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经过改革开放后40年的快速增长，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对人力资本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新常态”下，消费、投资、要素比较优势和资源环境等各方面约束决定了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要素驱动转向更多依靠技术进步和创新驱动，实现这一转变的关键是提升中国未来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素质(任保平，2015)。而提高未来劳动力人力资本素质的重点在农村，难点在贫困农村(罗仁福等，2015)。

人力资本的形成和发展是长期持续累积的过程，把握不同年龄段儿童大脑发育规律及特点对促进农村贫困地区人力资本素质提高有重要意义(Grantham-McGregor et al., 2007)。根据Lancet发展中国家儿童发展系列报告中关于心理学、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等领域研究成果的综述，个体生命的第一个1000天经历了大脑快速发育，突触修剪和髓鞘形成等过程，是大脑可塑性最强的时期，0-3岁阶段集中了大脑功能发育的多数最佳发展期(Horton，2008; Currie & Almond，2011)。因此抓住婴幼儿大脑发育这一关键期开展婴幼儿早期干预对提高农村贫困地区人力资本素质至关重要。

关注农村贫困地区婴幼儿早期发展也是“精准扶贫”的需求。根据国内外扶贫工作的相关经验，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农村贫困婴幼儿人力资本，可从根本上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García, Heckman, Leaf, & Prados, 2017; Gertler et al., 2014; Kitzman et al., 2010)。婴幼儿营养不良和缺乏有效刺激婴幼儿能力发展的环境制约儿童发展潜能的实现，进一步造成婴幼儿成年后受教育程度低和收入低(贫困)的恶性循环，如果不采取有效干预措施，贫困的代际传递陷阱将很难打破(Heckman & Kautz, 2013)。

农村贫困地区家长和照养人缺乏科学的婴幼儿养育行为对促进农村贫困婴幼儿的健康成长带来了挑战(Smith, Landry, & Swank, 2005; Lyons-Ruth & Melnick, 2004; Landry, Smith, & Swank, 2006)。Luo et al.(2017a)对云南和河北地区6-18月龄婴幼儿的分析结果表明，样本婴幼儿认知滞后风险比例达到48.7%，语言滞后风险比例达到40.6%；Wang等(2018)通过对中部平原地区6-30月龄的婴幼儿的研究，发现认知滞后风险比例为48%。而在中国城市地区，儿童早期发展滞后风险比例与正常人群比例大致相同，石淑华等(2001)对武汉市122名1至12个月儿童的研究表明认知滞后风险比例为14.8%，说明在城市地区儿童早期发展滞后不存在严重问题，相反，中国农村贫困地区儿童面临严重的滞后风险问题并制约其发展潜能，进一步形成婴幼儿成年后人力资本素质差和收入低(贫困)的循环。

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结果均表明，照养人养育行为对婴幼儿早期发展具有重要作用(Black et al., 2017; Francesconi & Heckman, 2016; Fiorini & Keane, 2014; Bono et al., 2016; Parker, Boak, Griffin, Ripple, & Peay, 1999)。研究表明，照养人给婴幼儿营造一个良好的养育环境，有利于婴幼儿早期认知、语言、社会情感和运动能力发展(Hamadani et al., 2010; chang et al., 2009; Park, 2012)。Evans、Shaw和Bell(2000)的研究证明读书、讲故事和唱儿歌对婴幼儿的语言和认知水平发展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如果照养人对婴幼儿采取更温和的管教方式和对婴幼儿的反应更敏感，会对婴幼儿早期认知、语言和社会情感发展产生积极影响(Clarke-Stewart et al., 2002; Goodnow, 2002; Tamis-LeMonda et al., 2002; Goodnow, 1988; Sigel, 1992)。

许多国内研究也在关注照养人养育行为对婴幼儿早期发展的影响。宋佳等(2016)采用随机抽样方法抽取江苏省5个城市作为调查地区，研究家庭养育环境对1~3岁幼儿的社会性和情绪发展状况的影响，结果表明创造良好的家庭养育环境有利于幼儿社会性和情绪发展。王美绮(2006)通过对北京市294名婴幼儿家庭进行养育信息干预的随机干预实验，发现实施干预的家庭更倾向有更多玩具，跟婴幼儿产生更多亲子互动，婴幼儿认知发展指数(Mental Development Index, MDI)和运动发展指数(Psychomotor Development Index, PDI)更高。魏乾伟、张翠红等(2017)对河南某自然村21名0-3岁婴幼儿家庭进行访谈发现照养人养育方式单一匮乏，家中没有适宜的图书和玩具，缺乏丰富的环境刺激以及充分的亲子互动导致婴幼儿发展低下，农村地区照养人养育观念和行为不利于婴幼儿发展。

综合来看，很多研究分析了照养人的养育行为对婴幼儿早期发展的影响，但仍存在一定局限。首先，现有研究大多没有将养育环境、亲子互动和管教方式结合婴幼儿早期发展多维度指标开展研究。本研究为一手数据，均由经统一标准严格培训的调研员收集。指标包含婴幼儿及其家庭基本情况、婴幼儿行为、认知、语言、运动能力和社会情感早期发展情况。其次，现有研究侧重在相对狭窄的地理范围进行研究，且样本量比较小，外部有效性较低(万国斌，李雪荣和龚颖萍，1998; Luo et al. 2017a; Yue et al. 2017)，本研究涉及A省秦巴山区451个村，B省和C省各1个贫困县，A省秦巴山区22个县115个村，A省60个村/社区，共计3991个婴幼儿和家庭数据。最后，本研究数据收集的时间范围为2013年至2018年，能较好代表中国农村贫困地区照养人的养育行为发展状况，便于进行时间上的纵向比较。

本研究的目标是分析中国农村贫困地区照养人养育行为现状、及与婴幼儿早期发展关系，研究中国农村贫困地区婴幼儿养育行为现状及其影响。为了达成以上目标，本研究利用2013-2018年在中国3省11县3991个0-3岁婴幼儿一手数据展开研究。数据包含四个数据集。具体研究内容包括：1、描述和比较农村贫困地区照养人养育行为现状，包括养育环境、亲子互动和管教方式；2、分析影响养育行为的婴幼儿因素和家庭因素；3、分析农村贫困地区婴幼儿早期发展现状，并进一步探讨其与照养人养育行为的相关关系。

二、研究方法 (一) 样本

1.数据集Ⅰ

数据集Ⅰ来自2013年10月A省秦巴山区收集的调研数据，包含22个县(其中18个为国家级贫困县)115个镇115个村的860个6个月至18个月的婴幼儿和主要照养人样本，剔除信息不完整的样本数据，剩余815个6-18个月婴幼儿和主要照养人样本信息。详细抽样方法见Yue et al.(2017)。本数据集涉及到的项目经过了斯坦福大学伦理审查委员会的审查(协议号25734)和四川大学医学伦理委员会的审查(批准编号:2013005-01)

2.数据集Ⅱ

数据集Ⅱ来自B省和C省收集的数据。2015年分别在B省和C省的两个贫困县中一个贫困县收集了2个乡镇43个村庄的448户家庭的数据，包括448名婴幼儿和448名主要照养人样本数据，剔除信息不完整样本数据，剩余442个婴幼儿和主要照养人样本信息。详细抽样方法见Luo et al.(2017a)。本数据集涉及到的项目经过了斯坦福大学伦理审查委员会的审查(协议号25734)

3.数据集Ⅲ

数据集Ⅲ来自A省秦巴山区22个县115个镇115个村的数据，2015年-2017年，在秦巴山区收集的1858个5-30个月婴幼儿和1858个主要照养人样本数据，剔除信息不完整样本数据，剩余1781个5-30个月婴幼儿和主要照养人样本信息。详细抽样方法见Yue et al.(2018)。本数据集涉及到的项目经过了斯坦福大学伦理审查委员会的审查(协议号35921)

4.数据集Ⅳ

数据集Ⅳ来自2018年A省某县收集的数据，此次调查覆盖该县符合条件的全部婴幼儿，最后得到调查样本999份；然后根据居住区域分别在县城城镇社区、县城农村社区、县城外乡镇农村分别随机抽取100、50、100名婴幼儿，最后得到调查样本258份。剔除信息不完整样本数据，剩余953个婴幼儿样本数据和主要照养人样本信息，其中247个婴幼儿收集了婴幼儿早期发展状况数据。本数据集涉及到的项目经过了斯坦福大学伦理审查委员会的审查(协议号46564)和四川大学医学伦理委员会的审查(批准编号:K2018074)

各数据集汇总信息见表 1。

(二) 测量工具

1.样本基本信息

为了收集样本婴幼儿及其主要照养人的基本信息，本研究设计了家庭问卷，包括婴幼儿基本情况(性别、月龄、是否为早产儿)、婴幼儿主要照养人基本情况(母亲年龄、母亲的受教育程度、主要照养人与婴幼儿的关系)家庭经济情况(家庭资产、是否为低保户)。

2.养育行为

家庭养育环境：家庭养育环境量表(Family Care Indicators，FCI)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组织根据家庭环境观察评价量表(Home Observations for Measurement of the Environment)改编而成(Bradley，1977)，并在若干国家进行初步试点后形成，用来判断婴幼儿家庭环境质量的指标。该量表由21个题目构成，从五个方面来对家庭养育环境进行评估：“游戏材料来源” (1-4题)，“各种游戏材料”(5-11题)，“游戏活动”(12-17题)，“家庭书籍”(18题)，“杂志和报纸”(19题)。前17个题目答案均是由有或者没有组成，其他的题目都是针对家庭中书籍和杂志或报纸的数量来组成。根据选项来进行分数的加总。

亲子互动：根据照养人自己的回答来报告照养人的养育行为。其中主要包括玩游戏(“昨天你使用玩具和宝宝玩游戏了吗？”)、唱儿歌(“昨天你教宝宝唱过儿歌吗？”)以及讲故事(“昨天你给宝宝讲过故事吗？”)。

管教方式：主要包括管教时限定时间(“在管教宝宝时，你使用限定时间终止宝宝正在做的事情的情况”)、管教时提高声调或吼(“在管教宝宝时，你使用提高声调或吼的方式的情况”)以及管教时拿走玩具(“在管教宝宝时，你使用拿走玩具或者其他宝宝想要的东西的情况”)。

本研究中照养人养育行为的定义和测度详见附录Ⅰ。

3.婴幼儿早期发展水平

为了获取样本婴幼儿早期发展水平的相关信息，本研究数据集Ⅰ样本婴幼儿采用BSID-Ⅰ测量来测量认知和运动发展水平，这是一项国际公认的测量婴幼儿认知和运动发育的测试(Bayley, 1974)。该测试在心理学文献中得到公认，并被美国精神病学协会列为诊断某些发育障碍的方法(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00)。该测试于1992年正式适应中国语言和环境(Yi，Luo，Yang, & Wan，1993)。该测试对于子指数(心理发展指数(MDI)的信度和效度分别为0.85和0.82；对精神运动发育指数(PDI)的信度和效度分别为0.87和0.88(Yi，1995)。

数据集Ⅱ、Ⅲ和Ⅳ采用BSID-Ⅲ测量样本婴幼儿认知、语言、运动发展水平和社会情感, 其中前三项为专业人员对婴幼儿进行评估，社会情感通过家长填写标准化问卷进行计算。认知和语言量表都评估了婴幼儿在一系列任务中的表现，而社交情绪量表依赖于照顾者的反应。研究BSID-Ⅲ的有效性的研究发现，即使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进行测试，这三个量表也具有较高的内部评估可靠性(Madaschi，Mecca，Macedo，& Paula，2016; Weiss et al. 2010; Yu et al., 2013; Zakaria，Seok，Sombuling，Ahmad，& Iqbal，2012)。

本研究根据参考人群中BSID分数的分布定义滞后风险。在一般人群中，对于BSID-Ⅰ中MDI和PDI的均值(标准差)为100(15)。对于BSID-Ⅲ中，认知量表的均值(标准差)预计为105(9.6)(Lowe，Erickson，Schrader，& Duncan，2012)；语言量表的均值(标准差)为109(12.3)(Serenius et al., 2013)；运动量表均值(标准差)为107(14)(Bos, 2013)。社会情感量表均值(标准差)为100(15)(Bayley, 2006)。在衡量婴幼儿早期发展水平时，BSID-Ⅰ我们采用该婴幼儿各部分得分低于一般人群平均水平1.5个标准差作为存在发展滞后风险的标准(Luo et al., 2017b)。BSID-Ⅲ采用低于一般人群平均水平1个标准差作为存在发展滞后风险的标准(Wang et al., 2018)。

为了收集真实有效的数据，我们在田野调查开始前对所有贝利施测者和问卷调查员进行了专业培训和实地练习。在进行正式的田野调查时，我们利用入户形式，对样本婴幼儿的早期发展水平采取一对一施测，并记录施测结果；同时，问卷调查员与样本婴幼儿的照养人进行访谈，填写家长问卷。测试和访谈结束后调研员将相关资料当场收回。在入户活动开始前，我们向样本婴幼儿的照养人介绍了入户活动的内容，所有样本婴幼儿的照养人均口头同意自己和婴幼儿参与此次问卷调查和BSID施测活动。

(三) 数据分析方法

1.描述性统计分析

首先，本研究对样本婴幼儿的照养人养育行为(家庭养育环境、亲子互动和管教方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家庭养育环境采用5个方面来衡量，报告了数据集Ⅲ和Ⅳ的均值和标准差。根据已有文献，以下几种亲子互动被认为是与婴幼儿早期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即昨天是否跟婴幼儿玩游戏，昨天是否给婴幼儿讲故事，昨天是否给婴幼儿唱歌，昨天是否给婴幼儿读书。这四个变量作为婴幼儿主要照养人亲子互动的衡量指标，本研究将其定义为四个虚拟变量，并分别报告了总样本和四个数据集样本婴幼儿主要照养人这四个变量的均值和标准差。以下几种管教方式被认为是与婴幼儿早期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即在管教婴幼儿时，使用提高声调或吼的方式的情况；在管教婴幼儿时，使用拿走宝宝的玩具或宝宝其他想要的东西的方式的情况；在管教婴幼儿时，使用限定时间终止他正在做的事情(如看电视、玩游戏等)的方式的情况。这三个变量作为婴幼儿主要照养人管教方式的衡量指标，本研究通过计算均值，将其定义为虚拟变量，并分别报告了数据集Ⅱ、Ⅲ和Ⅳ在这三个变量的均值和标准差。在此基础上，以数据集Ⅰ婴幼儿照养人的亲子互动作为基准，采用t检验方法，分析数据集Ⅰ主要照养人的养育行为与其他三个数据集是否存在统计上的差异。

其次，本研究对可能影响照养人养育行为(家庭养育环境、亲子互动和管教方式)的因素进行分析，主要包括婴幼儿特征(月龄、性别、是否早产)、家庭特征(母亲年龄、母亲受教育程度、母亲是否是主要照养人、家庭是否是低保户、家庭资产)，检验是否影响照养人的养育行为。

对婴幼儿早期发展水平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根据BSID-Ⅰ和BSID-Ⅲ测试结果，本研究将认知、语言、社会情感和运动能力确定为反映婴幼儿早期发展水平的指标，在报告了总样本在这四个方面的均值和标准差的基础上，按照时间顺序，分别报告了四个数据集的婴幼儿在这几个方面的发展水平。同时，按照已有文献对发展滞后风险的定义，报告了总样本和四个数据集婴幼儿发展水平滞后风险的比例。

2.相关性分析

描述婴幼儿早期发展水平及其主要照养人的养育行为(家庭养育环境(FCIs)、养育行为和管教方式)的现状后，本研究采用最小二乘法研究照养人养育行为的影响因素以及婴幼儿早期发展滞后与养育行为之间的相关性。建立的模型如下：

$ 养育行为P_{i j}=\beta_{0}+\beta_{1} X_{i j}+\varepsilon_{i} $

(1)

$ 婴幼儿早期发展滞后风险_{i j}=\gamma_{0}+\gamma_{1} P_{i j}+X_{i} \theta+\mu_{i} $

(2)

其中，模型(1)中，养育行为P_ij包含家庭养育环境、亲子互动和管教方式。家庭养育环境包括游戏材料来源、各种游戏材料、游戏活动、家庭书籍和杂志和报纸；亲子互动指四种互动行为：昨天是否跟婴幼儿玩游戏，昨天是否给婴幼儿讲故事，昨天是否给婴幼儿唱歌；昨天是否给婴幼儿读书；管教方式指三种管教方式：管教时提高声调或吼的方式的频率，管教时拿走婴幼儿想要的玩具或其他东西的频率，管教时限定时间终止婴幼儿正在做的事情的频率；X_ij包括婴幼儿特征层面(性别、月龄、是否为早产儿)、家庭特征层面(母亲的年龄、母亲的受教育程度、主要照养人与婴幼儿的关系、是否为低保户、家庭资产), ε_i为不可观测因素；模型(2)中婴幼儿早期发展滞后风险指的认知、语言、社会情感和运动滞后的虚拟变量；P_ij包含家庭养育环境、亲子互动和管教方式。家庭养育环境包括游戏材料来源、各种游戏材料、游戏活动、家庭书籍和杂志和报纸；亲子互动指四种互动行为：昨天是否跟婴幼儿玩游戏，昨天是否给婴幼儿讲故事，昨天是否给婴幼儿唱歌；昨天是否给婴幼儿读书；管教方式包括：管教时提高声调或吼的方式的频率，管教时拿走婴幼儿想要的玩具或其他东西的频率，管教时限定时间终止婴幼儿正在做的事情的频率；X_i为控制变量，包括婴幼儿特征层面(性别、月龄、是否为早产儿)、家庭特征层面(母亲的年龄、母亲的受教育程度、主要照养人与婴幼儿的关系、是否为低保户、家庭资产)。μ_i为不可观测因素。

三、结果 (一) 样本特征

本研究总样本和四个数据集样本的特征见表 2。总样本中，52%的样本婴幼儿为男性，早产率为6%(本文中早产指妊娠满28周至不足37周间分娩者)。73%的样本幼儿母亲为25岁或25岁以上，38%的母亲具有初中及以上学历，在全部主要照养人中，74%为母亲。样本家庭中低保户比例为14%。可以看出，数据集Ⅰ与其它三个数据集在一些特征上有显著差异。早产率更高、低保户比例更高、母亲受教育程度更低，母亲年龄偏大。一方面，数据集Ⅰ的样本婴幼儿年龄偏小，数据收集时间早(2013年)，另一方面，数据集Ⅰ的样本家庭资产显著低于数据集Ⅱ、Ⅲ、Ⅳ。

(二) 照养人养育行为(家庭养育环境、亲子互动和管教方式)

表 3描述了婴幼儿照养人的养育行为。首先，总体而言，照养人与婴幼儿互动较少，养育行为较差。具体而言，从养育环境的五个维度来看，数据集Ⅳ的家庭养育环境整体优于数据集Ⅲ，但农村贫困地区养育环境整体较差。从游戏材料的来源来看，均分分别为2.37和2.56；从亲子互动来看，仅有58%的照养人昨天和婴幼儿玩过游戏；18%的照养人昨天给婴幼儿讲过故事；38%的照养人昨天给婴幼儿唱过儿歌；仅有8%的照养人昨天给婴幼儿读书。从不同数据集来看，数据集Ⅰ、Ⅱ和Ⅲ，从玩游戏、讲故事和唱儿歌的比例上看，大部分照养人很少与婴幼儿互动和进行科学养育。比较而言，数据集Ⅳ主要照养人的养育行为最好；从管教方式来看，照养人对婴幼儿的管教方式都比较粗暴，超过40%的照养人在管教婴幼儿时会使用提高声调或吼的方式和拿走婴幼儿的玩具的粗暴的管教方式。

(三) 照养人养育行为(家庭养育环境、亲子互动和管教方式)的影响因素

为了分析主要照养人养育行为(养育环境、亲子互动和管教方式)与婴幼儿个人和家庭特征变量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利用多元线性回归进行二者之间的相关性分析。由表 4可以看出，婴幼儿月龄、性别、母亲年龄、母亲受教育程度、主要照养人是否是母亲、家庭资产等变量显著影响家庭养育环境；婴幼儿月龄、母亲年龄、母亲受教育程度、主要照养人是否是母亲、家庭资产显著影响亲子活动；从管教方式来看，婴幼儿月龄、是否早产、母亲年龄、母亲受教育程度、主要照养人否是母亲、家庭资产等变量对其产生显著影响。

(四) 婴幼儿早期发展滞后状况

表 5展示了样本婴幼儿早期发展情况。可以看出，样本婴幼儿存在早期发展滞后风险问题。在3287个总样本中，存在认知发展滞后风险比例为41%，运动发展滞后风险为29%，尽管运动能力滞后风险比例比认知滞后风险比例低，但这一比例仍高于其他国家和中国城市婴幼儿滞后风险的比例(15%)。此外，样本婴幼儿早期发展存在任意一种能力滞后风险的比例高达52%，远高于人群正常比例；任意两种滞后风险比例为19%；在2470个样本中，语言滞后风险比例为58%；在2223个样本中，社会情感滞后风险比例为58%。

对不同数据集农村婴幼儿早期发展水平滞后情况进行详细分析，结果发现：数据集Ⅱ和数据集Ⅲ中的农村婴幼儿早期发展的问题比较严重，在认知、语言、社会情感、运动发展方面滞后风险比例分别为48%、62%、53%、36%和54%、61%、59%、35%；数据集Ⅰ在认知和运动方面的滞后风险比例分别为11%和15%；数据集Ⅳ农村婴幼儿在这认知、语言、运动的发展滞后风险比例分别为40%、34%、19%，滞后风险比例略低于其他数据集。

(五) 婴幼儿早期发展滞后与照养人养育行为的关系

为了进一步分析婴幼儿早期发展与主要照养人养育行为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利用多元线性回归进行二者之间的相关性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婴幼儿个人及家庭特征后，家庭养育环境、照养人和婴幼儿亲子互动的频率(昨天和婴幼儿玩游戏、讲故事等)与婴幼儿早期发展滞后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管教婴幼儿时拿走玩具与婴幼儿早期发展滞后风险呈正相关关系。

家庭养育环境越好，婴幼儿早期发展滞后的风险越低。特别地，在控制了婴幼儿个人及家庭特征后，游戏材料的种类增加一分，使婴幼儿运动滞后风险比其他婴幼儿显著降低1%，游戏活动种类活动增加一分使婴幼儿语言和社会情感滞后风险比其他婴幼儿显著降低3%和5%(表 6)。

主要照养人和婴幼儿产生的亲子互动越多、管教方式越积极，存在婴幼儿早期发展滞后风险的可能性越低。特别地，照养人昨天和婴幼儿玩游戏使认知和社会情感滞后风险比其他婴幼儿显著降低3%和5%；照养人昨天给婴幼儿讲故事使社会情感滞后可能性比其他婴幼儿显著降低9%；照养人昨天给婴幼儿唱儿歌使语言和运动滞后风险比其他婴幼儿显著降低9%和4%；照养人昨天给婴幼儿读书使语言滞后风险比其他婴幼儿显著降低16%；照养人管教时拿走宝宝的玩具这一消极的管教方式使婴幼儿认知滞后风险比其他婴幼儿显著提高4%(表 7、表 8)。

四、结论 (一) 主要结论

本研究基于2013-2018年A、B、C三省3991名6-36个月农村婴幼儿及其照养人的研究数据，更好地了解中国农村贫困地区照养人养育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与婴幼儿早期发展滞后风险之间的关系。最终发现，农村贫困地区照养人的养育行为整体水平较低，仅有较为少数的照养人与婴幼儿互动，大多数照养人缺乏科学养育行为。

首先，总样本中，照养人家庭养育环境从5个维度来看，整体较差，这和安蕾等(2015)研究结果相似，农村家庭养育环境情况和城市相比较差；从亲子互动来看，仅有18%的照养人“昨天”给婴幼儿讲故事；仅有34%的照养人“昨天”给婴幼儿唱儿歌；8%的照养人给婴幼儿读书。该研究中的照养人养育行为发生率和Yue等人(2017)的研究结果一致，研究结果表明“昨天”和婴幼儿读书、唱歌的发生率分别为13.68%和38.37%；从管教方式来看，接近50%的照养人在管教婴幼儿时采取吼或者拿走婴幼儿玩具的消极管教方式。

其次发现影响照养人养育行为的因素有很多，总体上说，婴幼儿月龄对家庭养育环境、亲子互动有正向预测效应；对管教方式有负向预测效应；母亲年龄、母亲受教育程度、主要照养人是否是母亲和家庭资产对家庭养育环境和亲子互动有正向预测效应。

从儿童早期发展滞后来看，在四个数据集中，婴幼儿早期发展滞后的问题都较普遍。总体而言，总样本中41%的婴幼儿存在认知滞后，58%存在语言滞后，29%存在运动迟缓，58%存在社会情感滞后。我们还发现数据集Ⅱ和数据集Ⅲ中的滞后比率与其他数据集相比较高。这里关于中国贫困农村地区婴幼儿早期发展滞后的研究结果与Luo等人(2017b)先前的研究结果一致, 发现大约50%的婴幼儿认知、语言滞后，35%的婴幼儿社会情感滞后。

最后分析表明，婴幼儿早期发展滞后与照养人养育行为(积极和消极)密切相关。家庭养育环境越好，玩具种类越多，会降低婴幼儿早期发展滞后风险；照养人和婴幼儿的亲子互动和积极的管教方式对婴幼儿早期发展起到积极作用，这和Evans等人(2000)研究结果具有高度一致性，该研究指出家长给婴幼儿唱歌、阅读、和婴幼儿玩游戏，对早期认知和语言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以上结果表明，为了使婴幼儿早期发展水平得到提高，降低婴幼儿发展滞后风险，应提高照养人的养育行为，改善家庭养育环境，和婴幼儿产生更多的亲子互动，降低消极的管教方式的发生。

(二) 对策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为降低中国农村婴幼儿早期发展滞后风险，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家庭层面，婴幼儿主要照养人应该转变养育观念，采取积极的养育行为，提供高质量的养育环境，和婴幼儿开展更多的亲子互动。何守森等(2006)研究表明，农村地区婴幼儿早期认知水平的改善主要依赖其照养人提供音乐时间和玩具数量的多少、提供儿歌和故事多寡等积极的养育行为。与已有研究结果相比，在文章中四个数据集中婴幼儿养育环境、亲子互动和积极的管教方式都存在很大缺乏，需要照养人转变养育观念，用科学的养育方法和婴幼儿进行积极的养育行为，提高婴幼儿早期发展水平。

国家层面，应关注农村地区0-3岁婴幼儿早期发展投入，注重经济发展的同时重视人力资本质量的提高。婴幼儿早期发展不仅依赖家庭的养育，也需要整个国家政策层面的支持。在一些发达国家，主要照养人参与育儿活动以及育儿课程，教家长如何与婴幼儿相处，以促进婴幼儿早期发展(Bierman et al., 2008)。在中国，农村贫困地区0-3岁婴幼儿的早期发展并未得到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未来人力资本的发展和储备，从而影响中国未来的整体发展。因此，国家应加大农村贫困地区在0-3岁婴幼儿早期发展促进方面的投入，提高中国未来人力资本质量。

(致谢 本研究感谢以下项目和机构的支持：北京三一公益基金会“新一代三一青年学者项目”；澳门同济慈善会；浙江省湖畔魔豆公益基金会；The International Initiative for Impact Evaluation (3ie), UBS Optimus Foundation；广州好百年助学慈善基金会；深圳市爱阅公益基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