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高校招生能力是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关键^*

袁振国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上海 200062)

高校招生对学校人才培养工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但目前高校在这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上所做有限，能做也有限。社会上谑称高校的“招办”为“照办”，“招生处”为“收生处”，这传神地反映了高校在考试招生过程中的无奈地位。笔者在浙江、江苏召开的一些座谈会上询问过参会的高校领导，如果将招生主导权下放给高校，高校能胜任吗？他们的回答都是否定的，都说根本没有认真想过这个问题。“高考”，是“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的简称，高等学校在高校考试招生过程中理应发挥主导作用。如果高校不能发挥主导作用，高考改革就难以取得真正的突破。但如果现在就把高校考试招生主导权交给高校，高校也承担不了，因为高校根本没有做好准备，或者说根本没有这个能力。提高高校招生能力是深化高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关键环节。

一、 提高综合办学能力--练内功

生源是学校的命脉，吸引优秀生源是所有学校的追求。但考试招生只是吸引优秀生源的一个环节，招生手段再好，学校本身办得不好，也是不可能吸引到好生源的。“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招生能力的基础和根本是提高综合办学能力。

面对成百上千所高校，考生为什么要选择你这所学校？毫无疑问，最有利于学生成长、最令学生向往，是考生选择学校的根本理由。学校有不同的类型，不同的层次，不同的使命，在同类学校中能够提供最有利于学生成长的环境，才能吸引到最优秀的学生。

明确清晰的办学定位是高校吸引学生的基础。明确定位就是明确本校在高校布局和同类高校中的位置、特点、目标和前景，即学校在国家需要、地方发展、行业贡献中的地位、作用和特色，明确学校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特别是学校未来发展的方向、目标和举措。科学积极地规划学校发展的未来，使人们对学校的未来充满信心，是对人才最大的吸引力。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学校对自己的特点、地位、未来发展都不明不白，当然不可能使别人有信心。百年名校也好，新起之秀也好，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定位清晰，有明确的发展思路和发展目标，有合理的资源配置原则和灵活的机制。

把学生发展放在第一位是高校吸引学生的灵魂。教育的功能在于育人，促进学生发展是学校的根本使命。能不能把促进学生发展放在首位，对学生选择学校自然是最紧要的。学校在学生身上投入多少热情，学生对学校就会回报多大热情。促进学生的发展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完整的理念和措施，其基本要义体现在这五个方面：一是要促进所有学生的发展，点燃每个学生心中的火焰，使每个人都充满成功的希望；二是要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使学生的所有潜能都得到尽可能的发掘；三是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因材施教，为每个人提供适合的教育机会，为每个人的成长成才创造条件；四是要促进学生的自主发展，引导学生生动有趣地学习、自由自主地成长；五是促进学生的终身发展，着眼于知识社会的迅速变化和终身学习要求，使学生保持持久的学习动力。

教师的全身心投入是高校吸引学生的关键。对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性的认识，领导、教师都不会缺失，但距真正落实到学生身上还有很大距离。很多学校并没有把主要的人力、物力、财力和精力用在培养学生身上，甚至发生了学生起诉学校“欺诈”的事件。因为学校在招生简章中罗列的一大堆名家大师，学生读完四年一个也没见着，教师的精力更多地用在了与培养学生没有直接关系的工作中去了。这并不是说其他工作不重要，而是关系没有摆正，轻重缓急没有处理好。有些学校，比如西交利物浦，宁波诺丁汉大学，具有较好的社会口碑，主要原因就是对学生培养工作的真正重视和确有成效。

教师的全身心投入绝不仅仅是时间的投入，还要他们不断更新教育理念，创新适合于特定学生、学科、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培养模式是教育理念、课程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环节、师生关系等的综合体现，形成新的培养模式是教师不断更新教育理念、知识结构、教育方法和现代手段的内在要求。培养模式的创新是教师队伍整体水平不断提高的体现。一所学校有没有活力、朝气、凝聚力，主要取决于其教师队伍。教师队伍的建设，人事、分配、管理制度的改革是保持教师队伍活力的重要手段。

所以，提高高校招生能力，不仅有利于吸引优秀人才，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而且有利于促进学校形成学生第一、教学第一、本科第一的观念，有利于学校加快提高教育质量。

二、 提高立体传播能力--塑外形

酒香也怕巷子深，形象塑造在信息社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形象塑造就是讲好自己的故事。把故事讲好不仅是一种需要，也是一种能力。

要把故事讲好，首先要有故事，这个故事就是学校的办学理念、办学实力、办学水平、办学资源，特别是学生培养方面的特色、成就、思路和发展目标等。做得好才能说得好，但做得好不一定说得好，因为说的过程也是总结历史、清晰思路、明确目标、改进工作的过程。

要讲好故事必须转变讲故事的模式，即从“宣传模式”转为“传播模式”。宣传与传播的区别在于，宣传是我说什么你听什么，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听，自以为是；传播是你想听什么我就说什么，怎么便于你听我就怎么说，受众至上。做好传播工作，第一是要了解双方的需求信息：学校需要什么样的生源，希望生源的特质是什么，什么样的学生最适合于自己学校；学生需要什么样的信息，学校能为学生提供什么教育。知己知彼，互惠共赢。

其次是有效发布信息。全面、准确、及时是有效发布信息的三要诀。“全面”指的是招生信息的完整性，招生信息不仅要包括全校不同院系不同专业的培养目标、培养计划、课程设计和评价标准，还要包括行政干部、教职员工和学生的信息；“准确”指的是信息内容的真实可靠、实事求是；“及时”要求信息要及时发布、不断更新、及时维护，陈旧过时的信息不仅不能帮助别人做出正确判断，而且可能误导别人做出错误判断，及时更新信息很大程度上是对受众的尊重。

第三是把故事讲生动、讲精彩。生动精彩并不是华丽炫目，更不是涂脂抹粉，而是站在受众的立场上，从受众的关切出发，把自己“想讲的”和受众“想听的”结合起来，把“讲事实”和“讲意义”结合起来，把“自己讲”和“别人讲”(借助其他信息来源) 结合起来，情理交融，以增强感染力和说服力。

第四是把传统媒体、新兴媒体和学校成员的亲身体验有机融合起来以实现立体传播。传统媒体如纸质手册、报告论坛、报刊登载，新兴媒体如网络、微信等，各有优势，各有特色，对不同的受众群体有不同的传播效果，所以不可偏废。但学校最好的传播渠道是成千上万学子的口耳相传，这是学校真正的内功，绝不是靠虚张声势能做得到的。

第五是及时反馈，积极互动。对于受众的问题、意见、建议有应接、有反馈、能交流，是对传播渠道的最高要求。现在的传播渠道多半是单向的，有反馈渠道也往往是摆设性的。如果能对受众的询问、意见做出有针对性的反馈，那就充分说明了这个单位有很高的综合素质和系统整合能力。

形象塑造的意义不仅在于客观反映学校事实，而且在于凝聚共识，强化认知，形成文化。

三、 提高鉴别选拔能力--择优生

招生能力的核心是鉴别生源、选拔生源的能力。《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发〔2014〕35号) 明确要求“改革招生录取机制”：“探索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综合素质评价的多元录取机制。高校要根据自身办学定位和专业培养目标，研究提出对考生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科目报考要求和综合素质评价使用办法，提前向社会公布。”简称“两依据一参考”的高考新政已经非常现实地向高校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什么是综合素质，综合素质的结构、要素是什么，其理论根据是什么？高校招生中如何评价综合素质，理论根据是什么？如何“参考”综合素质评价结果？采取怎样的策略促使高校在招生中采用综合评价录取？“两依据一参考”的三种分数不能简单相加，它们具有不同的作用，在录取过程中怎样组合使用三种分数更为合理？

这里牵涉到两个紧密关联的基本问题：鉴别和选拔。一所学校、一个专业所需要的理想素质是什么？这种素质通过什么外部表征可以观察、测量和比较？这既是心理科学、人力资本理论诞生以来取得重大成果的领域，也是目前仍然非常模糊、前沿的研究领域。在测量人的知识水平、智力水平，以及注意力、思维的稳定性、深刻性和意志力方面，高考的有效性已经得到了证明，但其在测量思维的发散性、批判性和综合性方面的能力还比较低，也几乎无法有效测量学生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将知识转化为能力、将知识转化为方法、将知识转化为品格。正因为如此，才会存在普遍的“高分低能”现象。为了扭转这种局面，高考录取增加了对综合素质的参考。从思想上、理论上说这无疑是一个改进，是一种重要的价值导向。但相比我们熟知的对知识和智力进行评价的纸笔考试来说，关于综合素质评价的研究几乎等于零，对不同职业、不同专业所需的素质的研究，也十分有限。关于这一点，我们需要花大力气深入研究。

四、 提高招生管理能力--增效率

《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中专门有一条讲完善高校招生选拔机制，要求：“高校要将涉及考试招生的相关事项，包括标准、条件和程序等内容，在招生章程中详细列明并提前向社会公布。加强学校招生委员会建设，在制定学校招生计划、确定招生政策和规则、决定招生重大事项等方面充分发挥招生委员会的作用。高校可通过聘请社会监督员巡视学校测试、录取现场等方式，对招生工作实施第三方监督。建立考试录取申诉机制，及时回应处理各种问题。建立招生问责制，2015年起由校长签发录取通知书，对录取结果负责。”这无疑对高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里除涉及前面所说的技术问题以外，还涉及招考的信息披露与监管、社会信息的分析与研判、校内资源的配置与调节、人员的安排和激励等的制度设计、机制建立、程序设定等，涉及公平公正公开的规范和技术、生源多录与少取的应变能力等。

现在很少有高校对这些制度、机制、理论和技术开展过专门的研究，更不要说已经做好了准备。仅这一点就足以说明高校能力与主导录取权责之间的差距。现在部分学校拥有自主招生权限，但这些学校碰到的一个共同问题是，教师对增加了大量的工作很不适应，他们认为这是添加出来的工作，甚至有些学校就是因为动员教师参加招生困难而不愿意扩大自主招生的规模。这说明教师并没有认识到参与招生、吸引优秀生源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是自己育人工作的一部分。招生是高校工作一部分的意识普遍不强，招生是全校教职员工基本职责的一部分的意识更加淡薄。这与学校和教师在招生工作中的实际权限是相辅相成的。因此，需要通过制度创新、管理改进和文化建设的相互推进来不断提高高校在招生中的责任意识。

什么是大学招生的专业化

秦春华

(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北京 100871)

从美国访学归来，一位教育界的前辈问我，中美顶尖大学在招生上的最大差别是什么？我回答了四个字：专业能力。老先生沉默良久，拍着我的肩膀缓缓地说：“任重道远啊！”

我明白老先生的意思。同样是招生机构，从事的都是招生工作，但无论是工作范围还是工作性质，无论是工作内容还是工作结果，和美国顶尖大学相比，中国大学招生机构在各个层面上都巨大的差距。严格地说，中国大学实际上仅仅完成了招生的最后一道工序：录取。在此之前的所有工作都没有做，或者说已经丧失了做的能力。招生只是一个不需要任何智力活动的程序性工作，既没有技术含量，也缺乏实质性内容。

也许有人马上会反驳说，我们不是有考试吗？难道考试不算是招生之前的工作吗？这句话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全面。虽然中国是一个考试大国，也是一个考试古国，通过考试选拔人才是古代中国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科举制的历史绵延上千年之久，并为西方文官制度所借鉴，但我们所擅长的，实际上只是防作弊技术，并且在作弊与反作弊的反复较量中将其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对于考试中更为关键的命题技术、考试技术，对于如何提高考试的科学性、严谨性和稳定性，等等，我们所知并不多，甚至可以说尚缺乏起码的经验。

即使按照理想状态完善了考试，也并不意味着大学招生机构就不需要再做出任何努力了。严格说来，招生可以需要也可以不需要考试，不是说有了考试就一定可以完成招生。当然，大学也可以只根据考试成绩录取学生，但这种招生录取制度的有效性值得怀疑。归根到底，招生不是对学生过去成绩的奖励，而是对未来社会的投资。招生的终极目标，不是挑选高中成绩的拔尖者，而是选拔未来能够改变世界的优秀人才。人本身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使得对人的评价不能仅仅依靠科学，而必须是科学与艺术的结合。与其说大学招生人员像是游泳比赛的裁判--根据计时器的数字就可以做出评判，不如说他们更像是跳水比赛的裁判--根据选手的动作难度和表现进行综合评分。显然，只有后者才符合我们心目中对于“专业工作”的定义和认知。

什么是大学招生的专业化？在我看来，大学招生专业化至少包含五层含义。

第一，招生机构的独立性与专业化。独立性是指，招生办公室不应当是学校行政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只能而且必须独立于院系和其他行政机构。招生机构之所以要确立并捍卫自身的独立性，是因为招生事务的内在特殊性。招生不同于院系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它带有强烈的行政性功能，是大学组织管理运行的重要环节之一。如果招不来学生，或者招收的学生质量很低，大学就失去了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但与此同时，也不能把招生机构等同于学校其他行政机构，因为它带有强烈的学术性功能。在招生过程中，学术力量往往要远远大于行政力量。因此，更准确的说法应当是，招生是兼具学术性和行政性的学校事务。

这是首要原因，但并非全部原因。大学里的大多数事务也兼具学术性和行政性，很难把二者截然分开。大学招生机构之所以要保持独立性的更重要的原因也许在于，独立性能够保证招生事务不受社会和学校其他力量的影响和干扰，能够保证招生机构根据自身的目标和标准独立做出专业判断。这一点对于大学来说至关重要。独立做出专业决策，这本身就是一种价值。招生是大学和外部世界接触最为紧密的地带。对于顶尖大学来说，招生往往面临着外部世界相当大的压力和诱惑--每一个有力量的人都会千方百计把自己的孩子送进最好的大学。如果丧失了独立性，大学招生机构就没有足够的力量和勇气抵御这些压力和诱惑，从而做出公平公正的决策。

因此，对于大学招生而言，独立性和专业化相辅相成。独立性保证了专业化，没有独立性就很难实现专业化决策；反过来，专业化又为独立性提供了依据和支持。对专业人士的尊重意味着排斥了非专业人士的干扰和影响--因为你不专业，所以你没有资格来决定录取。在美国，基于专业判断的大学招生自主权甚至被上升到了“自由准则”的高度。任何非专业的人都不能对招生决策指手划脚。即使是法院，也不能决定大学应该录取谁而不录取谁。在20世纪70年代影响深远的“巴克案”中，最高法院最终明确的原则是，招生中复杂的教育决策应当交由具备专业知识的大学和在其中工作的专业人士来决定，因为大学的四项基本自由之一就是“可以决定谁可以被录取入学”(Karabel, 2005, p.493)。

第二，招生人员的专业化。机构的专业化源于人的专业化，这也是大学招生专业化的核心。招生人员只能是而且必须是具有专门知识的专业人士。就像医生和律师一样，他们的知识具有垄断性，只有接受过长期的系统性的专门训练才能获得。

这些知识是什么呢？首先是关于教育的知识。从事招生的人必须懂得什么是教育，懂得怎样做才能有利于学生的成长。招生本身不是目的，它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在具体的招生过程中，学生和家长会向招生人员咨询大量关于成长和发展的问题，招生人员需要能够从教育的角度提供诚实和专业的意见。如果招生人员不懂教育，或者说，不能从教育的角度和立场去思考问题，注意力仅仅集中在招生本身，就会做出许多荒谬之举。如果他们的所作所为背离了教育的宗旨，就会对学生的成长产生难以估量的恶劣影响。此外，在做出录取决策的过程中，招生人员也需要从教育的角度出发对学生的整体情况进行综合判断。一个成绩优异的学生符合我们的教育目标吗？就像教学一样，招生人员也要在工作中随时提醒自己不仅要关注学生，同时也要关注教育目标。

其次是关于心理学的知识。招生是对人的评判，但对人的判断，特别是对他(她) 的未来发展的判断是世界上最复杂最艰难的事情。困难在于，判断只能基于人过去的表现，但招生人员需要做出的是对未来的判断。一个人的经历和行为只能说明过去和当下的情况，未来也许一样，但并不是一定会一样。未来是不确定的。当一个人面临完全不同的情况时，他(她) 的行为就有可能发生变化。但作为科学，现代心理学基于大量的数据和分析可以有效地对一个人未来的行为进行精准的预测。这些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专业知识正在取代经验，成为美国顶尖大学做出录取决策的重要依据。

再次是社会学的知识。大学可能是象牙塔，但大学招生从来都不局限于大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学招生既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进程。美国大学招生发展史非常清楚地体现了这一点。几乎在每一次民权运动的背后，都能够看到大学招生的影子。性别、肤色、种族、民族、宗教、贫富等一系列复杂的社会因素，都在一个个具体的录取结果中体现着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斗争、对立、妥协和进步。谁应该上大学，上好大学？大学招生的公平公正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牵动着社会上每一个家庭的神经。大学招生人员仅仅关注学生个体是远远不够的，他们必须具有更宽广的视野和胸怀，能够看清楚录取决策所产生的社会结果，从而推动而不是阻碍社会的进步，消弭而不是扩大社会的分裂，凝聚社会共识而不是固执于一己之偏见。

最后，因为大学所招收的学生未来要进入各个专业领域学习，招生人员还必须对现代学术和文明的发展有所了解，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承担起指导学生做出选择和精准选拔优秀学生的责任。这就要求招生人员必须保持对学术发展的敏感度和足够宽广的视野。

上述知识并非哪一个具体的专业所能涵盖，简单地将各个不同专业领域中的一些课程拼凑在一起也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在美国，大学招生是一个融合了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统计学以及其他学科的跨学科专业，培养了一大批具有专业知识和专业精神的专业人士。招生人员在从事具体的招生工作之前，要么接受过长期的系统性的专业训练，要么必须接受集中的培训，否则就不能上岗。专业化的一个重要结果是职业化。许多热爱招生的人终身从事招生工作，他们在不同的大学和教育机构之间转换，形成了稳定的职业发展路径，也有效地提升了美国顶尖大学招生的专业能力。

第三，招生过程的专业化。这一过程由三个环节组成。一是招生目标和标准的确定。大学到底要招收什么样的学生？由于历史、传统、学科特点等不同，不同大学的培养目标和理念是不一样的。就像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也不会有一模一样的大学。即使是要挑选天资聪颖的学生，对于“聪明”的含义，不同的大学也会有不同的界定和解读。招生理念和目标并不是哪个学校领导拍脑袋的结果，而要由真正懂得大学和教育的专业人士通过研究和讨论才能确定。二是挑选出符合标准的学生。这是更为复杂的专业性问题。大学招生机构需要制定出详细的流程，以确保专业人士做出专业判断。三是具体招生环节的专业化分工。阅读审核学生的申请材料，组织面试，对招生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和研究，等等，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专业人士专注地从事具体的工作，并通过合作形成最后的决定。

第四，广泛的自律性。自律源于对专业领域的热爱、理解、尊重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专业精神，是对自我价值的肯定。专业是一种态度。这一点对于大学招生来说尤其重要。大学招生是高利害性工作，决策结果往往会产生重大的社会影响，对每一个学生个体的影响更大--它可以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另一方面，大学招生又必须依赖于一定程度的主观判断，如果招生机构和个人缺乏道德自律和职业荣誉感，就有可能造成难以挽回的严重后果。

第五，建立综合性的自治组织。行业协会既是专业化的标志，同时也为专业人士提供了工作平台。它的价值在于，一群专业人士可以在一起工作，在共同的语境和知识背景下提出并讨论各种专业问题，组织制定出行动的规则和章程。美国大学招生协会(NACAC) 就是这样一个专业性组织。在协会中，来自大学和中学的专业人士共同制定《招生行为标准》，其具体内容包括：招生环节的开始、招生工作的开展、什么时候结束、学生的期待值、学校录取的选择标准，等等。此外，每年招生录取工作结束后，协会还会组织全国性会议，为各大学的招生机构围绕不同的主题进行专业性的交流、讨论和培训提供平台，力求推动大学招生事业的发展。

从上述五点来看，中国大学招生在专业能力建设上的确还有相当漫长的道路要走。一是应当明确招生办公室的独立地位。目前，中国大学的招生管理体制可以分为五种：第一种是招生办公室隶属于教务处(部)。这一点尚可理解，因为招生和教学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第二种是招生办公室和就业办公室在一起工作。这一点显得相当奇怪，因为二者完全属于不同的工作领域，工作内容和工作方法风马牛不相及。第三种是招生办公室隶属于学工处(部)，这一点就更加奇怪了。第四种是招生办公室隶属于本科学院。第五种是招生办公室是独立建制。最后两种模式都比较少见。我认为，从长远计，应当让招生办公室从行政系统中独立出来，直属校长领导。比如，哈佛大学招生办公室在本德担任主任期间，就从本科学院中分离，成为与本科学院平行的独立机构，这对于哈佛日后的招生工作影响深远。二是要对招生人员进行必要的系统性的专业化培训。原则上，没有接受过专业培训的人不应当承担招生工作。长远来看，有条件的大学有必要在教育学院内开设相关专业，系统性地培养专业招生人才。三是大学招生机构要从人才培养理念出发，整体性设计招生目标和流程，以有效提升招生的专业质量。最后，应当成立全国性的行业自治组织，开展同行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目前，虽然在教育部的领导下成立了全国高校招生工作研究会，但该研究会尚缺乏实质性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机制，并没有起到提升高校招生专业能力的作用。

做到了这些，虽然并不一定能够保证大学可以招收到适合自己培养的学生，但至少要比目前单纯依赖考试分数的招生录取模式更为专业，更为精准，也更有效率。这一过程虽然极其艰难，却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不得不走的道路。只要迈开了第一步，一步一步扎扎实实走下去，有足够的耐心和积累，中国顶尖大学的招生面貌一定会焕然一新。

高校招生能力建设“四问”

施邦晖

(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南京 210024)

近两年在工作中常与院校招办的同志们谈论，在新一轮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中，院校该如何作为？考试和录取是现行高考制度的两条腿，只改革其中一侧，恐怕会跛脚。其实，选拔录取新生是高考制度的“牛鼻子”，因为全国统一高校招生考试的直接目的是为高校选拔并输送新生。只有牵住“牛鼻子”，两条腿走路，才能走得稳，才能保证新一轮考试招生制度改革顺利推进。高校希望招到什么样的学生？又该如何甄别考生？假设给予各个学校完全充分的招生自主权，大家都会有什么样的招生策略？招生仅仅是招生办的事吗？这些问题从根本上涉及高校的招生能力问题。

在当前的考试招生制度下，高校招生能力应包含三个方面：一是科学评价能力，即学校有能力推行多元多层次评价体系对考生进行综合评价；二是目标定位能力，即学校有能力根据符合本校学科(专业) 人才培养需要的考生评价指标体系，遴选出符合各专业发展要求或有特长的新生；三是管理服务能力，即学校有能力充分利用各种资源来指导、组织、管理和服务招生工作。由此，引出了我们对当前高校招生能力建设的“四问”。

一、 眼界：除了依据高考分数之外，我们如何甄别考生？

招生的眼界是高校人才观的体现。现行高考制度下，院校录取考生基本都是严格依据高考文化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在一省(市、自治区) 公布计划数的范围内按志愿顺序录取。即使有的省份在考生的电子档案里附有综合素质评价内容，也几乎没有出现因评价不高而退档的情况。究其原因：一是高中阶段的评价记录从良就虚，高校无法研读判断；二是集中录取几乎就是一夜之间的事情，高校没有时间仔细翻阅成百上千考生电子档案的全部内容。因此，考分就成了判定考生优劣的唯一依据。问题来了，如果取消了统一录取，考生将高考成绩、高中阶段成绩、参加各类竞赛以及参与社团(社区) 活动情况、各类作品等连同入学申请都递交给学校，高校该如何筛选和鉴别？要不要进行面试？如何决定是否录取？录取在哪个专业(大类)？依据是什么？

从信号理论的角度看，高考的实质是招生高校依据入学基本条件实施筛选行为，考生根据招生高校的筛选任务和自身条件向其发出信号，招生高校再依据考生的信号判断其是否满足自己的要求，最终决定该考生能否入学的过程。考生发出信号可以理解为通过各种评价手段反映出的考生各方面的情况，这可在“考试”阶段实现。而问题的关键在于高校是否有对考生的科学评价能力，也就是说，高校有没有自己的甄别遴选机制和科学合理、符合本校学科(专业) 人才培养需要的考生评判指标体系。

那么，是否可以建立一个有别于现行的简单依据分数纵向排序的、基于多元评价指标体系的横向比较的甄别遴选机制？霍华德·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认为：“世界上并不存在谁聪明谁不聪明的问题，而是存在哪一方面聪明以及怎样聪明的问题。”淡化现实招生过程中的功利性、即时性、显性的评价判断，不再简单以考分高低来区别考生，而是充分尊重考生个体差异，发现和评价考生的不同能力，尤其是考生适应大学学习和未来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潜质，发挥好大学招生录取价值取向对基础教育的引导作用，应该是高校甄别遴选考生的一种有益尝试。在录取评价中注意对学生学习成长过程中的非智力因素(如兴趣、情感、意志、理想、抱负、求知欲望、成就动机等) 的考量，把非智力因素作为一个与知识同等重要的领域进行评价，把即时性、显性的评价指标与过程性的、隐性的评价判断结合起来，有助于建立一个多元化的评价体系。如果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高校、考生愿意共同努力，在当前还不具备大范围推进的条件下，可在现有的自主招生形式下开一点口子，做一点尝试和突破。

二、 定位：各院系知道自己对考生素质的要求吗？

即便我们有机会以多元评价指标体系来考量新生，如果院系不能清楚地表达对新生的素质要求，不能明确提出详细的筛选任务，那招办也不可能帮你招录到多少真正合乎要求的新生。大学要找准自身定位，各院系各专业要清晰地知道自己的新生在大学学习和专业发展上应该具备的一般素质和有别于其他专业新生的特殊素质，这或许可以称之为高校招生的目标定位能力。这一点不确定的话，就很难说招来的新生能够适合到本院系学习，今后的专业发展能够顺畅。在考生对高校专业知之甚少，又不能得到充分的专业选择指导的前提下，学生盲目选择专业，高校简单录取新生到志愿专业，是造成入学后相当一部分考生要求转专业，或毕业后从事非专业工作的原因之一。改进这种低效的资源配置方式，院校要做的就是，要求各院系成立专业委员会，明确各专业新生的一般素质和特殊素质要求，并制订相应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评价指标体系。本人以为，这是各院系各专业应该做的事情，也是避免高校同质化、强化自身学科建设和专业发展的应有之义，是人才培养的起点，是选人的关键之所在，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教育发展观。

三、 交汇：招办理解各院系专业对新生的要求吗？

有人说，招考机构是中学和大学衔接的桥梁。从经济学角度看，招办与院校各院系存在委托代理关系。招办根据一种明示或隐含的契约(工作职责)，并在院校各院系授予一定权利的前提下，为院系招到符合专业发展要求的新生。授权者就是委托人，被授权者就是代理人。对院校招办来说，应如何理解这种关系，准确定位自己的角色呢？招生是人才培养的起点。新生是基才，经过各专业的培养，才有可能成为专才，但如果基才选得不合适或者选错了，那就很难培养出专才。因此，招生是为人才培养服务的，招办扮演的是代理人的角色，它必须准确理解各院系专业对新生的要求。这里不得不提到双边匹配问题。学生入学匹配问题是双边匹配理论在考试招生领域的应用，匹配双方是学校和学生，匹配的目标是使学生与学校都达到满意的结果。虽然多元化评价体系逐步建立，提供给高校评判的因素增多，但在现行高考制度下，我们还不得不以分数为核心指标。即使了解到各院系对考生的独特要求，招办也无法在录取中擅自做出既符合考生意愿又符合专业要求，但不符合现场录取规则的调整和安排。不过，在有可能推进的自主招生改革和综合评价改革试点项目上，部分院校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招办要从教务处或学工处等部门中的招办，变为全校的招办，加强与各院系的沟通，把握各院系各专业对新生的素质要求。招办不能再仅仅就招生讲招生，而应从人才培养角度去研究招生，从促进学校建设与学科发展角度研究招生，努力提升自身的服务能力。

四、 保障：招生就是招办的事情吗？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高校意识到，招生是全校的事情。学校一般都有专设的招生委员会，由学校领导、相关部门、各院系的学者教授以及资深专家组成。各院系有责任提出对招收新生工作的要求，有义务出人出力配合招办开展招生工作，而不能简单地认为招生就是招办的事。招生是人才培养链条上的起始环节，是人才培养的基础，是人才培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人才培养这个系统工程中，招生工作应该受到高度重视，得到人、财、物、时间、信息的充分保障。招生委员会应该充分管理和使用好以上资源，提高招生工作的效率，为招生工作顺利进行提供有力保障，这也是学校管理能力在招生能力建设上的具体体现。在当前招考制度改革背景下，高校招生工作已经不再是一时一事了。体育、艺术等特殊类型招生，西部计划，农村专项，自主招生, 综合素质评价录取，各种校考组织管理以及招生宣传等已经充满了全年各个时段，招生工作需要得到学校多个部门和各个院系的支持与配合。一些省级统考项目和省级改革试点项目也是需要安排在省内高校组织实施的。就高校招生能力建设来说，一所学校的招生能力绝不仅仅体现在招办身上。招生能力是学校办学实力和水平的具体体现，是学校把学生放在什么位置的认识表现。据了解，就招生经费占学校经费总支出的比重来讲，国内高校与境外高校相比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就重视程度来讲，境外高校为招录优秀学生，体现国际化办学，校长赴多个国家宣传招生也是很多见的，这在国内并不常见；就吸引和服务考生的人性化细节来讲，国内高校与境外高校的差距就更加明显了。

以上只是从日常工作的角度提出了几个个人认为与高校招生能力建设相关的问题。学术界就高校招生能力建设这个话题相关的讨论还不太多，但这确实是一个应该重视和讨论的话题。招考制度改革正一步步朝我们走近，《高等教育法》和“大学章程”规定的高校招生自主权终将要逐步落实。高校必须超前准备，积极建设，毕竟院校的招生能力不是一天就能形成的。

面试：高校自主招生中的重要问题

熊斌

(华东师范大学招生办公室，上海 200062)

随着时代的发展，统一的标准化考试越来越无法满足广大考生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为了克服“一考定终生”的弊端，各种各样的高考改革方案开始走进人们的视野，其中社会关注度和讨论度最高的当属自主招生选拔考试。2003年教育部正式确定22所部属重点大学作为试点，这些高校5%的招生名额由高校自主通过笔试或面试招生。其后试点自主招生的院校逐年增多。2015年教育部又要求所有试点高校自主招生考核统一安排在高考结束后、高考成绩公布前进行，试点高校不得向中学分配推荐名额，笔试不得超过两门，考核重点是学生的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考核过程要全程录像等。可见，随着参加自主招生的高校和学生越来越多，自主招生方案也在逐年的实践中不断走向规范，走向完善。自主招生规模的扩大和模式的革新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

2012年，教育部在《关于进一步深化高校自主招生选拔录取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指出：“自主招生的主要对象是具有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的优秀学生。”由此可知，自主招生的对象一般要求在文学、艺术、体育、各学科竞赛等某一方面具有特殊的才能，或者具有较高的创新潜力。因此，可以认为自主招生选拔主要是面向少数具有特殊才能的学生。自主招生的考核方式除了传统的笔试外还有面试，并且随着自主招生规模的扩大，面试越来越被高校重视，甚至不少高校开始试行取消笔试直接通过面试进行自主招生，由此自主招生也被人戏称为“一面定终生”。

一、 面试的优缺点

面试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发现考生在纸笔考试中无法体现的个性特征。浦家齐(2009)认为自主招生的面试主要是为了测试考生知识的深度而不是广度，是为了求证考生的素质优势，而不是揭露其知识缺陷。因此，笔者认为，如果考生不能在面试中凸显自己的特长和潜力，那么他就不应该在自主招生中被录取。随着自主招生的开展，许多学者就面试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支持者认为面试可以更加全面地评估考生，从而避免招收“高分低能”的学生，面试有利于考生和学校的双向互动，面试有利于学校获得更为优秀的生源，等等；而反对者则认为依据面试成绩录取不如高考成绩公正客观，面试会导致营私舞弊，面试不利于农村学生，等等。

事实上，通过面试可以揭示考生无法在书面考试中反映出来的许多特征，如学生的个性特点、兴趣爱好、表达交流能力等。面试恰好可以与笔试形成互补关系，因而通过“笔试+面试”可以更加全面地评价学生。面试是一种“面对面”的交谈，能够全面考察学生的交流、沟通、表达、领导等能力，从而弥补书面材料及标准化考试的不足(乐毅，2009)。在实际的招生过程中，尽管考生准备了内容详尽、形式多样的申请材料，但往往趋于同质化和脸谱化，其中含金量高的或者说真正能反应学生个性化特点的少之又少。而面试中直接的交流可以测试出考生的特性和个性，再结合标准化的考试，便有可能复原出一个相对客观完整的考生。尽管有不少优点，但面试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面试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面试结论中包含较多的主观因素，如：一次短时间的面试难以全面反映考生的各种能力，形象、口才等显性因素在影响评分的同时，隐性的特殊才能和创新潜质难以直观展现；面试由于主要依赖面试考官的主观判断，有可能滋生招生腐败，即使是在确保考官道德自律的前提下，考官的学科背景和潜在的个人偏好依然有可能影响考生的评分；等等。因此，我们需要设计科学合理的面试方案，从而尽量发挥面试的优点而避免其缺点。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自主招生的过程中笔试是必要的，笔试可以考察学生的基本素养，而面试能够更直观、全面地考察学生的特质，同样是不可替代的。自主招生应该在笔试的基础上通过面试来更加全面地考核学生，通过多种方式更加准确地鉴别考生的特长和潜能，为各个院系遴选出最合适的学生。

二、 面试专家的选择

面试的结果受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面试专家。因此，选择合适的面试专家就成为自主招生面试的关键。自主招生的目的是从众多考生中挑选出在某个专业领域具有较强创新潜力的考生，挑选出最适合不同院系、专业发展的学生。那么，哪些人员最适合判断考生的特长和潜力呢？

目前，很多高校自主招生工作中的笔试和面试由校招生办公室负责安排。鉴于招生办工作人员的编制数量以及学历背景，仅仅依靠招生办自己的力量可能很难较好地完成各个院系的自主招生工作。各个专业领域人才的判断是一件高度复杂的事情，需要相关学科领域的专家、教育学专家、心理评估专家、人才评估专家等共同合作才能完成。同等招生规模的国外大学往往有一支人数可观的专业招生队伍，而目前国内大多数高校的专职招生人员数量尚不能担负自主招生的面试工作，尤其是在近年来自主招生报名人数增多、面试环节要求愈加严谨但工作日程安排紧张的情况下。因此，笔者认为招生工作不仅仅是招生办的工作，而是整个学校的重大事情，招生工作关乎各个院系乃至全校的利益，需要各个院系、需要全校给予充分的重视和配合。

国内高中教育的一大弊端就是过于重视考试成绩而忽略学生的个性特点和兴趣爱好。从长远来看，没有兴趣爱好、没有热衷的事物可能不利于学生的成长和成才。由于自主招生的对象是具有学科特长和较强创新潜质的学生，笔者认为参加自主招生的学生应该明确提出申请就读某个院系或专业，这样才能够凸显考生的特长和潜质。如果学生申请就读某个院系或专业，那么最佳的面试人选应该是该院系、专业的专家教授。根据考生的申请有针对性地组织相关专家组成面试专家组能够较好地对考生的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进行评判。当然，面试专家组不仅要包括相关学科方面的专家，还应包括教育学、心理评估、人才评估等方面的专家，这样才能对考生的特长、潜力乃至性格做出相对合理、准确的判断。

三、 面试方案的确定

面试专家确定后，就需要设计合理的面试方案，组织实施面试。面试环节涉及许多因素，如面试时间、面试地点、面试内容、评分规则等。一个合理的面试方案应该做到均衡利弊，兼顾各个方面。公众对面试的最大疑问就是面试能否做到公平、公正，能否避免招生腐败。事实上，仅仅依靠面试专家的道德自律来确保面试的公平公正是不现实的，只有建立一种合理的机制才能保证面试的公平和公正。研究表明，确保自主招生公平公正的最有效方法就是“过程的公开、透明”(尹晓敏，2012)。

面试时间不能过短，否则无法全面评判考生的特长和潜质；但面试时间也不能过长，否则效率低下会显著增加学校的招生成本和学生的考试成本。一般来说，面试时间安排20-30分钟最为合适。对于面试的地点，国外的常规做法主要有两种，即校内面试和校友面试。笔者认为如果有可能应尽量组织实施校内面试，这样可以充分利用校内资源，确保面试质量和面试环节的规范性。如果校内面试有困难，笔者建议充分借助现代信息和通信技术，组织实施远程视频面试。远程视频面试不但可以保证面试专家的一致性，做到统一评判标准，而且可以减轻学生异地奔波的考试负担。

国外一些大学的面试主要涉及考生的家庭背景、学习背景、个人志向、兴趣爱好、报考理由等内容。尽管对自主招生面试的内容没有统一的规定，但笔者认为面试内容应该围绕学生的特长和潜质。实施过程中可以先通过问卷了解学生的特长再针对问卷调查结果进行追踪提问，这样可以核实考生是否在某一领域确实拥有较为突出的潜力。笔者认为这样实施的面试必然会针对学生的个性特点，是一种个性化的面试。浦家齐(2009)认为个性化面试或许不是自主招生的唯一选择，但至少是值得推荐的一种模式，因为个性化的面试能使自主招生与应试教育拉开距离。

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各个学校面试的评分规则并不统一。概括来说，自主招生面试的评分规则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把所有面试专家的评分相加后求平均分。例如，某高校采用的“一对一”加“综合评定”的方法。即5位面试官分别与考生单独面谈15分钟(每位考生共计接受75分钟的面试) 后综合评价考生的个性品格、沟通能力、知识结构、逻辑思维等要素；然后，5位面试官将各自的打分汇总，小组统一意见后得出最后的面试结果。当然，为了确保面试真实、有效、公平，该高校还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如回避措施、全程录音、面试记录和决议书全部存档、规范面试官用语、规范着装，等等。

另一种是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再把其他面试专家的评分相加求平均分。例如，尹晓敏(2012)认为考官应基于考生的回答，根据面试评价标准各自独立打分。面试结束后，考官应当场亮分，使考官接受考生、其他考官、旁听者等相关人员的监督。面试总分汇总时，应采用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再求平均分的做法，以控制评分极端值给考生真实分数带来的影响。考生的面试成绩经考场监督人员审核签字后，应由主考官当场向考生公布。

从公平公正的角度来说，笔者认为第二种面试评分规则更为合适。因为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可以避免异常评分的影响，从而提高面试公平、公正的概率，减少招生腐败现象。当然，在第二种方案中面试专家的数量要相应多一些，笔者认为至少要有7人，这样才能保证有足够的有效评分专家对考生的学科特长和创新潜力做出较为全面、准确的评判。在部分国外大学的自主招生过程中，面试的结果是以主观的评语而非标准化的分数来呈现的，这有利于全面展现考生的特质，也有助于确定考生是否与学校招生需求匹配，但就目前国内的考生规模、招生环境来说，面试结果分数制仍然是一种兼具公信力和可行性的模式。

以美国大学为例：谈大学本科“综合评价”的招生力

常桐善^1，2

(1.加州大学校长办公室，奥克兰 94706；2.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上海 200092)

“招生力”是大学实施招生工作的能力，不同的招生制度对招生力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在“唯分数论”的年代，招生以高考成绩为唯一依据。简单地说就是，按照高考成绩把申请学生从高分到低分排名，有了这个排名，招生工作基本上就大局已定，按照成绩录取就可以了。所以从理论上讲，招生过程是非常简单的，不需太多的人力和财力，更不需要高端智能和技术的支持。但“综合评价”的招生制度需要更加缜密的招生原则、更加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更加完整的个人信息资料、更加严谨公平的评审过程以及更加综合的数据分析和政策评价研究。因此，招生组织机构必须从政策制定、申请资料收集、综合素质评审、招生数据分析等多方面提升自身的能力。这些能力也就是本文所要解析的招生力。还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阐述的“招生力”是指，在大学拥有完全的自主招生资格时，招生组织机构应该具备的能力。招生组织机构包括大学的招生委员会、招生办公室以及辅助从事招生数据库建设和数据分析的信息中心等机构，不包括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大学入学考试机构以及从事招生研究的学术组织。

一、 政策制定和监督能力

政策制定能力是指大学根据其办学任务、教育模式和人才培养目标，以及高等教育发展的要求制定合理的招生制度的能力。这要求招生人员了解大学的教育理念、大学的办学目标和发展方向、往届招生结果、生源、毕业生就业情况以及工作绩效等。监督能力要求大学必须具备足够的内部监督能力以及接受社会监督的意愿和能力。美国大学的招生政策通常由教师组成的招生委员会制定。教师对什么样的学生能够适应和完成他们所在学校的教学目标最为了解，所以在招生政策的制定中应该最有发言权。当然，招生办公室的实践经验以及院校研究办公室的数据分析都会为招生委员会有效地制定招生政策提供实践和科学依据。由于招生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分别由招生委员会和招生办公室负责，这样的机构设置实际上也形成了内部的监督机制。另外，大学还通过各种形式广泛宣传招生政策，并通过网络公布详细的招生数据，以提高招生过程和结果的透明度。

二、 评审指标体系的构建能力

评审指标体系是在招生的总体方针和实施原则指导下开发的，是用来评价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指标，对招生的成功与否有直接的影响。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能力包括指标的确定、指标信度和效度的检验、指标合法性的判断、指标权重的确定等方面的能力。在评价学生的学业成绩时，用高中成绩还是大学入学考试成绩，二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各自的利弊是什么？如果确定利用大学入学考试成绩，是选用SAT还是ACT？如果确定接受SAT和ACT，如何对不同成绩进行标准化换算？是否考核学生完成的大学先修课程成绩？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在构建指标体系时利用实证性研究结果做出明确科学的回答。显然，完成这些工作需要学习成果评价、学习测量、学生发展等方面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同时也需要较高的数据分析能力和统计学技能的支撑。

三、 政策宣传和解读能力

如前所述，美国大学，特别是公立大学招生政策的制定过程是非常透明的。尽管如此，在政策和评价指标出台后，大学也通过多种渠道向社会各界广泛宣传和解释相关政策和评价指标体系，并解答家长、学生提出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仅局限于招生政策方面，而是可能涉及大学的各个领域。因此，政策宣传和解读工作既有利于大学实现“综合评价”的招生目标，也有利于传播大学教书育人的理念和人才培养模式。这项繁琐的工作虽然不需要高深的理论，但需要招生工作人员非常熟悉大学的整体状况，具有丰富的协调和组织管理经验，并投入大量的时间。美国大学最常使用的政策宣传和解读方式包括网站介绍、召开大学申请咨询年度会议、举办大学开放日等。另外，在申请系统开放期间，招生办公室提供24小时在线服务，为申请学生解答问题。

四、 申请资料收集和评审平台的建设能力

开展“综合评价”的前提条件是大学必须按照评价指标体系的要求收集到申请学生的详细信息。这些信息必须具备一定的广度和深度。广度是指信息涵盖范围广，包括学业成绩、个人成就、中学教育背景、家庭背景、社会活动参与情况等；深度是指提交的信息要非常详细，如学业信息就包括申请学生在中学阶段修习的所有课程的内容、课程类别、修课时间、成绩等。为了收集如此繁杂详细的信息，招生部门必须有能力组织和协调申请系统的开发工作，或者有能力选择商业性的申请系统。无论是利用自己开发的系统，还是利用商业性的申请系统，大学在收集申请资料后都需要建立合理安全且易于操作的评审平台。这一切工作都需要在较短的时间内通过计算机的自动化程序完成，所以招生部门必须具备很强的计算机管理和应用能力，或者相关领域的组织管理能力，以与信息中心合作开发这样的评审平台。

五、 评审能力

评审能力主要是招生部门综合评审申请资料并根据评审结果做出录取决定的能力。这项能力反映了评审人员的专业化水平和职业化道德素质。专业化水平包括对大学招生原则和指标体系的熟悉程度，以及合理评判学生综合素质的能力。职业化道德素质要求评审人员一定要按照原则对学生的综合素质进行公平评审，尽量避免主观倾向的影响。提升评审人员评审能力的最佳途径是培训。几乎所有加州大学的分校在评审之前都要组织大约一周时间的培训工作。招生专家会详细介绍招生制度、评价标准等。但最重要的培训内容是模拟评审。培训组织者会从往年的申请资料中选取典型案例，让参加培训的人员模拟评审，然后比较评审结果，并根据评分标准的要求进行讨论。这样反复进行，直到评审结果的误差小于可以接受的统计数值。

六、 数据系统建设能力

构建强大的数据系统对顺利完成招生工作意义重大。通常情况下，招生数据系统包括中学基本信息和申请学生的所有信息。中学基本信息包括入学人数、毕业生数、往年的升学率、平均入学考试成绩等。另外，招生人员还可以将这些数据与学生入学系统、课程注课系统、就读经验数据等链接起来，构建庞大的数据分析平台，为招生数据分析和招生结果评价提供服务。因此，招生办公室必须具备建设数据系统的意愿和配合相关部门设计数据系统的能力。这些能力包括确定数据内容、界定和整合数据变量等。当然，系统的技术开发可以由学校的信息中心负责实施。

七、 数据分析和招生结果评价能力

数据分析和招生结果评价的主要目的是为完善和改革招生制度，以及有效地开展招生工作提供实证性依据。这些工作包括对中学毕业生情况的分析、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分析、大学生学业完成的预测因素研究、招生结果的多元化分析、学生入学后的学业成绩分析等。显然，为了完成这些工作，招生人员必须非常熟悉中学的教学情况、标准化考试、大学招生政策、评价指标体系、招生过程，而且必须熟练掌握统计学方法、数据库应用等方面的技能。为了提高招生数据分析和结果评价能力，美国大学的招生办公室通常都设置从事招生数据分析和招生结果评价的专职工作人员。另外，大学的院校研究办公室通常也配备专职分析人员，协助招生办公室完成数据分析和招生结果的评价工作。

八、 招生政策研究能力

招生政策研究的目的是确保大学的招生政策符合大学的办学方向和教育目标，以及整个高等教育发展的大环境和人才培养的基本规律，同时与国家的法律和政策吻合。当然，招生委员会也希望通过政策研究为大学制定和进一步完善招生制度提供实证性依据。要完成这一任务，招生组织机构和相关部门必须具备政策分析能力，并掌握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招生机构有时也会委托教师开展这方面的专题研究。

综上所述，大学招生“综合评价”的目的是通过多元化的评价方法、科学合理的评价过程来综合考察申请学生的学业成绩、个人成就以及综合素质。招生力是顺利实施“综合评价”制度的关键。中国大学要提升招生力，首先必须转变招生理念，深刻领会“综合评价”的内涵及其对招生能力的要求。其次是加强招生组织机构建设，为提升招生力打好基础。理想的大学招生组织机构必须由招生委员会和招生办公室组成，同时授权从事大学数据管理的部门进行招生数据的分析和研究工作。第三是构建和培养专业化和职业化的招生队伍。“综合评价”制度是非常“昂贵”的制度，需要大量的人力和财力的支持。美国规模在1万学生的大学招生官员人数与申请人数的比率大约是1 :1, 541。也就是说在一所收到6万份申请的大学需要配置大约40名招生官员。从财力资源来说，在2012年，美国大学招收每位入学学生的平均花费是2, 432美元。也就是说一所新生入学人数是5, 000的大学每年所花费的招生费用约为1，200万美元。另外，大学应采取措施提升招生人员的技能，包括招生经验、高等教育管理能力、政策研究能力、数据分析能力等。这些经验和能力必须经过长期的实践积累，所以美国大学的招生官员，特别是主任级别的官员都有丰富的招生工作经验，绝大多数人都是终身从事招生工作。因此，中国大学要建设专业化和职业化的招生队伍，提高招生力，就必须改革人事任用的“轮岗制”，为招生人员提供一个具有长远发展方向的平台，帮助他们积累“综合评价”的招生经验，并从前面阐述的八个方面提升招生力。否则，招生人员永远是“门外汉”，提升招生力也只能是纸上谈兵。

以宁波诺丁汉大学为例：谈高校招生能力建设中的三对关系

沈伟其

(宁波诺丁汉大学，浙江宁波 315110)

大学的招生制度，如同国家干部选拔任用制度一样，是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国家繁荣昌盛的基础性保障制度。巨大的“指挥棒”作用，使它具有了引领基础教育健康发展的社会功能。高考招生涉及千家万户，事关民族兴衰。从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我国的高校招生制度，经历了多次改革。上世纪80年代到2003年，围绕“科目和题目”进行了“3+x”模式改革；2003年到2014年，围绕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部分重点高校进行了自主招生探索；2014年9月至今，随着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的颁布，浙江省和上海市被确定为“一省一市”先行综合改革试点。高考经过不断地改进，存续了三十多年，在兼顾公平与效率上得到老百姓普遍认可；高考也被包括悉尼大学在内的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许多大学所认可，成为它们招生的重要凭证。业已形成的比较稳定的高校统一招生制度，为社会选拔了大批人才。因为高考制度，多少人从此改变了命运。高考选拔保障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快速发展对大批人才的需求。

宁波诺丁汉大学是2004年经教育部批准筹建设立的第一所中外合作大学。在这短短十多年发展历程中，学校的国内本科招生工作，在探索招生改革、加强自身招生能力建设方面大体也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05-2008年)，是借鉴国外大学招生选才的经验，为国内的高考改革提供试验和标本。经浙江省教育厅(考试院) 同意，我校每年有50-100名针对浙江考生进行的“自主招生”提前批次录取试点。参考英国的招生方式，学生报名参加我校自主招生考试的条件是高中学业成绩。我们关注考生高中阶段平时的学业表现，以破除高考“一考定终身”的弊病。学校的自主考试由英国诺丁汉大学派专家过来进行笔试和面试，以确保考试的独立性和公正性。测试主要是考查学生的英语能力和沟通表达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学生必须参加高考，但录取不与高考成绩挂钩。学生录取后的大学学习阶段，学校会进行跟踪观察和比较研究。通过这段时间的试点我们最后得出两个结论：(1)“自主招生”学生与“高考”学生的四年平均学业成绩和其他可观察的项目成绩(均值)，没有显著差异；(2)“自主招生”学生的成绩差异度(方差) 比“高考”学生大，即最好的学生和最差的学生都在“自主招生”学生中，而“高考”学生相对比较均一。据此，学校(尤其是外方) 认为，高考是一种可靠(reliable) 的高校招生录取方法，从学校效益和效率上讲，完全没有必要进行自主招生工作。但从社会宏观层面看，自主招生为破除“一考定终身”的高考弊端、发挥高校招生主动性提供了实验依据，也为浙江省目前设计的“三位一体”方案提供了有益参考。第二阶段(2009-2014年) 中，虽然国内许多重点大学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自主招生探索，“北约”、“华约”、“千分考”、“三大联盟”层出不穷，但我校的自主招生工作却进入“鸡肋期”，弃之可惜，食之无味。这阶段我们的自主招生名额从原来每年100名逐渐下降到每年只招50名。同时为了克服自主招生学生学业成绩差异度偏大的问题，“高考成绩必须达到一本线以上”成为录取的必要条件。第三阶段是2015年至今，学校作为浙江省深化高校考试招生制度综合改革试点方案中“三位一体招生”的试点学校，按高考60%、学校综合素质测试30%、高中学业成绩10%的权重计算综合成绩，每年择优招收80名学生，且与高考“一本线”挂钩。

鉴于高考招生肩负着重大的社会功能，同时又面临着不同大学差异极大、各地基础教育差异极大的严峻挑战，既要让高考招生发挥好“引领”基础教育的作用，又要让大学培养好各类“建设者和接班人”，借鉴美英等发达国家大学入学考试制度的有益做法，结合我校十多年的招生实践，笔者认为在高校招生能力建设中必须认清以下三对关系：一是宏观(社会) 作用与微观(大学) 作为的关系，厘清破解应试教育问题的本质所在；二是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寻求一定历史发展时期公平与效率的最大公约数；三是科学性和多样性的关系，体现人才选择和人才培养的科学性和多样性的统一。

(一) 从宏观与微观的关系看，高校进行招生能力建设、开展自主招生，可能只是极少部分大学需要做的事。宏观问题需要顶层设计去解决，指望微观上的措施去解决宏观问题是徒劳的；同样许多微观上看上去“很美”的事，却因在宏观层面上不可行而难以推广和持续。

在教育问题上，许多被诟病的东西看上去是基础教育的问题或高考招生的问题，其实质可能并非如此。中国的家长之所以那么累，中考、高考的学生之所以那么苦，就是因为家长希望子女得到好的教育，学生也希望自己能升上重点中学或高水平的大学。表面上看这种苦和累，是因为中考、高考唯分数论英雄，但究其本质，却是因为当前阶段我国没有足够的财力实现教育事业的均衡发展，没有能力把各类中学、大学都办成为学生所心仪的学校。我们从小学到大学一直搞“重点”、“非重点”，搞“211”、“985”，并在升学就业中不断强化这种重点效应，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分配给这些所谓的重点学校，最后把学生和学校分成三六九等。对这样的社会问题，想通过各个高校的招生能力建设去解决是不可设想的。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已成为“十三五”的重要目标。那么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是不是也要通过均衡发展去解决考生苦和累的问题呢？

从世界范围看，英国只有牛津和剑桥在大学学院招生服务中心(UCAS) 统一录取的基础上有面试的安排，其他所有大学，包括罗素联盟的研究型大学，都是依据A-Level课程成绩和申请材料进行招生录取的。美国也只有一些著名的私立大学和优质的州立大学开展优秀人才的校选，其他大学都是依据SAT/ACT成绩、推荐信和自述材料进行招生录取。因此当前我国扩大高校的招生自主权，不能片面地认为是每所大学都各自去组织考试，校选人才。大学自主招生测试应该是建立在社会化统一考试基础上的一个补充，而且只能是一些顶尖大学(或专门性大学、学院) 和精英教育(或特殊教育) 需要做的事。只有在教育事业均衡发展的前提下，实行各类高校的分层多元招生，才能处理好宏观与微观的关系，摆正大学在招生录取中的位置，让学校将最主要的精力放在学科建设和学生培养上。我们要为公众提供衡量高校好坏的更为科学的风向标(如英国大学生满意度指标)，否则即使是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也会陷入“状元”的争夺战中。

(二) 从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看，社会化、统一的高考招生制度，是公平和效率的完美统一。任何一项社会制度都不可能完美无缺，都需要不断完善和改良。高考制度随着社会发展进行着不断改革，制度的缺陷和不足也得到了不断克服。我国另一所中外合作大学--上海纽约大学，近几年也在探索精英教育所需的自主招生。且不说它每年招收151名中国学生的招生费用要300万元之巨，只设想一下，如果全国2800多所高校，每个大学都这样招生，都要求每个考生到学校参加“校园日活动”以考测学生的综合素质，宏观上排得出日期来吗？如果一个考生想考的一所大学在“天南”，另一所大学在“地北”，全社会的考试成本会多高？贫困边缘地区的家庭支付得起吗？更何况像上海纽约大学所采用的充分借鉴了美国纽约大学经验的招生模式，真的比高考更公平公正吗？浙江省目前正在进行的“三位一体”试点中，2016年有包括北大、清华在内的50多所高校参与。据笔者了解，许多高校通过“三位一体”只招收二三百名学生，但报名的学生却有上万名，到校参加笔试面试的有几千，再加上从各地赶来的同等数量的陪同的家长，每所高校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来保证考试“公平公正”地顺利进行。由于许多高校的综合素质考测日重叠，许多考生根本无法同时参加心仪高校的考试。这样组织高校进行人才选拔，是否更加公平了呢，是否减轻了学生的负担了呢？因此，许多看起来热热闹闹，听起来“很美”的局部工作，却很难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全局统一。由此也不难看出，高校开展自主招生，投入人力物力进行招生能力建设，只能是极少数顶尖大学的事，否则只能是劳民伤财，“事倍功半”。高考下一步改革，应赋予考生和高校更多的选择权，这将会更好地引领素质教育，更好发挥高校育人的积极性。

(三) 顶尖大学的招生能力建设要把握好人才的多样性和选才的科学性之间的关系。古希腊有句不断被重复的话，即“人的头脑不是填装知识的容器，而是要被点燃的火种”。事实上，许多人的“火种”不是在中学、大学被点燃，许多人不是在中学、大学就知道自己的兴趣在哪里，特长是什么。有些人甚至是在博士、博士后阶段，是在许多年的工作实践后才找到自己的“火种”的。霍华德·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已成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西方国家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他认为，每一个体的智能各具特点，语言、节奏、数理、空间、动觉、自省、交流及观察等8种智能在每个人身上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组合；同时他强调个体智能的发展方向和程度受环境和教育的极大影响和制约。我们的中学生、大学生，还处在发育成长阶段，可塑性很大，因此，我们要把握好人才多样性与选才科学性的关系，让各类人才获得最佳的环境和最优的教育。

笔者认为，目前985、211高校的生源质量已不是其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制约因素。一流大学是一流教师、一流学生、一流设施条件和一流管理的统一。而能在近千万考生中招收到前10%左右的一本批次的学生，这些985、211高校就已经拥有了一流的学生。香港是一个可以比较的例子。香港只有600多万常住人口，加上200-300万流动人口，加起来也就是1000万左右，与宁波市相当，但香港却拥有至少3-4所世界一流大学。这些一流大学的生源，80%以上是本地生源。回想我校创建之初，招收的也只是高考一本线上几分到十几分的学生，但经过四年的精心培养，选择读研的毕业生，70%以上都能被世界百强大学所录取。由于人才的多样性，我们需要大学的多样性和均衡发展，需要不同类型大学的百花齐放。一流大学，不要为考分而设计招生制度，为改革而改革。少数顶尖大学的精英教育，投入一定的人力财力进行招生能力建设，其最根本的价值取向应该是凸现办学特色，让招生选材真正为其办学目标服务。南开大学刘清华(2013)指出，高水平大学的招生选才能力，就是健全并实施综合素质评价标准的能力。高中新课改后，学生的素质逐渐向多元化、个性化方向发展，高中学生的学业水平考试更加统一规范，综合素质评价制度也使学生评价的主体、内容、方法日益多元。评价的过程性、写实性得到强化，这为综合评价奠定了基础。少数要进行自主招生的顶尖大学，一定要厘清自己独特、清晰的人才选拔理念和招生目标，研制出综合选拔的指标体系，能主动收集、处理、使用包括高考、校测、高中学测和综合素质评价等在内的有效信息，挑选出与大学特色培养相呼应的人才。此外这些顶尖大学应建立一支专兼结合的考试招生专家队伍。这支队伍要接受过专业化人才测评的训练，要知道招“什么样的学生”，“培养怎样的精英”，还要了解中学教学改革发展和中学生发展的特点，能借助有效信息评价、识别“千里马”。其他绝大多数的普通大学，则应顺应高教大众化的发展趋势，以社会普遍认同并在不断改进的高考为主要依据，分层多元录取考生，努力培养数以千万计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要。

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促进高中考教分离

黄文玮

(南京邮电大学光电工程学院，南京 210023)

现行的考试招生制度，让高校尴尬，让高中尴尬，主要原因在于各方主体地位不清、主体责任不明、主体能力不强。主体地位、主体责任、主体能力，三者相互关联，缺一不可。我们要构建更为明晰、更为顺畅的主体关系，以使高考改革释放各方主体权益，促进各方的健康发展。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是理顺和建立高考各方主体关系的“牛鼻子”。

一、 现行招考制度不能满足高水平大学选拔人才的需要

高水平大学都有独特的办学理念和发展战略，“科学选才”是人才培养的第一步，也是极为关键的一步。高水平大学更加注重选拔“具有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学生，而高考这种在短时间内集中测评的方式，很难对学生个性化特长进行准确和有效的评估，尤其是难以考查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现行高考有两种功能，一是对学生高中阶段课程的完成质量进行检测，二是为高校选拔人才。提升与检测高中课程完成质量是高中教学的功能，选拔人才是高校的功能。高考没有这个“本事”也没有这个必要分饰两个角色。“招”和“教”原本是两个不同责任主体承担的不同任务，就应该分由两个主体各自完成。通过“考”的环节兼容两个主体的功能与任务，显然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这只会混淆两者的主体角色，减弱两者的主体功能。此外，目前高考所使用的主导测评技术、考试科目设计和招生录取方式，无法准确检测考生的个性化特长和发展潜质，高校也难以从现有的测评技术中对考生的个性化特长和发展潜质加以甄别。过度强调考试技术的突破和试卷命题的科学性，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矛盾，单一的招考模式尤其不能满足高水平大学的选才需要。

现在是“考”“一股独大”，“招”与“考”、“考”与“教”的矛盾冲突加剧。“坚持育人为本，遵循教育规律”的教育基本原则在高中变为空洞的口号，高中已经在心不甘情不愿的情况下一步步异化为高考培训学校，一切以高考升学率作为衡量标准。其结果是：教师失去了“教”的快乐，学生失去了“学”的快乐，课堂失去了启发，学生失去了创新，发展“兴趣爱好”成为奢侈品，素质教育成为空谈。

同样，另一个责任主体高校由于一直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面对高考选出的人才不能满足自身需求的现状，高校在招考中并没有足够的话语权。高校注重录取学生的学科特长和录取专业的吻合度，希望实现特长契合型人才在高校各个学科和专业中的均衡分布，而现有的招考方法和测评技术，并不能满足高校选拔人才的细分需求，导致高校生源适切性不佳。

自主招生政策的试行，其目的就是要打破现有的按分数高低招生的限制，选拔具有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的优秀学生。通过这些年自主招生的试点，多元评价体系正在逐步替代以高考成绩为主体的一元评价体系，这促进了人才选拔方式的多元化。高校自主招生政策的实施，一定程度上确立了高校在招生考试中的主体地位，也可以促使高中教学从“应试教育”回归素质教育，从而形成一种积极的导向。

二、 招考制度借鉴

民国时期的招考制度为“联考制度”，一名考生可以同时被多所学校录取，大学不仅参考考生的联考总分，也针对单科得分进行分析，对有学科特长的学生敞开大门。为人们所熟知的钱钟书先生，1929年以外语和国文第一名的成绩考取清华大学，尽管他的数学只考了15分。1917年，中国白话诗的开拓者之一康白情，以国文和英文第一、数学0分的成绩被北大破格录取。曾任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的齐邦媛1943年参加联考，英文和语文的成绩优秀，数学却只考了48分，她填报的第一志愿是西南联大哲学系，第二志愿是武汉大学哲学系，第三志愿是西南联大外文系，结果，她被第二志愿武汉大学录取，第三志愿西南联大因为她的英文单科分数优异也录取了她。可见，在抗战时期极度恶劣的教育环境之下，大学选拔依然能够兼顾到考生的学科特长，这也说明那时的大学在招生时有绝对的自主权和相当程度的灵活性。

美国高校的录取工作完全由高校自主完成，高中成绩、SAT或ACT成绩总共占约50%。SAT和ACT是由专门的考试机构组织的考试，由非盈利性机构于一年当中的不同月份组织多次考试，考生可以参加多次考试，并选择最满意的成绩提交给所申请的大学。另外50%左右则取决于学生的申请书、个人简历、推荐信、社会实践记录以及面试表现等。高校根据这些材料分析学生的个性化特长、学科偏好、学习潜能、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结合自己学校不同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设定自己专业的观测和评价点，选拔合适的学生。这种选拔方式有利于全面考查学生的特长和能力，因此称得上是一种“精细选拔”。

邻国日本的现行考试模式是：每年一月下旬举行全国统一命题的“大学入学考试中心考试”，相当于我国的学业水平考试，目的既在于检测考生的高中知识水平，也希望为部分大学提供录取依据，相当数量的普通学校就根据这个考试的结果进行录取。学业水平考试结束之后，学生可自行补习，再参加于当年二月中旬至三月底进行的部分大学自己组织的考试(相当于自主招生考试)，考生可参加多个大学组织的考试，大学根据两次考试的结果自主完成招录工作。

我国招考改革可以借鉴其中一些有益的做法。结合现有国情，我们目前可以做到的就是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

三、 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促进高中阶段“考教分离”

高考为谁而“考”？大的层面来说是为国家选拔人才而考，具体则是为高校选拔人才而考。既然如此，高校在人才选拔上应该处于主体地位，应该有更多的自主权。高中的“教”是教什么？怎么评价“教”的质量？基础教育的目标是提高全民族素质，高中阶段应该以高中课程标准作为依据开展教学活动，其检测手段是高中学业水平测试。

现行的招考制度中，高中培养的学生必须通过高考选拔输送给高校，而基于前面论述的原因，高考选出的人往往无法满足高校的要求。高考成为学生进入高校的必经之路，成为高中和高校之间的载体和屏障。任何高中、任何老师、任何学生在此情势下不得不向高考低头，高中阶段的学习变成了为高考而学，高中也使出全身解数揣测高考的出题走向，“考什么就教什么”。素质教育被这种功利的学习所取代，高中想教的、该教的不能去教，拳脚被高考指挥棒紧紧束缚，处境极其被动。

高校自主招生的扩大可以破解这个被动局面。如果高校有足够的招生自主权，则可通过本校组织的面试、学生高中成绩档案、素质报告等，直接接收高中品学兼优或者有某方面学习特长的学生。这部分学生甚至根本不用参加高考(或者高考录取分数权重降到足够低)，就可以被高校直接录取。当自主招生达到一定规模，成为与相当数量的考生有关的一项政策时，自主招生与高考相抗衡的格局就能形成，高考将不再是高中生通往高校的唯一路径。这将会对中学教育发挥导向作用，为高中实施素质教育带来空间，从而促进高中回归教书育人的根本。对学生而言，他们一旦从应试教育中解脱出来，就有了空间进行个性化发展，而个性化特长正好能满足高校自主选拔人才增加区分度的需要，从而有利于高校选拔到合适的学生。

高校自主招生选出的个性化创新人才在大学阶段更容易脱颖而出，而这些成绩往往可以溯源到他们的高中阶段。高中为他们的成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学生在高校取得的突出成绩也可以作为高中教育质量的评价指标之一。对高中教育教学效果评价的多元化、长效化，更有利于促进高中与高考关系的松动，有利于高中对学生个性和创新精神的培养，从而促使高中成为一个独立的有分量的教育主体，形成自己的教育特色。

自主招生权扩大，高考才能发挥其作为高校选人的一项指标的作用，而不是作为选拔人才的唯一依据。高校对高考分数怎么使用有绝对的话语权，高考的分量自然就减轻了。高考分量减轻，高中教育就可以回归育人根本，回归教育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回到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的正确轨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