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

台湾教科书政策变迁过程中的“去中国化”问题，一直是两岸关注的焦点。2016年以蔡英文为首的民进党重新执政后，将会采取怎样的教科书政策?是继续推行民进党一贯的“去中国化”政策，还是维持当前教科书政策的现状？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研究在分析1987年以来台湾国民教育阶段文科教科书政策变化趋势的基础上，实地访谈台湾教科书政策直接利益相关者(教科书政策的制定者、研究者、实施者以及受影响者)，了解他们对教科书政策的主要诉求、博弈过程、存在问题和未来发展的看法，据此对台湾教科书政策的未来走向做出基本预判，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台湾教科书政策未来走向为核心问题，沿着两条路径展开研究，其一是通过文献研究，系统梳理台湾教科书政策的变迁路径，在历史叙述中把握历史，鉴往知未；其二是前往台湾做田野调查，通过对教科书政策利益相关者的实地访谈(个别访谈和小组访谈)，在共时叙述中把握当下，研判未来。具体方法包括文献法和访谈法：

首先，本研究分析了1987年以来民进党、国民党执政时期相关的教科书政策文本及研究文献，整体把握理解台湾教科书政策的变化趋势。

其次，本研究以小组访谈和个体深度访谈的方法在台北共访问了32位台湾教科书政策直接利益相关者(政策制定者、研究者、实施者及受影响者), 了解他们对台湾教科书政策变化的看法及对未来走向的预测。其中6组小组访谈，2个个体访谈。小组访谈一般为2小时，个体访谈一般为1小时，访谈围绕与教科书政策相关的五个主题展开(如表 1)。

三、研究发现 (一) 台湾教科书政策的历史演变

从政策制度上看，台湾教科书政策经历了从统编时代到审定时代的转变，即从“一纲一本”变为“一纲多本”。教科书一纲多本是台湾教育改革的诉求，集中反映了1987年之后，解除了思想管制，社会自由化、民主化的要求。“审定制”从提出到最终确立经过了一个渐进的过程，伴随着这一个过程，“台湾意识”“本土化”逐渐明显，“去中国化”成为颇具影响的社会意识。

1. 审定制的萌芽阶段：“台湾意识”的觉醒(1987年-1996年)

1987年7月14日，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的蒋经国宣布解除在台湾实施多年的戒严令，开放结党结社，成为台湾走向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社会多元化的里程碑。随后，1992年各级政府机构全面改选、1996年实现领导人直选，带动了社会各层面的快速变迁和发展，也启示人们重新审视“台湾意识”的意义与内涵(蓝顺德, 2011, 第148页)。社会变革的推动为教育改革提供了制度和舆论基础。1994年台湾“教育部”在《第7次台湾教育会议结论报告》中提出将慎重研究中小学教科书开放民间编辑的政策。同年12月组建“研商扩大开放国民小学教科书审定事宜专案小组”，并于1995年2月宣布，国民小学教科书自1996学年度起逐年全面开放审定制。这标志着审定制正式进入台湾教科书政策的实施阶段。这一时期台湾的教科书内涵的意识形态有如下特点：

首先，伴随着教科书“一纲多本”呼声的是乡土教育意识的兴起。1989年，县市长选举拿下6个县市区的民进党开始推动乡土教育，编写乡土教材，编制“母语教学”和“乡土艺术活动”课程，并于1990年将“双语教育”列为7县市区(包括无党籍主政的嘉义县)的共同政策。到了1996年，《国民小学课程标准》明确将“乡土教学活动”纳入正式课程，在国民中小学增设“乡土教育”课程。台湾学者认为，所谓“乡土”是指自己出生长大的在地文化，强调乡土教育是对过去戒严统治权威体制下“大中国意识”教育的反省，也是对以往“只知长江、黄河，不知淡水河、浊水溪”教育内容的修正。“乡土教育课程”旨在顺应学生生活经验和认识水平的发展，以及由近及远、由自身向外界延伸的教育发展规律。

其次，本土教育发展下“台湾意识”的觉醒。与乡土教育相比，本土教育围绕着更为广泛的地理与文化区域展开，即以“台湾”为本地教育与文化的疆域。在部分台湾学者看来，本土教育通常是一个国家或文化区域在遇到外来文化冲击时的危机反应(蓝顺德, 2011, 第160页)。因此，它必然关联着对于一个国家或文化区域的归属感和文化认同。台湾本土教育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性格，与台湾主体、去中国化、国家认同、族群认同等意涵相连接。1993年台湾首位本省籍“教育部长”郭为藩在国民中学课程标准修订中提出“立足台湾、胸怀大陆、放眼世界”的原则，在“国中”一年级开设“认识台湾”一科，用历史篇、地理篇、社会篇取代过去的“历史”“地理”“公民与道德”3科。而在具体课程目标上，“认识台湾”修正了“台湾的史实”“台湾资产文化”“台湾之乡土地理环境”“台湾的社会环境”“生命共同体”与初中二、三年级的历史、地理、公民与道德课程目标强调的“开发台湾艰辛”“培养民族情操”等内容中出现的概念模糊和衔接不畅等问题。

综上可知，审定制的萌生是与台湾社会和教育界本土意识的觉醒息息相关的。这一阶段尚未形成鲜明的、有明确内涵的本土意识内容，在本土与外界、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之间尚未形成明显的矛盾冲突，在思想和行动上、在课程和教科书政策上还未形成鲜明的去中国化趋向。

2. 审定制的确立阶段：“台湾意识”的确立(1996-2000年)

1996年台湾“教育部”确立国民小学教科书全面逐年开放民间编辑后，经过反复斟酌，于2000年6月发布《国民小学及国民中学教科图书审定办法》，明确了九年一贯课程采取“民编、部审、学校选用”的原则。“教育部”将教科书审定工作委托给台湾编译馆办理，民间出版商应依照送审教科书适用年级，在学期开始前一年提出申请。

在执行教科书开放政策之后，“教育部”依照高级中等教育法及“国民教育法”享有组织和对整个审定制度进行立法和解释的权力，并对审查工作进行分工安排。“教育部”授权“国家教育研究院”(原“国立编译馆”，以下简称“教研院”)对教科书进行具体的审定，后者分别制订小学、中学各级各科教科书审定办法。凡依法登记经营的图书出版公司可依据办法自行组织人员编订教科书。出版社提前一年将各科教科书编写好后报送至“教研院”审查，“教研院”组织各学科专家、中小学教师代表、家长代表、教育专家等人组成“审定委员会”依据课纲对教科书进行质量评估，并给出通过、修正或重编三种决议。其中，获得通过的出版社可领取出版执照，对已审核教材出版发行；被判定修正的出版社有三次修改重审的机会，只有修改稿获得通过方可领取执照出版发行，若再次决议重编则丧失出版资格。

尽管在台湾学者们看来“一纲多本”体现了教育民主和自由化以及群体参与、集思广益的优势，但相应的也存在着一些难以回避的问题。除了在教科书的价格被抬高、教材五花八门且缺乏衔接导致学生负担加重、学校腐败滋生等方面的痼疾之外，学生的价值观教育和意识形态教育也容易出现混乱，如历史事件、社会教育问题往往因编写者所持的立场不同而说法不一。体现着台湾本土意识的课程《认识台湾》更被一些学者担忧是“政府霸权”的再制，是统治意识形态支配下发展的学科(谭光鼎，2000；梅文慧，2010)。同时，教科书市场受社会意识摇摆、政策反复、民众信任度降低等因素的影响，也难以实现理想化的教材内容异质多元，书商仍以保守姿态将过去统编本教科书作为范本，内容变化不大，可见，主流意识形态和官方政治导向依旧对教科书的形式和内容有着显著的约束力量。

3. 审定制下“课纲”反复与调整阶段：“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的对立(2000-今)

2000年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标志着民进党取代国民党首次成为台湾地区执政党，也形成了政党轮替纷争的政治生态。2008年和2015年，国民党与民进党交替执政，期间政令反复、社会意识撕裂反映在教科书政策上，即表现为执政党通过调整“课程纲要”来实现对教科书内容编审的掣肘，使本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诉求能在教科书中得到贯彻。因此，以政党轮替为界，2000至2008年陈水扁执政期间与2008年至2016年5月马英九执政期间教科书政策的调整有着显著的反复和震荡。

在陈水扁执政时期，台湾教育部门打着“教育本土化”“台湾主体性”的旗号，进行“去中国化”课纲和教材改革。2002年台湾“教育部”成立“本土教育委员会”，该机构奉行教育内容与价值上的“同心圆”理论，试图将所有学科内容以本土化为中心，而对本土化的阐释则是以台湾主体意识对历史文化的强行割裂。如2001年颁布实施的《国民中小学九年一贯课程》中将“台湾文学”“乡土语文”从“中国语文”“中国文字”中分离出来; 把“台湾史”与“中国史”“世界史”并列；用“台湾艺术”“台湾文化”取代“中华文化”“国乐”“国剧”。这些动作背后实际展现的是民进党强烈的“台独”性格。正如有学者所言，这种所谓的“本土化教育”，只看到了本土，而没有看到“教育”，一再强调“台湾主体”思维，却没有“本土教育”的整体架构，只重视如何灌输学生“台湾主体意识”的建言，而没有如何充实学习者生活经验的考量(蓝顺德, 2011, 第191页；吴俊宪，2006)。民进党执政的8年时间里，通过2005年《普通高级中学课程暂行纲要》、2008年《普通高级中学课程纲要》等课纲调整的动作，对涉及中国元素的内容进行“围剿”，甚至到了“无微不至”、刻意针对的地步。民进党不仅对中国文化课程的课时数进行削减，更剔除大量文言文内容；在国文科中禁用含有“中国”“爱国”等词汇的文章，甚至连语言课程的“拼音教学”也有意放弃在国际上通用的“汉语拼音”注释，强行将其进行政治解读，乱插“反中”的标杆。这些带有强烈政治偏见并粗暴干预教育和教科书文化的行径，在岛内也遭到了诸多学者的反对和质疑：有学者认为民进党的一系列课纲改革，有违教育自由化和民主化的初衷，同样是为了强制推行自身的政治主张和意识形态，与统编制时代性质并无多大差异(蓝顺德, 2011, 第205页)。学者们表示，本土化教育与中国历史文化并不是一个对立关系，实事求是地认识两者的兼容性和共同性，才能真正使台湾青年一代正确认识自身、认识本土并正确认识两岸关系和世界关系，如果在本土化教育问题上搞极端化、不尊重事实大删大改，则最终会演变成“封闭”“狭隘”“不义”的教育(蓝顺德, 2011, 第203-207页)。

马英九执政时期，国民党当局同样因循自身的政治诉求和意识形态在课纲上做文章。引起较大争议的是2014年发布的对高中国文与社会领域课程纲要的微调，对历史课本中的部分表述进行修改，如将“中国”改为“中国大陆”、将“日本统治时期”改为“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等。然而，原本属于教育政策的调整，应该在教育界内协商讨论，至多是学术立场观点上对弈的问题，民进党却给课纲扣上“反台湾化”“反本土化”帽子，煽动台湾民众在敏感的国家认同和民族意识上制造对立，以达到其将台湾文化从中华文化中割裂、将台湾人从汉族人、中国人当中分离，造成意识形态上完全独立的政治目的(江南海，2015)。将反课纲作为2016年领导人选举重要道具的民进党，公然煽动高中学生在2015年秋季开学前拒绝执行课纲调整，最终在7-8月间发生了高中学生包围和冲击“教育部”“立法院”等政府机构事件，对正常的社会和学校教育秩序造成了严重干扰与破坏，引起了岛内外舆论的哗然。

2016年1月16日，新一届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投票结束，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当选，民进党重新夺回台湾执政党地位。5月22日，新任台“教育部长”潘文忠宣布废止“课纲微调”，此举又引发了岛内各方的关注与猜疑，怀疑这是否是民进党在政治方略上的试水。

在两党教科书政策的博弈中，我们不难发现目前台湾教科书政策中意识形态发展的特点：

首先，教科书政策内涵的政治意识形态斗争显著。这一时期，台湾政治生态进入政党轮替状态，以国民党和民进党为代表的台湾政党为了宣传各自政治主张，扶正符合自身利益的意识形态，掌握舆论主导，进而获取并稳固领导权，都抓紧了对教育的控制。教科书编审制下“课程大纲”就成为了各党竞逐教育领域、控制教育内容的重要道具。民进党时期无论所谓的“95暂纲”还是“98课纲”，在强调本土化、台湾化的背后都显露出其“台独”意识，与“中华民国”“中华民族”等国民党赖以发展的国家认同与民族意识针锋相对。因此，细数这一时期的历次课纲变动，其背后都有着明显的政党政治角力的痕迹。

其次，所谓本土意识、台湾意识已经成为台湾社会中重要的价值认识和文化心理，“大中华”意识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局面面临严重挑战。台湾化、本土化在教育上的诉求由来已久，从1997年“认识台湾”课程在课纲中成为独立的课程和所谓“同心圆”理论成为组织和改革台湾人文社会课程的重要理论之后，区别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意识和举动在课程改革中愈演愈烈。经过十余年在学校教育和社会宣传方面的影响，用台湾文化、台湾意识对立并贬斥中华文化、中国意识的思想已经在台湾社会尤其是青少年群体中形成了不容小觑的势力。

最后，政治意识形态日益渗入教科书政策中，反映在台湾基础教育中的价值教育、社会教育的政治化倾向日益显著，从而加速了台湾社会的价值撕裂和对立。有鲜明政治目的的所谓本土化教育，在实践过程中日益暴露其意识形态控制的意图，引发了人们的强烈关注和争议。从争议中看到舆论效应的政党愈加重视自身意识形态在教育中的摄入，如此带来了激烈的争斗和撕裂，形成了政治与教育相互捆绑的循环。

(二) 台湾教科书政策的未来走向

尽管围绕教科书的政治角力看似剑拔弩张，但在教科书政策的实际运作层面境况又似有所不同。通过分析台湾教科书政策利益相关者(政策制定者、研究者、实施者及受影响者)的访谈数据，本研究发现，台湾教科书政策的形成受到多方力量的影响。在教科书形成的课程规划、编审、出版发行、使用及评鉴的五个阶段中(蓝顺德, 2015, 第6页)，政治力量试图通过控制课纲的规划和教科书的编审过程，传递其所主导的政治意识形态；出版业者们以市场，即教师和家长的需求为教科书编辑和发行的首要考虑；学校和教师在教科书的选择、使用中评鉴教科书，力图使教科书更加适应实际的教学操作。在这多方力量的博弈之下，台湾的教科书政策目前已经基本呈现一种平衡和完善的状态，未来大范围调整的可能性极小。

1. 课程纲要影响力减小，政治操作的空间减少

在“审定”的教科书编审制度下，台湾“教育部”颁布的课程大纲是教科书编辑和审核的最高标准，一直以来也是执政党控制教科书的主要阵地。但是在未来，相关研究者们则认为政治力量对课程大纲的操作空间将越来越小。

首先，台湾目前实施的《国民中小学九年一贯课程总纲纲要》的总纲及七个学习领域的分纲已经基本上完善。在课纲本身的形态方面，小学、初中弹性极大，高中的知识内容规范具体，无法做更大规模的调整。在未来，课程研究者指出课程大纲会更加宽松，注重学生的专业知识和基本能力培养。

其次，课程大纲的修订和审议权力将会分离，修订更加专业化。一直以来，台湾课程大纲的修订和审议权都在“教育部”。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就可以通过委派与自己政治取向一致的学者来组织课纲制定和修改。例如，2004年陈水扁再次当选后，“教育部长”换上了“同心圆理论”的提出者杜正胜，原来《课纲》的召集人张元在各方的压力下辞职。在杜正胜的主导下，通过一系列压缩中国史、增大台湾史的教纲修订，逐渐将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的“台湾史”与中国史分离开来，并将“台湾史”作为中小学历史教育内容的主体。而在未来，这种个人政治操作的可能性减小，专属“教育部”的权力将被打破。台湾课程大纲法律地位研究的专家Z教授在访谈中告诉我们，目前台湾正对上述两个法律文件进行修改，在未来，台湾课程大纲修订和审议权将分属于“教育部”和“行政院”。由“教育部”来组织课程大纲的修订，“行政院”则组成委员会对新大纲进行相关的审议。课程大纲审议委员会在保留原有的专家、教师、家长代表的同时，增加学生代表，而相关的行政人将退出课纲的修订和审议，仅仅负责相关的组织工作。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是，升学决定了课程大纲中不能出现太多意识形态及争议性问题。在台湾课程大纲研究者看来，在“一纲多本”下，课程大纲作为升学考试的最高依据，绝对不能规定得太过具体、细化。只能“规定一个原理，一个原则性的规范”。在内容中也不能出现太多争议性问题，否则会引发对考试“标准答案”的争议。而且，课程大纲在台湾影响力度小。在访谈中，受访者者告诉我们，经过他们的调查全国有95%的老师不知道课纲写什么。台湾的高中老师有90%的人不知道课纲写什么。所谓课程大纲引起的“学运”，往往是受某些党派的煽动和政治的操作。学生根本不了解他们所反对的课程大纲真实是什么样子的。正如课程大纲研究者C教授开玩笑地说：

“……介入课纲, 到时编教科书的或审教科书的如果是比较开放性的，不带任何特殊意识形态的，它就那么过去啦。课纲的规定不见得能够达到效果嘛。”

2. 教科书审定过程更加完善，政治干预的可能性减小

台湾中小学教科书的“审定”主要包括审查和核定两个部分。由“教育部”和“教研院”对申请审定者的教科书进行审查，通过审查的，授予具有一定有效期的审定执照。依据《国民小学及国民中学教科图书审定办法》《高级中等学校教科书审定办法》的规定，国民教育阶段的教科书审定机关为“教育部”，具体审查事宜一般委任给教研院。高中阶段的教课书审定机关为教研院。因此，在本次研究中，我们专门访问了台湾教研院，与专家学者及工作人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在讨论中，我们清晰地感受到，在教科书审定者们看来，未来台湾教科书的审定会更加专业化、客观化、开放化，政治干预教科书审定过程的可能将进一步减小。

(1) 审查成员更加专业化

教研院的教科书审查目前采取严格的委员会制度。针对每个具体的科目组成专业的审查委员会，每个委员会成员一般为7-9位。各委员会成员的工作必须符合比例制、推荐制、聘期制、回避制及公开制等原则。审定委员会须由学科、课程或心理学者专家、现职教师、教育行政机关代表等组成。且国民中小学教科书审定委员会的现职教师代表不得少于1/3，高级中学教科书审定委员会的现职教师代表不得少于2人。审定委员会成员由学术机关、大学院校、各级教育行政主管、各级学校及个人来推荐。中、小学教科书审定委员的聘期二年，期满得予续聘。高级中学教科书审定委员的聘期为一年，期满得予续聘。教科书审定委员不得兼任与各该委员会审定业务有关之出版公司编辑、总编辑、顾问或相关职务。教科书审定委员于每年完成当学年教科书审定之后，审定主管机关于教科书审定网站上公开审定委员名单，以表示对审查负责。

特别应提到的一点是，教研院在遴选审定委员时，以是否具备学科专业知识和教学实际经验两项为优先考虑因素。这种审定委员制打破了过去“教育部”对教科书审定的垄断，避免了“个人主导”的情况出现。教研院专家Y先生明确指出，在未来由教研院确定的教科书审定名单，只需要送到“教育部”备案，“教育部及部长”不能再自己“写名单”。他认为，虽然聘任的委员可能会有不同的政治立场，但在实际审查中，委员是“共议”的。不同政治立场的委员可能针对某些问题有争议、冲突，但不会因为一个人的意见而改变整个审定的结果。

最后，教研院的研究者特别向我们强调，审定委员几乎都是学科专家或一线教师，行政人员的参与更多是服务性质的:

“在我们教研院成立之前，‘教育部’的行政人员原则上是不介入审查的，只是帮他们负责处理行政事务。这个对过去而言的，那我们接下来要成立新的审查小组，我们国教院的研究人员也会参与。目前来讲比例没有很高，像我们的高中地理科的审查，我们未来中心研究人员，包括其他中心的研究人员也会进入到教科书的审查小组。因为他们的学科专业，或者他们在课程教学方面的专业进入到教科书的审查。”

(2) 审查基准更加客观化

台湾教科书的审定遵循三个基本原则：不违背课程纲要、学科知识的正确性、坚持多元的价值取向。这三个原则，让教科书内容的具体审核更加客观化，避免了教科书审定过程中的相关意识形态的干预。

首先，台湾教科书依据课程纲要编审而成，课程纲要是教科书审定的最高基准。各个学科会根据本学科的课程纲要确定自己具体的审核标准，这个审核标准就是课程纲要对各个阶段学习目标和内容的规定。比如一位地理科审定委L小姐说：

“……那些细致的实质内容就一步一步地依照课程纲要。因为我们的课程纲要有教材纲要的定订，它就很细，哪一个阶段该学习什么，比如说如果历史，高一是台湾史，然后它的内容就是讲台湾史；高一地理是通论地理，那它就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一般委员会的处理都是这样子，先有一个课程纲要的宗旨，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学科的分科基准。经过委员之间的个别的意见，再加上讨论，最后大家达成共识。”

其次，学科知识的正确性，即各学科教科书中专业知识的对与错是审定委员们最为关心的问题。教科书内容要符合学生的认知程度，具体的举例要与学生的生活经验相结合。在具体科目中，地理教科书坚持以“现况”的地理事实或者地理概念为主要内容，回避敏感的、有争议的政治问题。历史教科书重历史事实的陈述，把已经研究出来的历史事实以平铺直抒的方式写出来。审查者基本不会去触及历史教科书中敏感的意识形态问题。在重视学科知识正确性的同时，还重视一些基本价值观念的正确性。如教科书内容不能违背教育法，不能有宗教、民族、性别歧视等。

第三，对于一些有争议性的意识形态问题，教科书审定者一直坚持多元的价值取向，允许多方观点的存在，这反映在教科书上就是各方观点的并列存在。比如对于当前高中历史教科书中的“日据”“日治”争议问题，教研院的Y先生是这样回答的：

“日本治理”还是“日本殖民统治”，其实怎么解释，大家觉得好像也差不多。小孩子根本不会在乎这些，如果你不去解释其实他不知道这背后的来源。可是小孩子不会懂那么多，所以我就告诉出版社说，如果你要写“日治”或“日据”，那你要在教科书的小方块里并列陈述这两种观点，告诉学生它的来龙去脉，让学生自己去作一个判断。其实对他们来讲很多东西一直都存在着争议，我们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办法解决。不要说我们官方都没有给它一个定义，就连学术界也没有办法说把它讲得很清楚，那我们就把他当做是个争议。”

其实，在台湾这个价值多元的社会，无论是教科书的编写者，还是审定者，都会避免争议性问题出现在教科书中。编写者尽量在编写过程中回避争议性问题，而审定者更简单，对于有争议性问题会直接删掉。因为争议性问题，有可能会使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引起不必要的争议和麻烦。比如，一位教科书审定者告诉我们，他在学校听课时，一位历史科教师告诉他一个自己的真实经历：

“在讨论日本殖民统治的时候，他谈到日本对于台湾的破坏。他讲得很高兴，因为他以为学生都是台湾人应该没什么问题。他不知道其实里面有一个学生的母亲是日本人，那就完了，他根本不知道他的母亲是日本人。结果那个小孩打了他一巴掌，他吓到了，这个学生平时很乖啊，怎么会打老师。后来回去一问这学生的背景，他妈妈是日本人。所以说，台湾很多时候它的家庭背景非常复杂，这就导致在教学的时候过于敏感的问题老师是不会碰的。”

(3) 审定程序更加开放化

台湾教科书的审定程序基本按照《国民小学及国民中学教科图书审定办法》《高级中等学校教科书审定办法》的规定，大致分为原稿审查、修正稿审查及审定三阶段(杨国扬，何思瞇, 2014)(如图 1)

在审查过程中，很明显没有“不通过”的结果。教研院的研究人员告诉我们，由于近年来台湾中小学学生人数减少，每年送审的教科书数量越来越少，未来整个台湾教科书审查的标准和尺度会越来越宽。对于有问题的教科书，一般会要求出版社重新修订，再次送审，直到最后完全通过为止。

3. 教科书编写以市场为导向，回避敏感议题

台湾的中小学教科书是由出版社依据课程纲要组织专家学者及一线教师编写的。出版社对教科书内容的编辑出版是以市场为基本导向的，出版方会尽量回避冲突议题。

台湾当前主要有三家教科书出版社——翰林，南一，康轩，它们之间存在激烈的市场竞争。近年来台湾中小学人数的减少，更是加剧了这种竞争。为了迎合市场，提高销量，出版社首先以教师的需求为第一考虑。在教科书编写前他们会邀请专家学者根据课程纲要来做一个编辑计划，由这些专家学者来把握教科书基本的大方向；然后会组织有经验的一线教师，由他们来决定教科书的内容框架、文字图片、配套教具等细节部分。可以说，出版社的教科书编写是完全迎合教师的需要的，这一点正是由教师的教科书选择权决定的。同时，各个出版社经常深入一线学校访问教师和校长，了解他们对教科书的需求，再根据他们的要求，对自己版本的教科书做不断的修改。在访谈中，一线的校长和教师评价出版社说：“他们真的跑得很勤”。

其次，坚持“不过线原则”。课程大纲是出版社编写教科书的基本依据，但是因为台湾各学科的课纲要非常的概括，对教科书的具体内容并没有做详细的说明。所以对于一些有争议性问题，出版社会以社会的普遍认知来陈述，即社会大众都认可审定的，教师和家长也没有反对，那么说明“在某种程度上这样写没有问题”，那么大家就可以这么写。对于这一点，教科书审定者也是持这种意见：

“在课纲里面没有规定不可以写的，那可不可以写呢？在我们的审查里，我们认为是可以写的，只要内容没有问题是可以通过的。那外界不清楚可能会问为什么写这个内容，有些版本有写，有些版本没有写。因为课纲内容没有规定，那么有些版本会写，有些版本不会写[这些内容]。其实选择空间就在这个教科书的编制中。对于同样的题材，我要怎样去写，他有很大的空间。只要你写出来的没有违反一些课纲规定，一般来讲不太可能不通过，绝大部分的教科书都不会说最后审查不通过。”

第三，回避敏感的意识形态争论问题。对于有争议的意识形态问题，每个出版社都希望政府能给他们一个框架。但事实上，在这点上，政府一直没有给出版社一个明确的答案。于是，为了避免影响教科书的销量，在编写者政治倾向无法控制的情况下，出版社会在教科书出版前严格检视教科书内容，删减、修改有关意识形态的争论问题。比如，一位教科书审定者评价说：

“出版社邀请编者绝大部分都有自己的政治立场，可是他在写教材的时候基本上你会发现其实每种版本写得也差不多，不管你的背景是绿色的、蓝色的还是说你有什么特殊的政治背景，基本上他写出来的教材也都差不多，也没有什么特殊，不会说我有我的政治立场所以写出来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教科书里面，就算编者有什么特殊的想法，出版社也会把关，因为出版社一定会要求教科书不能写得太有针对性，这会影响他的教科书的行销。所以慢慢地编者虽然不满意，但是他也是能接受的，因为他也知道他的书如果卖不好，出版社下次就不会找他写。”

4. 教科书的选择、使用立足台湾本土，坚持价值中立

在台湾，学校有独立的教科书选择权。每个学校根据政府规定，设置“课程发展委员会”，由校长主持，统筹全部学科的教科书及辅助教材的选择。在“课程发展委员会”领导下，各个学科的教师组成本学科的“教科书采选委员会”，共同商议教科书版本的选择，每一学年评选一次教科书。教师对教科书的选择主要关注知识的衔接、内容的正确性、编排方式、配套资源、生源程度以及价格问题。在访谈中，教师告诉我们，当前各个版本的教材在教师的需求下，出现了“大同小异”的现象，所以学校一般会固定采用某一版本的教材，更换教材版本的情况很少。在需要更换时会做出说明，出版社会针对衔接问题，给教师做出特别的说明。

教师在教科书使用中坚持两个基本原则：价值中立和立足台湾本土。首先，在台湾教师看来，台湾是个价值多元的社会，学生家庭背景多样。如果教师在教学中仅仅强调一种价值或某一种观点的话，就有可能接到家长和学生的投诉。因此，教师在教学中会坚持价值中立，尽量回避敏感的话题。在具体学科教学中, 在小学阶段，教材内容更多与学生的生活环境相关，不会涉及政治意识形态问题，教师注重学生的价值判断和情感态度培养。在中学阶段，独立思考和批评思维成为培养的核心目标。在历史科教学中，教师坚持“讲授历史事实——不做解释，让学生自己发挥——希望学生有自己的思考能力”。一位历史科教师W说道：

“就是说它不会有其他的意识形态，也不会有本土的那种政治意识形态。因为它基本上还是要符合课纲的要求。……其实大陆和台湾的关系确实挺纠结的，在教学中我们不愿意去触碰敏感的事物。所以教师也不会很坚定地传达某一种政治立场，因为随时会接到家长的投诉电话，带来麻烦。”

在地理课教学中教师会基于当前的地理事实进行教学，对于有关中国的敏感词汇，教师会按照课纲的规定，和学生一起讨论，但不会做明确的价值引导。公民科每学期主题不一样，所以有时会更换版本。但教师发现近年来各个出版社的教材趋同。在教学中，教师会自律，不给学生灌输任何意识形态。教师指出台湾学生自主和自我意识强，教师无法过分强调自己的个人的政治意识，否则会遭到学生的投诉。同时，公民科教师提到，培养学生对家乡、对本土的认同是是毋庸置疑的。

其次，教师在教学中更多立足台湾本土，对于涉及有争议的问题会有意识地回避。对于教师来说，“去中国化”是一个政治议题。他们普遍认为学生学习的内容取材应源于台湾本土，教学要从从学生的生活经验、生活环境出发。而且在访谈中，很多教师、校长、研究者以及普通民众都提到，以前台湾中小学教科书太过远离台湾本土，导致学生在了解中国大陆时，而不清楚自己周围生活的环境。比如民众L先生提到：

“以前念的东西其实跟我们的周遭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一直生活在台湾，但是我感觉读了很多长江流域、黄河流域这些相关，或者是什么气候啊、作物啊。其实不会真的很熟，你反而多学一些台湾的台中、台南地方的一些特色的作物，可能那些我们还会觉得很有来历。对啊，就是跟生活的那个亲近的感觉不太一样。”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作为教科书的选择和使用者，教师更加注重教科书的实用性。对于政治的议题，他们坚持价值中立，引导学生自己分析、判断。同时在访谈中，许多教师提到，其实教科书对他们影响不大，很多时候他们并不会依据教课内容去教学，而是会根据会考的要求，形成的自己的教学知识体系去教学。可以说，教学更多是迎合家长和学生的需求，为考试服务。为了避免不必要争议，他们对于意识形态上的问题会尽力避免。

5. 教科书影响逐渐被社会削弱，中国意识淡化已成事实

通过对台湾70后、80后及90后群体的访谈，不难发现，教科书对台湾青少年的影响逐渐被社会削弱，中国意识淡化已成现实，他们陷入另一种自我矛盾的心态。

首先，我们在研究中发现，70后、80后及90后群体中国认同明显呈现越来越薄弱的趋势，而且这种薄弱的趋势在进入社会后被进一步增强(如表 2)。

70后群体对教科书中的中国内容印象深刻，在他们读书期间会潜意识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但他们普遍提到，进入社会后，大众传媒等周围生活环境逐渐改变了他们的国家认同。对于自我的身份界定，他们不再单一认为是“中国人”。他们会认同自己的“中国人”身份，同时也会强调自己“台湾人”的身份。80后群体提到，教科书给他们的国家认同是“中国台湾人”。但成年后，可以说是进入大学之后，他们的观念开始变化，开始有既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的认知，而且对“台湾人”认同感会强烈很多。这主要因为80后对中国的认同，更多来自于他们的祖辈和父辈。他们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对台湾的情感更加强烈。相比于70、80后，大多数90后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甚至很多台湾青年人当前最大的困惑，或者说身份认同现状：“我为什么不是台湾人”。70、80及90后群体国家认同的转变，让我们看到真正影响台湾民众的并不是教科书，或者说教科书对他们正面、积极的影响，逐渐被社会生活及大众传媒削弱和取代。比如一位70后S女士提到：

“小时候我们对于‘中国人’‘我们是中国人’这样的话，不会有任何的不一样的看法，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但现在，大家对于‘中国人’这种言论、句子，已经会跟‘台湾人’做很明显的区隔了。”

其次，在中国意识淡化的同时，台湾民众普遍陷入一种自我矛盾的状况。一方面由于大陆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日盛，出于个人功利，他们想认同中国，希望以“中国人”的身份获得利益；但另一方面，出于台湾族群感情、自尊心等原因，他们却在不停地强调自己的“台湾人”身份。在访谈中，博士毕业并就业于台北某运输企业的Y先生给我们讲诉了他求学经历：

“2006年，我退伍后，准备申请到澳洲或美国加州读博士。我印象很深刻的是申请澳洲昆士兰大学的时候，我就写信去给那边的老师。隔了一天，老师很快回复我了。他一开始以为我是中国交通大学。然后我有个错觉就是他会那么快回信给我，是因为他误以为我是上海交大的学生，而不是台湾新竹交大的学生。因为毕竟在全世界大学的排行上，上海交大是世界“百大”，而台湾交大只排在350名左右。所以我那时候的感受就特别的明显。于是回信时，我特别地给他写了两行的文字注明，就是因为我也不晓得怎样去让他知道我不是大陆的学生，而是台湾的学生。但是我们一样，我还是写台湾省。那所以这次在我申请学校之后的感觉是，就世界来讲台湾很小，我讲的小啊，不光只有面积小，我们台湾的市场也很小，内需很小。”

这大概部分反映了台湾民众的心态：一方面内心想认同中国大陆，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台湾离不开中国大陆，与中国大陆融合在一起才有利于台湾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他们觉得自己这种靠近有损自尊心。在访谈中，许多民众也提到，台湾人很重感情，“吃软不吃硬”，大陆在处理两岸关系时的某些言论，经不良媒体夸大报导后，经常会激化台湾民众的抵触情绪。甚至有人说到，台湾人中国意识的淡化，就是因为媒体的部分舆论太过刻意。在教科书“去中国化”或“台湾化”问题上，这就成了媒体经常夸大的话题，成了政客获得民众支持的手段。

四、结论

通过对台湾教科书政策的历史演变及未来教科书政策发展方向的分析，我们有以下的发现：

第一，纵观台湾教科书政策的整个变迁过程，政治意识形态的斗争非常显著。以国民党和民进党为代表的台湾政党为了各自的政治利益，提出对立的教科书政策，使本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诉求能在教科书中得到体现。伴随着从统编制到审定制、由“一纲一本”到“一纲多本”，本土意识、台湾意识已经成为当前台湾社会中重要的价值认识和文化心理，“大中华”意识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局面已成过去。由此来看，台湾教科书政策发展不容乐观，过多的政治意识形态渗入让本来的教育领域、文化领域变成政党斗争的阵地，最终将影响学生的学业发展和个人价值观念。

第二，对于未来的发展，台湾的教科书利益相关者已经意识到当前过于政治化的教科书政策带给台湾教育的负面影响。他们正在努力或者说希望台湾的教科书政策在未来回归教育的主题，回归到知识逻辑和生活逻辑，并代之以专业化人士主导的趋势。这一点具体体现在当前教科书审编过程的专业化发展和教科书出版者“回避”原则和教科书实施者们的“中立”原则上。

第三，课程纲要虽然是台湾教科书的最高标准，但其实际影响力较小。政客们在教科书问题上的频繁动作，只是其努力炒作为其政治目的服务。在未来，随着课程纲要修订的“分权化”，政治势力操纵课程纲要的可能减少，其将有可能回归知识的主题、教育的本质。

第四, 教科书政策是多方博弈的结果，不再由某个党派、族群或利益群体决定。其一是因为修改课纲的程序和机制十分复杂；其二是经过二十年的政策博弈过程，现在基本上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博弈机制，业已形成一个平衡态，政策难以大起大落；其三是社会各利益相关者都在博弈机制中拥有诉求和表达的机会，未来的政策当是各方争取与妥协的结果。

第五，教科书对青少年的“中国认同”影响正逐渐被社会影响侵蚀消磨，“台湾人”认同已经成为当代青少年的共识。在本次访谈中，几乎所有访谈对象的一致共识，并向一再强调的是：教科书的“台湾化”是必然的，是符合当前及未来台湾教科书发展总趋势的。相反，对于教科书“中国化”，他们明显表现出“回避”。

总体观之，无论是“台湾本土化”，还是“中国化”，一直以来台湾的教科书被赋予太多的政治意涵与使命，教科书政策甚至成为政客们炒作的政治议题。在这样敏感的政治氛围下，教科书问题不再是简单的教育问题、文化问题，而是经常上升为严肃的政治问题、主权问题。对于未来教科书政策的发展，相关的利益相关者们认为，希望它能不再受政治控制，而回归为教育议题；同时他们也认为，在日益完善的教科书编审制度下，教科书会更加专业化、客观化，自身抗“染”性也会增强，未来大范围调整的可能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