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华东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与特殊教育学院, 上海 200062;
3 美国堪萨斯大学心理学系与研究方法和数据分析中心, 劳伦斯 66045-7556
纵使经历了严重的压力、危险或逆境, 为数不少者也并未出现心理社会功能损伤, 甚或愈挫弥坚, 这就是心理弹性发展现象(Masten, 2001)。此现象挑战了心理病理学有关严重压力/逆境对个体心理社会发展消极影响的传统假定, 促使学界从全息视角看待环境质量(比如以压力/逆境水平作为衡量指标)与个体发展的关系, 并引发了有关心理发展成因多重性和结果多样性的广泛探讨(Fergus & Zimmerman, 2005)。
但也应看到, 心理弹性研究领域仍面临不少需要破解的难题。由于心理弹性涉及因素众多, 研究者要深入探究心理弹性及其机制, 就需深入解读压力、逆境、危险等发展威胁指标、心理弹性相关因素(比如社会资源、个体适应特征等)、心理社会功能及其发展指标在时间进程上的复杂关联与相互作用态势及其变化。压力、逆境、危险等发展威胁指标与心理社会功能状况是判定心理弹性的两个基本要件, 历经艰难困苦但摧而不垮甚至愈挫弥坚者方为心理弹性发展者。其中, 不利处境经历是考察心理弹性的前提, 严重压力、高度危险等发展威胁因子被视为检测心理弹性的“试剂”(Kaplan, 2005; 席居哲, 左志宏, 桑标, 2011)。
然而, 压力、危险等发展威胁因子的严重性评定是个颇为棘手的课题, 存在诸多值得注意的方面, 而这些方面与能否可靠且有效地评定心理弹性休戚相关。涉及：何谓真正的压力与危险？如何识别可能的危险与真正的威胁？不同严重程度的发展威胁因子在人群中的分布是正态的么？人的生活中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压力与危险, 在考察心理弹性发展时, 需要重点关注哪些发展威胁因子, 遴选这些因子基于的理论或框架是什么？威胁性因子与保护性因子有何关联及如何区分？本文拟对上述关乎心理弹性研究基础前提的问题予以厘清, 以引起心理弹性及相关领域学者的关注, 希冀对深入推进心理弹性研究有所助益。
一、发展威胁指标的界定及其分类发展威胁因子既包括不利生活处境, 也包括危险(因子)与压力(因子)等。不利处境(或逆境)是指对个体完成适合自身年龄发展任务构成干扰或威胁的环境条件, 例如贫困、无家可归、受虐待、社区暴力等；危险会增加不理想发展结果的可能性, 比如父母罹患精神分裂症则其亲生子女罹患此疾患的可能性很大；危险因子是指能够预测根据一定标准衡量的消极发展结果的可测量特征, 比如早产、父母离异、贫困、父母罹患心理疾病等；压力是机体(或系统)因压力/应激源所引起的适应扰动状态, 通常表现为功能失衡, 而机体(或系统)则尽力重建其适应性功能；压力/应激源或压力因子, 则指可能对或已经对个体或诸如家庭、组织等系统的适应功能产生明显消极或破坏性影响的经历或事件, 比如儿童受家暴、儿童受虐待、自然灾害等(Masten & Gewirtz, 2006)。尽管这些术语定义不尽相同, 但往往相互交织, 实际使用中互为指代和替代的情形颇为常见。
依据发展威胁因子存在于外部环境还是来自于个体身上, 可将其分为外部威胁因子和内部威胁因子。外部威胁因子比如家贫、丧亲、家暴、污染、噪音等；内部威胁因子比如生物学与遗传学缺陷、身体残疾、智力障碍、人格障碍、发展障碍及精神疾患等。综观心理弹性文献, 容易看出, 大多数研究所报告的心理弹性发展“高危”个体多为外部/处境高度危险者, 而较少为类似前述罗列的内在高危者；许多心理弹性研究通过测查负性/压力生活事件来评定研究对象的整体压力/逆境状况, 这些负性生活事件大多来自外部环境(尤其是家庭和社区), 而涉及个体内部特别是与生俱来危险因子的研究则明显偏少(see Nora & Ulrike, 2010, pp.122-123, for review)。举例来说, 由Newcomb, Huba和Bentler(1981)所编制的生活事件量表(LES)被较广泛应用到心理弹性研究中(e.g.Hamill, 2003; 席居哲, 2006), 经由其测定的压力/逆境综合指标, 或被当作甄别心理弹性者的基本要件之一(以人为中心的研究进路), 或作为以压力/逆境水平衡量的环境质量对心理社会功能及其发展影响的原因变量(以变量为中心的研究进路)。具体而言, LES包括以下发展威胁因子：父母离异、家庭成员意外/重病、家人去世、父母换工作、转学、家庭经济困难、父母婚姻冲突、搬家、父母再婚、自己出意外或得重病、父母物质滥用等。容易看出, 除当事者“出意外或重病”这个威胁因子外, 其余均属外在环境威胁因子。很显然, 由于对内部威胁因子关注较少, 类似LES这样以测查外部威胁因子为主的工具, 无论其适用面还是效力均会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
值得欣慰的是, 心理弹性研究者正日益重视对内在威胁因子的考察。比如, 一些研究者在界定高危群体时, 曾将诸如物质滥用、行为障碍、注意力缺损障碍及青少年违法犯罪等因素纳入进来(e.g.Stouthamer-Loeber et al., 1993)。在一本名为《面对童年逆境的茁壮成长》(Thriving in the Face of Childhood Adversity)的著作中, Bugental(2003)深入探讨了存在医学与生理疾患(medical and physical disorders, MPDs)的儿童缘何有些可以, 但另一些则没有蓬勃发展的问题。这些儿童包括因视力或骨骼问题导致行动受限的, 因听力障碍和注意缺失、多动而导致社会交往反应迟钝的, 以及外貌异样的等。有研究者较系统总结了个体内威胁因子, 包括：早产, 先天异常, 出生低重, 胎儿期曝露于有毒物质, 对物质滥用或心理健康问题的基因脆性, 身体健康问题, 低自尊, 学习或其他失能问题, 营养不良, 学业失败, 困难的或慢热型气质, 冲动控制力差, 生理、认知或情绪障碍, 羸弱多病或长期患病, 攻击或其他行为问题, 注意缺损, 听力或视觉障碍等(Barankin & Khanlou, 2007, p.43)。但在Barankin和Khanlou(2007)所列出的个体内威胁因子单中, 还包括有不安全的物理环境(例如污染、社区暴力等), 对这一点, 笔者认为值得商榷, 还是将其归到环境威胁更妥贴些。
总起来看, 已有的心理弹性研究对外部威胁因子的关注远甚于内部威胁因子。笔者认为：不考虑个体内在威胁因子的心理弹性研究是不全面的；而考虑到有特殊需要的人群比例与数量, 心理弹性研究就更没有理由让内部威胁因子缺席。展开特殊需要人群的心理弹性研究, 不仅是解读心理弹性内涵的必然要求, 亦是藉此全面认识人类发展适应系统特征与机制的重要方法进路之一。
二、检测心理弹性的发展威胁指标须达到足够的“剂量”心理弹性乃个体经历过或正经历严重压力/逆境, 但身心功能及其发展并未受到损伤性影响甚或愈挫弥坚的发展现象(Wright & Masten, 2005)。因此, 考察某人是否心理弹性发展或其是否为心理弹性者, 须有一个前提条件, 即其所经历过或正经历的压力或危险程度达到严重及以上, 也就是说, 检测心理弹性的发展威胁因子须达到足够的“剂量”(Flores, Cicchetti, & Rogosch, 2005)。具体而言, 较少(比如2~3个)尤其是单个压力、威胁因子通常不会带来严重的心理发展损伤, 但若干高危因子同时或相继出现, 则个体健康与发展便会面临严峻挑战, 出现心理社会行为问题的可能性将相应大增(Rutter, 2000)。有研究考察了青年群体的5个心理发展指标(心理适应、自我能力、行为问题、有益活动参与及学业成绩)随着所暴露的威胁因子数目增加(20个中从0→13个)标准分的变化情况, 发现随着威胁因子数目增加, 这些心理发展指标的标准分显著下滑, 在3个威胁因子时还都是正的标准分, 而到7个威胁因子时, 全部成为负的标准分了(Sameroff, Gutman, & Peck, 2003)。这充分表明：欲检测摧而不垮甚或愈挫弥坚的心理弹性者, 承担“试剂”之职的发展威胁指标须达到一定的“剂量”(严重程度), 这也就意味着, 研究者应探讨那些经历了或正经历严重水平及其以上的个体, 方能更好把握心理弹性, 在此前提下的心理弹性机制探索才更切实可靠。
颇耐人寻味的是, 发展威胁因子往往同现或相继出现, 而且, 压力、危险因子总体上并不呈正态分布。研究发现, 若个体生态环境里一旦出现某严重发展威胁因子, 则出现其他发展威胁因子的可能性将大为增加, 这样的结果是, 高危因子往往多个同现或相继出现, 看来, 古人常说“祸不单行”确有道理。Nora和Ulrike(2010)认为, 危险因子倾向于群集并相互作用；席居哲(2006)利用生活事件量表(LES)对某市城乡结合部500多名中小学生(小学三年级至初中二年级)进行压力/逆境指标测查评定后发现, 压力/逆境综合指标(严重程度1~6级, 从最小、很低、低、中等、严重到极其严重)的频数分布呈两端多中间少的情形, 6级LES综合指数人数分布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 印证了压力、危险因子同现且分布不符合正态分布的特点, 具体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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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某市城乡结合部压力/逆境综合指数人数百分比分布 根据席居哲(2006); 括号内为压力/逆境整体指标严重等级分数 |
缘何一种消极经历会预示或引发更多的消极经历呢？Rutter(2000)认为, 这与消极连锁效应不无关系：最先发生的压力/逆境事件, 成为类似于诱发一系列发展威胁因子“多米诺”的第一张骨牌, 后续系列连锁反应因之而展开。比如, 某儿童的父亲不幸遭遇车祸而撒手人寰(亲人丧失), 原来殷实之家一下子失去了顶梁柱, 家庭收入锐减(社会经济地位下滑), 母亲在承受丧夫之痛的同时(母亲情绪不稳定), 还要加班加点以多挣钱养家糊口(母亲与子女相处时间缩短), 导致身心疲惫(母亲身体健康问题), 无精力照看和教育孩子(家教体系残缺), 由于疏于家庭监管, 孩子可能会沉迷于电玩或与不良同伴交往(成长环境恶化), 当事儿童因此面临更大的危险, 等等。消极连锁效应可以解释压力/危险顽存及逆境因子间恶性循环之原因, 而心理弹性者所以走向积极道路、步入良性循环, 往往与打破消极经历的恶性循环不无关系。因此, 要更准确认识和预测发展结果, 深入了解心理弹性发展及其机制, 研究累积性危险因子(cumulative risk factors)就成为至关重要的一环(Rutter, 2000; Sameroff, et al., 2003)。
发展威胁因子同现特征及考察累积性发展威胁因子对于心理弹性研究的意蕴在于, 可在一定程度上有效解释缘何经历了看似相同的压力/逆境事件, 不同个体的心理社会功能发展结果会迥然不同。看似相同的典型生活压力/逆境事件, 相伴随的系列压力因子在不同个体身上可能不尽相同。Wright和Masten(2005)曾以父母离婚为例进行说明：父母离婚是其子女一个严重的压力事件, 然而单单考察离婚本身却不能解释当事儿童性质相异的多重发展结果；若考虑到危险因素同现或相继出现的特征, 就可较好解释儿童的发展为何差异悬殊(在父母离婚之前是否伴随有家庭成员间的激烈冲突或长期冷战；是否由此导致父母对子女管教失序或失当；孩子是否成为替罪羊或倾诉对象；孩子的安定感是否遭到严重破坏等)。与父母离婚相伴随的不利因子愈多, 则此家庭儿童发展面临的问题风险也越高。的确, 危险因子并存情况下, 它们并非独自在起作用, 而是共同起作用, 合并发力。有研究(Bekkhus, Rutter, Barker, & Borge, 2011)发现, 母亲产后焦虑/抑郁与其子女身体攻击、哭泣行为增加有显著正向关联, 但母亲产前焦虑/抑郁与这两种行为均无显著关联；产后家庭不和谐也与这两种行为增加有显著正向关联, 而产前家庭不和谐却与子女身体攻击行为增加关联不显著, 与哭泣行为增加则呈弱的但达显著统计学意义的负相关。但该研究同时发现, 无论母亲焦虑/抑郁还是家庭不和谐程度, 产前与产后实际上相当稳定, 这最终引领研究者想到, 对儿童反社会行为产生关键影响的, 可能并非主要源于产前或产后的母亲焦虑/抑郁及家庭不和谐, 而主要源自生产前后母亲焦虑/抑郁整体倾向(overall liability)和家庭不和谐的整体倾向所带来的长时效应, 随后的检验结果证明了这一点(Bekkhus, et al., 2011)。该研究可谓经由考察累积性危险因子揭示心理发展影响机制的更精细实证例示。
三、为辨识出实在的发展威胁因子, 需区分远端危险(危险指示)与近端危险(危险媒质), 并着重考察近端危险(危险媒质)“近端的”(proximal)与“远端的”(distal)这一对范畴见于系统发展理论(developmental systems theory, DST)。所谓“近端的”是指直接作用于个体心理社会功能及其发展的；所谓“远端的”是指间接作用于个体心理社会功能及其发展的。依据危险因子对心理社会功能及其发展是否有直接效应, 可将其分为近端危险(Proximal Risks, PR)和远端危险(Distal Risks, DR)：前者直接影响心理社会功能发展；后者则间接影响心理社会功能发展(Rutter, 2006)。作为DST的一个集大成的代表, 生态系统理论认为, 心理发展是人与其所嵌入的环境诸因子动态相互作用过程在时间上展开之结果, 包括4个彼此动态相互作用的成分, 涉及过程、人、环境和时间, 此即PPCT模型之内涵(Bronfenbrenner & Morris, 1998, 2006)。生态系统理论将“过程”视为发展的发动机, 尤为强调个体与近端因子间的近端过程对发展的关键性功用, 指出近端过程在时间维度上的“运转”乃发展的主要机制。为全面解释近端过程对发展的贡献, 生态系统理论认为需要对那些促进或阻遏近端过程的环境特征加以区分, 特别注意辨识对近端过程构成不利的环境特征(Bronfenbrenner & Morris, 1998), 也就是近端危险因子。①
将危险因子区分为DR/RI和PR/RM的目的, 是为了确定实实在在参与对心理社会发展功能影响因果进程的危险因子, 即作为真正原因变量的PR/RM。从统计角度而言, DR/RI与心理社会发展功能指标之间可能会存在极其显著的相关(比如, 从事某工种与患某种疾病之间, 或居住地区与人的寿命之间), 但这些显著相关并非代表因果关系(Rutter, 2006, p.21)。这恰如一辆自行车放置时间与其锈蚀程度之间存在极其显著的相关, 但并不意味着放置时间就是真正的原因变量一样。真正的原因变量(PR/RM)缘于潮湿环境下的长时间化学反应, 而放置时间实为DR/RI。因此, 中等甚或更高程度的相关, 皆不能作为得出因果关系的坚实证据(see Kantowitz, Roediger, & Elmes, 2009, p.47)。
可见, DR/RI增加了PR/RM出现的可能性, 一个DR/RI往往与一簇PR/RM相联；而DR/RI(比如家庭贫困)对心理社会发展的作用往往很大程度上被PR/RM(如因家贫而来的家庭功能失序或亲子关系紧张等)所中介(Costello, Compton, Keeler, & Angold, 2003)。因此, 识别这些PR/RM对于解读心理弹性机制尤显重要。比如, 家庭破裂的儿童易出现反社会行为, 但引起反社会行为的并非直接源于家庭破裂, 而与家庭破裂有关的父母不和与冲突才是罪魁祸首。所以, 家庭破裂应属DR/RI, 与家庭破裂有关的父母不和与冲突则属PR/RM。虽然家庭破裂的确会带来一些危险, 但比起来自家庭破裂前持续的家庭不和及家庭解体对父母教养方式的不良影响, 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了(see Fergusson, Horwood, & Lynskey, 1992)。这还可以部分解释为何一些儿童在父母婚姻解体后却能弹性发展：可能因为双亲分开结束了儿童随时被卷入的婚姻冲突及儿童对父母冲突的预期与担忧, 而婚姻冲突中, 儿童最易受冲击、被冷落, 或成为父母一方/双方的发泄对象、情感寄托对象或替罪羊, 所以, 父母离婚对于饱受煎熬的孩子而言, 算是不幸中的幸事, 成为生活的良性拐点(cf.Rutter, 2000, 2005, 2006)。也就是说, 对于经历了父母离婚却心理健康发展的儿童, 父母离婚中止了作为PR/RM的家庭不和与婚姻冲突的作用进程。同样经历了作为DR/RI的父母离婚, 相对而言, 心理弹性儿童可能受PR/RM的影响较小或作用进程中止得较早, 而非心理弹性儿童则恰恰相反。不难看出, “和平”式的离婚与“冲突”式的离婚对儿童的影响后效是不同的。
将危险区分为DR/RI和PR/RM, 除便于更准确推定和解析因果关系以更深入探究心理弹性发展机制外, 还对提高心理弹性干预方案效能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对危险因子进行干预, 是心理弹性干预的重要路径之一(Masten, 2011)。在对身处逆境者进行干预过程中, 聚焦于DR/RI固然可以起效, 但对此类因子的干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比如父母离婚), 有时干预可行性极为受限(比如家庭贫困、双亲之一罹患精神病等), 而对PR/RM(比如降低婚姻冲突张力, 建议父母理性处理感情问题而不让孩子陷于进退维谷境地, 增加家庭成员间相互支持及社会支持水平等)进行干预, 加上提供保护性因子(比如替代照料者的温情关怀、个体认知重构、建设性的情绪调节方式等), 这种策略因更具针对性而收效更佳、效率更高, 预后也更好。因此, 心理弹性研究中, 对DR/RI给予充分重视的同时, 尤应关注PR/RM。
四、需仔细辨别危险资源游滑因子心理弹性研究需经由检验危险因子和资源因子(保护性因子、社会资源或个体适应特征等)对心理社会功能及其发展的作用, 以推测心理弹性发展过程与机制；显而易见, 要做到这一点, 研究者须预先对危险因子和资源因子加以区分。依照常识, 危险因子即有损心理社会功能及其发展的变量, 而资源(assets)因子是指益于心理社会功能发展的那些变量, 后者会抵消、撤除或调节前者对心理发展结果的影响, 那么, 将危险因子与资源因子相区分似应不难。然而, 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暗藏玄机：事实上, 危险因子与资源因子间并非总存在泾渭分明的界限(Barankin & Khanlou, 2007, p.12)。在这一点上, Rutter(2006)曾明确指出, 颇为遗憾的是, 危险因子或保护性因子并不总是具有精细可辨的身份。而现实生活中, 存在着大量可在危险资源连续体上游滑之因子, 即危险/资源因子, 或称作危险/资源两极因子(see Masten & Reed, 2002)。
“单纯”的危险因子对心理社会发展结果具有消极(负向)影响, 若危险因子(如, 父母一方离世)未出现则不会对发展结果起作用；“单纯”的资源因子(如, 个体拥有音乐天赋)对心理社会发展结果起积极(正向)作用, 但若资源缺位并不会对发展结果产生不利影响。但危险资源游滑因子的作用, 就没有这样“单纯”, 这些因子可在危险资源连续体上类似游码那样滑动。从功能上而言, 有些是多多益善匮乏则糟, 比如智力技能和家庭教养方式对学业成绩之影响；有些则少益多害, 如以核心家庭成员数目为基准的家庭规模。所以, 识别这些游滑性质的变量就显得极其重要, 而这类变量实在为数不少, 诸如, 单亲家庭(危险)双亲家庭(资源)、双亲尤其母亲受教育程度低(危险)双亲受教育程度高(资源)、家庭成员过多(危险)家庭成员适当(资源)、低社会经济地位(危险)高社会经济地位(资源), 等等。
如何识别可在危险资源连续体上游滑的因子呢？总体而言, 识别危险资源游滑变量并非易事, 因为其功能表征并不总由其量的多少决定。因此, 研究者需要全面考虑因子质与量两种属性, 并结合个体的生态系统特点具体分析；同时, 要持重点论, 避免因此而陷入对称逻辑陷阱(任何事情都是两方面的)。前述业已指出, 父母离异是一重要的危险指示, 但若因父母分开结束了儿童长期受家庭不和与冲突之煎熬, 则从此意义上又有其积极意义和保护作用了。一氧化碳对健康不利, 但最新的研究证实, 适度吸入低浓度的一氧化碳, 可以缓解因环境噪声及穿行于高密度人群所导致的精神压力(Schnell et al., 2011)。可见, 危险资源游滑变量具有“双刃剑”属性, 而其作用究竟是“魔”还是“道”, 需要从这类因子的量(比如得分高低)及个体所处生态系统的整体情势来考察。量的把握相对较易, 而质的考察与整体生态系统情势判定则是难点, 研究者需要缜密系统的理论思维与坚实有力的证据支撑。
五、结语心理弹性研究具有明显的产品结果导向, 这不仅是因为从传统心理病理学视角来看, 心理弹性是历经严重压力/逆境但身心功能良好甚或愈挫弥坚的大量发展“例外”, 这种严重压力/逆境经历下发展的差异性是心理弹性领域与传统心理病理学相分野的界碑, 还因为若不经过严重压力/逆境检验, 一个在优裕条件下发展良好的个体, 若身处高度危险的不利环境, 未必能摧而不垮或愈挫弥坚。正因为这样, 深入探讨压力、逆境、危险等发展威胁因子及其功能属性成为研究者开展心理弹性发展机制研究的基础与前提。
发展威胁因子被学界视为检测心理弹性的“试剂”, 其评定是心理弹性者甄别和探究压力、危险等逆境因子对心理社会功能及其发展影响的基础步骤, 而可靠、有效的发展威胁因子评定源于对压力、危险因子属性及其功能特征的全面把握。已有的大多数研究将聚焦点放在外部威胁因子上, 对内部威胁因子的关注相对不够。今后的心理弹性研究需兼顾考察两类威胁因子, 倚重外部威胁因子而忽视内部威胁因子的研究现状亟待根本改观。要深入探究心理弹性及其发展机制, 哪怕只是要甄别出(非)心理弹性者, 研究者也需意识到, 作为心理弹性“试剂”的发展威胁需达到一定的“剂量”, 只有在严重及其以上水平压力、危险的处境下, 心理弹性才得以较好“显影”。发展威胁因子严重水平的非正态分布及多个压力、危险指标往往在同一个体身上同现(即“祸不单行”)的特点, 更说明了考虑其“剂量”的必要性。同时, 为求辨识出实实在在对发展产生威胁的因子, 研究者需对远端危险(危险指示)与近端危险(危险媒质)予以区分, 并在兼顾远端危险(危险指示)的前提下, 着重考察近端危险(危险媒质), 这种研究进路, 对于深入解读“历经严重逆境但摧而不垮”的心理弹性发展过程与机制, 不仅非常必要, 而且极为关键。研究者还需识别可在危险资源连续体上游滑的因子, 也就是危险/资源因子。识别危险/资源因子并非易事, 研究者需结合其质与量, 从个体所处生态系统的整体情势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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