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选择，但选择就意味着放弃。例如，选择一种职业，就意味着放弃另一种职业，选择一个组织就意味着放弃另一个组织。但我们好像更关注已有的选择，忽略曾经放弃的选择。同样，自我概念研究也集中于事实自我(factual selves)——关于真实发生的过去与现在的自我。与此趋势相同，在组织行为领域，相关研究集中在事实的自我认同与组织承诺(Ashforth & Kreiner，1999; Pratt et al., 2006)。但假设思维(counterfactual thinking)研究表明，人类不仅有能力思考已经成为事实的过去、现在与可能成为事实的将来，而且有能力反思假设中的自我及其可能结果(Gilovich et al., 1995; Sanna & Turley -Ames，2000)——如果当初选择了另一种职业或另一个组织的自我又将如何呢?因此，假设自我(counterfactual self)植根于假设思维与自我概念理论，是对事实自我或现实自我的有益补充。其基本假设是:如果当初是另一种选择(如大学、单位、配偶等)，那么，另一个自我(包括工作、生活、家庭等)将会怎样?所以，假设自我是没有成为现实的、与事实自我平行并存的假想自我——Obodaru等(2012)称之为另类自我群(alternative selves)。假设自我虽然是假想中的自我，但却影响着个人现实与未来的工作、生活意义与重要决策，并成为事实自我概念的一部分(Roese & Summerville，2005; Kray et al., 2010)。例如，如果发现当初原本可以选择但又放弃的工作其现在的职业声望与社会评价都较高(假设自我)，事实自我就可能产生负面情感体验(如后悔、沮丧等)，甚至是实际行动(如离职等)。更进一步，如果当初放弃的是个人的呼唤(calling)——本文称之为“基于呼唤的假设自我(Counterfactual Self based on Calling，CSC) ”，那么无论时光过去多久，现实自我都会产生遗憾、工作满意度及工作投入降低(Wrzesniwski et al，2002; 2003; Wrzesniwski，2011)，甚至是工作重塑(job crafting)的结果(Berg et al., 2010)。可见，CSC虽然是假设的，其影响却是现实而深远的。

综上分析，本文提出CSC研究的理由是: (1)现代职业选择的多样性(Schwartz，2004)与信息获取的便利性使人们更有可能了解曾经放弃的选择(包括自己的呼唤)。因此，也更想知道那些本该但并未选择的道路，从而全面认识自我。(2) CSC对呼唤与假设思维研究有重要理论贡献，它可使呼唤研究更加全面，因为并非所有的呼唤都能实现，也可使假设思维研究更趋具体，因为呼唤是主观职业成功的重要标准。(3) CSC在假设思维、自我概念与呼唤研究的领域交叉处展开，更容易产生创新性成果。(4)正确应对无法实现的呼唤(unanswered calling)有助于减少职业与生活遗憾，促进自我再定义(self -redefinition)，从而形成最好自我(Roberts et al., 2005)。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提出CSC构念，阐述其形成与影响，为CSC背景下的自我重塑打下基础。以下首先论述CSC概念及其形成的理论基础。

二、CSC构念与形成 (一) 呼唤

呼唤是个体对追求目标的内心认同与强烈渴望，实现呼唤(living a calling)能使个体体验到更多的工作意义、个人使命与真实自我。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呼唤研究开始进入社会学、心理学与组织行为领域。Bellah等(1986)社会学家发现，不仅是宗教与神职人员，社会中还广泛存在着为他人或社会利益而工作、同时感受到强烈工作意义与使命感的普通劳动者。因此，他们第一次将普通工作者的工作价值观分为谋生(job)、职业(career)与呼唤(calling)三种导向。随后，心理学领域开始研究呼唤产生的个人与社会心理背景，组织行为领域开始探索呼唤对组织变量及个人工作变量的影响(Dobrow & Tosti-Kharas，2010)。虽然这些研究者赋予了呼唤不同的内涵，但对呼唤的理解都趋于世俗化，即普通大众也能通过工作找寻到生命中的意义，感受到内心的召唤。“圣职” (vocation)与“呼唤”内涵的差距越来越小，只要有意义，即使普通工作对个人而言也是神圣而美好的。呼唤也随之从宗教的狭小范围走进了大众的视野。在现代组织行为中，呼唤主要指个人内心感受到的、真正喜欢的职业或具体工作(田喜洲等，2012)。正像Weber(1956)所言，选择自己真正喜欢的工作(职业)就好像是倾听了自己内心的声音。因此，他认为，呼唤是个人内心感受的、有意义的，且符合自己价值观的职业或工作。Berg等(2010)把呼唤定义为，能给个人带来持续激情、愉悦、意义感与主观成就的工作。Kreiner等(2006)研究表明，把工作看作呼唤的人，其个人身份与职业完全相融。虽然，呼唤不完全指向工作(如女性对专职母亲的渴望)，但目前呼唤在职业领域内的研究最受关注。本文采用Berg等(2010)的定义，即认为呼唤指向职业或工作。

(二) 无法实现的呼唤及原因

研究表明，实现呼唤能给个人带来许多积极的影响(田喜洲等，2012)，它还是个人工作与生活激情的主要来源; 而无法回应或实现呼唤会使个人失去工作乐趣与成就感(Wrzesniewski，2011)，并产生更多的内心冲突(Wrzesniewski，2003)。但遗憾的是，并非每个人都能实现自己的呼唤——Berg等(2010)称之为无法回应的呼唤(unanswered calling)。决策过程(decision -making processes)和职业选择(career choice)理论对此做出了解释。理性决策过程说明，人们决策时总是比较所有的可能选择，然后选择能带来个人效用最大化的选项(Von Neumann & Morgenstern，1944)。然而，心理学研究发现，人们的理性是有限的(Tversky & Kahneman，1974)。在做出决策前，人们也可能先将选项排序，找出能满足某一目标要求的最低选项(“保底”)，然后在此之上比较选优，而很难一次达到最优状态(Schwartz，2000)。有的人喜欢最优化选择，有的人倾向在保底之上抉择(Schwartz et al.，2002)。二者都可以解释为什么有时人们无法实现自己的职业呼唤。对于最优化决策者而言，找寻最好的工作就可能意味着放弃呼唤，因为最好工作的标准可能是社会地位、经济回报和个人满足三者的结合，而呼唤指向的则是自己最有激情、主观满足感最强的工作。所以，决策者可能因为呼唤无法带来的经济收益与社会地位而被放弃(Ashforth & Kreiner，1999)。“保底”决策者也可能错过呼唤，因为很多工作都能满足最低工作要求，决策者可能因为缺少技能、机遇、勇气(Holland，1996)，甚至是性别压力(Jacobs，1989)而放弃选择呼唤。此外，Berg等(2010)还通过实证研究把无法选择呼唤的原因归为三类:一是个人偏好(preference)，包括内部偏好和外部偏好。当内部偏好(如家庭责任)和外部偏好(如经济回报等)带来的激励超过呼唤时，人们会放弃呼唤。二是机会感知，包括社会包容性小，社会地位低与个人资源少等原因。三是个人能力，如个人技能、年龄、体力与健康等。不管何种原因放弃呼唤，人们都想知道:假设当初选择了呼唤，现在的自我又将怎样?

(三) 假设思维与CSC概念

人们可能无法回应或选择呼唤，但它并不会因此而消失。相反，它会内化为自我概念的一部分，并产生深远的影响(Wrzesniewski，2011)。这种影响主要是经由假设思维触发的过去与现实的自我之比较而产生。

假设思维由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Kahneman及其同事于1982年提出。它是对过去已经发生的事件进行反向判断和决策的一种心理模拟，目的是反向回忆过去的经历，从中提取有价值的信息，帮助人们全面认识自我(Hesslow，2002; Feng，Gu，Liang & Brosterd，2015)。通俗地讲，假设思维是个人在头脑中对已经发生了的事件进行否定，想像原本可能发生但现实并未发生的心理活动。它通常以假设条件句的形式出现，例如: “如果当初选择了另一个工作，现在就不会失业了”，事实是:由于选择了目前的工作，所以失业了。假设思维概念从提出到现在已经产生了大量重要而影响深远的成果，并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结合假设思维与自我概念理论，Obodaru等(2012)提出了另类自我群——永远不会实现的，并成为现实自我一部分的多个可能自我。Higgins(1996)认为，自我界定(self -defining)形成现实自我——包括个人的性别、年龄、性格、职业角色、成员关系等。同时，个人还在自我比较中形成现实自我，这些比较对象包括:过去自我(past self)、可能自我(possible self)、理想自我(ideal self)和应该自我(ought self)。假设思维研究者认为，假设自我也是一种自我比较对象，是对现实自我的重新再定义，且融入现实自我。根据自我比较的对象不同，假设自我可以同时有多个，如基于婚姻(假如当初选择了另一桩婚姻的自我)、学校(假如当初选择了另一所大学的自我)、专业、组织的假设自我。在此基础上，作者把基于呼唤的假设自我(CSC)定义为:假如当初没有放弃呼唤所形成的，与事实自我平行并存的另一种自我。CSC来自假设自我，但不同于假设自我，与一般的假设思维结果也有区别。首先，CSC是指过去本来可以选择，但主动放弃了的呼唤; 而一般假设思维中的“假设句”却不一定能实现，例如:如果报考了另一所大学，我的人生会更精彩(也可能“考不上”)。其次，个人可能产生多种假设自我，有的稍纵即逝，有的影响深远，呼唤是人生最重要的情感依赖，CSC无疑会影响自我再定义，并成为自我概念的一部分。最后，CSC内涵小于假设自我，使假设思维研究更加具体，使现实自我的比较对象更加明确。其实，人生的许多意义正是在现实自我与某个假设自我的比较之中获得的。总之，虽然CSC概念在以往的研究中没有明确提出，但假设思维对后悔的研究(Roese & Summerville，2005)，另类自我群对自我概念的扩展(Obodarua et al., 2012)，以及工作价值取向对呼唤的研究(Bellah et al., 1986)都孕育了CSC产生的理论基础。

综上可知，CSC在自我概念、假设思维与呼唤理论三个领域的交叉处形成(图 1)，因此，与相关概念有联系也有区别。首先，自我概念形成于自我定义与自我比较，而属于自我定义的自我再定义事件(现实的)与假设思维产生的自我再定义事件(假设的)共同影响着自我概念的发展与重塑。而放弃了呼唤的自我(现实的)更容易产生以呼唤实现(假设的)为对象的自我比较，即与假设思维中的自我再定义事件一同成为现实自我概念的一部分。也就是说，目前的自我概念是在现实的基础上展开的，而假设思维的研究针对自我提出了假设自我，它作为现实自我的另一面，使自我概念在现实与假设两个维度上展开。其次，呼唤是假设思维与自我概念研究的共同着力点。因为，呼唤是形成自我认同、最好自我的重要方面，能让个体体验更多的自我一致性，也是形成自我概念的重要内容。而那个本可以选择呼唤的自我与假设思维、自我概念所形成的契合点就是本文的中心构念——CSC(图 1)。所以说，CSC产生于这三个领域的交叉处，同时弥补了自我概念与呼唤实现研究的重要缺陷——假设自我与无法回应的呼唤。最后，需要提出，CSC与过去自我、可能自我、理想自我、应该自我、最好自我(reflected best self)等概念不同，前者是假设思维的结果，是永远不会实现的(如镜中的自我)。后者是基于时间维度的概念，是可能实现的，而每一个后者都对应一个假设自我(如过去自我对应过去的假设自我等)。

(四) CSC形成与提出的内部机制

CSC形成与提出的内部机制是继CSC理论基础之后的又一重要问题。呼唤被放弃以后并不会消失，而是存放于意识中，通过人生意义反思，叙事自我得到强化，同时又通过提醒与触发而呈现出来。

人生面临许多转折点，如读书、择业与结婚等，每一个转折点上的不同选择都可能开启不同的人生之旅——人生的意义、目标与方向从此改变(Pillemer，2001)。人生反思，特别是对人生转折点上选择的反思，往往让人产生假设思维。叙事自我研究就表明，个人持续地关注某些事件更容易引起假设思维(McLean et al., 2007)。假设自我也倾向于反思个人持续的期望、恐惧或生活中的重要主题。例如，经历离婚的人更容易形成自我再定义的假设思维——描述假设选择了另一个配偶的生活(Singer & Blagov，2004; Singer & Salovey，1993)。同时，人们对可控制的事件，要比不可控的事件更容易产生假设反思(Girotto，Legrenzi & Rizzo，1991; Markman et al., 1995)。面对本可以选择(可控的事件)但并没有选择的赋于了生活激情与渴望的呼唤，个人会自然而然地想到另一个选择了呼唤的自我(即CSC)，并将其与现实自我比较，差距越大，这种联想的刺激越大，CSC意识就越明显。随着时光的流失，个人还常以叙事自我(self narrative)的方式追忆呼唤，从而对自我概念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叙事自我研究表明(Pasupathi & Mansour，2006)，不论是日常生活记忆还是重要的长期事件记忆，个体更倾向于主动叙述消极情感，同时通过不同情境与不同对象的不断自我叙事来内化自我表现(McLean et al., 2007)——即通过对内部(自我)与外部听众反复叙述自己的生活经历，从而形成生活故事，也形成自我概念(McLean et al., 2007; McLean & Breen，2009)。基于呼唤的情感与人生转折意义，对于无法实现的呼唤，人们会在反复叙事中表达自我形象、疏缓情感、引起共鸣、教育他人。正像McAdams (2001)所言，即使别人漫不经心，叙事者也会滔滔不绝地向父母、孩子、朋友、熟人讲述，而这有时更像是在对自己讲述。正是由于无法实现的呼唤的纵向与横向叙述，形成了CSC意识，使其成为自我概念的一部分(Gergen，2001)。

也许，放弃呼唤的自我并不会每日都有强烈的假设思维，但CSC会在不经意间唤醒或激发。激发事件大到失业、离异、亲人去世，小到同学聚会、观看电视剧，都会激起CSC联想。事件越大，激发越强烈，CSC意识越凸显，从而导致个体对现实自我与CSC的比较，而CSC的影响正是在这种比较中产生。

三、CSC的影响

Marcia(1980)的自我身份状态(ego identity status)理论认为，人生重要的是使已有的选择完美化，同时应该抑制、甚至忘却放弃的选择。然而，CSC是无法忘却的，像现实自我一样，它已经内化为自我概念的一部分，持续发生着潜移默化或一触即发的影响(Berg et al., 2010)。其影响主要来自自我比较与无法满足的强烈渴望。

假设思维研究表明，假设思维分为上行假设思维(upward counterfactual，也称为“上行假设”)和下行假设思维(downward counterfactual，也称为“下行假设”)。上行假设指对于过去已经发生了的事件，想象如果做出另外的选择，就会出现比现实更好的结果。例如，“如果当初选择了另一组织，现在就不会失业” (现实情况是已经失业)。下行假设指可替代的选择比现实结果更糟糕，例如“幸好当初没有选择另一组织，否则现在肯定失业了”(Markman et al., 1995; Roese，1994)。人们正是在现实与假设思维的比较中体验到不同的情感与激励(Sanna，Meier & Wegner，2001)。此外，与一般假设思维的影响来自自我比较不同，CSC的影响还来自无法满足的内心的强烈渴望，即无论CSC是上行还是下行，呼唤蕴涵的激情与渴望都将因为无法满足而产生持续的影响。以下就阐述CSC对个人情感、认知、动机与行为所产生的影响。

(一) 情感影响——职业遗憾

假设自我为现实自我提供了自我比较的对象，而CSC则提供了具体的比较标准，从而影响人们对工作以及工作家庭平衡的满意度。Teigen等(1999)发现，人们对幸运与不幸的体验主要来自假设思维，而不是事实思维。假设思维首先影响人的情感，上行假设让人产生后悔、遗憾、悲伤、失望、沮丧等消极情感(Galinsky，Seiden，Kim & Medvec，2002; 1995; Roese，1994)，而下行假设让人产生庆幸、愉悦、高兴等积极情感(Landman et al., 1995)。CSC可能是上行假设，也可能是下行假设。如果现实职业给自我带来的内部与外部激励大于曾经放弃的呼唤所带来的激励，那么CSC就是下行假设; 反之，则是上行假设。多数情况下，CSC是上行假设，能使人产生长久的后悔与遗憾，对少数人来说，即使CSC是下行假设，也会让人在情感上产生怀念及少许的遗憾。因此，CSC最主要的影响就是职业遗憾。

当代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职业选择(Baumeister，1997)，选择越多就意味着放弃越多(Schwartz，2004)。无边界生涯(boundaryless) (Arthur & Rousseau，1996)、易变性生涯(protean) (Hall et al., 1995)和智慧生涯(intelligent career) (Arthur et al., 1995)等理念充分描述了人们面临的多种选择。同时，职业领域也最容易出现遗憾。虽然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假设自我(Kreiner, Hollensbe, & Sheep，2006)和CSC。但Roese和Summerville (2005)的调查(“如果你的人生能重新再来，你会有不同的职业选择吗?”)间接说明，拥有长期职业遗憾的比例不断上升。美国上世纪50年代是38% -42% (Erskine，1973)，80年代是64% -72% (Landman et al.，1995)，90年代是81% -93% (Jokisaari，2003)，2000年接近100% (Roese & Summerville，2005)。而职业遗憾的主要原因是当初放弃了自己真正喜欢的职业。因此，我们可以间接判断，CSC是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而且，Wrzesniewski(2011)研究表明，职业遗憾与无法实现的呼唤正相关，放弃呼唤者的职业遗憾明显高于呼唤实现者。

(二) 认知影响——自我了解与意义反思

假设思维研究显示，假设自我能促进自我了解(self -knowledge)，它通过揭示因果关系(Gavanski & Wells，1989)能使现实自我更加清晰地认识自我(Roese & Olson，1995)，而且假设思维比事实思维更能产生意义感(Teigen et al.，1999)。虽然CSC会带来负面情绪，但同时也能起到自我缺点认知与人生意义思考的作用，虽然这种认识是痛苦的——本不应该做出的决定和本不该失去的机遇(Morris & Moore，2000)。正是在这个意义上，Saffrey，Summerville和Roese(2008)认为，遗憾有时也是一种有用的消极情绪，特别是CSC带来的长期遗憾更多带着留恋、怀旧，甚至是温暖的情绪，让人反思人生的意义。在人生一些重要时刻(如离异、降职、亲人去世等)，这种反思会更加明显，使CSC具有无法忘却的特点。

(三) 工作动机——正向与负向激励

自我差异理论(self -discrepancy)认为，情感渴望(emotional aspirations)与现实情境的不一致往往会激发个体采取行动，以保持情感平衡(Carver & Scheier，1994; Edwards，Cable & Williamson，2006)。CSC能导致个人情绪失落与后悔，但也能激励个人重下决心(Roese，2005); 短期的失落也许会带来长期幸福的机遇，而CSC带来的职业遗憾会激励个体再次选择，或改变已有的决定，去追求自己内心的声音(Zeelenberg, Inman, & Pieters，2001)。Landman等(1995)研究表明，上行假设可以激励人们去改变现实，实现期待的自我。即使不能重新选择，CSC也会激励个体通过工作与生活重塑来获得情感的满足与生活的意义(Keyes，Shmotkin & Ryff，2002)。然而，CSC也会产生负向激励，例如，Wrzesniewski (2011)的研究表明，CSC导致的职业遗憾会带来负向的内部激励、工作与生活满意度降低等结果。总之，CSC的影响有正有负，如何减少负向激励、增加正向激励是未来研究的方向之一。

(四) 工作行为——重新找回自我

CSC对行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决策特别是职业决策中。CSC带来的职业遗憾足够强烈，或生活中的一些触发事件，如职业失败(降职、失业、变换单位)和生活变故(离异、丧亲等)——Weick等(2005)称之为触发工作与生活意义反思的事件，都会促使个人去重新找回真实的自我，以此满足内心的渴望，避免遗恨终生(Berg & Grant，2010)。在Berg与Grant(2010)的研究案例中，Sally对自己现在的销售工作比较满意，但她决定退休后去从事自己的呼唤——教学工作; Thelma为了避免职业遗憾，则准备放弃目前的工作去从事理疗工作，这是他一直的追求与梦想。总之，CSC产生的积极结果就是工作与生活的主动行为，以此满足因无法实现呼唤而带来的情感缺陷。女演员Amy Ting希望从事能直接帮助别人的工作，但一直没有实现，“9·11”事件触发她反思死亡和生命的意义——她放弃了成功的影坛之路。她说: “9·11事件之后，我的生命观得到了改变，现在终于下决心从事医疗服务去实现这一愿望。”不过，CSC也会带来消极的行为，Wrzesniewski(2011)就发现，CSC通过职业遗憾能产生显著的员工缺勤现象。

四、CSC研究展望 (一) CSC的实证研究

CSC实证研究是未来一个重要的方向，因为任何理论框架与假设都要有实践的检验。特别是对CSC的影响因素与影响结果的实证研究会丰富与验证CSC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例如，通过控制CSC凸显来比较现实自我思维与CSC思维的影响差异能揭示事实思维与假设思维的影响机制。同时，CSC影响的时效性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特别是在目前自我比较研究往往忽视时间因素的情况下(Biernat，2005)。通过比较CSC的时间效应能探索CSC的激发事件与影响结果，并揭示CSC是否随时间的推移而弱化。总之，CSC大量的问题都需要采取纵向的实证研究。

(二) CSC与现实自我的统一

职业遗憾产生的根源是CSC与现实自我的差距，其上行差距越大，职业遗憾等负面影响也越大。减少CSC与现实自我之间的差距，能使个体感知更多的自我一致性与真实性，体验到更多的工作意义与生活幸福。自我概念研究表明，最好的自我就是真实的自我与一致性的自我。其实，自我重塑就是弥合二者差距的手段之一，探索其他弥合CSC与现实自我差距的方式也是未来的研究方向。

(三) 假设思维视角的自我概念与呼唤研究进一步融合

目前，自我概念与呼唤研究都是基于事实思维，即探索呼唤实现对自我概念(认同、一致性)的影响。假设思维所具有的创造性(Galinsky & Moskowitz，2000; Kray，Galisky & Wong，2006)为自我概念与呼唤融合开辟了新的方向。此外，目前呼唤主要指向职业，而关于非工作领域的呼唤研究正在兴起。因为呼唤是一个更广泛意义上的构念，它包含但不局限于职业或工作呼唤(Terranova，2009)。假设思维视角的呼唤与自我概念的结合可以产生许多有意义的研究方向或主题，如基于婚姻、教育的假设自我研究。因此，为了更全面理解呼唤的本质，假设思维视角的呼唤研究不应该也不必要限定于工作领域内。如表 1所示，研究者不仅可以研究过去、现实、未来的事实自我，也可以研究过去、现实、未来的假设自我; 不仅可以研究呼唤未实现的自我，也可以研究呼唤实现的假设自我。总之，假设思维视角的自我概念与呼唤研究进一步融合将开拓更多新的研究领域。

(四) 组织视角的自我重塑

关于CSC带来的负面影响，已有研究者从个人的角度提出了应对策略——角色扩展与工作重塑(Ashforth & Kreiner，1999; Axtell & Parker，2003)，而基于集体(团队、组织、社会)层面的自我重塑将是未来研究的重点。因为当工作边界是集体约定时，通过集体也许会有更多的机会修正、改变关系或任务边界。所以，研究者可以从集体的角色解决职业遗憾与自我重塑问题。Johansson(1996)的研究就表明，某房地产公司放手让其员工在团队内进行工作重塑收到了良好的效果。Greil和Rudy(1983)的研究也证明，嗜酒矫正协会定期组织嗜酒者进行假设思维，促使其反思人生意义，也是一种很好的重塑自我的方法。而且，组织也能在员工满足其呼唤的自我重塑中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