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现代学徒制是当前我国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热点，它同时涉及学习方式、人才培养模式和职业教育制度等三个方面。我国发展现代学徒制的最终目的，不仅仅是对学生的学习方式做出一些改变，也不仅仅是在试点院校确立起一种基于师徒关系的人才培养模式，而是要通过对工学结合的深化，建立起一种新的职业教育制度。制度层面的现代学徒制构建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本文拟探讨其中五个相互联系的问题：(1) 什么是现代学徒制？(2) 我国为什么要发展现代学徒制？(3) 我国要发展什么样的现代学徒制？(4) 我国发展现代学徒制面临哪些制度障碍？(5) 我国现代学徒制运行缺少哪些支撑条件？

通常认为，现代学徒制是将传统的学徒训练与现代学校教育相结合的一种企业与学校合作的职业教育制度(赵志群，2009)，这是到目前为止认同度比较高的一种定义。然而，实践的深化产生了许多新问题，比如现代学徒制是否一定要以校企合作为前提？有些职业院校绕过企业，直接把行业大师引入到职业院校的工作室，以基于师徒关系的训练模式来培养学生，也完全达到了学徒制培养模式的效果，但这种培养模式能否称为现代学徒制？再比如，有些职业院校设置了基于传统工艺的专业，这些专业一直在采取基于师徒关系的培养模式，这种培养模式能否称为现代学徒制？如果是，那么其现代性体又现在什么地方？等等。因此，有必要对现代学徒制的内涵做出更为深入的分析。就现代学徒制的内涵来说，它有四个最为本质的方面。

现代学徒制首先必须是学徒制。基于稳固的师徒关系来进行技术实践能力的学习，是现代学徒制最为根本的要素。不能把现代学徒制简单地等同于校企合作，校企合作只是现代学徒制构建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但不是必备条件。现代学徒制是针对现有各种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缺乏深度的企业师徒关系基础、技术实践能力的学习不够精深等问题提出的。因此，以稳固的师徒关系为基础，系统地进行技术实践能力学习的人才培养模式才能称为现代学徒制。另外，师傅与学徒之间只存在松散、短期关系的人才培养方式也不能称为现代学徒制。现代学徒制必须对师徒关系存续时间长短、关系的亲密程度，以及这一关系是否在学徒技术实践能力学习中发挥关键作用提出明确要求。

当前对现代学徒制的界定存在泛化现象，即把存在于当前社会但面向传统产业的、有职业院校参与的学徒制均称为现代学徒制，比如陶瓷制作专业的学徒制。当然，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存在于当代社会的学徒制都会打上“现代”的烙印，而且当这种学徒制有职业院校的参与时，它与传统学徒制的确是有重要区别的。但我们要看到，现代学徒制是针对现代工业与服务业中的人才培养模式这一问题而提出的。对于传统产业而言，其人才培养采取学徒制不会存在争议，而对现代工业与服务业来说，情况就不一样了。自工业革命以后，学徒制在许多国家衰退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认为新的产业中技术技能人才的知识与能力结构具有普遍性的科学与标准化技能，这种知识与技能更好的获取途径是学校职业教育。之所以在当前提出发展现代学徒制，是因为人们认识到，在现代工业与服务业中技术技能人才的知识与能力结构中，经验知识仍然占据着很大比重。因此，现代学徒制的第二个重要内涵是：它是针对现代工业与服务业中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而构建的一种基于师徒关系的培养模式。

学徒制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中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尤其是在技术诀窍知识的传递与技能创新能力的培养方面，它的作用非常突出。但这种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方法的缺陷也非常明显:(1) 在传统学徒制中，师傅的指导方法非常落后，甚至没有明确的方法，全靠学徒自身领会，这不仅会导致人才培养的效率低下，还会出现不正常的人身依附关系；(2) 在理论知识的传递与基础技能的训练方面，传统学徒制的弱点非常明显。师傅当然也会对学徒进行一些理论知识的训练，但现代技术需要员工掌握的理论知识不是这种培养方式所能够完成的，而是要通过系统的文化课程和技术理论课程的训练才能实现，这只能由现代学校教育来承担。例如基础技能训练，这种在学校通过课程形式进行训练的效率要比在车间或工厂高得多。因此，培养现代工业与服务业所需要的技术技能人才，一方面需要对师傅的指导方法进行改造，把更多的现代教育学知识融入其中；另一方面需要把学徒制与学校教育有机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使传统学徒制重新焕发生命力，发挥其巨大的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优势。

现代学徒制的第四个特征是，它是存在于现代职业教育中的一种人才培养模式。通常的学徒制，包括民间学徒制和企业内学徒制，只是为师傅或企业自己所需要的技术技能人才服务的。这种培养制度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培养内容非常狭隘。如果学徒只学会了师傅所传授的从事职业所需要的技能，那么这不仅会影响到他们的岗位转换，也不可能使他们具备重大的技术创新能力。因此，现代学徒制必须与订单培养模式明确区分开来。如果一种学徒制只是满足某个企业对技术技能人才的一时需求，那么这种学徒制不仅是不人性化的，而且也是不可能长久的。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把现代学徒制的人才培养内容建立在公共的专业教学标准基础上，并以它为依据对培养结果进行评价和认定。只有这样，现代学徒制才能超越个别企业的狭隘性，而成为一种社会技术技能人才形成的制度。

目前许多职业院校的现代学徒制试点更多地是政策导向的结果，而非是对其意义深刻理解后的自觉行为。因此，在现代学徒制构建中有必要深入思考的问题是：我国为什么要发展现代学徒制？它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任何一项重大教育改革背后都应当有着明确目的。研究我国发展现代学徒制的目的，既是为了确保这项改革在方向上的正确性，同时也为描绘我国现代学徒制的目标蓝图奠定基础。现代学徒制的发展目的是随着其实施目标的不同而不同的，这一目的有必要放在国际与历史的背景中去考察。

现代学徒制这一概念是舶来品。尽管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就曾使用过新学徒制这一概念，但这次的现代学徒制改革项目显然是从国外借鉴来的。过去十多年来，它是国际上许多国家职业教育改革的重要措施。不仅英国、澳大利亚、美国等发达国家是如此，许多发展中国家如南非、印度尼西亚等也是如此。它们发展现代学徒制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提高青年的工作经验、促进青年就业，因为青年的高失业率一直是这些国家的重大社会问题。大量研究表明，青年的高失业率和他们缺乏工作经验密切相关。国际劳工组织阿克斯曼(M. Axmann) 和霍夫曼(C. Hofmann) 的这段话充分代表了这一政策取向：“对学徒体系兴趣的重燃在国际劳工组织的三方会谈中得到了回应，因为拥有学徒制的国家的青年失业率更低。研究表明，对青年人来说，学徒制是沟通学校与工作世界的有效手段，因为这可以使他们在接受技术与专业训练的同时获得工作经验。”(Axmann, 2013, p.19)

然而，学徒制除了具有降低青年失业率的功能外，它还能够培养掌握了精湛技术并具备技术创新能力的技术技能人才。从传统手工业到现代产业，学徒制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中走过了一个“U”形的发展过程。在没落了一个时期后，它在高技能人才培养中的巨大优势重新被人们发现(如图 1)。学徒制的这一功能发挥得最出色的国家是德国和日本。成熟的现代学徒制为这两个国家提供了大量技术精湛并具备技术创新能力的技术技能人才，支撑了两国制造业的长足发展。现代学徒制在两国的发展已是如此成熟，以至于人们不再认为有专门表述其目的的必要，所以在国外的现代学徒制文献中，很少看到有关于这一目的的表述。在这两个国家中，德国模式又比日本模式更为优越，因为它实现了企业学徒制与学校职业教育的紧密结合，即我们所说的现代学徒制。学徒制不仅是传统工业的人才支撑，更是未来智能制造的人才支持。智能化不是意味着不再需要掌握了精湛技术的技能人才，而是更需要掌握了更为精湛的技术技能人才。

图 1

图 1 产业形态与学徒制发展之间的关系

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人们一直在讨论机器将如何取代人类，关注未来工业是否还需要大量技术技能人才。然而，工业发展的实际结果往往是：技术技能人才的绝对需求始终呈上升趋势。这是因为，自动化的实施虽然会导致某些环节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减少，但同时它也会产生大量需要技术技能人才的新岗位。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现代工业所需要的是掌握了什么样知识的人才?有些学者认为现代工业更需要掌握了科学知识的人才。比如，《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的作者认为：“以科学为基础的工业的扩展，需要更多的工程师、化学家和数学家。在教育、医药和城市事务方面制定社会计划的需要，需求有大量受过社会科学和生物科学教育的人才”(丹尼尔·贝尔, 1997, 第256 -257页)。在这一知识观的指导下，许多国家实施了大力发展学术型高等教育的政策。然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现代工业更为需要的既不是掌握了传统手工技艺的人才，也不是掌握了纯粹科学知识的人才，而是掌握了“专业知识”的人才。德鲁克就曾强调, 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应具备实践性和专门性这两个特征；而劳耐尔认为，“专业知识是理解和掌握工作世界中的任务的前提”(Rauner, 2011, p.23)。“专业知识”是研究现代工业背景下技术技能人才知识结构的核心概念，当前的智能化并不会改变这一趋势。只有有了扎实的工业基础，智能制造才有意义。这也是智能制造没有率先在软件业发达的美国成功，而是在制造业发达的德国取得突破的根本原因。这种知识的内部结构复杂, 外部联系多样，对它的掌握必须借助主体联系更加紧密的学与教的现代学徒制。

我国发展现代学徒制的目的是什么？促进青年就业确实是其目的之一，但应当不是主要目的。在我国，确实存在一些需要提供工作经验以促进其就业的青年，但从总体上看，类似于其他国家的青年高失业率问题在我国并不明显。我国目前劳动力就业的整体状况是技术技能人才短缺，不仅对高技能人才来说是如此，在普通技能人才方面也是如此。招工难成了企业的普遍问题。即使招来了工人，企业要将其稳定下来也难，因为技术技能人才的就业呈现出高流动态势。在技术技能人才的就业模式中，是否具备工作经验并不成为他们被聘用与否的先决条件。因为企业在招聘员工时，更看重的是员工是否具备了良好的基本素质，而不是他们的工作经验。为了使招聘来的员工能快速地适应工作岗位，企业一般会主动地为他们提供在岗的技能训练。无论是从职业院校招聘来的毕业生，还是从社会上招聘来的劳动工人，企业的做法都是如此。我国许多企业缺乏与职业院校合作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这种以学徒制形式进行的训练。企业并不担心“不合作”会对其员工的工作能力产生多大影响，因为它们自己已经有针对新员工的技能训练安排。

德国的现代学徒制是我国应该借鉴的一个范本。我国发展现代学徒制的主要目的，应当定位在当前我国职业教育的重大使命上，即为产业升级提供技术精湛的技术技能人才，为实现技术创新提供具有技术研发能力的技术技能人才。目前国内较为成功的现代学徒制的实施者对这一点非常认同，他们深刻地体会到：“提升企业参与积极性，就要满足其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潘建峰，2016)。我国产业在经历了30多年的粗放型发展后，现已全面进入了产业升级阶段。在目前这个经济发展阶段上，以要素为动力的经济发展模式已开始失去作用。因此，我国经济发展要走出中等发展国家的陷阱、进入到发达国家水平，就必须转向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随着德国“工业4.0”概念的提出，我国也启动了工业发展的智能化进程，这一进程的速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这既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也是国家确定了的基本战略。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的实施不是不再需要技术技能人才，而是更需要大量技术精湛并具备创新精神与能力的技术技能人才。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相对于其他国家，我国实施的是一种主动的现代学徒制发展战略。回顾建国以来我国职业教育走过的历程，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这一问题。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到改革开放初期的近30年间，企业内学徒制是我国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主要途径。在1963年左右，“全行业和各地方的新学徒制体系逐渐建立起来，成为后来培养后备技术工人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培训方式”(王星, 2014, 第274页)。而且，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半工半读模式，其实就已经非常类似于德国的双元制了。当然，由于缺乏学校教育的成分(即使是半工半读模式，介入办学的也仍然是企业内技工学校，与今天独立于企业的职业院校有重要区别)，这种学徒制的人才培养存在很多问题。但就学徒制这一点而言，这个体系仍然可以说是成功的，这种成功与当时实施完全的计划经济或市场机制彻底退出经济领域密切相关。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企业内学徒制全面衰退。衰退的原因既与实施市场经济体制有关，也与人们关于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理念有关。不断提升的企业技术水平要求技术技能人才不仅要学会操作技能，同时也要具备更加深厚的文化知识与更为系统的专业技术理论知识，而这种知识是企业内学徒制所无法提供的。因此，企业内学徒制在当时被人们作为一种落后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而抛弃。人们更为向往的，是能提供丰富的理论课程，同时培养方法也更加科学、更为严谨的学校职业教育。经过30多年的发展，学校职业教育尽管也经历了许多坎坷，遭遇过许多批评，但它支撑了我国经济腾飞时期对技术技能人才的庞大需求。在这段办学实践中，人们既看到了学校职业教育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中的明显优势，也看到了其弊端，即培养的人才容易脱离企业的实际需求。因此，学校职业教育一直在努力通过深化校企合作、加强企业实习来弥补这一不足。尽管校企合作的推进还不是非常完美，但这个体系在当时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中并没有产生根本性的问题。这是因为，过去我国企业的技术水平还比较落后，其主要使用的还是通用性技术。在学校培养的基础上，企业只要稍微加上一些入职培训，员工基本上就能适应岗位的工作。然而，随着我国企业技术的全面升级，以及未来产业发展对技术创新的迫切需求，学校职业教育这种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的根本性缺陷也就暴露出来了。

学校职业教育的根本问题在于，无论其课程如何改革、师资如何培养，它只能教给学生通用性知识与技能，而无法让学生获得岗位所需要的特殊性知识与技能。在现代企业技术的发展中，后者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一个企业的技术水平往往不是取决于前者，而是取决于后者。因为前者容易通过学校教育及各种传播手段来获得，而后者的获取则必须依赖于掌握了精湛技术的专家。过去我们错误地认为，在知识经济时代，人们要掌握的主要是科学理论知识。然而，随着知识论研究的进展，人们发现在知识经济时代更为重要的其实是专业知识，这种知识的掌握需要把理论与经验结合起来。技术创新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应用科学理论的过程，它需要技术技能人才在掌握科学理论的基础上长期专注于某一技术问题，才可能取得重大突破。

我国产业升级对新型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迫使我们要对现有学校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进行全面反思。只有在继续保持学校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优势的同时，在企业内部重建师徒关系，全面恢复学徒制，并使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有可能满足未来我国产业发展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才有可能实现我国发展现代学徒制的真正战略目的。

我国现代学徒制的实践模式是什么？我国要发展出一种什么样的现代学徒制？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设计我国现代学徒制的结构(见图 2)。这既可以看作是我国现代学徒制的理想状态，也可以看作是我国现代学徒制发展的目标。

图 2

图 2 我国现代学徒制的结构

现代学徒制由学徒培养序列和学校培养序列这两个方面的深度合作构成。首先是学徒培养序列。根据人才培养目标定位的不同，我们可以按复杂程度将学徒培养序列划分为四个层次，即民间学徒制、促进社会青年就业的学徒培养、获得精湛技术的学徒培养和实现技术创新的学徒培养。民间学徒制是广泛存在于个体经济与微型经济中的学徒制，它的功能是训练传统的手工技艺，使学徒获得简单的操作技能。促进社会青年就业的学徒制旨在对所招收的新员工进行技能训练，以使其能胜任岗位的基本要求。这个层次的学徒培养一般由企业自身完成，但对于一些较为复杂的技术训练，也需要中等职业学校的参与。获得精湛技术的学徒培养是一种过程更长、组织更为严密、内容更为复杂的学徒制，其目标是培养掌握了精湛技术的技术技能人才，以满足企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这个阶段的学徒制需要与中职和专科高职相结合。实现技术创新的学徒培养则是更高层次的学徒制，其目标是使技术技能人才获得创新能力。这种层次的学徒制一般需要与专科高职和技术应用型本科相结合，但那些更为复杂的实现技术创新的学徒培养，则由企业在内部实施。

现代学徒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学校培养序列，它包括三个层次，即中等职业教育、专科高职教育和技术应用型本科教育。这三个层次的职业教育都是现代学徒制所需要的，不过由于它们所对应的学徒制的层次不同，其人才培养的目标也不同。目前在我国学校职业教育体系中，较为完善的是中等职业教育和专科高职教育。虽然国家已要求新升本科院校把办学定位转向技术应用型本科教育，但这种类型的高等教育基本上还处于概念阶段，还没有比较成功的转型案例。虽然转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但是我国完整的现代学徒制的构建仍然离不开技术应用型本科教育。

在图 2中，只有两个序列重叠的部分才能称为现代学徒制，其它部分的学徒制不是国民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不应称为现代学徒制。

以上所设计的现代学徒制结构只是个理想，这个理想若要成为现实，则会涉及到非常复杂的制度形成过程。

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引入德国的双元制，至今不仅少有成功案例，而且还出现了越来越困难的趋势。主要的问题就在于企业参与的积极性不高，难以在人才培养层面建立起稳定的校企合作关系。近10多年来，我国一直在努力推进校企合作，以至于在几乎所有重要的职业教育文件中，都将校企合作作为其中的核心内容。但除了少数职业院校通过自身努力取得了一些较为成功的案例外，在体系建设方面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突破。现代学徒制则是一种更加深入的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其实施不仅需要校企合作这个前提，而且还需要以企业的师徒关系为基础。在企业的师徒关系中，又多了一个关键性角色，即师傅，由此可见其实施的难度。

在我国，要使现代学徒制真正成为一种常态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首先要认识到构建现代学徒制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这样一种复杂的制度，如果想急于取得成功，必然不会有任何成果。要知道，德国成功的职业教育模式是上百年发展的结果；而其他许多欧洲国家，至今也未能发展出这种模式。此外，我们还要确立制度的社会建构观:社会制度并非是我们主观地设计出来的，而是社会中的各种力量相互作用后建构出来的。然而，目前我们在各种政策的制定中似乎完全忘记了这一点。在推进职业教育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总是思路多、目标多、设计多, 我们总是单纯地认为只要我们想把职业教育发展成什么样，它就能发展成什么样，而不去深入研究各种社会力量在制度建构中的相互作用过程，并通过恰当的国家干预促使新制度的产生。实践表明，这种发展的设计模式不仅收效甚微，甚至还会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

从制度的社会建构观来看，阻碍我国发展现代学徒制的最重要的社会机制，是完全自由化劳动力市场下企业、师傅与学徒三方之间的互动。现代学徒制的成功构建，需要激发企业、师傅和学徒三方面的积极性，需要企业积极支持、师傅认真带教和学徒认真学习。然而，完全自由化的劳动力市场，对这三方的积极性来说都会产生不良的后果:(1) 对企业而言，一方面会导致它所培养的人才未必能为自己所用; 另一方面，当自己需要人才时，它也可以不必花费太多的成本就能轻松地从其他企业挖到人才。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参与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积极性不会太高。(2) 对师傅而言，他在完全自由的劳动力市场中既要顾虑自己在企业内部的地位问题，而且还要担心所培养的学徒有可能和自己竞争就业。在这种制度环境下，他既不会认真给学徒传授技术绝活，也不会与徒弟共同进行技术创新，他最多只会向学徒传授一些基本技能，这就难以到达我国发展现代学徒制的核心目的。(3) 对学徒而言，在完全自由的劳动力市场中，由于技术技能人才的就业呈现高流动特征，他们会对自己是否有必要积累精湛的技能表示怀疑。同时，他们也没有条件去积累精湛的技能，因此更难通过持续钻研实现技术的重大创新了。

学者们通常把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划分为协调性市场经济和自由市场经济，前者以德国和日本为代表，后者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制度与职业教育制度关系的比较研究所得出的一条重要结论就是：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化程度是决定学徒制能否存续的关键因素。学徒制要存在，必须要有一个能在劳动力市场中协调各方利益的因素，使劳动力市场处于更加透明和相对稳定的状态。因为完全自由的劳动力市场，不仅会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参与学徒制的各方之间难以建立可信的承诺，使其参与学徒制的积极性难以得到激发；也会由于技术技能人才过高的就业流动，使得他们无法持续地进行技术的积累和创新。这就是德国很好地保留了学徒制，而英国的学徒制却发展得很艰难的原因。德国学徒制的保留与1897年的《手工业保护法》有重大关系。该法案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赋予手工业协会技能资格认证和监管的准公共权力，“从而搭建了一个调和利益的现代模式”(凯瑟琳·西伦, 2010, 第42页)。而英国由于缺乏这个体系，使得各方之间的矛盾一直难以协调，以致学徒制难以存续。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企业内学徒制的严重衰退，也和经济模式全面转向市场经济密切相关。

建立协调性劳动力市场是我国发展现代学徒制的关键性制度前提。如果不对劳动力市场中各利益主体之间的作用关系进行深入研究，不抓住其作用的关键点进而制订相关政策予以协调，那么我国现代学徒制发展就难以突破两个局限：(1) 从试点走向制度。现代学徒制可以在某些试点院校取得成功，但如果缺乏制度基础，局部经验就不可能上升为整体模式。正如我们可以通过努力使一条街道保持绝对清洁，但要使一个城市都保持清洁，那就必须依靠制度建设。(2) 从服务企业自身到服务社会人才需求。目前较为成功的现代学徒制试点案例，都是服务于企业自身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的。但从国家层面来看，发展现代学徒制的目的应当是满足整个社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要实现这个转变，也必须有制度的支持。

然而，我国目前经济政策的重要方向，是把市场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由“基础性”调整到“决定性”上。这一调整是基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而做出的，也确实有助于提升经济运行的活力，使经济运行更多地回归自身规律。但当把这一政策运用到劳动力市场时，我们就要看到它可能会对我国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产生的负面影响。因此，在当前的制度环境下，我国发展现代学徒制需要解决的最为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在市场经济模式下重建企业内的师徒关系。德国和日本的经验告诉我们，要把产品市场与劳动力市场分开，是完全可能的。产品市场可以地自由地激发经济活力，与此同时，需要在劳动力市场建立适当的监控体系与协调机制，以激发各方参与技能形成的积极性。这在我国也是可行的，因为我国存在相应的制度基础，即我国所实施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尽管我国强调要发挥市场在经济运行中的决定作用，但决定作用不是绝对作用，控制与协调依然是我国经济模式的内在要素。

现代学徒制对我国职业教育来说是一次人才培养模式的重大改革，它的成功实施不仅需要协调性劳动力市场这个基本制度前提，同时还需要其他一些重要的支撑条件。

首先要建立科学、系统的专业教学标准，以及相应的对学徒培养结果的认证体系。英国、澳大利亚等国之所以能在进入21世纪以后大力推进现代学徒制建设，就是因为它们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完成了国家资格框架的建设。国家专业教学标准与认证体系是职业教育运行的基础，如果缺乏这一基础，现代学徒制的实施将会非常困难，甚至产生极为严重的后果：(1) 学徒培养质量无法考核。这就会使得企业与师傅对学徒培养的责任得不到保障，很容易出现把学徒作为廉价劳动力的现象，这也是过去的学徒制最为突出的问题。如果这一问题发生的面比较广，还有可能演化为政治问题。同时，如果学徒培养的经费来自国家投入，也有可能出现借学徒培养之名套取国家培养经费的现象。(2) 师傅对学徒培养的积极性难以激发。如果学徒培养缺乏标准，培养周期混乱，出现了短期培养后学徒就出师的现象，那么师傅就会感觉到学徒培养对其地位的威胁，从而严重影响其学徒培养的积极性，最终导致师徒关系无法构建。事实上，在现代企业的学徒制中，这种矛盾既存在于学徒与企业之间，同样也存在于学徒与师傅之间。(3) 学徒的积极性难以激发。由于学徒不知道自己努力的目标是什么，努力以后能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生涯发展前途，，因此，他们的热情难以维系。

我国目前的国家专业教学标准与认证体系建设还非常薄弱，不足以支撑现代学徒制的运行。近年来，教育系统虽然加强了国家专业教学标准建设，但其内容建设还没有彻底摆脱过去的人才培养方案与教学大纲的框架，还没有建立与这些标准相配套的认证体系，因此它在职业能力的训练中难以发挥实际作用。劳动系统虽然开发了国家职业资格标准，并建立了配套的认证体系，但其建立的基本单元是“工种”“岗位”，范围偏窄，难以作为人才培养参照的完整标准。这些年所实施的双证融通，往往只是把证书的部分内容融入到人才培养方案的某些环节中，而无法直接依据职业资格证书的内容本身开展教学活动。两套系统同时运行，但互不融通，这让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机构无所适从。因此，不仅有必要建立统一的国家专业教学标准及其认证体系，而且这个体系还必须明确地将职业院校的培养标准与企业的培养标准区分开来。

在现代学徒制的实施过程中，有两个主体来承担对学生的培养：职业院校的教师和企业师傅。其中，企业师傅要承担技能培养的主要责任。正如国家对教师有着严格的管理制度并提供完善的培训体系以提高教师的素质一样，实施现代学徒制也必须建立企业师傅制度，明确师傅的资格、责任、权力、待遇、培训等内容，建立起稳定的师傅队伍。因为师傅的能力水平、品德修养和责任心是影响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的关键因素。比如，德国的双元制就有着非常完善的师傅制度，这是其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保证。因此，完善的现代学徒制需要建立与教师制度一样严格的师傅制度。

然而，在我国目前的企业中，师傅制度完全处于空白状态。现代学徒制试点院校对师傅的聘请，只是这些职业院校自己的行为，而不是一种国家制度层面的行为。师傅制度的建立将是一件内容非常复杂且规模极为庞大的工程，这项工程的复杂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企业技术专家的特殊身份所决定的。从事教学是学校教师的本职工作；但对企业技术专家来说，人才培养只是其附属工作。因此，如果缺乏国家制度层面的规约，就不仅会使得技术专家缺乏担任师傅的积极性，而且也会导致对他们的管理流于形式。

现代学徒制还需要一个重要的支撑条件，那就是学徒升学的路径设计。之所以把这一问题提出来，是因为目前各级升学考试对技术能力专深但不擅长应试教育的人才来说，是极为不利的。现在几乎没有哪一所中职学校不是在为准备升学的学生单独编班，并实施针对性的教育。因为如果不这样做，有升学意愿的学生就很难进入到理想的高校。在目前面向职校生的升学考试中，更侧重的还是文化知识与专业理论知识的考核，技能考核并没有在其中占突出地位。这样一种考试制度，是很难激发学生积累技能的积极性的。在校学习的学生不经过专门理论知识的训练尚难升入普通高等学校，对于花了大量时间在企业进行学徒训练的学生来说，他们的升学机会就更渺茫了。有些试点院校已出现了家长极力反对其子女进入现代学徒制试点班的情况。如果一种教育使其学生没了前途，那么这种教育本身也不会有前途。

若要解决这种问题，同样不能仅仅依靠理念和口号，而是要认真地通过制度设计来应对，也就是要为有升学意愿的学徒设计明确的升学路径。据此，我们可从两方面来进行设计：(1) 改革针对职业院校学生的升学考试科目与方法，大幅度地突出对实际能力的考试，并主要采用实践的方法进行考核，使入学机会偏向于真正掌握了扎实的技术能力的学生；(2) 为接受学徒训练的学生设立专门的高层次学历。比如在英国的现代学徒制试点中，就建立有特许的专门面向学徒的管理专业学位。该学位由40家雇主、特许管理研究机构和几所大学联合开发，学制4年，目的是解决管理者缺乏实际能力的问题。

我国现代学徒制构建这一命题的提出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职业院校要充分意识到现代学徒制建构的重大意义，并努力设计其实践路径。然而，现代学徒制的构建是个极其复杂的过程，这一复杂性在微观上体现为如何使学习者的技术实践能力形成真正基于企业的师徒关系，这涉及到对现代学徒制内涵的准确理解；在宏观上则体现为如何使现代学徒制作为一种制度真正确立起来，这涉及到现代学徒制构建的政策环境设计。现代学徒制构建还需要许多重要的基础条件，而这些条件在目前基本上处于缺失状态，需要尽快完善。这些问题的解决既需要系统思维，也需要多学科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