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是美国教育史研究的重镇，在教育史领域建树颇丰, 研究范式迥异的众多美国学者几乎都在该校学习过或工作过。威斯康星大学在促进教育史研究范式的变革与创新方面是否有其典型经验？为了深入了解这个问题，我们邀请了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祝贺博士和天津大学教育学院高玲博士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教育政策系和历史系教授、美国教育史学会(History of Education Society)前会长、美国教育研究学会(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资深成员威廉·里斯(William Reese)进行了对话。本次对话基于美国教育史研究范式的转换历程，以及威斯康星大学的典型经验，探讨了当前教育史研究范式的新形态及其对教育史学者的挑战。

一、回顾：美国教育史研究范式的变迁

祝贺(以下简称“祝”)：教育史学科兴起于师资培训，但随着教育学研究的深入和时代的进步，已逐渐发展为在宽广的视野下对历史中的教育问题和教育活动进行的学术研究。那么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美国教育史研究是如何定位自己，并采用对应的研究范式的？在这些研究范式下都有哪些重要的代表作，它们对美国的教育史研究又有着怎样的影响？不同的范式之间又有着怎样的起承转合？

威廉·里斯(以下简称“里斯”)：教育史和教师培训一直都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教育史学者主要就职于教育学院，许多院校历史系的学者也会开展与教育相关的研究，所以教育史一直都与教育学和历史学相联系。虽然很多院校仍然将教育史作为师资培训的传统时数，但有不少院校已经减少或缩减教育史方面的教学时数，转而采用更为通识性的课程，如多元文化课程、教育基础理论等。

美国教育史研究历史上最为重大的一次转变发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一时期许多学者开始质疑人们长期以来对学校在社会中所起作用的看法。传统的历史学者往往将学校视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认为学校为美国人实现社会阶层流动提供了可靠的渠道。激进的修正主义者则从阶层冲突和学校教育科层的视角揭示了公立学校对社会中存在的不公平和隔离的强化。一直以来，学校都限制了大多数孩子(尤其是穷人和少数族裔孩子)的发展机会。20世纪70年代早期，激进的修正主义发展至黄金时期，并引起广泛的争论。随后发展的新一代教育历史学者则从其对时事的关心中挖掘、提出新的问题，书写自己的历史。修正主义之后的美国教育史研究在不断借用社会学、经济学领域新的研究方法的同时，也持续关注种族、性别等主题，从而使教育史研究更为丰富、多元。

高玲(以下简称“高”)：您和鲁里在《重新思考美国教育史》(Reese, Rury, 2008)中指出美国教育史研究在不断地发展、拓宽。这些变化与其所处的时代、教育学、历史学三者的变化又都有着怎样的关系？

里斯：教育史出现不同的阐释方式和研究范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方面是历史的总体发展动态；另一方面是时下社会公众关于公立学校教育的讨论。比如说20世纪七八十年代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当时历史学研究的总体状况是，人们对普通人的生活更感兴趣，而不是传统的精英人物。与此同时，人们也很关注公立学校在社会中的发展状况。当时人们对公立学校的起源感兴趣，如今人们更为关注公立学校的种族、非裔美国人、移民等问题。每代教育史学者不仅受到历史研究发展变化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人们对公立学校总体认识的影响。因此每一代教育史学者所关注的问题也是不同的。在我读研究生时，有很多女性开始成为教育史学者，她们自然而然地对女性的教育历史感兴趣。类似地，越来越多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人进入学术专业研究领域，他们会去探讨城市学校制度、有色人种的学习成绩，等等。

因此，教育史研究一直都是由两个方面激发促成的。比如我撰写的《公立学校中的测试大战：一部被人遗忘的历史》(Reese, 2013)，这本书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联邦政府颁布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No Child Left Behind Act)对测试进行了更为严格的规定，使我很好奇之前的公立学校测试是什么样的；而20年前的我对此并不感兴趣。

二、书写自己的历史：威斯康星大学的教育史研究生态

高：在美国教育史的研究中，威斯康星大学教育政策系与纽约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学校的相关院系一直都位于前列。迄今为止，在曾担任美国教育史学会会长的教授中，来自威斯康星大学的最多，先后有5位学者担任会长一职；威斯康星大学的教育史学者尤尔根·赫伯斯特(Jurgen Herbst)、赫伯特·克里巴德(Herbert Kliebard)、爱德华·克鲁格(Edward Krug)等也都是教育史学界的领军人物。在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正是美国教育史研究争论尤为激烈的阶段，那么当时威斯康星大学的教育史研究是一个怎样的状况？您参与这场争论、受到影响的程度如何？

里斯：这场争论的焦点是如何看待公立学校的限度问题，以及教育史在披露公立学校的缺陷和支持公立学校上有什么价值这一问题。学者们之间产生的激烈争论，可以在本时期教育史学会的会议记录中得到反映。卡尔·卡斯特尔(Carl F. Kaestle)是较为同情性地评价和批判公立学校的，而卡茨(Michael B. Katz)则是较为激烈地批判公立学校的代表。尤尔根·赫伯斯特主要研究高等教育，曾与我合上过一门课的斯特林·费希曼(Sterling Fisherman)研究的是欧洲教育史，而讲授比较教育的鲍勃·柯尔(Bob Kohl)研究的是德国教育史, 他们都没有直接参加这时期的争论。事实上，在20世纪70年代，尽管麦迪逊有很多著名的教育史学者，但并没有几个人卷入到争论的漩涡中；只有卡尔·卡斯特尔直接参与了这一场争论。1980年卡斯特尔和马里斯·维诺夫斯基(Maris A. Vinovskis)合作撰写了《教育与19世纪马萨诸塞州的社会变化》(Kaestle, Vinovskis, 1980)，迈克尔·卡茨在书评中给予这本书极为负面的评价。与卡茨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克拉伦斯·卡雷尔(Clarence Karier)，他也曾在麦迪逊学习过，他对公立学校进行了较为激烈的批判。随后不久，卡斯特尔的《共和国的脊梁：公立学校与美国社会，1780-1860年》(Kaestle, 1983)、克里巴德的《美国课程斗争史，1893-1958年》(Kliebard, 2004)先后出版，它们都从较为中观的视角阐释了公立学校发展史，并成为教育史研究中的经典著作。

祝：您在威斯康星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是否受到当时教育史论争及研究范式转换的影响呢？

里斯：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的学习环境非常好，有很多历史学者在此工作、研究。麦迪逊的学术氛围非常宽容、自由，不会强迫你采取什么研究范式、做什么研究或接受什么观点。1975年我到麦迪逊读书的时候，我的指导老师卡尔·卡斯特尔刚基于他的博士论文出版了《城市学校制度的发展：以纽约市为例，1750-1850年》(Kaestle, 1973)，他当时还是一名年轻的大学老师。而我和鲁里感兴趣的是20世纪早期阶段的教育史，与卡尔的研究根本不属于一个时期，但他仍放手让我去开展研究。这或许是麦迪逊的一个传统，指导老师并不会依据自己的研究内容、研究范式等来限定学生的研究。

当时我们在任何意义上都没有参与到这场关于修正主义的争论。我的博士论文委员会成员由教育学院的卡斯特尔、迈克尔·阿普尔(Michael Apple)、克里巴德、哲学系的丹尼尔·珀卡斯基(Daniel Perkasky)、历史系的斯坦利·舒尔茨(Stanley K. Schultz) 5人组成，他们没有一个人强迫我去维护或者批判公立学校，也不会对我的政治思想倾向进行考虑。对我来说，保守、自由或没想法都无妨。老师们知道，每一代人都在撰写自己的历史。他们所要求的是学生们开展仔细的研究，撰写清晰的文章，以及拥有从书面和口头上捍卫一个观点的能力。所以当时约翰·鲁里和我尽管在一个学校读书、对相近的时间段感兴趣，却在探讨不同的教育问题。

威斯康星大学(教育政策系)的博士生学习非常开放，没有任何必修的课程。所以我希望自己指导的学生能和有着更多研究背景的人合作，他们的博士论文委员会成员来自新闻学院、社会学院、英语学院，等等。广泛的研究主题、新颖的观点、对其他研究领域研究范式的借鉴都是有益的尝试。

高：这从您的博士论文中也可以看出。您在《美国教育历史研究中的领军人物》(Urban, 2011)的自传中，提及自己的博士论文是基于您的硕士论文、并在新社会史的激发下撰写的。米莱尔(Jeffrey E. Mirel)也在您的著作《学校改革的权力与承诺：进步时代的草根运动》(Reese, 2002)中指出，您通过多样的方法和途径去探讨当时有争论的教育问题，却并没有站在任何一方的立场上。

里斯：是的。这篇论文受到了使教育史领域充满生机的劳工史、妇女史，以及正在进行的各种修正主义争论的影响。这篇论文是在我兴趣的基础上，结合当时教育史领域的讨论而撰写的。当时的史学研究从关注精英人物转向关注普通民众，而当时的大众非常关注公立学校在社会上的地位和状况。

三、教育学与历史学的融合：威斯康星大学教育史研究的传统

祝：通过观察可以发现，美国的教育史研究者接受的学术训练可能来自于教育学院或者历史系，这使得教育史研究者群体的学术背景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如您自己就是在本科、硕士阶段学习历史，博士期间研究教育史，那么这种学术经历是如何影响您的教育史研究身份认同的呢？

里斯：教育史研究作为一个跨学科研究，并没有使我的身份认同出现什么模糊性。教育史研究用历史的方法来研究教育问题；虽然它关注的是教育方面的问题，但其研究水平和标准与任何史学研究领域都是一致的。至少说在研究型大学中，教育史研究与史学研究采用的研究方法是一致的。有些院校的教育学院与人文、艺术学院之间的鸿沟很大，各个学院的教授之间比较陌生也是很常见的。毕竟很多教育学院的专业教师培训导向和人文学院的导向是不同的，且不同的学科领域都在一定程度上划分出自己的界限，这也使得院系之间处于分离的状态。但在不同的院校机构文化之下，这种关系也是多样的，如麦迪逊的历史系对教育史学者非常友好，当然，这并不常见。

祝：从总体上来说，美国其他的教育史学者与您的观点一样吗？他们都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学科归属的，其身份认同是教育学领域的研究者、还是历史学领域的研究者，抑或二者兼有？他们是如何处理教育史研究与二者之间的关系的？这种身份认同对他们认识教育史学科的性质和定位又有怎样的影响，对教育史研究范式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里斯：我本科学习历史专业，但一直对教育感兴趣，并担任过教师。但从严格的学术地位上来说，教育学系的地位一直是比较低的。我觉得教育史研究与科学史、医药史、商业史研究并无二致。教育史是不是一个单独领域对我而言也没有什么影响。

很多人会截然地认为自己是教育学者，致力于培养专业的教师。但我认为教育史学者的工作不是只做教育史研究或只做专业培训。教育史的基地是教育学院，但不囿于教育学院。一直以来，都有不在教育学院工作的学者撰写重要的教育史著作，如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历史系的梅尔·柯蒂(Merle Curti)撰写了《美国教育者的社会理念》(Curti, 1935)，并参与帮助创建了教育学院的教育政策系。柯蒂认为人文素养对于专业教师培训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并致力于将教育问题提升为一个重要的研究主题。他的行为较为罕见。他研究的历史主题很多，教育问题就是其中之一。因此，从一定程度上来说，麦迪逊较为与众不同，这也体现了每个院校都有其独特的历史。

高：威斯康星大学的教育史研究和历史系已有大约八十年的合作传统了，您在教育学院教育政策系学习过，现在于教育学院任职，同时也在历史系担任教授，那么这种合作是如何开展的呢？

里斯：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的博士项目学习很自由，没有什么必修课程，教育学院的教育史研究生同时也会修历史系的课程。他们不会分裂地看教育学和历史学。很多历史系的学生也会对教育问题感兴趣，因此我们教育史教授所开设的课程，历史系的学生也会选修。当然，这种摒除门户之见、互相学习与交流合作是麦迪逊的传统和经验，是在梅尔·柯蒂等人长期努力下建立起来的。在美国其他高校，这种合作并不多见，即使有也往往深度不够。在美国相当一部分的高校中，教育学和历史学各自为营开展研究。

祝：美国教育史研究已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已经有专业的学会组织、出版专业期刊，俨然已经成为一个专业的独立研究领域。教育史研究在美国学术界具有怎样的研究地位？教育学领域、历史学领域是如何看教育史研究的？

里斯：教育史的地位问题是比较普遍的问题，或许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的状况较好一些。我指导的博士几乎都是攻读教育学和历史学的联合博士学位，两个学院的教师开设的课程也都是互相开放的，学生可以互选课程，因此教育学和历史学之间并没有什么隔阂，即两个领域都是一视同仁地看待教育史的。我也常常跟学生说不仅要成为一个好的历史学者，同时也要成为一个好的教育史学者。可能很多院校的教育学院和历史学院之间很少往来。当然，这也和威斯康星之前建立起来的传统有关，历史系还有同事是从政治学等其他领域毕业的，大家长期以来都是较为灵活地处理这种事情的。

四、前瞻：美国教育史研究范式的走向

高：鲁里曾在其文章《教育史的奇特地位：对比的视角》(Rury, 2006)中指出“教育史学者，不仅是一个独特的学术共同体，同时还是教育研究共同体的成员”。他认为教育史研究范式发展的新方向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教育研究的影响。您如何看他的观点？您觉得未来的教育史研究范式会趋向何方？

里斯：鲁里在这方面是一个很好的代表。他做了很多跨学科的工作，尝试和社会学者、人类学者等多个领域的研究者开展合作，从不同的视角撰写教育史。他的研究范围非常广泛，比如他几年前和一位社会学者合作撰写非裔美国人的教育史。相较而言，我的研究没那么广泛，主要结合的就是历史和教育。学术研究范式不仅是个人追求的问题，有的时候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受到学者所处的院校传统等方面的影响。不过，教育史研究范式一个明显的发展趋势是更为多元化、关注的主题更为多样，跨学科的合作也以不同的形式开展。

目前，研究殖民地时代的教育史学者很少，学者们大都关注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教育和政策问题。这种情况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是不存在的，而当前的学生则考虑更为现当代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当前的就业市场和社会上较为关注现当代事务具有很大的关系。学生们在当前的就业环境下，一方面要考虑学术性，另一方面还要考虑现当代社会关注的问题。

祝：非常感谢里斯教授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和经历。教育史作为教育和历史的交叉研究领域，其研究范式在嬗变的过程中受到了史学方法变迁以及时下人们对教育关注重点转换的双重影响。在扩展认识、阐释学校的社会角色作用的同时，应借用其他领域的研究方法并拓展研究的主题和范围。威斯康星大学在教育学和历史学领域通力合作的典型经验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在当下，美国教育史的研究范式已演变为用人文社会科学的大视野来看待教育问题，研究者不会因为教育史学科领域的身份认同和学科归属问题而固步自封。对教育史研究者而言，只有不断开阔视野、兼容并蓄，在研究范式上不断推陈出新，才能够促进教育史研究的更新与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