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在我国城乡二元的格局下，农村学生从出生到成长，从接受基础教育到参加高考，从进入大学学习到就业找工作都受到了城乡因素的强烈影响。读书似乎成为农村学生改变个人命运、实现社会纵向流动的唯一途径，考上大学意味着鲤鱼跃龙门，意味着出人头地，甚至可以改变整个农村家庭的命运。所以，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农村学生的教育问题一直牵动着许多人的心，为此中国政府承诺“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让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通过教育改变自身命运、成就人生梦想”。那么，大学教育究竟能给农村学生带来什么？农村子弟能否通过大学的教育实现人生的“逆袭”？

城乡看似是一个简单的身份划分，实际上包含了丰富的内涵与复杂的因素。从社会学与经济学的研究视角看来，城乡户籍可以看成一种社会分层方式或社会身份(陆益龙，2008)，也可以视为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集中表现(秦永，裴育，2011)，抑或是文化资本的差异(吴愈晓等，2017)。从教育学的研究视角来看，城乡户籍意味着家庭资源和公共教育资源分配的差异，代表了不同的自我身份认定与发展期望，还意味着一系列的制度约束和文化安排(高勇，2015)，集中表现为宏观层面的教育资源分配与微观层面的学生成长差异两方面(刘精明，2008；马道明，2015)，特别是在严格的户籍制度管理下，通过高等教育实现“农转非”是农民子弟改变社会地位、实现社会向上流动的主要途径(吴晓刚，2007)。所以，许多学者以高等教育阶段为载体探讨城乡学生的成长与发展，如关注城乡学生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与就业表现，通过对大学入口及出口两个时点的比较，来进一步解释城乡学生的发展差异。

首先，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上的城乡差异，侧重于宏观层面的教育资源分配与公平性的探讨。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蓬勃发展，2017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45.7%。如果不考虑高等院校内部分层的因素，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居民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都有了显著的提高(丁小浩，梁彦，2010)。多年来，农村考生录取人数实际年均增幅高于城市考生，2003年以后进入高等学校大门的新生中超过一半来自中国农村(苟人民，2006)，城乡子女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数量方面的差异一直在缩小，到2010年时差异已基本消失(王伟宜，吴雪，2014)。但也有学者认为城乡学生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平等长期存在，并在高等教育扩招后有所扩大(李春玲，2014；马宇航，杨东平，2015)，且面临着向教育机会质量的不均等转移(王伟宜，2015)。所以，政府开始实施农村和贫困地区专项招生计划等倾斜性招生计划，为农村学生提供上重点大学的机会，保障城乡学生的高等教育机会公平(崔盛，吴秋翔，2018)。

其次，大学生就业发展的城乡差异，侧重关注学生的毕业选择、就业表现及其影响因素。众所周知，劳动力市场中户籍影响显著，户籍制度是劳动力市场上就业保护的制度基础(蔡昉等，2001)，仅仅因为户籍职业选择歧视，农户个体收入显著更低(万海远，李实，2013)。然而，有研究认为，当达到一定教育水平，可以消除由户籍制度的差别所产生的收入差距(薛进军，2008)。因此，学者们会更加关注城乡学生的就业情况，看教育是否弥补了户籍的影响。学者们发现，在就业阶段农村大学生仍然处于劣势地位(黄敬宝，2015)，特别是他们的就业薪酬更低(岳昌君，张恺，2014)。原因在于无论是农村学生个人，还是他们所在的家庭，都缺少有效的社会资本(阎凤桥，毛丹，2008)。其中，家庭经济条件是衡量社会资本水平的最重要标准，显著地影响了学生的就业(陈成文，谭日辉，2004)。但是，也有学者指出，农村大学生的就业并非完全命中注定，在后致因素中实习经历、竞赛成绩、担任学生干部要比先天因素更重要(袁红清，李荔波，2013)，他们的就业质量与职业资格证书、奖学金、社会实践、专业兴趣等教育储备呈正相关关系(钱芳，2015)。这些教育投入有正面积极的影响，说明农村大学生可以通过个人努力获得较好的职业发展。

政府和高校一方面给农村孩子提供了上大学的机会，解决上学难、上好学校难的问题；另一方面关注城乡学生的就业情况，以此来讨论城乡学生的就业差异，但这只是招生和就业的直观结果，并不能完全说明政府和高校在培养农村学生上发挥的作用。这两方面的研究只抓住了高等教育对农村学生影响的两端，却把高校内部看作“黑箱”(叶晓阳，丁延庆，2015)，忽视了学生在学期间大学的作用。所以，一些研究开始对城乡学生大学的学习表现进行探讨，但他们基于不同的数据样本得到各异的结论。有学者发现农村学生大学成绩的起始水平与变化显著高于城市学生(权小娟，朱晓文，2016)，进入前50%的机率也更大(权小娟，边燕杰，2017)，也有学者得到农村学生成绩显著低于城市学生的相反结论，他们是学习弱势群体(卢晓东等，2016)，还有研究认为城乡学生在大学四年的学习总成绩不存在显著差异(谭荣波，蔡华清，2015)。这些结果主要反映了两种观点：一种是城市学生在学习习惯、家庭背景、基础教育等方面具有全方位优势，这种优势将在大学延续；另一种观点认为，即使基础教育阶段城乡学生存在差异，进入大学后大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农村学生进入大学后愿意付出更多努力(卢晓东等，2016)。还有研究证实城乡学生学习成绩的差异与其学习投入有关(杨立军，张薇，2016)，农村学生受高中应试教育思想左右，更侧重基础性课程的学习和考试结果(初云宝，2011)。

综上，现有研究都是分阶段来看大学对农村学生的影响与机制，单独讨论入学机会、大学表现或就业表现，并没有动态观察农村学生从入学开始，到接受大学教育以及最终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成长与发展过程，也没有充分阐述大学究竟给农村学生带来怎样的教育增量。当然，这些研究极大程度依赖于数据的特征与有效性。所以，本文基于“首都大学生成长跟踪调查”(Beijing College Students Panel Survey，简称BCSPS)，以动态视角分析城乡学生从入学、大学期间再到毕业时的变化，通过比较不同阶段城乡学生的差异，将研究核心聚焦于农村学生在大学期间发生的改变，以回答上大学究竟能给农村学生带来什么，农村学生能否通过大学教育实现人生“逆袭”。

二、研究设计 (一) 研究思路

研究通过比较城乡学生进入大学、大学成长与就业发展三个阶段来综合讨论两类学生群体的表现差异(见图 1)。第一，比较城乡学生入学时点差异，以家庭经济条件、父母受教育水平为代表的家庭背景变量和以高考成绩为代表的学习成绩变量。其中，家庭经济条件、父母受教育水平是较为稳定的因素，很少情况下会发生显著改变，代表了城乡学生长期以来的阶层差异。而高考成绩则能较为直观地反映学生入学时的学习成绩差异。这两类变量代表的差异，在城乡学生未来发展中都可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长期影响。

第二，比较城乡学生大学成长时的差异，以大学学业排名为代表的学业表现变量和以担任学生干部、入党等教育选择为代表的综合能力变量，以此检验农村学生在这些方面是否与城市学生产生明显的劣势，当然他们也可能通过这些教育途径获得了显著的教育增量。其中，学业排名能反映学生在本班的相对位次，是衡量大学学习的直观指标，而担任学生干部、入党、获奖、考计算机证书等指标则能反映学生在大学阶段的综合表现，体现的是除学习之外的其他能力。

第三，比较城乡学生就业发展时的差异，以就业薪酬为代表的就业质量变量。薪酬是劳动力市场对学生能力较为客观的定价，可以反映学生就业质量的相对高低。此外，为了进一步解释城乡学生就业选择的差异，研究比较了两类学生群体就业准备情况以及就业观念，详细呈现农村学生在就业方面与城市学生之间存在的不同特征。

(二)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实施的“首都大学生成长跟踪调查”(BCSPS)，该数据以北京市全部公办大学在校本科生数据库为抽样框，分学校、专业、学生进行三阶抽样，选取了北京市不同类型的15所高校，从2009年起对2006年与2008年入学的大学生展开调查。^①其中，2006级学生样本2298个，2008级学生样本2473个。截止到2013年，BCSPS共追踪了5轮数据，保持了较高的追访成功率。该数据既回溯了北京市大学生高中期间的表现，也详细反映了学生入学节点、大学成长以及就业发展等诸多信息，特别是对2008级本科生有完整的大学四年动态跟踪数据，为本文串联起农村学生的大学成长历程提供了必要的数据基础，是相关研究数据所没有的优势。当然，本文样本是基于北京市公办大学的学生追踪数据，虽非全国性样本，但仍对探讨城乡学生成长发展问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与现实意义。

(三) 实证模型

为了统一直观地比较城乡学生的差异，本文主要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多元线性回归、逻辑斯蒂回归等方法具体研究农村学生对相关结果变量的影响，具体回归模型如下：

$StdScor{{e}_{i}}={{\beta }_{0}}+{{\beta }_{1}}Rura{{l}_{i}}+\sum {{\beta }_{k}}{{X}_{k, i}}+\sum {{\beta }_{p}}{{M}_{p, i}}+{{\varepsilon }_{i}} $

(2.1)

各模型中，核心自变量均为农村学生(Rural，农村=1)，i为学生个体，而因变量与控制变量有所差异。在模型2.1中，因变量为标准化高考成绩(StdScore)，研究对学生高考成绩进行标准化处理，将各试卷体系的分数(包括原始分、标准分)转换为高考满分750分的原始分系统，统一分数的范围，在回归分析中对调整后的原始分进行Z分数处理，转换为分析使用的标准化高考成绩，给出每个学生在样本群体中的相对位置，藉此判断学生成绩的相对优劣。^②同时，对控制变量作如下分类及处理：第一，控制学生入学时的个体差异(X_k)，包括性别(男性=1)、高中类型(省重点及以上=1)、高中文理分科情况(理科=1)以及调查批次(2008级=1)；第二，控制学生的家庭背景(M_p)，包括家庭年收入(取对数处理)、父母亲教育水平(高等教育=1)，此外考虑到样本为北京高校学生，北京生源比例较高，额外控制学生是否为京籍(京籍=1)。

$ Rankin{{g}_{i}}={{\beta }_{0}}+{{\beta }_{1}}Rura{{l}_{i}}+\sum {{\beta }_{k}}{{X}_{k, i}}+\sum {{\beta }_{p}}{{M}_{p, i}}+\sum {{\beta }_{q}}{{N}_{q, i}}+{{\varepsilon }_{i}} $

(2.2)

在模型2.2中，研究以学生大学的学业排名(Ranking)作为衡量学业表现的因变量，即以学生实际排名除以本班人数，并逆向处理，数值越大意味学业成绩更好，以此解决学生样本来源不同学校学分绩点标准难以统一的问题。^③控制变量在原有的个体差异、家庭背景变量的基础上增加大学相关变量(N_q)，包括学生入学的招生类别(自主招生=1)、学生就读的大学层次(“211”工程高校=1)与专业类别(理工农医类专业=1)。

$ Developmen{{t}_{i}}={{\beta }_{0}}+{{\beta }_{1}}Rura{{l}_{i}}+\sum {{\beta }_{k}}{{X}_{k, i}}+\sum {{\beta }_{p}}{{M}_{p, i}}+\sum {{\beta }_{q}}{{N}_{q, i}}+{{\varepsilon }_{i}} $

(2.3)

模型2.3采用逻辑斯蒂回归法对学生成长发展中的教育选择(Development)进行分析，因变量是反映学生综合能力表现的指标，包括大学期间是否担任学生干部(学生干部=1)，是否入党(入党=1)，是否获得各类奖励(获奖=1)，以及是否考计算机资格证书(考证=1)。控制变量与模型2.2相同。

$ Ln{{\left(Wage \right)}_{i}}={{\beta }_{0}}+{{\beta }_{1}}Rura{{l}_{i}}+\sum {{\beta }_{k}}{{X}_{k, i}}+\sum {{\beta }_{p}}{{M}_{p, i}}+\sum {{\beta }_{q}}{{N}_{q, i}}+\sum {{\beta }_{s}}{{O}_{s, i}}+{{\varepsilon }_{i}} $

(2.4)

模型2.4中，因变量取学生毕业的就业薪酬(Wage，取对数处理)，控制变量在模型2.2的基础上，在大学相关变量中增加大学期间的学业表现与综合能力，包括学业排名、学生干部任职、党员身份、是否获奖、是否考取计算机证书等。同时，研究还控制了就业相关变量(O_s)，包括就业的单位性质(如党政机关、国企、民营企业等)和行业类别(如金融业、房地产业、制造业、信息传输与计算机业等)。

三、农村学生入学的“劣势” (一) 始终存在的背景差距

北京市公办大学的农村生源比例究竟有多少？根据BCSPS调查结果显示整体农村学生占比为26.77%，2006级农村学生比例为27.45%，2008级农村学生比例为26.14%，分年差异不大。分学校来看，北人清三校农村学生的比例最低，仅为16.39%，而其他部属大学、市属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较高，分别为31.82%、29.54%。^④分京籍与非京籍学生来看，非京籍学生中农村生源比例更高，其中北京市属大学非京籍生源的农村学生比例最高，达40.43%。

从表 1城乡学生相关变量的描述统计中，我们发现农村学生中男生比例较高，理科生比例较高，但他们的高考成绩明显低于城市学生。从家庭背景来看，农村学生普遍处于劣势，家庭年收入明显不如城市学生，仅为3.972万元，父母亲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仅为11.1%、5.4%，而城市学生家庭年收入达11.081万元，父母亲高等教育占比为66.3%、55.9%，城市学生家庭年收入是农村学生家庭的3倍左右，且他们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更高，充分说明家庭背景变量是讨论城乡学生差异时不可或缺的重要影响因素。从大学入学的相关变量来看，农村学生通过自主招生的比例极低，仅为3.9%，就读理工农医类专业的比例更高，而城市学生就读学校的层次更高。

(二) 入学时的成绩差距

那么，究竟北京市城乡大学生在入学时学习成绩是否有明显差异？研究以标准化高考成绩为因变量，在控制了个体差异与家庭背景的情况下，检验城乡学生的高考成绩差异。从表 2的结果中，能观察到农村学生的高考成绩明显不如城市学生，但实际上这种结果主要由家庭背景的劣势引起。在回归结果(1)、(2)中，没有控制家庭背景变量的情况下，农村学生的高考成绩显著低于城市学生，符合我们描述统计中观察到的现象。而在回归结果(3)、(4)中，研究控制了家庭经济条件、父母受教育程度等变量，原有农村户籍带来的显著负效应消失，城乡学生高考成绩不再具有明显差异，同时家庭年收入、父母受教育程度均显著正向影响学生的高考成绩，说明造成城乡学生高考成绩差异的核心因素应该是学生的家庭背景。

事实上，表 2的回归结果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并非农村学生的高考成绩一定不佳，起到关键作用的是家庭背景，这一系列变量的背后包含了复杂的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这也说明城乡学生高考成绩的差异并非不可改变，即使是农村家庭，若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父母教育水平较高，孩子的高考表现理论上更为出色。其实，家庭经济条件与父代教育程度并非不可改变，实证结果给我们解释农村学生学业表现提供了依据。当然，研究的样本是基于已经考上北京公办大学的学生样本，并不能充分代表那些考上京外高校或没有考上大学的农村学生。

综上，研究从北京市城乡学生的入学差异与表现来看，家庭背景是农村学生的必然劣势，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农村学生在进入大学时的学习起点就已经产生明显差距，同时大学期间他们的家庭背景也很难有较大的改善。那么，农村学生进入大学学习，身上背负的差距是否会在他们大学的成长与发展中进一步体现，从而扩大两类群体之间的差异，值得深入讨论。

四、农村学生大学的“逆袭” (一) 学业表现的超越

即使与城市学生考入同一水平的大学，农村学生依然在家庭背景与高考成绩上存在明显的劣势，那么农村学生在大学期间是否依然表现得差强人意，研究从两类学生群体的学业表现与综合能力展开进一步讨论。

从表 3的回归结果来看，在不同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农村学生大学的学业成绩均显著好于城市学生，平均学业排名要高出0.02左右，并且在2006级与2008级学生子样本中均得到一致性检验，说明这种效应稳定、显著。所以，农村学生从高考成绩的劣势到大学学习的超越，实现了学习上的逆转。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能让农村学生在大学学习中实现“逆袭”呢？研究认为，这或与农村学生的学习态度与努力程度有关。BCSPS调查中对学生的学业效能以及课堂出勤情况进行调查，其中学业效能通过PALS量表中的学业效能感分量表(Academic Efficacy)获得，由5道5点评估题项组成，学业效能感越高说明学生对自己的学业能力更有信心，可处理学习中遇到的困难，并掌握有关知识(李路路，2013)。样本中，农村学生平均学业效能为18.18分，而城市学生为18.04分，农村学生的学业效能感更强。而课堂出勤分为公共课与专业课的全勤情况，从图 3的比较中可以明显发现无论是公共课还是专业课，农村学生的全勤率都显著高于城市学生。所以，从学习态度与努力程度来看，农村学生的学业效能感更高，对待学习更为认真端正，以勤补拙，这是他们获得更好学习成绩的主要原因。为了检验其中介影响作用，研究分别将学业效能、公共课全勤(全勤=1)、专业课全勤(全勤=1)加入回归模型中，进一步检验农村学生对学业成绩的影响机制。

从表 4的回归结果来看，以结果(1)作为农村学生影响效果的基准，在各模型中分别加入学业效能、公共课全勤、专业课全勤等变量，发现农村学生对学业成绩的影响均有所降低，且这些变量均显著正向影响学生的学业表现。在结果(4)中控制了所有相关变量，农村学生的影响不再显著，且回归系数由0.0216下降至0.00991。因此，回归结果进一步证实，农村学生以更高的学业效能、更多的学习投入，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更好的大学学习表现，从而在学习上实现对城市学生的超越。

(二) 综合能力的提升

除了学业表现外，研究选取学生干部任职、入党、获奖以及考计算机证书作为衡量学生综合表现的代理变量。从表 5中可以看出在控制了相关变量的情况下，农村学生并没有在综合表现上与城市学生产生明显的差距，他们更热衷于担任学生干部，更愿意入党，甚至更大概率考取计算机证书，说明农村学生通过这些教育选择来进一步提升自己的人力资本，以便于今后更好地参与劳动力市场的竞争。

虽然农村学生入学时产生明显的劣势，这种劣势主要源于家庭背景，但是在大学的成长中，他们逐渐一步步实现“逆袭”，在学习上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赶超城市学生，在综合能力的培养中也不甘示弱，通过多种方式提升自己的人力资本。实际上，大学就是这样一个开放式的成长环境，给予不同资源与能力禀赋的学生以广阔的发展空间，给农村学生带来了实现人生“逆袭”的可能，这种转变既是对他们踏实勤勉的回报，也是对他们“先天”劣势的弥补。

五、农村学生就业的“追赶” (一) 就业准备与观念的差异

前文的结果已经讨论了农村学生由入学时的劣势，到大学成长过程中实现的“逆袭”。那么再到毕业就业时，他们的表现与城市学生又会有怎样的差异，是依然回到劣势的原点，还是能够获得一个圆满的就业结果？

从城乡学生的就业准备来看(见图 4)，两类学生群体形成明显的差异，农村学生在就业准备中投入更多。农村学生投简历的平均数量为47.17次，是城市学生的1.39倍，获得笔面试的机会为9.95次，是城市学生的1.17倍，而获得录用机会的数量也超过了城市学生。从这些结果来看，农村学生在就业过程中投入更多。但是，若是以录用机会数量除以投简历数来衡量他们的求职效率，农村学生求职效率为18.14%，而城市学生为23.31%，两者存在显著差异(p < 0.001)，城市学生的求职效率更高。可见，农村学生在求职过程中，依然通过更多的尝试来提升自己的求职结果，其实质依然是以勤补拙。

同时，城乡学生的求职渠道也存在明显区别，农村学生较城市学生而言更多地通过面向毕业生的招聘会、面向社会的人才市场或招聘会、学校的就业信息网站以及社会的求职招聘网站等公共途径，而城市学生更多地依赖家人、师长或朋友的私人介绍等方式来求职。可见，城市学生通过社会网络与关系帮助自己，而农村学生由于这些方面的劣势，更依赖于公开的招聘渠道。

事实上，两类学生的就业观念也存在明显不同。在评价影响事业成功的因素方面，相较于城市学生，农村学生认为政治表现、努力工作、有进取心和事业心更重要，特别是在政治表现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而城市学生则明显更注重一些外部因素，包括出生在好地方、父母教育程度高、家境富裕、容貌、运气、性别、年龄、个人的聪明才智以及社会关系多，其中包括许多家庭背景相关的因素，是农村学生极度缺乏的资本储备。显然，农村学生们更在意的是那些通过后天努力可以获得的能力与品质。

(二) 就业发展水平的趋同

就业薪酬可以反映学生就业质量的相对高低，从表 8的回归结果来看，城乡学生的就业薪酬并没有明显的差异，在控制了相关变量的情况下，农村学生并没有对就业薪酬产生负效应。从回归结果(1)的单变量模型来看，虽然农村学生的就业薪酬更低，但不具有显著意义。结果(2)中控制了学生的个体差异时，农村学生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结果(3)中控制家庭背景，农村学生却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就回归结果而言，若城乡学生处在同一水平的家庭背景，农村学生将获得比城市学生更高的工资溢价，进一步说明在影响城乡学生就业薪酬的因素中，家庭背景依然是农村孩子最大的劣势。此外，在额外控制了学生的大学表现以及就业去向时，农村学生与城市学生没有显著差异。

因此，从本文城乡学生就业薪酬的结果来看，与以往文献中农村学生就业薪酬较低的结论所不同，其原因可能由于样本差异导致。相较于全国性样本或某一学校样本，本文样本学生全部来自北京市公办大学，有其特殊性，反映了在北京就读的城乡学生的就业薪酬，其优势在于控制了样本学生就读学校的所在地，降低了因农村学生更集中在普通本科院校或专科院校而导致的样本偏差。实际上，本文将进入大学的城乡学生置于同一起跑线，由此比较他们在起点相同的情况下，接受大学教育而产生的就业分化，能够更为准确地讨论农村学生的大学“逆袭”如何实现。

综上，从城乡学生的就业结果来看，两类学生存在一定差异，但这种差异并不意味着差距，农村学生在就业准备中投入更多，依靠公开的求职渠道，来获得更好的就业结果，他们认为个人的努力与品质是影响事业成功的关键因素。然而城市学生的就业效率更高，普遍认为家庭背景等因素对就业来说更为重要。从就业结果来看，在控制了相关变量的情况下，两类学生群体的就业薪酬没有显著区别。

六、总结与建议

综上，本文基于首都大学生成长跟踪调查，以北京市公办大学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动态跟踪研究分析了城乡学生从进入大学到踏上社会的全过程。农村学生由入学时的相对劣势，经过大学的成长与发展，最终获得与城市学生相差无几的就业结果，从鲤鱼跃龙门到实现人生“逆袭”。

研究发现，农村学生入学时确实存在明显的劣势，这种劣势主要表现在家庭背景方面。家庭背景是农村学生几乎无法改变或摆脱的限制性条件，包含了复杂的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农村学生家庭经济条件更差，父母受教育程度更低，对他们的成长与发展都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同时，他们的高考成绩依然受到家庭背景的显著影响，即使农村学生能够与城市学生进入同一水平的大学，相比而言他们的成绩更低。

但是，农村学生更努力，在大学这一开放的学习环境中，以更强的学习效能、更端正的学习态度投入到大学学习中去。虽然，农村学生高考成绩不如城市学生，但是他们的大学学业表现却更为出色，摆脱了家庭背景的掣肘，可见学习是帮助农村学生成功实现人生“逆袭”的关键。同时，农村学生在担任学生干部、入党、获奖、考证等综合能力的培养与提升方面，也没有与城市学生拉开差距，甚至他们更愿意通过这些教育选择来提升自己的人力资本。

最终，在控制相关变量的情况下，农村学生毕业时获得了与城市学生相同水平的就业薪酬，不过仍能看出两类学生的就业差异。他们在就业准备中投入更多，准备更充分，依然通过努力付出、以勤补拙来获取较为满意的就业结果。当然，从两类学生的求职渠道与就业观念来看，农村学生更依赖外部公共的求职渠道，认为个人能力与品质是影响事业成功的关键因素，与城市学生利用社会关系及私人渠道、看重家庭等外在因素所不同，形成了两种成功就业的可行途径。

仔细思考农村学生的大学“逆袭”之路，其实走得十分艰辛，他们依靠的是自己的勤奋和努力，一点一滴地奋斗与打拼。研究认为，大学教育应对农村学生发挥更为主动积极的作用，应着眼于四个方面帮助他们实现人生的进一步追赶。

第一，做好农村学生的心态过度。农村学生从农村来到城市，由于生活环境的巨大改变，接触到的人和事物与家乡存在天壤之别，面对大城市的经济发展与物欲横流，他们的心态容易产生较大波动与落差，加上大学学习环境容易产生懈怠。这时更需要靠一线辅导员们的关怀，引导他们调整心态，积极融入大学生活，教导他们既不能妄自菲薄、低人一等，也要经得住物质诱惑、沉下心来学习。

第二，搭建农村学生非认知能力增长平台。与原有基础教育阶段单一的知识学习所不同，大学传授学生专业知识、培养综合能力，特别是提升他们的非认知能力，这恰恰也是农村学生急需弥补的个人能力短板。大学应鼓励农村学生通过参加学生社团、担任学生干部、从事志愿服务、开展社会实践等途径融入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通过课堂外的教育方式培养人际交往、合作、适应等非认知能力，实现个人能力的综合发展，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对这类学生组织专题或倾斜支持社会调研、国际交流等高成本活动。

第三，给予农村学生发展型资助支持。家庭背景的劣势是长期限制农村学生成长发展的重要瓶颈，家庭经济条件甚至直接影响到农村学生的生活水平。随着当前高校学生资助制度的不断完善，应在传统保障型资助基础上，以发展型资助促进他们的成长成才，实现资助育人全过程。通过资助既保障农村学生基本生活水平，又让受助学生同样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把资助工作落脚到人才培养的核心任务上。

第四，加强农村学生就业指导与帮助。显著影响学生就业的因素包括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而农村学生能够倚靠的就是通过大学努力而获得的人力资本增量，而社会资本的劣势是可以通过学校的就业指导与支持来缓解，通过大学的实习岗位推荐、就业能力训练、求职技能培训、就业机会推介等方式，帮助农村学生提升就业能力，拓展社会关系。同时，可以有意识地引导并鼓励农村学生返乡就业创业，并提供资金、政策支持，帮助他们做出更符合个人发展的就业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