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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6, Vol. 34 Issue (2): 1-15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16.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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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本文  

陶西平, 顾海良, 张力, 杨东平, 谢小庆, 赵中建, 庞维国. 《每一个学生都成功法》七人谈.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6, 34(2): 1-15.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16.02.001.
Discussions on Every Student Succeeds Act. 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Educational Sciences), 2016, 34(2): 1-15.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16.02.001.
《每一个学生都成功法》七人谈
陶西平, 顾海良, 张力, 杨东平, 谢小庆, 赵中建, 庞维国     
摘要:2015年末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的《每一个学生都成功法》作为对2002年小布什签署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的纠偏,反映了美国主流价值观从重视绩效评价回归到培养良好公民这样的转向。无疑,它将对美国基础教育产生深远的影响。该法案的颁布和实施,对我国基础教育的改革发展,也具有积极的学习和借鉴意义。本刊特邀七位学者就美国这一新法案展开笔谈。
关键词奥巴马    《每一个学生都成功法》    《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    教育评价    
Discussions on Every Student Succeeds Act
一个难题,两种策略—评美国《每一个学生都成功法》

陶西平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 100022)

奥巴马在2013年连任总统后的演说中用高亢的言辞重申了实现机会平等的承诺。他说:“如果一个生在赤贫之家的小女孩知道她和别人拥有同样的成功机会,因为她是美国人; 她是自由的,平等的,不仅在上帝眼中,也在我们自己眼中:这时就表明我们忠于了自己的信条。”但是时隔5天,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施蒂格利茨就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纽约时报》上,题目是《平等的机会,美国的神话》,指出:理想与现实差距大,“美国是机会之地”的说法不过是个神话。而机会不平等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教育,包括质和量两方面。

的确如此,美国的基础教育无法保证教育质量的公平,一直是历届政府面对的难题。特别是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有色人种学生、残障学生,以及处于移民状态的学生无法接受保证质量的教育,这不仅扩大了美国的贫富差距,也已经严重影响到美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因此,从1983年美国高质量教育委员会提出《国家处在危险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报告,1985年《普及科学—美国2061计划》的出台,1991年老布什总统签署《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1994年克林顿总统签署《美国教育改革法》,直至2002年布什政府推出《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No Child Left Behind Act简称NCLB)都是试图解决美国中小学教育质量低下的问题。当然,这也自然成为美国总统竞选的重要承诺和政党斗争重要话题。

小布什在得克萨斯任州长时,就开始采用标准测试来检查学生的学习效果,并以此对学校进行奖惩,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因此,他将改进中小学教育作为总统竞选的一个中心内容,赢得了不少选民的支持。当选后,2002年他签署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 这成为他的主要政绩之一。2008年,在他最后任期一年的国情咨文演讲中说:六年前,我们共同通过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今天,它的成果无可否认。去年,四年级和八年级学生的数学分数达到最高纪录,阅读成绩正在提高,非洲裔和拉丁裔学生的成绩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是两党的共同成就,它正在取得成功。我们有责任为美国儿童、他们的父母和他们的老师加强这一良好的法律。

不可否认,这一法案推进的改革对提高美国基础教育质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从法律通过起到执行过程中,就一直存在不同的声音。在布什总统下台后,这种争议就更加激烈。美国前教育部长助理、著名教育史学家黛安·拉维奇(Diane Ravith)本是改革的倡导者和策划者,但她出版了《伟大美国学校体制的生与死:测试和选择是如何破坏教育的》(The Death and Life of the Great American School System: How Testing and Choice Are Undermining Education)一书,对教育改革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她对改革的观念基础、考试、问责制和特许学校等进行了反思,指出《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并未让不达标学校的家长和学生享受到相关福利,导致应试教学,挤压了非考试科目的教学; 标准化考试,从检测学习的其中一个途径变成了目的本身; 特许学校,平均而言对成绩的提高并不比普通学校强,且使公立学校生源和资源外流; 教学责任制,没有提高学业标准,很多州反而通过降低标准来掩人耳目,将教师工资与学生考试分数提高挂钩是“对教师迫害”。黛安·拉维奇的倒戈行动引起了很大震动,该书也成为2010年全美畅销书。2013至2014学年时,奥巴马政府开始采取了“免除”政策,陆续接受各州放弃执行《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的申请,允许其执行本州教育发展计划,到后来美国已有43个州和华盛顿特区以及波多黎各自治邦的申请获得批准,这些地区的教育改革可不受《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的束缚。特别是2007年,美国国会就第一次寻求对《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进行修改,然后是2011年、2012年和2013年连续三次酝酿修改。

终于在2015年11月19日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协商委员会上达成一致协议,形成了《每一个学生都成功法》(Every Student Succeeds Act,简称ESSA)。12月10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式签署了这一法案,取代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这个法案一般认为是保守派的胜利,因为传统保守派一直认为原法案放大联邦权力,违反地方自治的宪法原则。同时,很多民主党人因为被教师工会游说,也反对原法案对教师压力大的部分。

新的法案尽管有重大变动并被宣传将载入史册,但并不是目标的改变,而只是策略的改变。新的法案肯定并且延续了旧法确立的目标,就是解决美国中小学教育质量低下的问题。同时,仍然以学业成绩作为质量监测的主要标准,以考试作为质量监测的主要方式,同时继续实行问责制。

当然,新法从名称上看就体现出更为积极的信号,以缓解各州、学校和教师的压力。许多专家指出《每一个学生都成功法》针对旧法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社会各界包括学校和教师的强烈反感,以及传统政治体制格局的矛盾做出了修改。其中最重要的差别在于:管理由集权回归分权。教育管理集权化是当前各国改革的共同趋势,但美国《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的改革将过去以州管理为主改为实行联邦集权,结果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新法将教育的控制权还给了各州和地方学区,下放了集权层级。由于这一改变,引发了提高教育质量的一系列策略的调整。

质量标准的调整—由划一转向自主。《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逐步推行以由全美校长理事会等组织在2009年提出的“共同核心”标准为共同的衡量标准,以统一全国的质量标准,但执行很不顺利,新法允许各州接受共同核心州际课程标准,但没有要求各州必须这样做。

监测方式的调整—由统一转向灵活。《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规定了各州必须进行考试的学科、年级和次数,造成学校以应试为目的,导致学生负担过重,家长反应强烈。新法虽然认为各州必须进行考试,但在如何和何时进行考试方面各州具有灵活性。同时,过去单纯以考试成绩作为衡量学校绩效的依据,在新法中也强调利用多种方法来评估学校绩效。

问责制度的调整—由严责转向激励。由于《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硬性规定不切实际的目标,即2014年前实现100%通过率,实际又无法实现,越来越多的学校被贴上了“失败”的标签,从而极大挫伤了校长和教师等一线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新法规定将问责的目标完全归还于各州,各州和地方学区有权为了其基于证据的学校改善而构建有力的问责制度。

《每一个学生都成功法》还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强化了学前教育的部分,正如民主党的默瑞议员所说:“这是联邦教育法案第一次承认了早期学习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奖励计划”,奖励计划将从既有财源中拨款,帮助各州提升学前教育品质; 二是关注学生理科特别是信息技术教育。理科教育的重要性在新法案中没有减弱,而且还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对于教育要向理科倾斜,美国共和与民主两党是有共识的,这应该与美国的“新工业化”发展趋势有关。新法案涉及理科教育主要包括:旧法案中对于州统考必须包括数学和自然科学的要求不变; 州政府制定的教学目标中数学、自然科学作为核心科目不变,同时加入计算机科学作为新的核心科目。设立“理科教学大师团”(The STEM Master Teacher Corps),这是新法案中增加的项目,目的是鼓励优秀理科教师; 稳定优秀师资,特别是在落后学校; 对其他教师起到示范作用。白宫具体公布的执行计划中提到要用4年向1万个模范理科教师提供最多每人每年2万美元的额外津贴作为鼓励。同时,还包括定向资助地方教育机构的有利提高理科教育水平和学生参与度的项目。

在签署《每一个学生都成功法》时,奥巴马说:“有时改革就是需要你试一下,发现行不通,于是你得到一些教训,再做调整。”NCLB是影响全美的一项重大改革,ESSA是对前一次改革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后一次改革总是针对前一次改革存在的问题的,因此,会有一些暂时的效果。但由于理念未变,只是改变了策略,改革是否能够解决根本的问题,还需时日检验。正如当年黛安·拉维奇(Diane Ravith)提出的质疑:要改进教育就必须回到教育本身,形成好教育的观念,重视课程质量,建立公平的评价体系,引进、培养和留住好教师,形成一个学校与社会的关联系统。她强调,教育没有捷径可走,只有像早年那样,用扎实的知识和正确的价值观来培养学生的思想和心灵,才是教育的本质。

参考文献

戴安·拉维奇.(2014).美国学校体制的生与死(冯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约瑟夫·施蒂格利茨. (2013年2月17日).平等的机会,美国的神话.纽约时报.

基础教育现代化视界的学习和借鉴意义

顾海良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北京 102617)

刚结束的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对今后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作了全面规划,其中包括对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全面规划。引人注意的是,在教育方面,这一规划纲要提出了“推进教育现代化”的总体目标,突出了“完善现代教育体系,全面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特别是“加快基本公共教育均衡发展”方面的目标要求。

实现我国的教育现代化和完善现代教育体系,需要确立新发展理念,也需要有更为宽广的发展视界。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问题时指出:“必须有中国特色。没有特色,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依样画葫芦,是不可能办成功的”; 同时,他也提出:“我们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更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习近平,2014)办好世界一流大学是这样,在中国教育现代化中,办好世界最好的基础教育也是这样。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在当代科学技术革命迅速推进的关键时期,基础教育发展中“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更有其重要的意义。

美国2015年通过的基础教育的新法案《每一个学生都成功法》,包含有许多“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有着多方面的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美国教育界对《每一个学生都成功法》的赞赏,可能集中于“将基础教育管理权归还各州”的教育体制问题; 而从教育现代化视界来看,对我们具有的学习和借鉴的意义,或许更多的在于它所透露的基础教育的质量提升和教育公平观念,以及基础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的理念和举措等问题。

一是更加重视对学校办学质量和学生成就的评价问题。在美国2002年通过的基础教育《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中,就已经意识到:“公立学校的质量直接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不论是家长、学生还是公民。但是,美国有太多的孩子因期望值低、识字少和缺乏自信而被隔离开来。在劳动力技能要求日益复杂化而且不断变化的世界里,仅就识字而言,孩子们正落在后面。”把提高教育质量作为基础教育的根本立场,在《每一个学生都成功法》中得到了更为显著的体现。其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它所要求形成的以“各州的问责制”为体制依托的,以对学校“创新性评估”为基础的,以“多种方式”为特征的整体质量评价体系,即利用多种方法来评估学校绩效,而不仅仅依靠考试分数,其中包括利用衡量学生成绩和学校质量的其他指标,如学生参与、获得并完成高级课程作业、学校氛围和安全等指标评价体系。

二是更加重视基础教育的教育公平问题。先前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的显著特点就是对教育公平的高度关注,甚至可以将其看作是美国社会力图强化基础教育公平的法案。这一法案出台所面对的美国的基础教育现实就是:“将近70%的城区四年级学生在国家阅读测验中未达到基本的阅读水平。在国际数学测验中我们的高中学生落后于塞浦路斯和南非的学生。将近三分之一的大学新生在他们能够开始正常的大学课程前却不得不参加补习课程。”美国政府最大的疑虑就是:“我们国家正逐渐地被分为两个‘国家’:一个‘国家’的公民具备阅读能力,而另一个‘国家’的公民则不具备这种能力; 一个‘国家’的公民心怀理想,而另一个‘国家’的公民则没有理想。”现在出台的《每一个学生成功法》,实际上是对之前法案的教育公平主张的赓续。美国的基础教育公平问题,历来是美国教育制度“痛点”,因此时而也成其“热点”。在基础教育公平问题面前,《每一个学生都成功法》之“成功”的涵义就在于,在基础教育中要面对和认同无家可归的学生所面临的特殊挑战,并为他们注册、入学和在学校取得成功提供必要的支持; 其重点则在于给美国社会至今还不能达到教育公平底线的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有色人种学生、残障学生、英语学习者以及处于移民状态、无家可归状态的学生、寄养儿童等以更多地关注,使他们至少也能够享有美国社会在形式上历来倡导的教育公平。

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把教育质量和教育公平问题放在突出的位置,对于中国基础教育发展无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重大的战略意义。特别是教育公平问题,已经成为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共识和根本理念,甚至成为未来五年中国基础教育发展成效的圭臬。2015年12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的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的决定中,正式增列了第十一条第二款:“国家采取措施促进教育公平,推动教育均衡发展”的内容,第一次在国家法律形式上确立了教育公平原则,并将正在基础教育中推进的“均衡发展”作为实现教育公平原则的根本要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的这一新的修改,对于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基础教育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应该看到,教育公平既有机会均等的意义,也就是有不考虑经济、文化、民族、性别等因素,所有人都均等地享有接受教育权利的涵义; 同时也有利益补偿或差异性原则的意义,也就是有对那些处于不利位置的弱势群体进行利益的补偿,保障生存不利者接受教育的权益的涵义。前者是从同一性出发,追求的是同等对待的原则; 后者是从差异性出发,追求的是区别对待的原则。在“十三五”期间,在基础教育上,教育公平的后一方面的意义,应该成为教育公平的着力点。“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这里说的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根本的是要加强农村全面建设的问题; 同样,对于教育现代化来说,根本的就在于加强农村教育特别是农村基础教育的现代化问题,其中特别是基础教育质量和公平的提升问题。如果我们认可美国《每一个学生都成功法》在基础教育上有其先进性,也许它更多的就体现在对弱势群体和教育相对滞后区域的教育质量和教育公平的极力关注和多方推助上。

三是重视教师队伍建设的问题。《每一个学生都成功法》公布后,美国教育界多有对该法案的褒扬和对它所取代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的贬损。其实,从教育学意义上来看,《每一个学生都成功法》对《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有着十分明显的继承性,特别是在重视基础教育教师队伍的建设上,更有有着内在的统一性。《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中就强调“政府培养、培训和招聘教师方案的基本理念是:出色的教师是提高学生成绩的关键”,提出“每个美国儿童应该有一个高素质的老师”的理念。《每一个学生都成功法》继承前一法案关于“高素质的老师”培养和培训的理念,承诺教育每一个儿童的教师都是优秀的教师,学校必须确保每一个学生都获得达到一定质量的教育。为各州和学区提供资源或活动支持教师、校长和其他教育者,包括为新教师提供高质量的培训服务,为教师提供持续的基于证据的专业发展,为招聘新教育工作者提供机会。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是我国实现基础教育现代化的关键和根本。“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 贵师而重傅,则法度存。”加强基础教育教师队伍建设要做好基础工作,社会和各级政府都要在改善教师待遇、关心教师健康和维护教师权益上有新的措施。要广泛地了解和理解基础教育教师工作的重要性和特殊性,要找准基础教育中教师队伍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在这些方面制定更为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特别是对在艰苦环境和条件下工作的教师队伍建设,更要给予实实在在的关心和支持; 对乡村中存在的结构性、阶段性和区域性教师短缺的问题,更要有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参考文献

习近平.(2014年5月5日).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

从教育改革法治化视角看美国《每一个学生都成功法》

张力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北京 100816)

在评价美国《每一个学生都成功法》(ESSA)之前,让我们先回顾一段近代教育史。110年前我国清末西学东渐,废科举兴学堂,开始学的大致是经由日本舶来的欧陆学校制度,到民国初期,学校制度才向大洋彼岸的美国靠拢,以至于新中国基本学制至今还保留某些美制特点,如基础教育“六三三”学制。当然,中美两国教育制度虽有前述渊源,但一个世纪过去,现存差异甚大,这也仅仅是表象,背后是两国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的显著差异(张力,2012)。考虑到比较教育早已走过国别评析的阶段,进入深层次研究,现在观察美国教育改革动向,就不完全是从政策内容来研究什么能为我所用,而是更多分析美式教育改革法治化的决策机理与执行机制,至于其中的可借鉴之处,则需斟酌。

一、 新世纪美国教育改革两个法案的关系

翻看一下2001年底小布什总统推展《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NCLB)的背景资料,有分析认为,此举开辟了美国联邦层次强化共性教育政策的新纪元。以往美国联邦层次的教育立法,陆续也有多次,均没有引起如此大的关注,而当前ESSA法案的出台,同对NCLB法案的继承与纠正有一定关系,所以,需要概要分析两个法案的关系。

NCLB法案是美国第一部规定对学生进行常规标准化测试的法案,而测试结果将会用来作为划分学校每年是否取得足够进步的关键问责制杠杆。从近十年推展情况看,民主党议员抱怨此项政策并未使更多弱势群体收益,但问题是,关于评估学校进步程度测试计算方法曾受到不同州(包括共和党执掌的州)的反对。不能否认,当时联邦教育部长佩奇(Rod Paige)在各州游说落实执法付出极大努力,但因职权有限,很难抱有太大变通的态度,也给在野民主党掌控的州以联邦政府不体谅地方执法实际困难的口实,在其任期内大概只游说了39个州。最后,还是小布什总统出面,允诺给各州更多执法灵活性,特别在第二任期内换斯佩林斯(Margaret Spellings)做联邦教育部长,通过与州签署“松动协定”来缩小规定动作范围,达到改进学校质量的有限目标,结果是教育质量水平有所改观,但与NCLB法案执行的预期效果尚存较大距离。对此,有人认为NCLB法案通过时的共识是需要更多联邦资金支持,然而小布什总统并没有兑现承诺,甚至从未提议过联邦政府拨付相关款项(刘明钰等,2012)。

接下来,轮到奥巴马2009年任总统,公众注意到,他曾用“暂停”方式答复社会关于NCLB法案是否接续的问题。同时,他需要兑现选举中的承诺,加大公共教育投入,继续改革教育体制,所以,在2010年推出《改革蓝皮书》,在一定程度上与NCLB法案的部分要义对接,并通过后续“力争上游”(Race to the Top)等项目,对各州实施“豁免”政策,并以小布什总统未曾有过的联邦经费资助力度,推行民主党主导的教育改革,简而言之,“一方面,延续了多年来共和党与民主党政府达成默契的两点共同原则:一是超越美国宪法将教育列为各州管辖事务的局限,强调由联邦政府领导和推动教育改革; 二是通过制订教育标准、测验、择校、责任制及不断调整并继续提供资助的措施提高学生学业成绩。另一方面,并非受共和党原有教育政策框架限制,而是提出了较多以低收入阶层为优惠对象的教育主张。”(周满生,2012)

眼看奥巴马总统多措并举,致使NCLB法案名存实亡,2013年7月,共和党主导的众议院曾通过一个NCLB修正法案,由于参议院未响应而未果。随后的两年半中,两党与各利益相关群体进行多次博弈,终于在2015年12月达成基本共识,参众两院分别以85-12和359-64的压倒性投票结果通过了ESSA法案,同年12月10日由奥巴马总统签署成为法律。

二、 ESSA法案的实施前景研判

作为局外观察者,对今后ESSA法案的实施前景,可做如下初步研判:

第一,ESSA法案之所以能够高票通过,是因为保留了NCLB法案的若干基本原则,即为所有学生提供高标准课程; 坚持各州与地方问责制; 继续弥合各类学生之间学业差距; 为所有学生配备高水平教师。这些也是当年国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NCLB法案的缘由,体现了两党在提升美国基础教育质量上的基础共识,所以,ESSA法案的生效不能完全归于民主党执政时期的政绩。

第二,只要ESSA法案坚持教师工资、升迁、职位及其他待遇与工作绩效挂钩的导向,就与一些州的现行法令相冲突,州政府如要获得ESSA法案拨款,将意味着要么修改地方立法,要么放弃联邦专款。许多地方美国教师薪酬与资历、学历及资格证书相关,并不因所教学生成绩好坏而改变,所以,ESSA法案还可能导致地方教师工会反对,就像过去对NCLB法案及“力争上游”项目那样,但程度不同而已。

第三,ESSA法案的通过,是以减少NCLB法案中的刚性要求和法定约束力为前提的,尤其是下移问责制削弱了联邦教育部很大权力,当法案允许各州乃至学区在自行改革创新方面将起决定性作用时,已经造成各地可以各行其是的、相对宽松甚至放任的局面,这让民主党通过教育改革使更多弱势群体受益的政治主张在一些地方可能流于形式。

第四,2016年是美国总统大选之年,从去年12月ESSA法案生效到今年11月选举,预计将近一年内各州将无法静心推动教育改革,任何州的改革决策都容易被视为政治立场选边站的信号,尤其是保持中立的州更倾向于采取无所作为的方略。况且,处于大选热战中的媒体,为两党争夺对未来民众预期话语权搭建平台,留给既定法案实施的信息渠道极为狭窄,教育改革法案无法构成民众关注的焦点。如果民主党胜选,则ESSA法案预设路线有可能继续推展,但若共和党胜选,则ESSA法案前景不明朗,即使是两党在国会教育改革立法所达成共识的平衡,依然存在变更可能。

三、 美国教育改革法治化的主要特征

国内学界似乎有个观点较为流行,以为美国自建国以来宪法规定了教育事务统筹权在地方,于是各州教育政策可有很大自由裁量的空间。但实际上,从NCLB法案到ESSA法案的出台来看,联邦和各州教育改革过程的动力机制和掣肘环节远比想象的复杂,地方执法必然受到两党执掌州因素的深刻影响,至少体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教育改革法案效力远高于政府政策文本,教育改革在全国范围内推展尤其需要于法有据。关键是在美国宪法框定的地方管理教育事务的法治环境中,联邦层次教育法案在向民众传播及解释时,要比教育政策更为坚定和便捷。

第二,州层次对教育事务的执法选择性有宪法可依,即使国会法案也可选择执行。体现执政党价值取向的教育法案,在执政党掌控的州会有更多优先选择的可能,即使是在野党执政的州,对执政党主导的法案也可选择执行,但若过于损害州自主性、或设计不够高明、执法成本过大的法案,也可能遭致普遍的反对或抵制。

第三,教育法案执行选择权固然在州政府,但在执行过程中必然受到学校和社会各界利益相关群体的制约,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诉求也需要博弈与协调,其中,教师可依托工会组织形成强大压力,而学生及家长诉求表达较为松散。地方政府选择教育改革法案所忌惮的公众压力,主要出于不同群体利益损益状况,将通过选票方式得以体现。

第四,教育改革法案作为公共政策的一种实现形式,名义上,其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制约的机制是完整的闭环,但常常需要付出拖宕和低效的代价。法案配有联邦财政专项拨款,推行效力要比没有财力要强,州层次的响应程度会与联邦资助强度成正比,也是进而说服学区支持改革的必要条件。

第五,在近期美国教育改革固化为联邦法案的过程中,像早年科尔曼的教育公平报告、“国家处于危险之中”教改报告等专家咨询成分正显著弱化,尽管有网络支持的自媒体可自由体现专家意见,但已淹没于海量信息之中,难以汇聚成对两党教育政策的有效影响。由于两党各自依托的智库足以完成教育改革决策所需的论证研究,几乎所有全国性教育改革政策仅出自白宫和参众两院,越来越不展现为公共辩论。当然,各州自主开展的教育改革,继续沿着法定权限运作,将更多吸引本地公众的参与和监督。

参考文献

张力.(2012).教育强国战略(国家发展战略研究丛书).海南出版社.6.

刘明钰等.(2012).10年了,美国“不让一个孩子落后”了吗?.中国教育报,2012-03-23.

周满生.(2012).奥巴马政府任内教育政策简要盘点.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动态副刊热点问题快报》,2012(2).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专题组(熊建辉、郭玉贵执笔).(2016).美国《每一个学生成功法》政策分析.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动态副刊热点问题快报》,2016(4).

教育风向的转变

杨东平

(北京理工大学教育学院,北京 100081)

自教育成为国际竞争的重点之后,教育评价便一直在这两端之间纠结:一端源自人文主义传统的教育宗旨,强调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它指向了培养良好公民、生活幸福,以及创造力; 另外一端是基于教育竞争而产生的外显的绩效评价,追求的是可以定量的优秀或者卓越,指向的是学业成绩、经济效率和科技绩效,被教育排名所牵引。没有一个现实的教育不受此拉扯,在两者之间艰难地权衡和平衡。2002年小布什签署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执其一端,突显了对学业成就、学校绩效的评价和问责; 2015年奥巴马签署的《每一个学生都成功法》偏向了另一端,重新回到低控制、低竞争的模式,从绩效评价转向较为传统的教育目标。这样的反复其实是美国教育的一个常态,被称为“教育的钟摆”现象。

实施《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的负面影响,是中国人非常熟悉的。在年度测评、达标评价的惩罚压力下,学校压力重重,甚至成为发展的负担。学校越来越重视州考科目的教学,在时间、资源、教师等各个方面都予以加强,而社会学习、美术、音乐、职教、体育和外语等不考的科目,则被削弱甚至被放弃。据有的州的人文学科委员会报告,该法案导致1至5年级社会学习课课时减少了3成以上。为了达标,不少中小学延长学校上课时间,并且在放学后补课,缩减学生的休息时间,甚至取消了高年级学生午餐后的15分钟休息时间。可见应试的导向和评价效果,在美国和中国是一样的。

在美国这一轮政策调整的背后,PISA和中国教育的影响隐约可见。美国在PISA中的不良表现是《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出台的背景之一; 而上海在PISA两次夺冠,使得“中国式教学”成为世界性的话题,无论英美都备受刺激。他们需要回答:应当被PISA所牵引吗?应当向中国学习吗?

2015年,一批美国、欧洲学者向PISA发难,认为其错误的导向加剧了教育的变异。美国俄勒冈大学教授赵勇与数十位欧美教育家一起,向OECD组织的“PISA之父”Andreas Schleicher写公开信,质疑PISA误导世界教育,正在摧毁全球的教育和学术,要求废止PISA考试。如同大学排行榜一样,对教育绩效、学业成绩追求,掩盖和模糊了教育真正重要的目标:人格养成和为未来而教的创新性。赵勇等学者担忧的是在向中国学习的过程中,美国舍本而逐末,将丢失自己真正宝贵的优势。这一次,《每一个学生都成功法》在联邦政府的层面上,作出了明确回答:NO!可以与之相呼应的,是哈佛大学教育学院提出的一项改革动议:不再让ACT/SAT分数或拿几门AP课程成为高中生的生活重心,而让他们多想想怎样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别人。耶鲁、MIT、UVA、哥伦比亚大学等已决定加入这一改革,降低标准化考试的比重,提高课外活动的比重,在申请文书中加入Caring的内容。

在比较微观的层面,这两种教育目标和价值的冲突,表现为对中国教育的不同认知。这一争论由一个电视节目点燃。2015年8月,BBC播放了以中国式教学为题的3集纪录片,报道了由上海派出的教师,在英国的一所公办学校开展的“中国式教学”,最终在考试成绩上大获全胜。随着中国留学生增多,“中国式教学”也搅乱了美国校园。现实的一例,是2015年岁末新泽西州格罗夫尔中学举行董事会,讨论是否要降低四、五年级的数学教学标准,因为来自亚洲的学霸已经让本土美国学生不堪压力,甚至患上心理疾病。本地家长主张“找回童年”,支持旨在培养“完整孩子”的学校教育,而非只重视学业表现。亚裔和中国家长则强烈反驳,认为减压是一种反智。在这起案例中校董会最终投票支持了简化教学大纲。但可以想象,随着中国学生、中国家长越来越多,这样的纠结和冲突会越来越多。

美国教育政策的转向或许还有一个更为宏观的背景,就是在高技术和互联网时代,超越19世纪的“教育工厂”模式,开创面向未来的教育。事实上,美国新学校、新教育的改革已经风生水起。其著名者如从事大规模在线教育的MOOCS、新型大学MINERVA、可汗学院、在大规模教育下实现个性化教学的微型学校Altschool,以及越来越多的Home schooling(在家上学)等等。作为一种共识,我们已经认识到学生的个性发展、想象力、创造力、沟通和合作能力、社会适应能力等等才是通往未来的真正重要的教育目标;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反其道而行之,去强化应试教育的价值呢?

作为中国人,我最关心的是我们从中看到了什么, 中国教育向何处去?在中国肆虐多年的应试教育,是一种以考试为中心、以知识灌输为主的教育。在教学模式上,它把教学内容分解为细小并分离的部分(知识点),进行反复强化训练,是一种以行为训练为主的“直接教学模式”。它的背后,是一种大一统、高控制、高竞争的制度模式。除了全国统一的高考、省级统一的学业水平考试之外,区县一级的统考统测还很多,而且用升学率和分数标准与学校评价、教师评价直接挂钩。每一个学生都知道自己在全区、全年级和全班的排名状况。这种所谓的绩效评价以及对学校、教师、学生的高压和捆绑,不知比美国要恐怖多少倍!问题是,回归教育宗旨、回应面向未来的挑战,太平洋彼岸的教育变革之风何时才能吹到中国?

不因最紧迫的事情忘记最重要的事情—奥巴马的《每一个学生都成功法》

谢小庆

(北京语言大学, 北京 100083)

长期以来,美国在精英教育方面是成功的。不仅培养了比尔·盖茨、乔布斯、扎克伯格等一大批科技和商业精英,而且培养了一大批诺贝尔科学奖的获奖者,使美国一直在科技领域保持着领先的地位,使美国一直控制着世界上大部分的科技专利,使美国在“全球化”经济中处于利益丰厚的“上游”地位,使美国在对华贸易存在巨大逆差的局面下,甚至在“金融危机”的经济困难时期,也一直坚持对华高科技禁运。

美国精英教育的成功与其宽松的、非竞争的教育环境有关,这种教育环境,使孩子的好奇心、探究欲和创造力得到保护。在美国学校中,从小就注意发展孩子的审辩式思维(critical thinking),鼓励孩子的独立思考和质疑精神,注意保护孩子的个性和兴趣。“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也正是这种宽松的、非竞争的教育环境,使美国学校中出现了一大批“掉队(left behind)”学生,或“差生”。

43-17=?48/3=?在中国的小学毕业生中,5秒钟内不能做出正确回答的比例可能不足5%;在美国的小学毕业生中,5秒钟内不能做出正确回答的比例可能高达50%。

这种局面显然不利于美国的人力资源开发,不利于社会稳定,使美国社会长期受到贫困、犯罪、吸毒等问题的困扰。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在林登·约翰逊总统的推动下,作为“向贫穷宣战”努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会通过并颁布了《1965年初等和中等教育法(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Act of 1965,ESEA)》。其后,修订ESEA就成为历任总统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1992年克林顿总统当选以后,主持了对ESEA的一次较大的修订,经过修订的ESEA被命名为《1994年美国教育改进法(Improving America’s Schools Act of 1994》,由国会通过并颁布实施。与此同时,国会通过了《美国教育2000年目标法(Goals 2000:Educate America Act)》。克林顿主持修订和制定的这两部教育法案完全保持了ESEA“扶助弱势”的基本宗旨,并进一步强化了教育领域的中央集权。这次修订的突出特点是明确了“时间表”和改革目标,明确、具体、详细地规定了到2000年美国教育需要实现的目标。

小布什总统首次竞选的主题是教育改革。2000年夏天,在整个竞选过程中最重要的活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大会的主席台被布置成一间小学教室。2001年1月20日,小布什总统宣誓就职。1月23日,他就推出了被称为“一个都不能少”(No Child Left Behind,直译为“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教育改革方案。2001年12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小布什总统主持修订的新的ESEA法案,新法案被命名为《2001年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of 2001)》。法案的第一句话是:“这是一个以问责、灵活性和选择性填平教育成就水平鸿沟从而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法案(An act to close the achievement gap with accountability, flexibility, and choice, so that no child is left behind)”。其后,美国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教育改革运动,“一个都不能少”的口号家喻户晓,“一个都不能少”教育改革在法律的保护下稳步推进。

在推动教育改革方面,小布什是非常认真的。2001年“911”发生的时候,他正在小学教室中给小学生朗读课文。当助理向他报告了恐怖袭击的消息后,他仍然坚持读完了课文。2004年,他在连任竞选中受到其民主党竞选对手克里(现任国务卿)的严峻挑战。尽管小布什以子虚乌有的“大规模杀伤武器”为借口挑起的伊拉克战争在美国很不得人心,但由于他所推动的教育改革,使他最终获得连任。

虽然NCLB在解决学生“掉队”方面效果明显,也带来新的问题。最主要的问题是给教师和学生都增加了很大压力,考试开始成为学校日常工作的指挥棒。在问责的压力下,许多中小学都不同程度地采取了应试措施。州统考科目在时间、资源、教师等方面得到加强,其他非统考科目,包括美术、音乐、体育等,则被削弱。为了达标,不少中小学延长学校上课时间,放学后补课,缩减学生休息时间,既增加了学生负担,也增加了教师负担。“应试教育”束缚了教师的创造力,不利于教师的创造性发挥。“应试教育”造成的竞争性教育环境也不利于优秀学生的自由发展,可能使优秀学生的好奇心受到挫伤。伴随改革的推进,“应试教育”的弊端也越发明显。小布什的教育改革遭到一些教育专家的批评,尤其是遭到来自基层教师的强烈抵抗。

与小布什总统一样,作为一个民选总统,奥巴马绝对不敢对教育问题掉以轻心。奥巴马2009年1月宣誓就职,2月17日就签署了《美国复兴与再投资法案2009》(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 of 2009),就提出了自己的教育改革口号“力争上游(Race to the Top)”,就签署法律拨款43.5亿美元建立了“力争上游基金”,支持各州的教育创新。

NCLB改革旨在扭转大批学生“掉队”问题,改革带来的“应试教育”却伤害到优秀生的个性发展,束缚了教师的个性化创造。怎样在“救济后进”和“保护优秀”之间保持平衡?怎样寻求二者之间适度的妥协点?这是奥巴马在焦头烂额地应对乌克兰、叙利亚、朝鲜等一系列紧迫问题的同时,一直关注的问题。

经过参众两院长期的讨论和两党沟通,国会终于在2015年11月19日就ESEA的修订达成一致,经过修订的新法案被命名为《每一个学生都成功法》。12月10日,奥巴马签署了新的教育改革法案,此法案将取代已经施行14年的NCLB法案。

新的法案的第一个突出特点是“减负”,改变了NCLB法案中联邦政府对学校严格的考核评级制度,减轻了学生、教师和学校的压力和负担。奥巴马承认NCLB改革的目标是正确的,也确实整体提升了教育质量。但是,应试教育也带来明显的负面效果。新法案保留了阅读、数学和科学科目的州统考,同时鼓励各州、各学区、各学校开发并实施灵活、适用的多元评估方法,强调对学生审辩式思维和创新能力的评估,而不是仅仅依靠考试分数进行评估,而不是仅仅考查知识记忆。

新法案的第二个突出特点是“权力下放”,结束了由联邦教育部主导的、以测试成绩为基础的问责制,代之以州问责制,将教育控制权力归还给各州和地方学区。

在“减负”和“放权”的同时,新法案并没有放松对“掉队”问题的关注。新法案规定,根据各州自己界定的评估分数处于底部之5%的学校,毕业生少于67%的高中,弱势群体学生学业成绩始终不佳的学校,可以被州政府接管。

关于自己的教育理想,奥巴马说:“通过这个安排,我们再度确认美国根本性的理想—让每一个儿童,不论他的种族、家庭收入、背景,不论他的邮政编码,不论他所居住的地点,都能获得实现自己愿望的机会”。

纵观美国ESEA的多次修订过程,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是,美国的教育改革是由总统推动,是以国会通过的教育立法作为保障。在约翰逊总统的推动下,国会通过了ESEA法; 在克林顿总统的推动下,国会通过了《教育改进法》和《教育目标法》; 在小布什总统的推动下,国会通过了NCLB法; 在奥巴马总统的推动下,国会通过了ESSA法。

从2004年开始,许多年中在北京语言大学的官网上都可以看到我写给打算报考我的研究生的一封信。我在信中写道:“我个人认为,对于21世纪中国的发展,没有一件事情比2001年开始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更重要。她的成败,关系到今后几十年中国的命运。”小布什执政期间,我经常感叹:美国的教育改革是总统在推动,而我国的教育改革却是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的一个副司长朱慕菊在推动。

2013年上映的《纸牌屋》是一部热播的美国电视剧,描写了一位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民主党众议员通过残酷的政治斗争最终成为白宫主人的故事。据新华社报道,2015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美国西雅图的公开演讲中曾经提到“纸牌屋”。据2013年12月15日出版的《凤凰周刊》第491期讲述,王岐山同志多次向纪检干部们推荐《纸牌屋》。在这部电视剧中,涉及了包括国际关系,国家基本建设、劳资关系,种族关系,堕胎、石油贸易等一系列的政治经济问题,但是,着墨最多、贯穿全剧的却是教育改革问题,其故事原型正是小布什和奥巴马的教育改革努力。此剧也折射出教育问题在美国总统心目中的重要性。

为了最紧迫的事情而忘掉最重要的事情,这是几乎所有管理者和政治家都很容易犯的错误,尤其是政治家很容易犯的错误。从美国的教育改革历程可以看出,近几任总统都在努力避免犯这样的错误,都没有忘记教育这样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清晰的目标,艰难的历程—美国《每一个学生都成功法》简析

赵中建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上海 200062)

2015年12月10日,因美国《每一个学生都成功法》在这一天正式生效并取代实施于2002年初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而成为可以载入美国教育史册的日子。仅在6天后的12月16日,《中国教育报》就以一种以往鲜有的效率整版刊文简要介绍了该法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赵中建,2015)。

一、 《每一个学生都成功法》:美国教育立法进程的必然结果

美国的教育立法,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属于民权法范畴的,以《1965年初等和中等教育法》(简称ESEA)为代表; 另一类尤其因为某一事件或主题引发而专门通过的立法,尤以1958年的《国防教育法》和2007年的《美国创造机会以有意义地促进技术、教育和科学之卓越法》(其英文缩写为America COMPETES Act,因此也直接简称为《美国竞争法》)为代表。

美国国会1965年通过的《初等和中等教育法》把联邦的教育法规从一些单项、零散的法规发展成为全面性的教育立法,主要确立了联邦政府在美国教育发展中的作用,其最重要内容就是“为教育低收入家庭的儿童给地方教育机构提高财供援助”的条款,即Title Ⅰ(第一编),“鉴于低收入家庭儿童特殊的教育需要,以及低收入家庭的集中对地方教育机构维持足够的教育方案之能力的影响,国会因此声明,联邦的政策是向那些服务于低收入家庭儿童集中的区域的地方教育机构提供财政援助,以通过能特别有助于满足教育处境不利儿童之特殊教育需要的各种办法来扩展和改进它们的教育方案(包括学前方案)”(马骥雄,1990)。这一旨在促进和确保教育公平的立法条款和联邦政府政策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美国教育改革侧重提高教育质量一起,构成美国政府教育政策方面的两大目标,即促进教育机会均等和提高教育质量,从而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历届政府,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政府,在教育领域最为清晰的目标。

自1983年《国家在危急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报告开启教育改革以来,尤其自1990年美国教育首脑会议召开及作为美国教育改革战略的六项全国教育目标宣布以来,希望国会通过对《初等和中等教育法》予以修正并获得再授权以提升联邦政府在全国教育事务中之作用的呼声日渐突显。作为教育首脑会议的一项后续行动,老布什政府曾提出《美国2000年教育优异法》(The AMERICA 2000 Excellence in Education Act)的立法提案,但遗憾的是美国国会未能批准这一包括一揽子计划的立法提案。老布什总统的这一未竟努力却由民主党的克林顿政府实现了,其集中体现是1994年经国会通过的《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GOALS 2000: Educate America Act),首先规定了八项全国教育目标,即在原先布什政府提出的六项全国教育目标的基础上再增加了两项目标。这是对《初等和中等教育法》的一次再授权。2002年1月生效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则是又一次再授权,尤其增强了联邦政府在全国教育事务中的作用,并以立法形式要求落实的若干举措。同样,《每一个学生都成功法》在国会参众两院的高票通过,是民主党奥巴马政府入主白宫后长期努力的结果,其亮点可以归纳为减弱联邦管理权力,恢复地方权力,赋予家长更多权利(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cdent, 2015)。

二、 理想目标与实践结果的差距

美国每一次的教育改革及其重大举措如政策报告或教育立法都有比较清晰的目标指向,但似乎并不是所有的理想目标都能成为现实。在美国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国家在危急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报告对当时美国基础教育存在的问题、产生问题之原因及如何进行改革都给予了充分的阐述,并提出了尤其旨在提高教育质量的改革目标。在20年后的2003年,美国教育部曾组织了一次座谈会,以《国家在危急中》诞生20年来给美国教育带来的影响为主题,来分析教育改革的得失成败。与会的美国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Chester Finn认为,1983年以来,“政府已经为学校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决心、行动和资金,但谈及学校的进展,似乎少有证据可以加以证明。”“《国家在危急中》报告的产生与发布对美国来讲是一个重大事件,但是它所起到的震惊国人的作用远比改进教育的功能大得多。这份报告通过改变美国全国教育对话而对国家的教育作了持续的努力和贡献。它搭建了一个舞台并且把观众带到演播室里来,但是它本身未能表演戏剧。”(赵中建,2004)

同样,《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规定的八项目标中的第七项规定了“全国的教师,为了继续改进其专业技能并有机会获得教授所有美国学生,且使他们掌握为21世纪做好准备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的机会,要参加各种进修计划”。显然,如果实践结果与当初的理想目标相吻合,《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就不必承认美国学校面临合格教师和校长严重短缺的窘境,并提出从2002年秋季起根据该法第1编(Title Ⅰ)拨付经费而招聘的教师必须是“高度合格的”; 如何建立高素质教师队伍就不会依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美国中小学科学和数学教师的严重短缺现象也就不会依然存在。同样,当年布什总统在签署《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仪式上如此评价了该法之意义:“我们国家的公立教育开始了一个新时代,一个新纪元……美国的学校将走上一条新的改革之路,一条新的结果之路……从而确保美国的每一个儿童受到一流的教育。”(赵中建,2002)立法目标是如此明确,如更强的绩效责任、适当年度进步、全州性的统一考试、失败学校及其重组乃至被上级接管等,但10多年来的改革成效似乎依然不尽人意。奥巴马总统在论及《每一个学生都成功法》取代《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时认为:后者在实现目标方面“更多的是一种负担而不是一种帮助”,“《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的目标是正确的,承诺教育每一个儿童的教师都是优秀的教师—这是要做的正确的事情,这是正确的目标。更高的标准是对的,问责也是对的……但拒绝教师、学校和各州为实现这些目标所需要的东西,则是无法实现目标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修正《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的原因”。

三、 教育改革依然任重道远

目标与实践存在差距,成就与问题依然并存。美国自1983年以来的改革之路呈现出一种钟摆现象,但似乎又是一种循环,一种螺旋式上升的循环。华盛顿教育政策中心主任Jack Jennings曾经这么说过:“今天的学生比20世纪80年代的学生所受的教育要好得多。今天的学生接受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更富挑战性的课程……除了学术成绩的问题,还有一个好现象,那就是现在的教育已经成为全民关注的焦点,已经非常的重要了。”教育改革是“一项困难的、需要长期努力的任务,任何解决问题的办法都不可能迅速出现,不可能轻易出现,也不可能廉价地出现”(赵中建, 2004)。

尽管《每一个学生都成功法》已经成为立法且已付诸实施,但其未来的前景及其对美国教育改革所能产生的意义,似乎从一开始就不太被看好。美国名为“第三天道路”(Third Way)智库的教育政策顾问希勒尔(Tamara Hiler)指出:“实际上,学校或许看不到什么实质性的变化……家长在明年将孩子送入根据新的联邦立法办学的学校时,他们可能注意到的唯一的事,就是他们的州或学区或许会减少考试的次数,而更多的考试则是他们孩子前几年所一直面临的。”甚至还有媒体将报道标题直接列为“《每一个学生都成功法》使更多的学生失败”,并明确指出,《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针对低绩效学校的笨拙规定和严厉的惩罚性措施,使得许多的学生落后,并使全国各地多元性社区的教育变得更糟。而奥巴马总统10日上午签署的《每一个学生都成功法》则更是一个谎言。”(赵中建,2015)

无论如何,《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已经实施10年有余,不论其功过如何,它在美国教育发展改革史上毕竟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教育立法。同样,如今问世的《每一个学生都成功法》对于美国中小学未来的教育发展和改革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自有明天的教育实践来证明。

参考文献

吴海鸥编译.从十一项改革读懂《每一个学生成功法》.中国教育报.2015.12.16 (11).

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Every Student Succeeds Act: A Progress Report on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Washington, DC: The White House. 2015.

马骥雄选编.美国教育改革.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

赵中建.将基础教育管理权归还各州.中国教育报.2015.12.16(11);

赵中建.目标与实践的差距—美国教育改革成效之我见.上海教育.2004 (03B).

赵中建.从教育蓝图到教育立法—美国《不让一个儿童落后法》评述.教育发展研究.2002(2).

《每一个学生都成功法》将会更成功

庞维国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北京 100875)

无论在哪个国家,一部新教育法的颁布,都旨在推进教育变革,提升人才培养的质量。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一个国家的教育尽管在新法的推动下发生了实质性变革,其人才培养的质量却并没有发生实质性提升,乃至会出现倒退。在很大程度上,美国总统小布什(George W. Bush)2002年1月签署实施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NCLB),就属于这种情况。NCLB的基本目的是借助“年度学业评估”和“成绩问责制”等手段,全面提高美国公立学校中小学生的学习质量,让学生、特别是处境不利学生“达到更高的学业标准”。但就该法实施的实际效果看,所带来的问题远大于所取得的成就。事实上,在NCLB的实施过程中,尽管学生的学业成绩有所提高,但很多学生疲于应对高风险、标准化考试,学习动机下降,高水平思维能力发展受到严重限制。以至于奥巴马总统这样感叹:“NCLB的目标都是对的:承诺每个孩子都由优秀的教师教育是对的,更高的标准是对的,问责制是对的……但是教师、学校、各州实际所做的,并不能达成这些目标”; “NCLB没有充分考虑到每个群体的具体需求,它导致了课堂中的过多考试,往往迫使学校、学区采用统一的改革模式,难以产生我们期望看到的结果”。

为了解决NCLB带来的问题,2015年12月10日,奥巴马签署了《每一个学生都成功法》(ESSA),明确宣布用该法取代NCLB。ESSA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NCLB规定的“高标准”、“年度成绩测验”和以测试成绩为基础的“问责制”,但其核心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把教育目标从模糊不清的“达到高学业标准”,调整为培养学生“获得大学和职业成功”所需要的素质和能力。笔者认为,ESSA一旦得到有效实施,将给美国的基础教育带来更大的成功。

首先,它将把学生引向高水平的学习。历史地看,任何一部教育法的实施,无不是通过改善学生的学习,最终培养出适应时代需求的人才而取得成功的。美国1958年实施的《国防教育法》以及随后进行的课程改革,之所以能够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科技人才,与课堂教学中倡行“发现学习”进而提升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探究能力密切相关。NCLB的最大失败之处,是损害了学校的教与学,使学生为了应对考试(主要用多项选择题形式)而不得不更多地采用死记硬背、机械操练等低水平的学习,这不仅破坏了以往教学中鼓励学生探究、发现、质疑、批判、创新的传统,而且削弱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而相比之下,关于ESSA的白宫报告(2015年12月10日),则明确把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适应能力、协作能力、问题解决和创造性”作为教育的基本目标; 在ESSA中,也反复强调要培养学生的“高级思维技能”、“批判性思维”、“问题解决”和“合作学习”能力。这不仅准确反映了全球经济竞争背景下的人才培养要求,而且能够更好地引导学生开展高水平的学习活动。大量的研究已非常清楚地表明,要想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课堂教学就需要更多地引导学生进行质疑、探究,更多地鼓励学生进行创新思维这一最高层级的认知活动; 要想培养学生的适应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就要引导学生更多地关注真实生活情境中的真实问题,更多地采用以项目为基础、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着力发展学生的实践智力; 要想培养学生的协作能力,在教学过程中需要更多地采用小组讨论、合作学习等知识建构的学习方式,着力发展学生的合作意识和人际交流能力。显然,所有这些学习要求,都是NCLB没有充分考虑到的。

第二,它可能提升学生的内在学习动机。NCLB实施以后,的确提升了部分学生的学习动机。Cizek(2003)的研究显示,在马萨诸塞州初次测试没有达到州标准的高中生,有三分之二报告说自己在以后的学习中变得更努力,在课堂上的注意力更集中。但Richard等人2008年的进一步研究则发现,那些初次测试没有通过的学生,尽管有的变得更努力,但也一部分走向相反的方面,他们产生了强烈的挫折感,付出的努力更少,后继的成绩变得更差。事实上,即使NCLB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学生的学习动机,这类学习动机也属于外部学习动机,因为所指向的是顺利通过相关考试,聚焦的是学习结果而不是学习过程,这对于学生持久地进行高水平深度学习并无多大促进作用。ESSA显然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点。它一方面继续强调“运用各种策略提升儿童的阅读、写作和自主学习的动机”,另一方面则从NCLB关注的“不掉队”,转向了“每个孩子都成功”,强调教师帮助所有学生获得“对于学习准备、学业成功”至关重要的技能,提高学生取得学业成功所需的高效学习技能。与此同时,它还进一步强调要减少不必要和无效的测验,丰富课程的内容和学习形式,借助“体验式学习”、“以工作为基础的学习”(work-based learning)、“动手实践学习”(hands-on learning)等学生喜闻乐见的教学形式,在真实学习情境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好奇心,增强学生的胜任感,这都对提升学生的内在学习动机大有助益。

第三,与NCLB相比,ESSA解决学生“掉队”的方法更为准确。学生的学业成绩不佳,出现“掉队”的情况,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综合看来,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不切实际的高学业标准,二是存在学习困难(learning disability),三是缺乏相应的知识基础。针对第一个方面的问题,ESSA的应对策略是把学生的年度进步标准的设定权,由联邦下放到各州,这一方面解决了以往“如果根据学生实际设定较低的州标准,则可能通不过联邦标准; 如果设置能够达到联邦标准的州标准,学生则可能达不到州标准”的两难,另一方面也解决了各州因为设置不切实际的高学业进步标准而导致过多学生“掉队”的问题。针对第二个方面的问题,ESSA强调充分实施《2002教育技术支持法》,建立综合性中心,研究、支持、辅导学习困难的学生,针对不同学生存在的具体问题,有针对性地施加教育干预。针对第三个方面的问题,ESSA把解决方案聚焦在早期教育方面,强调为儿童打好进入中小学时所需的学习基础。相应的政策包括:加大对学前教育的投资,增加学前教育发展研究基金项目; 重点关注那些来自于中低收入水平家庭的儿童(进入中小学后掉队比例最大),为他们更多地新建或扩建高质量的、由各州提供经费的幼儿园,等等。ESSA针对“掉队”儿童推出的这些新政策,显然比NCLB“必须建立一套奖罚制度以使学区和学校在提高学业成绩方面承担起责任”的“问责”制度更有效。美国知名教育心理学家奥苏贝尔曾指出:“假如让我把全部教育心理学仅仅归结为一条原理的话,那么,我将一言以蔽之:影响学习的唯一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学习者已经知道了什么,要探明这一点,并应据此进行教学。”ESSA研发组在其工作报告中提出“为更多的儿童提供高质量的学前教育,给予他们的获得强有力的教育起点的机会”,显然更能够解决儿童进入小学之前的知识基础问题,因而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大大缓解学生的掉队现象。

第四,它更有利于拔尖人才的培养。NCLB要求所有的学生达到各州设定的最低阅读、写作和算术技能,它关心的是“保底”,因而对于高学业成绩者没有提供任何激励政策。特别是,它没有提及任何关于天才儿童教育的内容。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在其实施的前5年,联邦关于天才教育的基金减少了三分之一,各州的天才教育基金也发生大幅削减。例如,伊利诺伊州削减了1600万美元,密歇根州减少了500万美元,宾夕法尼亚等四个州干脆取消了对天才教育项目的经费支持。ESSA则在美国《初等和中等教育法》发展历史上首次纳入了天才教育的内容,这包括:增加天才教育经费投入,让更多业已识别出的天才儿童享受天才教育项目的服务; 成立全美天才教育研究中心,推动该中心与高等教育机构及州教育机构联合开展天才教育的研究; 加强对教师、学校领导的培训,增强其识别天才儿童的能力; 优化教学实践,支持天才儿童早入学前班,实行“双学籍”,采用“丰富”、“加速”、“课程浓缩”等教学方式; 革新识别和教育天才的方法,注重使用夏令营项目、导师引领项目、同伴辅导项目、服务学习项目、合作学习项目等。这些重要举措,对于拔尖人才的培养无疑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