革的实际影响，王安石的影响是要超过中国封建社会中期以后大部分教育家(包括王夫之)的，但教材编写者却选择王夫之更多。类似的情况还有宋初教育家胡瑗，他在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两方面都有建树，尤其是在当时地方大学和中央太学教育教学改革中颇多创建，虽名列中频人物，但21次被选还是嫌少了。
还可以讨论的问题是：57种教材中的91位教育人物是否存在被高估或被低估的情况？被高估或被低估的情况都存在。最为典型的是老子、庄子，这是两位被低估的人物，而庄子更是被严重低估。如果以学校教育的标准衡量，老、庄确实不像孔、墨、孟、荀那样提出具体的教育主张，但他们的非学校教育思想，却提出了另一个思考学校和教育问题的维度。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还与儒、墨、法诸家共同塑造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重要性不言而喻。57种教材中选入老、庄的分别只有31和25种，频次实在过低。嵇康也是一位被低估的人物。与颜之推的被选49次相比，嵇康被选21次显得太被冷落了。论及具体教育(尤其是家庭教育)的实施，嵇康确实不如颜之推，但其教育思想的价值类似老、庄。如果要选择对魏晋时期产生重要而深刻思想影响的教育人物，恐怕首推嵇康。其他不同程度被低估的人物还有韩非、王安石、商鞅、胡瑗、张载(20次)、二程(14次)、陆九渊(13次)、叶适、陈亮、李贽。他们的被低估又可分为两种情形：一是按其实际贡献和影响可以提升一个聚落(如韩非、王安石、商鞅、嵇康)；二是不改变聚落，但可以提高被选频次(如所列其他人物)。
被高估的教育人物有王充(48次)。20世纪50年代王充作为一个教育家被写入教育史，此后也一直作为汉代教育家的代表，取代了另一些汉代教育家，如扬雄(3次)、郑玄(7次)等。肯定王充的原因是认为他批判神学谶纬，批判孔孟，具有唯物主义思想倾向，这也确实是其特点和贡献，但进入高频人物似嫌评之过高。柳宗元是另一位被高估的人物。唐代教育思想变革的主题是重建儒家传统，韩愈是代表，柳宗元也有重要贡献。但唐初王通(11次)提出“王道”教育并编纂《续六经》而下启韩愈，韩愈弟子李翱(4次)阐述“复性”之说又下启宋代理学教育。从儒家教育由唐而宋的转型性变革方面考察，柳宗元的作用未必高出王通、李翱那么多。他们的被高估也可分为两种情形：一是按其实际贡献和影响可以下降一个聚落(如王充、王夫之)；二是不改变聚落，但频次未必如此之高(如颜之推)。
三、古代教育史人物群体的形成分析考察57种教材所选的91位教育人物，其中的中频、中高频和高频人物共31人恰好占据前1/3，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中国教育史教材中古代教育人物的基本群体。而在基本群体中，高频人物12人又差不多占据前1/3，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中国教育史教材中古代教育人物的核心群体。基本群体是我们撰写中国古代教育史时可以反映的人物群体，而核心群体则是我们撰写中国古代教育史时需要反映的人物群体。这样两个教育人物群体又是如何形成的？37年来的中国教育史教材编写能够提供部分答案。
在讨论此问题之前首先需要明确一个问题——起点问题，即1979年毛礼锐等所著《中国古代教育史》出版前和出版时，中国教育史教材中收入的古代教育人物是个什么状况？
从1949年至1979年毛礼锐等所著《中国古代教育史》出版的30年间，正式出版的中国教育史教材仅为沈灌群著《中国古代教育和教育思想》(1956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其中所收教育人物为孔子等15人。这是第一个可资比照的样本。另一个可以比照的样本是于1961年出版的孟宪承、陈学恂、张瑞璠、周子美编写的《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此书是教学和研究资料参考书，其中的教育思想资料涉及教育人物共20人，也反映出当时人们对教育人物的评价与取舍。这两种著作代表的是1949-1966年间中国教育史教材中古代教育人物的选择标准及其入选状况。
我们再将1979年毛礼锐等著《中国古代教育史》与上述二书进行比较，可以发现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地区的中国教育史叙述中，古代教育人物群体形成的大致轨迹(见表 3)。
|
|
表 3 沈著《中国古代教育与教育思想》、孟等编《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毛等著《中国古代教育史》所收教育人物对照表 |
三种书总共选入古代教育人物41人。共同选入的教育人物有13人，13人中除张载与戴震外，其他11人都进入57种教材的高频人物(12人)之列。其中，沈著所收15人、孟编所收20人中都有11人进入高频人物(都只缺颜之推)；毛著所收38人中有12人进入高频人物，与后来的56种教材完全一致。这表明，在毛著问世前，在前辈教育史家笔下，中国古代教育史已经基本形成一个比较成熟的核心人物群体，这奠定了之后近40年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基本叙述框架。沈灌群著《中国古代教育和教育思想》、孟宪承等编《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的贡献应当予以肯定。同时，也存在着沈、孟、毛三种书中互不交集的一批人物(共22人)，其中只为孟编所选的2人(屈原、司马迁)再未出现于57种教材中，而只为毛著所选20人则全部为后来的教材频次不等地选入，其中有一些人物逐渐被淘汰，而老子、庄子、韩非、嵇康、颜之推等人物则得到越来越多学者青睐，收入频次逐渐走高。这表明毛礼锐等著《中国古代教育史》在古代教育人物的选入方面提出了一份新名单，为以后的中国教育史教材编撰树立了样例。尤其是收入老子、庄子、嵇康等几位因“颓废”、“没落”曾长期存在争议甚至被批判、否定的人物，显示出很高的学术眼光和理论勇气，体现了“新时期”的时代特征，开了新风气。
这就是1979年之后中国教育史教材收入古代教育人物的认识起点。那么，在之后的年代里，中国古代教育人物群体又是如何被继续构建的？
我们将1979-2015的37年大致划分成四个时段，考察每个时段教育人物被收入教育史教材的频次变化情况。2011-2015虽只过了5年，但已可看出一些趋势(见表 4)。
|
|
表 4 1979-2015年中国(古代)教育史教材所收入教育人物变化情况 |
表 4列出57种教材中收入的91位教育人物在1979-1990、1991-2000、2001-2010、2011-2015四个时间段的被收入频次变化情况，再现了他们各自在中国教育史上的浮沉。
其一，收入频次始终稳定的。孔子、墨子、孟子、荀子、董仲舒、王充、颜之推、韩愈、朱熹、王守仁、王夫之、颜元等12位高频人物，收入频次始终处于稳定状态。由此可见，到1979年在中国教育史叙述体系中基本形成的古代教育家核心群体，在之后的近40年里继续得到认定。显然，这个群体基本上代表着中国传统教育，但也存在一些缺陷，即其所代表的教育价值尚不够全面。
其二，收入频次由低走高的。老子、庄子的收入频次呈现由低到高的增长势态。表明教育史学界对道家学派教育价值的不断评估过程，这一过程表现为两方面的变化：一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对道家教育思想持肯定态度，二是学者们对道家教育思想价值的评价越来越高。可以预测老、庄未来将会为更多教材选入，进入高频人物即古代教育家核心群体之中也并非不可能。商鞅是另一个收入频次呈现增长的人物。上述沈、孟、毛三种教材都未收入商鞅，商鞅只是在1991-2000年间开始出现，可以相信其收入频次今后仍会有提高。事实上学术界对法家教育人物的认识已趋于客观、全面。老、庄、商、韩收入教材频次的提升，对于中国教育史教材编写而言是个应当乐见其成的趋势，这有助于撰写出包含多元教育价值和多样思想形式的教育史教材。同样，像嵇康、陈亮、叶适、李贽等人物，也应受到更多青睐。
其三，收入频次由高而低的。柳宗元收入频次呈由高到低下降趋势，目前虽仍居中高频次，但很可能将会掉出这一聚落；刘禹锡更是只在1979-1990年间被收入过，之后就再也未能露面；范缜与刘禹锡有相似处，只是在1979-1990、1991-2000两个时期被收入，之后就销声匿迹。上述人物收入频次的降低，说明教育史研究者和教材撰写者越来越以教育贡献的标准来衡量人物，而不再偏重哲学思想、政治立场等教育专业之外的标准。陈亮与叶适也属收入频次下降之列，这与他们注重实利、倡导经世致用的教育价值尚未为人充分认识有关。
其四，收入频次徘徊不定的。韩非和王安石的收入频次处于徘徊状态，但未来有望走高。原因是法家教育思想和实践对汉民族共同文化和心理形成的作用将会为更多人所认识。如果能把王安石的教育改革举措置于传统教育发展大势中加以考察，他在培养目标、学校制度、教育内容、教学管理等方面的主张，也将会得到更多现代人的肯定。嵇康的收入频次也是处在波动中的，这与魏晋玄学教育思想的研究现状有关，随着对魏晋玄学教育思想研究的深入，嵇康的收入频次也将会有所提高。
其五，收入频次不高但较稳定的。有相当数量的中频人物虽然收入频次不能算高，却相当稳定。表明他们作为教育家在历史上拥有较高地位，但或为教材篇幅所限，或由于与同时代教育人物性质相近而终被割爱。这些人物包括胡瑗、张载、二程、陆九渊、戴震等，他们在教育史上都曾作出过自己独特的贡献，或许也可以受到更多青睐。
其六，收入频次很低，只是“匆匆过客”的。每个时期都会有为数不少的“新人”入“榜”(新出现人物除2001-2010年间只有5人外，另三个时期都在15人左右)，但除了商鞅(1991-2000年间入选)是不断走高并有望继续走高的外，其他或是昙花一现，或是难见起色。其中，只出现过一次的人物竟有29人之多，出现过2-5次的也有24人。可见在教育史教材编写中，在选入人物问题上还是存在较大的随意性，尝试性选择较多，慎重而专业的考虑似嫌欠缺。作为中国教育史专业教材，收入人物应以可确实称为教育家的人物为首选，这样的人物及其思想与实践贡献才是应当告诉给年轻一代教育专业从业者的。
在中国教育史的叙述框架中，沈灌群、孟宪承等前辈学者构建了一个古代教育人物的核心群体，毛礼锐等前辈学者提出了一个古代教育人物的基本群体，之后的几代中国教育史学者不断改造和完善着古代教育人物的基本群体乃至核心群体，使这两个群体的构成愈趋合理。这样的过程仍在进行之中。
余论中国教育史教材中教育人物的选入似难以也不应有统一的样式，否则将会写出诸多千人一面、陈陈相因的教材，这将不利于专业人才培养和教育科学研究事业。但作为教材，在教育历史人物的收入方面，还是需要有一些规则和一个大体的范围，以避免因收入人物不当，而给教师、学生和读者带来困惑甚至误导。事实上，教育的历史大浪淘沙，已经筛选出一批对中华民族的社会和文化进步作出贡献的教育家，他们经受了历史的检验，成为我们无法回避的教育历史人物群体。关键是我们今天应该如何选择？是不是需要提出一些基本规则、确定一个基本范围？
关于中国教育史教材中教育人物收入的基本规则，可以考虑以下几条。其一，代表性。所选人物是不是能够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与教育？是不是堪为历史上某家某派教育的代表？其二，专业性。所选人物是不是从教育专业的标准作出判定和选择的？是不是符合本教材的专业要求？其三，平衡性。所选人物是不是达成历史人物之间的平衡？是不是达成不同时代之间的平衡？
关于教材中收入人物的基本范围。在中国教育史教材编写中，必然会遇到一个困惑：可以收入的人物总是觉得很多，而教材能够容纳的却总是觉得有限。如何取舍？可以考虑先确定一个基本人物群体，然后从中选择确定一个核心人物群体；核心人物群体当是由讲清中国古代教育必不可少的人物组成，而基本人物群体则可以根据编撰者对教育历史的理解、所编教材的客观需要等因素参酌选择。我们以两种再版次数较多的中国教育史教材作为参考，即王炳照、郭齐家、刘德华、何晓夏、高奇编《简明中国教育史》(修订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1987、1994、2008年版)，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2000、2009年版)。两种教材不约而同地各选入古代教育人物19人，其中共同选入的有16人，总共选入22人。22人中，12人属高频人物，5人属中高频人物，5人属中频人物(见表 5)。
|
|
表 5 王炳照等编《简明中国教育史》(2008年版)、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2009年版)所收古代教育人物对照表 |
附录：57种中国教育史教材书目
1.毛礼锐、邵鹤亭、瞿菊农编：《中国古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2.雷克啸主编：《中国教育史话》，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3.毛礼锐等编：《中国古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
4.毛礼锐等编: 《中国教育史简编》，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5.李定开、熊明安、徐仲林编：《简明中国教育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6.王炳照、郭齐家、刘德华、何晓夏、高奇编：《简明中国教育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7.曾泽、张监佐、李榷主编：《中国教育史简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8.吴玉琦主编：《中国古代教育简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9.吴希曾主编：《中国古代教育史简编》，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10.王炳照、郭齐家、刘德华、何晓夏、高奇编：《简明中国教育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11.杨荣春，周德昌、王越主编：《中国古代教育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12.李桂林主编：《中国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13.杨少松、周毅成编：《中国教育史稿》(古代，近代部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14.胡云汉主编：《中国教育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15.李定开、谈佛佑主编：《中国教育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年；
16.刘占华主编：《中国教育史纲》，长春出版社1990年版；
17.高时良编：《中国教育史纲》(古代之部)，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18.喻本伐、熊贤君编：《中国教育发展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19.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20.刘兆伟主编：《中国教育史简明教程》，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21.人民教育出版社教育室编：《中国教育史话》，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22.葛伟星编：《简明中国教育史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23.王炳照、郭齐家、刘德华、何晓夏、高奇编：《简明中国教育史》(修订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24.史仲文主编：《新编中国教育史》，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5.张惠芬、金忠明编：《中国教育简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26.王冬凌主编：《中国教育史简编》，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27.吴定初主编：《中国教育史要略》，巴蜀书社1996年版；
28.周德昌、陈汉才、王建军编：《中国教育史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29.俞启定主编：《中国教育简史》，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0.栗洪武主编：《中国教育发展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1.喻本伐、熊贤君编：《中国教育发展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2.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修订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3.张惠芬、金忠明编：《中国教育简史》(修订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4.黄仁贤主编：《中国教育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35.高时良主编：《中国古代教育史纲》(第三版)，人们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36.王建军主编：《中国教育史新编》，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37.曲铁华主编：《中国教育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8.王凌皓主编：《中国教育史纲要》，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39.王洪亮主编：《中国古代教育史简论》，星球地图出版社2006年版；
40.林琳主编：《中国古代教育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41.曲铁华主编：《中国教育发展史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42.张彬、周国平编：《中国教育史导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43.娄立志、广少奎编：《中国教育史》，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44.王炳照等编：《简明中国教育史》(第四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45.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第三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46.张传燧主编：《中国教育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47.喻本伐、熊贤君编：《中国教育发展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48.曲铁华主编：《中国教育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49.常国良编：《中国古代教育史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
50.王献玲主编：《中国教育史》，郑州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51.赵厚勰、陈竞蓉编：《中国教育史教程》，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52.谢长法、彭泽平编：《中国教育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53.王凌皓主编：《中国教育史纲要》(第二版)，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
54.王建军主编：《中国教育史新编》，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
55.秦国强主编：《中国教育史话》，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56.赵国权主编：《中国教育史》，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57.郭齐家编：《中国教育史》(上下)，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