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权”(Empowerment，又译为“增权”或“充权”)一词出现于20世纪60—70年代，意指对个人、群体、社区和组织等权力的赋予或充实，具体表现为人们能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并试图对这种处境进行控制，从而改变环境的限制。同为万物中至灵之性，在古老的中华民族，接受正规教育却是男子拥有的特权，女子被拒绝在正规教育的大门之外。19世纪30年代，教会女子学堂的创办首开中国女子学校教育之先河。^①1907年3月8日，清政府颁布《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将女子教育正式纳入国家教育系统。1912年1月19日，教育部发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规定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1922年的新学制不再单列女子学校，但独立设置的女子中小学在民国时期一直存在。教科书作为“从一定社会文化里选择出来的材料”^②，是现代课程实施的重要载体。在晚清民国女子教育发展过程中，冠以“女子”二字或在适用范围上注明“女子学堂(校)用”的教科书最早出现在何时？如何发展变化？又是怎样有目的地传承和嬗递不同价值取向的知识，并通过选择与重组进行女性角色的重新定位以及赋权增能？……笔者试对此(不包含伪满女子教科书)初步探寻，以求教于方家。

“教会所至，女塾接轨。”^③教学用书问题也被提上议事日程。据《东方杂志》第31卷第7号《女学先声》记载，教会女校“在短时期中，日夜赶着编写教本。材料自然是以西籍为根据。或逐字翻译，或是加以改编。此外在功课之外，祈祷、赞美、十诫等等，自然是应有的文章；在国文方面，四书是一部重要的教本，初学的儿童，也用方字。其他各课编译的教本，在先都是语体的。光绪十六年后，渐有文言的。”^④但笔者目前尚未找到早期教会女校专门为女子编撰或以“女子”命名的教学用书。教会女校的中文课程一般使用的是中国传统女子启蒙读本及中国传统教学用书。如1884年美以会的镇江女塾课程有《圣经》、《蒙学捷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以及算法、心算、数学、地理、动物、植物、英文、写字、诗歌、体操等。^⑤“甲午受创，渐知兴学。”^⑥19世纪末期国人自办的女子学堂虽然课程分为中文与西文，同样也是大量使用中国传统启蒙读本。如经正女塾中文课每日读《女孝经》、《女四书》、《幼学须知句解》、《内则衍义》、唐诗、古文等，女红、图画、医学则间日习之，西文课于读书写字之暇，兼习体操、针补、琴学。^⑦吴若安在《回忆上海务本女塾》中曾写道：“犹记国文教材，多选自《大学》、《论语》、《孟子》、《礼记》、《诗经》、《尔雅》，以及《古文观止》等书。”^⑧19世纪末，陈子褒用白话文编写有《妇孺须知》(1896)、《妇孺浅解》(1897)等新式妇女启蒙读本，内容颇有新意，如《妇孺浅解》开篇《大脚歌》写道：“大脚歌、大脚歌，大脚真真好得多。天生人人俱两足，何独妇女捱挫磨。……”^⑨但由于缺乏教科书的基本要素，如以课为单位等，这些读本只能算女子教科书的萌芽。

据《中国第一次教育年鉴》之《教科书之发刊概况(1868—1918)》记载，文明书局在1902年出版杨千里编《女子新读本》，^⑩这是资料中最早出现“女子”命名的教学用书。但笔者见到1906年5月7版的《女子新读本》(杨千里编著，文明书局)的版权页上印刷的是“光绪三十年七月初版”，^⑪即1904年初版。目前笔者所见最早冠以“教科书”之名的女子教科书是1903年5月印刷发行的《(改良再版)家事教科书》上下册，原著为日本人后闲菊野、佐方镇子，张相文、韩澄翻译。这套教科书前有原著者1898年写的“绪言”，指出“家事之有教科书为教育女子学校所必需。故凡女学校中无不备有此种教科书。……此编付之剞厥，以为高等女学校及寻常师范学校女子部之教科书。”^⑫接着是译者1902年的“序”，说明“士大夫思教育之普及及知女子教育之尤不可缓，创设学塾者踵兴。惜无教科善本，爰译是编，资讲贯庶。使二万万沈溺苦海之弱质由是知强身保家之至，计国势扩张未必不有赖焉，岂止家事之程善已哉。”^⑬可见该书适用于中等及高等女子学校。教科书版权页显示总发行所是上海文明书局、发行者是科学书局、印刷所是作新社印刷局，是由留日学生引进的。1906年3月，上海会文学社出版的《初等女子修身教科书》配套有《初等女子修身教科书教授法》，是第一套现代意义的女子教科书。

通过对各大图书馆、民间收藏、《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中小学教材》的女子教科书信息整理，晚清民国时期共编撰出版女子教科书104种(修身17种、国文及尺牍类40种、家事类14种、理科类23种、历史类3种、体操类4种、唱歌类3种)。1904—1915年是晚清民国时期女子教科书编撰(译)的高峰期，此后发展迅速萎缩，一些女子中学零星新编有国文类教科书。

晚清民国女子教科书主要集中在商务印书馆、会文学社、新学会社、彪蒙书室、广益书局、时中书局、中国图书公司、中华书局、群益书社，学部编译图书局、中国教育改良会、锟记书社、群学社、美华书馆、福州教育普及社、广智书局、大华书局、群益书社、苏州振新书社、广文书局、国光书店、世界书局、国定中小学教科书七家联合供应处等编撰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是唯一编撰(译)出版有中小学女子教科书的机构(小学有修身、国文、尺牍、论说轨范，中学有家事、家计薄计、缝纫、园艺、烹饪、刺绣、化学)，且影响较大。会文学社、中国图书公司、中华书局、新学会社、科学书局编撰出版的女子小学教科书，时中书局、群益书社编译的中学女子教科书影响也很大。

晚清民国女子教科书的编撰(译)者及校订者主要有许家惺、邵廉存、谢允燮、陈德芬、何琪、沈颐、戴克敦、蒋维乔、庄俞、杜亚泉、寿孝天、高凤谦、樊炳清、张元济、王程之、张世杓、汪良麟、刘大绅、萧閒叟、张华瑾、许频韵、王兼善、胡君复、李步青、范源濂、董文、杨喆、顾树森、徐蘧轩、戴裕、蔡伟、孙清如、王亨统、俞钟瑨、黄展云、侯鸿鉴、陈介白、顾鸣盛、杜芝庭、郑子良、李澹吾、严渭渔、范烟桥、凤玉贞、赵锦华、张相文、韩澄、朱彭龄、庄景仲、黄端履、沈恩孚、顾倬、徐傅霖、徐一冰、林复、曾钧、寿龄倪、吴灼昭、黄邦柱、王应伟、杨国璋、姚昶绪、杨传福、陈文祥、陈敬、万蓉以及学部编译图书局、上海城东女学社、会文学社编译所、彪蒙编译所、广益书局编辑部、广文书局编辑所、世界书局编辑所、教育部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等，一些女子学校如无锡竟志女学校、桂林女中、北平崇慈女子中学校、北平贝满女子中学校等在晚清民国时期也编撰女子教科书。

中国女子教育历史悠久，在各种女教读本中，既有面向宫闱后妃、官宦闺秀的，也有面向乡姑村妇的。形式上，或纪传，或论说，或图像，或格言，不拘一体，灵活多样，满足了向不同社会阶层和不同文化层次妇女施教的需要。教科书作为“专门编写的为学生上课和复习用的书”，^⑭女子教科书应女子学校教育而出现，编写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晚清民国女子教科书编写的种类与数量不多，未完全按照学制规定的课程科目进行编撰，虽单一学科编撰逐渐完善，但整体缺乏系统性与连贯性。相对于同期男子学堂教科书编撰出版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及系统编撰，晚清民国女子教科书种类与数量不多，且科目不齐。女子小学教科书集中在1904—1911年编撰，以修身、国文、尺牍、家事、算术学科为主，还有少量历史、体操、音乐教科书。对比1907年学部颁布的《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规定初等女子小学堂教科修身、国文、算术、女红、体操以及随意科音乐、图画，女子高等小学堂教科修身、国文、算术、中国历史、地理、格致、图画、女红、体操以及随意科音乐，尚未发现有女红、地理、格致、图画教科书，却有《家事教科书》、《尺牍教科书》。女子中学教科书集中在1912—1915年编译出版，涵盖算术、代数、几何、化学、物理、生理、矿物、动物、植物等学科，也有少量修身、国文教科书。对比1912年教育部颁布的《女子中学章程》规定的修身、国文、外国语、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物理、化学、法制经济、图画、手工、乐歌、体操以及加设家事、园艺、缝纫，尚未发现有外国语、历史、地理、法制经济、图画、手工、乐歌、体操教科书，却有《烹饪教科书》、《刺绣教科书》。目前已知的女子中学修身、国文教科书出现在1930年代。可见，晚清民国女子教科书的编撰(译)并未严格按照官方规定的科目进行。虽然小学修身、国文、算术编写逐渐完备，如会文学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部分教科书配套编有教授法，但就整体而言是缺乏连贯性与系统性的，没有一套科目齐备且从小学到中学系统编撰的女子教科书。

2.小学女子教科书在形式上突出女子性别特征，多呈现中国传统女性的发型、服饰、用品、称谓，中学女子教科书多译自日本教科书，没有体现性别差异。由于女子教科书特定的受众群体，女子小学教科书大量出现女性人物插图，呈现中国传统女性的发型、服饰、用品、称谓，如在《妆饰》的插图中，一页画有“胭脂、粉、压发、髻、手镯、戒指、耳环、簪、挖耳”，另一页画有“呢、绫、锦、绒、绢、纱、罗、绸、缎”。^⑮女子教科书中有些男子的插图已有西装等现代服饰，但女子还是传统的发髻、发辫，服饰以长褂及罗裙为主。课文多用“姊妹”、“姊”、“妹”、“女”、“女子”、“母”等女性称谓并突出女子日常生活，如“剪与针，置几上。剪裁布，针缝衣。妹见姊，作女工。取丝线，学穿针。”^⑯由于女子中学教科书以编译日本理科类为主，如群益书社1914年1月初版《女子代数教科书》的封底有“女学校各科教科书”广告九种，其中日本小林盈、稻垣作太郎共著有《女子算术教科书》、《女子代数教科书》、《女子几何教科书》三种，日本滨幸次郎、河野龄藏共著有《女子化学教科书》、《女子物理教科书》、《女子生理教科书》、《女子矿物教科书》、《女子动物教科书》、《女子植物教科书》六种。^⑰汉译日本女子教科书常在“译例”或“绪论”中对女子教育有说明，如《女子理科教科植物编》“译例”第一条写道：“我国女学方在萌芽时代，一切教科书多未详备，而理科尤觉阙如。然目今所最重要之学科，亦惟理科为最。”^⑱在第1章《绪论》中写道：“且女子者，乃专掌衣食住及卫生等事者也，故研究植物，以图利用之道，实为女子之急务。”^⑲女子中学教科书在形式上没有体现性别差异。

3.晚清女子教科书在内容上多选中国传统女性典范并赋予新意义，并选有西方女子事例，民国女子教科书则注重以女子日常生活为中心。晚清女子教科书大量选取中国传统女性典范故事，如孟母、木兰、缇縈、杨香、李寄、庞娥、荀灌、梁夫人、韩夫人、魏夫人、赵夫人、冼夫人、卫夫人、秦良玉、班昭等。虽然选取的人物大多来自《女儿经》、《列女传》、《二十四孝》等女子传统启蒙读物，但编撰者积极进行新的意义阐释。如《女子新读本》第1、2课是《孟母》，第1课写道：“女子者，国民之母也。故母教为女子道德之首。中国古时，周秦两汉，女教昌明。类能教子成人。圣贤豪杰，非天纵生知。其成于贤母之手矣。而后世称道，至今不衰者，曰孟母。”^⑳第2课才开始叙述孟母的故事。女子教科书还注重选取西方女子故事，有南丁格兰、罗兰夫人、批茶夫人、拿破仑之妹、英女王维多利亚、路易美世儿、沙鲁脱、马尼他、如安、缕志、扶兰志斯、流易设以及美国七岁女童雅丽给华盛顿送鸡蛋、俄国孝女跋涉千里为父陈冤等。如《南丁格兰》一课写道：“南丁格兰，英国女子也，性仁慈，幼时见老犬有病，为之护视。家甚富，曾受高等教育，凡文学、音乐、缝纫等为女子所应知者，无不习。然素有远志，不耽逸乐，乃习为看护妇，徧观内外病院，且游学德、法等国。年三十，学成，独创救贫院以收养老妇之贫苦者。……南丁格兰，以当时妇人，不知看护法，乃罄所得赠金，特筑一院，专为养成看护妇之用，远近称扬不绝。不数年而红十字会兴，南丁格兰之功也。”^㉑民国之后，女子教科书对中西女子故事选择减少，主要以女子日常生活为中心取材，如《(订正)女子国文教科书(初等小学用)》在“例言”中说明“本编仍不採用古事及外国事。”^㉒教育部在审定时十分强调教科书与女子日常生活的关切，如《中华女子教科书》的审定词为：“……其优点有四：(一)选材务与女生相合。(二)注意女子将来之生计。(三)注重女子持家处世之道。(四)各科教材联络。……”^㉓

4.女子教科书的编写体例与普通学堂教科书基本相同，编撰者多为普通学堂教科书编撰者，且多数具有教学实践经验及留日背景。晚清民国女子教科书除了《绘图女学修身教科书》是按照传统蒙学读本上图下文的编写体例，其他基本与普通学堂教科书一致，如小学多采用圆周法排列，低年级大量配有插图，与文字配合，小学高年级教科书基本以文字为主，文字在晚清民初为竖排(算术教科书文字横排)，教科书的基本要素(课、习题、复习等)的编排逐步具备，等等。如《女子算术教科书》之“编辑大意”写道：“本书体例用圆周法，每年一周。教材按周分配。……本书每周每册之末，各附有复习问题，以便练习。”^㉔女子教科书编撰者基本也是普通学堂教科书的编撰者，其中蒋维乔、庄俞、张元济等还是中国第一套现代教科书“最新教科书”的编撰者。当时，女子教科书编撰者一般有丰富的教学实践经验，其中多数人还留学日本。杨千里1899年入南洋公学、1904年是上海澄衷蒙学堂教员。何琪1897年曾任绍郡中西学堂首任监董(校长)，侯鸿鉴是1897年南洋公学首届师范生，1902年留学日本弘文学院师范科，归国后兴办无锡竞志女子学校。徐一冰1905年赴日本大森体操学校留学，回国后曾任教于上海务本女塾、上海爱国女校等，并于1907年底与徐傅霖等在上海创办中国体操学校。徐傅霖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生，1905年在上海西门创设体操游戏传习所两届。李步青1902年留学日本弘文书院速成师范科，回国后历任湖北两湖师范教习、师范戍长、方言学长、艺师养习所总理、省视学等职，后任中华书局编辑。沈颐曾任商务印书馆国文部编辑、后参与创办中华书局。

女子教育自古就有，但一般是在家庭教育中实施，社会上没有专门为女性开设的学校。16—17世纪，欧洲一些国家开始出现女子初级小学。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德国和法国出现女子中等学校。18世纪，英、美、法等国的妇女在女权运动中，认识到教育对选举权的重要性，兴起妇女教育运动。晚清民国女子教科书积极赋权女性，启蒙她们从家庭走向社会，成为德智体发展的国民之母及女国民。

1.教育享有权：女子教科书为培养“国民之母”，摒弃“女子无才便是德”等陈腐观念，倡导女子“求学进步”及“女子教育为国家存立之基础”的重要思想。在中国，传统社会虽然强调女子“正德”，女子为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封建伦理支配，但并非一贯反对“女才”。陈东原在1928年初版的《中国妇女生活史》中细致考证出“女子无才便是德”出现在明末，认为陈继儒在其小品集《安得长者言》中首次提出了“男子有德便是才，女子无才便是德”一说，后被散播、关注。^㉕它的出现显示出一些卫道士对才女文化的日渐兴盛所感到的威胁。^㉖在晚清民国的女子教科书中，“女子无才便是德”这一提法已经被当作传统社会愚昧、落后的陈旧观念而受到鞭挞。如1906年出版的《最新女子初等小学修身教科书》第二册第15课《劝学》写道：“无才便是德，此言大不伦，东西各国，男女通文，中国女校，设立方新，家庭教育，权在妇人。”^㉗还有“家庭教育的好歹，全靠在家中的女子身上。”^㉘女子教科书强调女子教育的重要性，如《女子宜求学》写道：“我国旧俗，女子常居闺中，不求学问，非特古今大事，未尝闻知，即写信记帐，往往不能。非智力不逮, 盖失学之害耳。今女学渐兴，少年女子，亟宜求学，庶不为人轻视也。”^㉙更有女子教科书将读书作为人之为人的根本标志，明确指出“人不读书，则与禽兽何异”，^㉚积极赋予女子受教育权，甚至出现有《老妇好学》^㉛这类蕴含着女子终身教育思想的课文。《求学》、《读书》、《读书法》、《刻苦用功》、《国民教育》、《家庭教育》、《姊妹入学》、《劝邻女入校读书》等课文，不断宣扬教育对于女子、对家庭、对社会、对国家的重要价值。如1905年上海科学书局发行《初等小学女子官话修身教科书》揭示兴女学的意义：“女子为国民之母，所以读书识字比男子更觉要紧。因为要预备将来的母教。必要有了好母，方有好子。这等说起来，女学岂不是第一要紧的事吗？”^㉜

2.自主发展权：女子教科书立足传统“贤良淑德”，宣扬“自立”、“平等”、“自由”、“博爱”等现代伦理精神，并提出“自勉为完人”及“德育智育体育”的目标引导。在女子教科书中，大量编排有《姚孝女》、《萧孝女》、《孝妇》、《孝道》、《孝亲》、《孝思》、《孝行》、《孝友》、《孝勇》、《贞静》、《婉顺》、《事母》、《父母之恩》、《家庭之乐》、《以德报怨》、《养老》、《戒傲慢》、《家法》、《姑嫂》、《姑嫂相爱》、《姊妹相助》、《务本》、《礼貌》等内容，宣扬传统的孝亲、敬老、守信、投报、友爱等伦理观念。如《孝行》写道：“百行中，孝为始。鸟返哺，羊跪乳。人为万物灵，禽兽犹如此，谁非父母生，本不分男女。”^㉝好一个“本不分男女”，教科书在立足“孝贤惠”传统女德时，积极引导男女平等思想。又在《最新女子国文课本》第1册“序言”中写道：“当今，在欧洲和美洲这些发达的国家中，妇女在教育上已经享有和男子平等的权益。而且，在绝大部分的职业领域内都可以发现有女性。如果一个国家的女性处于愚昧无知状态，这个国家则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强国。所以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繁荣与兴衰取决于这个国家女性的社会地位。”^㉞为了引导女子成为有着自我价值与尊严意识的独立人格主体，教科书积极赋权女子的自主发展，如1906年会文学社便编撰出版有《女子自立教科书》，其中选编有《女子宜自食其力》、《自立》、《独立》、《自食其力》、《自奋》、《自勉》、《谋生》等课文，还注重强调女子经济独立是自立的基础。如《吴彩鸑》写道：“彩鸑写唐韵，一日成一本。一本易五千，日用写韵钱。有才足自立，笔是生涯砚是田。”^㉟ 《勉工》写道“文明国，无游民。女子作工事事精，手工机器大发明。学美术，习割烹，人人知谋生。”^㊱女子教科书还积极宣传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有《平等》、《自由论》、《信教自由》、《百有一人》、《博爱》、《红十字会》、《恻隐之心》、《人类一源说》、《民族分合之原因》等课文，甚至出现有介绍西方婚姻自由的课文，如1905年《最新女子修身教科书(官话)》第55课《自由婚姻》写道：“我们中国旧俗结婚，全凭媒人做成，爹娘作主。西国没有这个道理，听凭男女自己择配，谓之自由结婚。倘对中国人自由结婚，人家就以为无耻。但细想起来，自由结婚的男女，各自情愿，又彼此知道脾气，似乎容易和睦些。”^㊲此时女子教育并未得到官方的认可，如此超前的编撰出版，实在令人惊叹。女子教科书还提出“自勉为完人”的目标，如《(订正)女子修身教科书(高等小学用)》的“编辑大意”写道：“本编选材凡女子对己对人对家对国之道略具。于是，务使学生尽此一编，皆能自勉为完人。”^㊳而《初等小学女子修身教科书教授法》的“编辑大意”写道：“女学为教育之胚胎，世界所共识。但德育智育体育三者当以德育为尤要，本社既编初等女子国文教科书，为开智之助，故特编是书以资德育。”^㊴可见该书已提出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现代教育目标。

3.工作参与权：女子教科书提供“治家育儿”的知识技能，从“家族之事”扩展到“社会职业”，激发女子关注“国民”的身份认同。晚清民国时期，以“家事”命名的女子教科书内容重点在治家育儿的知识与技能，强调家政是一种专门技能，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繁荣至关重要。如1907年中国图书公司出版《家事课本》在第一章《总论》写道：“人之有家，犹民之有国也。国之事无大无小，统名曰政。家之政，无大无小，统名曰事。国政，相主之。家政，妇主之。相贤则国强，妇贤，则家兴。顾家之盛衰，皆决于妇人之手，何也。男子者，往往出门执业，不能一一理家事，如饮食，如衣服，如教养儿童，无一非主妇之责，主妇有文明之思想，及整齐之习惯，则家事自无不治矣。”^㊵上海新学会社的《女子家政教科书(民国初等小学用)》共分8章，其中第3章内容为“养育、养育之理由、胎教、产育、食物、空气、清洁、衣服及睡眠”^㊶。在女子教科书中也大量编排有《女子宜习手工》、《裁缝》、《衣服》、《妆饰》、《持家》、《针线》、《贮物》、《制衣》、《刺绣》、《绣图》、《绦丝》、《烹饪》、《织布》、《熨斗》、《腌菜》、《造酱》、《菜园》、《油》、《整理居室》等课文，以奠固“良母贤妻”的家庭知识技能，并进一步引导女子对社会职业的承担及民族国家命运的关注。如女子教科书中《女国民》、《女子职业》、《欧美人之公德》、《职业》、《职分》、《社会》、《法律》、《司法》、《人民之权利义务》、《国家财政》、《国民教育》、《中华民国成立记》、《释中华民国》、《共和国民之精神》、《交际》、《英国妇人之交际》、《婚姻》、《国家和政体》、《共和政体》、《国家》、《中国》、《通商》、《博览会及商品陈列所》、《保险》、《专利》、《资本》、《贸易》、《邮政局》、《公司》、《报纸》、《广告》、《宗教派别》等课文向学生介绍了参与社会生活的基本知识与规则。《女子新国文(女子高等小学校用)》第5册第4课《女子职业》写道：“……职业者，所以谋生计，图自存者也。……大家妇女，率皆无所事事。其贫者，多以蚕、桑、纺、织为恒业，或受人雇佣，而执炊爨、洗濯之役。近者，各省商埠，工业渐兴，丝厂、纱厂，亦有用妇女者，所惜智识有限，终不能与于高等之事业耳。吾闻欧、美女子，无人不学。若教师，若保姆，若看护妇，几为女子之专业。至于电报、电话之司机、邮政、汽车之售票，其事轻而易举，故多以妇女任之。此外或司会计、或操笔札，或为报馆记者，或为美术专家，亦视男子无逊色。由是观之，女子苟具智识，则社会之事，凡与其才性所宜者，固无不可为也。……吾愿少年女子共勉之。”^㊷在女子教科书中还有“工作”“职工”等词语出现，如女子算术教科书的习题有“某职工于二周内共作工一百六时十分间，平均一日作工几时。”^㊸女子教科书期望通过教育培养女子参与现代公共事务的能力，并激发女子关注其作为国民的身份认同。如1906年上海群学社印行、许家惺编辑的《最新女子修身教科书》注重培养女学生的国民意识，提出“爱国”、“爱群”、“女国民”、“女同胞”等概念，如“女子同为国民，当知爱国”、“世界进化，在于竞争；竞争团体，是曰国家，是曰种族”、“女子曰女国民、女同胞”、“女子有国家社会之责任”^㊹。《中国》写道：“我辈既为中国人，当为中国事。女子亦中国之一分子，应尽此分子之义务也。”^㊺女子教科书引导女子在为人妻、为人母的基础上，还要注重国民精神的养成，如《中华女子修身教科书(高等小学)》明确“二三册是关于法制教材，多就兴趣之事物，推阐本义，使受教育者于不知不觉中，增进共和国民之精神”。^㊻

4.身心健康权：女子教科书立足“科学常识”，破除“迷信”与“缠足”陋习，养成女子“健康卫生”的生活方式，呈现“动静相宜”的审美趣旨。晚清民国女子学校开设有大量的自然科学课程，这些数学、物理、化学等教科书呈现了传统女学所没有的科学知识。不仅如此，修身、国文、家事等教科书注重女子清洁卫生知识及习惯之养成，并积极宣扬公共卫生及公共环境对健康生活的影响，如教科书大量出现有《爱身》、《传染病之预防》、《卫生》、《公共卫生》、《防疫》、《清洁》等课文。如《卫生》写道：“人人宜卫生，男女本不分。衣食居处，均宜留心。卫生学，设专门。愿我女界，各保其身。”^㊼对于女子缠足、赌博、迷信等中华千余年流传的恶习明确表示要戒除，有《赌博之害》、《缠足之害》、《风水无凭》、《戒佞佛》、《三姑六婆之害》等课文，如《缠足之害》写道：“……缠足之害如此，而国人积习相沿，至数百年之久。苟深思其故，惨酷孰甚焉。近十年来，各省志士，奔走相戒，始渐改旧习矣。”而《三姑六婆之害》则写道：“朱柏庐先生曰，三姑六婆，实淫盗之媒。三姑者，尼姑卦姑道姑也。六婆者，牙婆媒婆师婆虔婆药婆稳婆是也。我国妇人，崇释道，恐疾病，迷信鬼神祸福，故此辈因以骗钱，有识者宜峻拒之。”^㊾女子教科书倡导文明的生活方式，从贤良淑德到聪慧灵动，逐渐展现动静相宜的审美趣旨，如编有《跳绳》、《体操》、《游戏》、《放风筝》等体现学校体育活动及日常休闲娱乐的课文。在商务印书馆《(订正)女子国文教科书(初等小学)》第二册第10课写道：“塾中放课，步行还家。姊前妹后，草地同游。姊打铁环，妹打皮球”。^㊿第21课写道：“一女子，立池畔，持竿钓鱼，竿头垂饵。水中鱼，来吞饵，钓丝微动，举竿得鱼。” 课文图文并茂，呈现出女子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全新的生活趣旨。教科书还从科学的角度阐释运动与休息交替的重要性，如《休息》写道：“人不能不运动。然运动之后，必继之以休息。否则身体过劳，亦足致疾。有一时之休息，如体操之后，继以游散。有交易之休息，如写字之后，继以读书。至于休息之久而溥者，则为睡眠。盖一日之中，应事接物，决无全体休止之时，非睡眠不足偿其劳也。”

“女子教育之在中国，乃是被视为一种特殊的教育。”在那些伴随着紧迫的民族危机感与焦灼的救亡意识的特殊时空里，女子教科书积极赋权于女性，强调女子有接受教育、掌握知识的权利，有自主发展、决定自身命运的权利，有选择职业、参与社会生活的权利，有身心健康、享受现代文明的权利……虽然少数女子教科书仍然进行着传统的陈腐说教，有“节烈”等落后内容，但晚清民国女子教科书的启蒙诉求整体而言已超越了那个时代关于女子及女子教育的思想。由于编撰者均为男性，女子教科书呈现的是符合男子社会文化标准的理想女性形象，关注女子在新时代的社会功能，表现为一种他者赋权而不是立足于女性生命本体的自我赋权。我们不必苛求前人，因为当时西方男女平等思想才传入中国不久，中国先进男性能从天赋人权的角度认识到社会对女子的不公，体谅她们的无助与痛苦，通过编撰出版女子教科书，积极赋权女性，这对几千年来毫无人权、孤立无援的妇女已是莫大的帮助。更何况女子教科书还竭力倡导女子全新人生范式的构建以及全新的“国民之母”及“女国民”身份认同，历史意义和价值都是十分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