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清教革命推翻了斯图亚特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使以清教徒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为清教徒将其教育改革计划付诸实践提供了可能。克伦威尔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发展教育，使英国教育呈现了一派新景象。共和国时期的教育实践虽然很快由于王政复辟而夭折，但在英国教育发展史中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清教徒教育改革理论的萌发

为统一宗教信仰，国王查理一世强迫信仰加尔文教长老会制的苏格兰人民接受英国国教仪式和主教制，激起了苏格兰人民的极大愤慨，并导致1638年起义的爆发。为镇压苏格兰人民起义，查理一世被迫召开停止多年的议会。下院反对派议员清教领袖皮姆、汉普顿等人利用议会与国王展开斗争，他们提出了逮捕和审判查理一世的宠臣斯特拉福德伯爵和大主教劳德的主张，这两人都是查理一世反动政策的追随者，他们大肆迫害清教徒，致使被囚禁和处死的清教徒不计其数。这样，由宗教问题引发了清教革命。革命的爆发造成了时局的动荡，为各种新思想的萌发和传播提供了土壤。

培根哲学思想和夸美纽斯“泛智”教育理论的广泛传播进一步催生了清教徒教育改革理论的萌发。文艺复兴使古典文化知识得以复兴，特别是一些古代科学著作的发现，使人们对自然现象的研究兴趣日益浓厚。自17世纪初伽利略奠定了近代科学基石后，人们对自然科学的探索热情迅速在欧陆各国蔓延。在英国，首先对科学研究感兴趣的是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英国哲学家罗素指出：“培根哲学的全部基础是实用性的，就是借助科学发现与发明能制驭自然力量。他主张哲学应当和神学分离，不可像经院哲学那样与神学紧密糅杂在一起。”^①培根强调对科学的探索，并建议组建一所世俗性科学机构“所罗门宫”(Salomon’s Palace)。培根鼓励人们通过实验和归纳法来认识世界。培根的这种思想不仅有利于科学新发现，而且迎合了时代需求，有利于人们思想的解放。在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统治时期，由于新教政治力量的壮大，大大地扩展了培根学说的影响。“在1640—1660年新教处于上升时代，几乎每个议论教育的英国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是培根主义者。”^②

该时期，在教育领域起巨大推动作用的是捷克大教育家夸美纽斯(John Amos Comenius，1592—1670)，他是当时国际上公认的大教育家、思想家。^③夸美纽斯深受培根思想的影响，“培根有关教育的思想大部分被夸美纽斯以某种方式表达成为一种实际术语，并在新教的范围内按照他的道德和宗教倾向进行了修改”。^④在教育方面，夸美纽斯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使人通过理性、感知来认识事物的本质。夸美纽斯主张社会各阶层都有权接受教育，“不仅有钱有势的人的子女应该进学校，而且一切城镇乡村的男女儿童，不分富贵贫贱，同样都应该进学校”，“如果我们允许一部分人的智性受到培植，而去排斥另外的一部分人，我们就不仅伤害了那些与我们自己具有同一天性的人，而且也伤害了上帝本身。”^⑤他要求对原来的教学方法进行改革，主张废除引经据典、咬文嚼字的“文字教学”法而采用直观教学，提出“在可能的范围以内，一切事物都应该尽量地放到感官跟前。一切看得见的东西都应该放到视官的跟前，一切听得见的东西都应该是放到听官的跟前。气味应当放到嗅官的跟前，尝得出和触得着的东西应当分别放到味官和触官的跟前。”^⑥他倡导改革传统的教学内容，建议增设自然科学知识的教学，对学生进行“泛智”教育。1640年后培根和夸美纽斯的思想在英格兰广泛传播。1641年冬，夸美纽斯应邀访问英格兰，当时下院已经解散，许多牧师遭到驱赶，薪俸被剥夺，教堂的土地被没收。议会授权由夸美纽斯、塞缪尔·哈特里布(Samuel Hartlib)和约翰·杜里(John Dury)三人负责教育改革。^⑦尽管夸美纽斯后来因内战爆发于1642年1月离开了英格兰，但他的思想却深深地影响了哈特里布和杜里。哈特利布成了夸美纽斯思想在英格兰的主要传播者。

除培根哲学和夸美纽斯教育理论外，斯通·劳伦斯还指出，清教徒在北美新英格兰的教育实践是推动这一时期清教徒积极推进教育改革的又一因素。刚到北美的清教徒，由于面临艰难的生存环境，从一开始就注重建立全面的教育体制，第一代移民创立了哈佛大学，法令规定家长负有对孩子和奴仆进行基础教育的职责，规定要利用公共基金，在达到50户人家的村庄里任命一位教师，在达到100户人家的村庄里创办一所文法学校。事实证明，这种教育体制取得了成效。1936年，莫里森(Morison)教授指出：“在新英格兰的1650年代，上大学的人口比例比今天还要大。”^⑧

受以上几方面因素的影响，在1640—1660年间，许多清教徒对英国的教育进行了抨击，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弥尔顿(Milton，1608—1674年)。弥尔顿是一位信仰极深的清教徒，他于1625年进入剑桥大学基督学院学习，对剑桥的古板课程和低劣的教学质量非常不满。^⑨清教徒提出的教育改革主张被许多人以各种方式加以倡导，他们当中既有像杰拉德·温斯坦利(Gerrard Winstanley)之类的乌托邦空想家，也有极端民主主义者如理查德·奥弗顿(Richard Overton)，而且还有哈特里布、杜里以及他们的同僚。此外，还有像伦敦商人亨利·鲁滨逊(Henry Robinson)、剑桥大学凯斯学院(Caius College)的教育学家威廉·德尔(William Dell)、经济学家威廉·佩蒂(William Petty)等一些有影响的人物。^⑩

二、清教徒的教育改革主张

清教徒的教育改革主张，内容非常广泛，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主张实施普遍教育。塞缪尔·哈马(Samuel Harmar)在1642年写给议会的建议中提出要在全国每个教区安置教师，为教区的每个孩子提供教育，向每个孩子教授阅读、写作和基本宗教知识。^⑪威廉·佩蒂认为任何人都不能因为贫穷或出身原因而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1654年，威廉·德尔提出应在所有村庄建立初等学校，在稍大的城镇建立文法学校，“在国内每一个大城镇中，如同在伦敦、约克、埃塞克斯、布里斯托尔、埃克塞特、诺威奇等地一样，至少应有一所大学或学院，这样将更有利于全体人民的利益；对国家来说，应该使学院有能力维持那些虔诚的、博学的教师的生计。” ^⑫他主张国家应资助大学的建立与发展，以打破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对高等教育的垄断地位。一些激进派还认为解决大学问题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消灭牛津和剑桥。^⑬ 1659年一本匿名发表的小册子倡导在每个教区创办学校，为7—14岁的孩子提供教育，济贫院的孩子们每天也要学习两个小时，每个城镇要为10—14岁的孩子们建造一所文法学校，并要配备写作和音乐教师，由国家给他们发放固定的薪水。^⑭温斯坦利主张通过教育来培育青年合作、正义、勤劳、理智、忠诚的品格。他建议所有的父亲和政府官员有义务教导和监督孩子们的学习，使他们免于懒散以致虚度光阴。在温斯坦利看来，要建立一个和谐的共产主义社会，国家就必须推行普遍的和注重实用性的教育计划。^⑮

第二，注重教育的实用性。实用性是当时教育改革家们对教育进行改革的标准，他们对教育实用性的强调深受弗朗西斯·培根教育哲学的影响。弥尔顿在《论教育》中对英国的教育陋习进行了严厉抨击。他指责学校违反常规，强迫那些头脑中一无所有的孩子去学习写作文、作诗、写演说词，学生花大量的时间去学习那些在日常生活中极少用的希腊语和拉丁语，浪费了宝贵青春。他对大学里那种以经院主义逻辑学和形而上学为主的教学也提出了批评，指责这种教学无法使学生获得有用知识。^⑯弥尔顿建议在全国各城市兴办学园(academy)，兼施中学和大学教育。学园的课程既包括古典学科，又增添了大量自然学科和应用学科。尽管在弥尔顿的教学改革计划中，新课程包括了自然科学，但学者理查德·L.格里夫斯(Richard L. Greaves)指出，很明显，自然科学并不是他关注的主要对象。弥尔顿设计的教学计划是古典知识教育加少许科学教育，他提到的科学家都是古代的科学家如塞内卡(Seneca)、普林尼(Pliny)。作为坚定的清教徒，弥尔顿无法将宗教与教育割裂开来，虽然他的教育计划没有完全抛弃对实用知识的强调，但与他对古典学科的过分注重相比，则显得微不足道。^⑰

比弥尔顿更激进的实用派改革家是温斯坦利，他认为教育要有利于人们在平等、公共和协作的社会中生存，最重要的知识是公民的德育和各行各业的实际训练，而学校和大学的学术知识，只适宜对少数社会寄生虫如律师、教士进行传授。温斯坦利认为有两种知识：实用知识和传统知识。只有实用知识才能培养出勤勉、忠诚的公民，而传统知识是通过阅读或由他人传授而习得，自己没有亲身体验，因而主张将传统知识的教育从教育计划中删除，因为传统知识是一种不切实际并容易使人懒散的知识。^⑱ 17世纪中叶的约翰·韦伯斯特(John Webster, 1610—1682)则将实用性作为选取学术课程的标准。^⑲

第三，主张推行免费义务教育。威廉·奥弗顿要求国家建立免费学校，使大部分或全部具有自由身份的英格兰人将来都具备读写能力。^⑳平等派代表理查德·奥弗顿早在1647年就倡导由国家创办足够数量的免费学校，为英格兰自由民提供教育。^㉑另一位著名商人、唯理主义者亨利·鲁滨逊(Henry Robinson, 1605—1679)也倡导建立国家教育体制，为所有的孩童(包括最穷困的人和女性)提供免费教育。^㉒政治理论家詹姆斯·哈林顿(James Harrington)在《大西洋》(Oceana, 1656年)一书中也提出了推行免费的、普遍的义务教育的主张。他指出建立学校是国家的首要职责，国家应为孩子建立足够数量的免费学校，为保证学校能长久维系，国家应派出监查官对学校进行严格审察。国家应推行义务教育，只有一个儿子的父母，自己承担学费，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儿子的父母则可以享受免费教育。^㉓

第四，主张对传统课程进行改革。1654年，约翰·韦伯斯特就曾对英国高等教育进行过猛烈攻击。他特别强调科学研究和数学研究，强调实验和归纳法在科学研究中的运用。1650年代曾在剑桥大学凯伊斯学院(Caius College)任教的威廉·德尔是强调科学重要性的另一位代表，持类似主张的教育改革家还有乔治·斯塔基(George Starkey)、诺亚·比格斯(Noah Biggs)、托马斯·劳森(Thomas Lawson)和威廉·佩恩(William Peen)等。^㉔对宗教教育在大学课程中的地位，不同的清教徒派别持有不同的观点。多数清教徒坚持伊拉斯谟的传统，将大学看成是知识的存储地和培养牧师的摇篮；温和的清教徒主张对课程进行渐进式改革，以培养有文化的牧师，但主张降低辩证法的地位，提高希伯来语、希腊语、道德哲学以及实验科学的地位；激进的独立派则拒绝让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担任神职，认为应该使宗教与大学教育决裂开来。激进派代表温斯坦利在教育计划中，完全将宗教教育排除在外。他尤其反对在大学里进行宗教教育，因为他认为神启只通过一种神秘的方式来呈现，而无法通过理性的方式获取。虽然在学校课程中，温斯坦利排斥对宗教进行学术性研究，但他认为对自然界的研究是人类证明上帝伟大的最好和唯一途径。对于温斯坦利的教育计划，理查德·L.格里夫斯给出了较公允的评价：在某种程度上，温斯坦利禁止在学校进行宗教教育，提出了教育世俗化，然而，他的神秘主义泛神论宗教理论使其教育计划比其他清教徒更加具有宗教色彩。^㉕

第五，反对过去那种死记硬背的教学方法。这一时期的教育改革家与伊丽莎白时代的清教徒以及培根、夸美纽斯一样，抱怨教育过于注意文字而忽视知识所代表的实际事物及其价值，他们认为词只是一种符号象征，而词所代表的实物才是活生生的现实世界，主张对文法学校和大学里的传统教学方法进行改革。一位教师乔治·斯内尔(George Snell)在献给杜里和哈特里布的书中写道：“我们英格兰学校不应再将学生教成唯名论者(nominalist)和咬文嚼字者，而对必要的事物却一无所知，……而要使其成为唯实论者(realist)和实物主义者(materialist)，要使其知道事物本身。”威廉·德尔和约翰·韦伯斯特(John Webster)也抨击大学教育，鼓励大学应多使用实验-归纳法从事数学和科学研究。^㉖弥尔顿也指出学习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事物而不是语言，学生阅读拉丁文和希腊文不是为了语言本身，而是为了获取古典作家提供的有关战争、农业、科学以及其他一切知识，语言本身并不重要。^㉗对儿童的教育，夸美纽斯及其追随者强调感知的重要性，反对死记硬背。为帮助改革传统的教学方法，夸美纽斯1658年出版了一本带有插图的儿童启蒙课本《世界图解》。

最后，过于严格的学校纪律是夸美纽斯及其追随者批判传统教育的又一靶子。托马斯·格兰瑟姆(Thomas Grantham)在伦敦的洛斯伯里花园(Lothbury Garden)创办了一所私立学校，但他悲叹道：年轻学生们在教室中痛苦呻吟，教师极为严厉，毫不宽容，学校与其说是学习知识的场所，倒不如说是一座监狱。^㉘在对学校不人道现象抱怨的同时，他们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648年，威廉·佩蒂在向哈特里布的提议中指出：教育不应该像现在这样由一群最差、最无能的人来承办，而应由那些潜心研究学问且最优秀的人来创办。哈特里布在献给约翰·杜里的著作《改革后的学校》(Reformed School)的序言中写道：对一个国家而言，只在一两所学校进行改革，其意义不大，改革应该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而要对学校进行变革，首当其冲的是要对教师进行培训。^㉙

清教徒的教育改革主张深刻地指出了英国传统教育的弊端，勾勒了英国未来教育的蓝图，而清教革命的胜利则为他们推行改革提供了可能。

三、清教革命对英国教育的影响

清教革命爆发后，整个英国社会分化为两派即保皇派和议会派。革命后不久，国王于1642年冬率领部队从伦敦逃到牛津，在此后的三年半时间里，牛津成了国王查理一世的临时京城，许多学院被占用，学生担任卫队，国王住在基督教堂学院，王后住在默顿学院，军火存储在新学院，各学院的金银器皿都被拿去用以铸币。^㉚大学的入学人数在1640年代只有1630年代的一半，牛津大学的损失尤为严重，1645年的入学人数只有十年前的十分之一。从1642年至1646年，教学活动实际上已经停止。据安东尼·伍德(Anthony Wood)称，所有60岁以下的人都要服兵役，年轻人背上武器，参与夜间巡逻。1646年牛津大学陷落后，大学里的保皇派遭到议会巡视员无情地驱逐，空缺的职位由来自剑桥的清教徒填补。1648—1649年共任命了200个研究员职位。在沃德汉姆学院(Wadham College)，学监(Warden)和9位研究员、9名学生以及11名自费生被开除并被清教徒替代。^㉛相比而言，剑桥大学遭受的损害要小，但同样受内战的影响。根据克伦威尔的调整大学法令，各学院信奉国教的领导人，几乎都换由清教徒同情者来担任，180多位研究员被开除，被怀疑是保皇派的人受到监视，学生人数锐减，大学难以维持。1643年议会曾一度派军队在剑桥大学驻扎，连辉煌的王家学院教堂也住进了士兵，一些桥梁被毁。1643年议会通过法令毁掉迷信塑像，使一些学院里的塑像和绘画遭到破坏。1644年还禁止用希腊语、拉丁语和希伯来语布道。议会还打算关闭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这一计划后因议会被克伦威尔解散而未能实现。^㉜

除大学外，各地的学校也深受战争的影响。内战爆发后，原先有序的教学秩序被扰乱，尤其是那些受战争影响较严重的地区，如在约克和斯卡伯里(Scarborough)两地，学校校舍几乎全部被毁，在斯卡伯里，学校不得不在附近的教区教堂里寻找住宿。^㉝位于沃克菲尔德(Wakefield)的伊丽莎白女王文法学校，尽管校舍没有遭到破坏，学校没有被士兵占用，而且有罗伯特·多尔蒂(Robert Doughty)对学校的妥善管理，但仍有10%—15%的资产在内战中丧失了。^㉞战争带来的更大的影响是使学校出现了资金短缺，导致这一问题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由于政局动荡，许多佃农不纳租，学校土地租金遭到保皇党人的扣压，导致基金受托人不愿继续管理。如位于萨利斯登(Silsden)和斯特顿(Steedon)的一所学校，有18年没有收到其首要佃户珍妮家族的租金，到1663年，该家族欠学校的租金达60英镑。^㉟第二，由于社会动荡，人们对捐赠的热情减退。与17世纪前期相比，学校得到的捐赠减少。W.K.乔丹通过对1640—1660年间布里斯托尔(Bristol)、伯金汉郡(Buckinghamshire)、海姆郡(Hampshire)、肯特郡、兰卡郡(Lancashire)、伦敦、诺弗克(Norfolk)、沃切斯特郡(Worcestershire)和约克郡等九个地区慈善捐赠的考察发现：在17世纪的前20年，社会对学校和大学的慈善捐赠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1611—1620年间，共有133，092英镑16先令的慈善资金投入到教育，1621—1630年间，教育捐赠的数额也大致相当，然而在大空位时期(Interregnum) ^㊱，捐赠减少到75，749英镑，比内战前的同期减少了近一半。^㊲第三，由于1646年主教制的废除，教会管理体制遭到破坏，学校得不到主教的资助和监督管理。

革命扰乱了原有的教学秩序，学校的经济状况不断恶化，教师变得日益穷困，许多老师放弃了教师职业，有的参军，成了军官职员，有的成了外科医生或军中牧师。一些同情保皇党的教师在1643年后被学校开除，更多的人在1649年后因拒绝承认新成立的共和国而被赶出学校，导致一些地方出现了师资紧缺。^㊳

四、“大空位时期”的英国教育

英国内战一方面给学校和大学带来了损害，但内战的结果使以克伦威尔为首的清教徒取得了国家政权，从而为推行清教徒教育改革家提出的改革计划提供了可能。传统的观点认为清教革命对英国教育带来了不利影响，而英国著名教育史家A.F.利奇认为在共和国时期，政府并不像过去认为的那样对学校和教育持一种敌视的态度。^㊴文森特在其《国家与学校教育1640—1660》一书中，也认为战争和随后出现的经济动荡，对学校并没有造成多大的负面影响，相反，学校还得到了政府的慷慨资助。^㊵大量事实证明，在大空位期间，议会通过了许多法令来加大对教育的投资。1646年和1649年主教、教长和牧师会的地产先后实现了国有化，^㊶同时议会规定凡在1641年12月1日前指定用于资助学校和学生的财政预算继续执行。议会还下令创办一些新学校。^㊷这一时期通过的一项最重要法律是1649年6月8日颁布的法令。为维持一支传教牧师队伍和发展教育事业，政府任命受托人负责管理首年薪俸和什一税(自亨利八世以来国王享有的权利)，并授权他们利用这些收益来支付传教牧师和教师的薪水。政府计划凑足20，000英镑用于发展此项事业，其中18，000英镑用来提高牧师和教师的薪水，2，000英镑用以扩充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师资和提高教师薪水。后来颁布的法令进一步规定在受托人无法获得20，000英镑的情况下由财政部给予补贴。^㊸ 1650年大学改革委员会(the Committee for Reformation of the Universities)规定每年用200英镑资助剑桥大学的圣约翰学院和伊曼纽尔学院，^㊹提高教授特别是剑桥大学数学教授的薪俸。另外还利用从大教堂获取的收益建立了杜尔汉姆学院。^㊺据此，文森特认为国家首次对教育进行资助并不是在1833年而是在1649年。^㊻

除大学外，文法学校也得到一定的资助，如彻斯特(Chester)文法学校的教师每年得到36英镑，助教得到9英镑的资助。撒利斯伯里文法学校教师和助教分别得到20英镑和10英镑的资助。^㊼为了在威尔士和北方四郡-诺森姆伯兰德(Northumberland)、西摩兰德(Westmorland)、坎伯兰德(Cumberland)和杜尔汉姆^㊽-传播福音，1650年3月1日和2月2日先后通过了两个法令，成立专门委员会负责从国王和大主教的地产中提取部分收益，用以改进上述地区的教育。之后，大量的新学校在威尔士的卡恩(Caren)和杜尔汉姆的山德兰特(Sunderland)建立起来，如在山德兰特建立的一所海事学校，教授孩子们写字和算术，以适应未来海洋生活的需要。在基督医院(Christ’s Hospital)和罗彻斯特(Rochester)还建立了数学学校。^㊾从中不难发现，清教徒教育改革家提出的注重教育实用性的主张对现实教育带来的影响。1651年，大学改革委员会规定每年对威尔兹(Wilts)郡的塞拉姆学校(Sarum School)进行资助，其中资助教师约翰·亨特(John Hunt)20英镑，助教爱德华·希拉里(Edward Hillary)10英镑。^㊿在威尔士的彭布鲁克郡(Pembrokeshire), 1652年1月29日，亨利·威廉姆斯(Henry Williams)被授权在卡恩教区创办一所免费学校，他每年可从该郡财政中获得20英镑的年薪，分两次在每年的1月25日和12月25日领取。 1655年3月10日，弗朗西斯·尼斯索尔(Francis Nethersole)爵士还在沃威克郡(Warwickshire)的波尔沃斯(Polesworth)创办了第一所同时招收男女学生的捐赠学校。不过，学校建筑分两部分，所以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合校，男孩子们学习读和写，女孩子们则学习阅读和做针线活。

总结这一时期英国教育取得的成就，W.K.乔丹教授认为，“1660年的教育机会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更加广泛和稳固，这种局面直到19世纪很长一段时间才再次出现。” 对此，也有史家提出了不同观点，如沃森认为在大空位期间，尽管有相关法律的规定，但这些资金对学校的实际帮助非常少，因为据估计，只有1/20的拨款送达到学校和老师的手中。 1967年，J.E.斯蒂芬斯在《大空位期间政府对教育的投资与干预》一文中指出：由于重税政策导致中小地主纷纷破产，捐赠资金减少；社会秩序混乱，人们的捐赠热情减退；物价上涨；佃户拒交租金；主教制被废除，对教师的监管不严；由于贪污腐败，许多资金并没有分配到位等诸多原因，该时期取得的教育进展并不大。 J.劳森和H.西尔弗也认为尽管清教徒进步主义者提出的改革计划非常丰富，但长期国会和护国公取得的功效却微不足道，因为无论是从社会意义还是从学术意义上讲，学校和大学几乎都没有什么变化。 由此看来，要对该时期英国教育的发展做总体上的评价确实还需要做进一步研究。但是，英国教育毕竟冲破了传统教育的樊篱，出现了一些新特征，并为以后英国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新方向。正如沃森所说：“克伦威尔时代的教育变革，虽然无法与英国宗教改革时期出现的知识复兴相比，教育改革家们的许多愿望也并没有得到实现，但它却是现代教育民主的开端。”

这一时期英国教育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科学研究在大学里悄然兴起。护国公统治时期，牛津大学很快恢复了生机，其入学人数每年增加到约350人，达到了1620年代的水平。两所大学的录取人数达到了1590年代的水平。安东尼·伍德证实，在牛津大学，一些老师开始对数学和科学研究产生了兴趣。在克伦威尔担任牛津大学校长期间(1650—1657)，大学在各个知识领域都结出了丰硕成果。对此，后来的保皇派历史学家克拉伦登(Clarendon)也不得不给予承认。 牛津实验哲学俱乐部(the Oxford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Club)的成员每周在沃德汉姆学院聚会，该俱乐部杰出的成员有沃德海姆学院学监约翰·威尔金斯(John Wilkins)、默顿学院学监乔纳森·戈达德(Jonathan Goddard)、塞维里(Savilian)几何学教授约翰·沃利斯(John Wallis)、塞尔德勒(Seldleian)讲师乔莎·克罗斯(Joshua Crosse)、物理学助教威廉·佩蒂和塞维里天文学教授塞思·沃德(Seth Ward)。在1650年代，罗伯特·博伊尔(Robert Boyle)和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也加入了这一群体。 后来，约翰·威尔金斯、约翰·沃利斯、乔纳森·戈达德还成了皇家学会(the Royal Society)的创始人，因此，皇家学会史的研究者托马斯·思普拉特(Thomas Spratt)就将沃德汉姆聚会看成皇家学会的前身。 牛津实验哲学俱乐部以其研究的全面性、偏重实用性、关注新理论和新发现以及团结协作精神而著称，俱乐部的成员对农业技术的改进饶有兴趣，威尔金斯发明了一种改进的犁，佩蒂发明了播种机。俱乐部成员还建造了化学实验室、天文台，从事光学、物理学和医学研究。

在剑桥，科学活动主要以一些柏拉图主义者为中心，他们对科学的形而上学问题很感兴趣，期望通过对自然史的研究来证明上帝创世的智慧。这一群体的知名成员主要有约翰·雷(John Ray)、亨利·鲍尔(Henry Power)和弗朗西斯·威洛比(Francis Willonghby)。剑桥大学对医学研究非常重视，有人已开始从事解剖实验。格利森(Glisson)培养了两个才华横溢的学生马修·鲁滨逊(Matthew Robinson)和亨利·鲍尔，他们都来自约克郡，对植物学、化学、生理学和胚胎学有着浓厚的兴趣。

尽管这一时期大学出现了一些新气象，诞生了一些对科学感兴趣的学者，但是这一现象的出现主要依赖于学者的个人兴趣，大学作为一个机构，并不是这场运动的发起者，政府没有设立新的教授席位和讲师席位。本科生没受多大影响，艺学科在大学课程中依然占主导地位。大学图书馆虽然存放了一些关于科学、数学、哲学的书籍，一些导师也注重培养学生更广泛的兴趣，但新科学并没有在本科生中起正式和机制化的作用。大学里的保守势力非常强大，即使是那些对科学感兴趣的学者也极力维护艺学科在大学课程中的地位，因为这些课程对于培养教士和绅士是必不可少的。至于那些社会改革家提出的为贫穷、聪颖男童建立特殊学院，通过教授非经院哲学课程将其培养成牧师的建议，更是被拒之门外，因为大学对这些改革怀有敌意。

为打破牛津、剑桥的垄断地位，改变北方各郡教育落后、没有大学的状况，人们在1641年就向议会提出议案，申请在曼彻斯特和约克为北方诸郡建立大学，但这一提案如同早年建议在里本(Ripon)建立大学的提议一样，没有得到回应。此外，在各地建立地方学院，将格莱莎姆学院(Gresham College)和几所其他专业学院合并组建成伦敦大学以扩大高等教育范围等其他建议，也没有得到采纳。1651年，杜尔汉姆市民和一些北方乡绅再次向议会请愿，要求在被驱赶的教士住宅上组建一所学院。克伦威尔认为这一计划有利于推动那些贫穷、野蛮、愚昧地区的教育和培育当地民众对上帝的虔诚，同意了这一请愿。在他的推动下，学院于1657年建立，并从解散的大教堂中获得基金资助。但由于学院一直存在经费短缺、规模小、没有学位授予权等问题，加上牛津大学因担心出现太多小学院会威胁到宗教和教育也反对创办新学院。1660年查理二世复辟后，由于反动势力重新抬头，学院被迫关闭。 这样，由于保守势力的阻挠，扩展高等教育的计划虽在共和国时期得到短暂推行，但只是昙花一现。

结语

清教革命胜利后，克伦威尔通过一系列措施加大了对教育的投资，使清教徒的教育改革计划得到部分实现。但就当时条件而言，清教徒的教育改革目标显然过于宏大，因而带有明显的理想化色彩。改革进程很快因王政复辟而中断。“1660年的王政复辟，意味着上院、主教和英国国教重新回到历史舞台。由贵族绅士组成的保皇党议会对清教徒和共和党人进行了报复，他们制定了一系列法令，试图将所有清教徒清除出教会和政府。” 1662年国王查理二世颁布的《统一法案》(Act of Uniformity)规定所有的牧师、大学教师、学校教师都要签字声明遵奉英国国教的礼拜仪式，同时规定教师须有主教颁发的许可证才能任教，否则要处以罚款或监禁。法案还规定“不信奉国教者”(Dissenters)不得担任教师，禁止在大学获得学位。受此法案的影响，约有2000名牧师(包括大学里的教师)被作为异教徒而遭到驱逐，非国教徒学生也被大学拒之门外。 1665年政府又通过了《五英里法》(the Five Miles Act)，该法令规定任何不信奉国教的牧师不能呆在离城市、城镇、以及那些有资格向议会派出代表的自治市五英里以内的地方，并禁止他们向任何群众非法传教。 “在王权与宗教的控制下，非国教者被排除在大学的圈子之外，共和时期大学展现的些许生机重又被保守的氛围所笼罩，在激烈的社会变革面前，大学抱残守缺，未能扮演创新的角色。” 之后，牛津和剑桥进入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停滞期。尽管如此，但清教徒有关重视实用科学的教育，倡导国家资助教育，推行普遍的、免费的教育等思想及其实践为英国教育留下了丰硕的遗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它是19世纪中叶英国教育大变革的预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