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规划是在二战后兴起并受到重视的, 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历经多次起伏, 形成了客观与主观两种基本范式, 出现了专家、政治和协商三种基本规划模型。教育规划有国际比较、人力需求、社会需求、成本收益、成本效用等技术方法, 但这些技术方法经常处于争议中, 合理运用这些技术方法, 处理好五个方面的关系是教育规划成败的关键之一。
作为欧洲高等教育改革重大举措的博洛尼亚进程, 即欧洲高等教育区建设进程, 是在高等教育国际化和欧洲经济政治一体化的背景下产生的。它以建构欧洲高等教育区为目标, 旨在加强各成员国之间高等教育的可比性和兼容性, 增强欧洲高等教育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提高欧洲高等教育的质量, 重塑欧洲高等教育的辉煌。1999年6月, 欧洲29国教育部长共同签署《博洛尼亚宣言》, 提出建设欧洲高等教育区的具体构想、行动纲领和工作计划。其后, 经过历次会议特别是5次部长峰会的评估和改革, 逐步形成“学位体系建设、质量保证、学位互认、促进流动、联合学位、终身学习、社会维度和机会均等、提升就业力、全球化背景下的欧洲高等教育”等新的行动目标, 并在学制改革、质量保证、学分互换、学位互认等方面取得明显进展。2007年的伦敦会议明确提出, 要建设“全球化背景下的欧洲高等教育区”。从《索邦宣言》欧洲高等教育区的设想到EHEA的形成规模, 从当初的4个发起国到现在的46个成员国, 博洛尼亚进程走过了10年, 其内容不断丰富, 目标日益完善, 原则广受认同, 且一直处于发展、改革和完善之中, 致力于协调进程在各国实施进度的差异、保持进程趋同化发展中的多样性、寻求不同民族和国家在区域性合作和竞争中的平衡。
历史长河中, 大学一直是一个充满道德优越感的地方, 曾被誉为社会的良心、道德的领袖。但17世纪以降, 以牛顿的经验主义与笛卡儿的理性主义为主导的现代主义范式逐渐控制了知识界, 事实与价值、知识与信仰、科学与道德开始分道扬彪。从此在价值问题上理性必须保持沉默, 知识不再意味着美德。19世纪以后自洪堡到纽曼都主张, 大学的目的是理智的而非道德的。时至今日, 随着大学里科研至上、系科主义盛行, 加之教学科研活动中对价值中立的制度性诉求, 道德之于大学已越来越成为一种奢侈或装饰, 大学已日益成为一个不讲道德只讲真理的组织机构。今天的大学越来越成为科学探究的场所。大学教师越来越倾向于放弃道德教育的责任。道德探究与德性践行的缺失使得现代大学失去了应有的活力。在今天以及未来, 单单凭借对高深知识的生产、传播与应用, 大学已不足以赢得人们的尊重。如果大学不能恢复对于道德探究和德性践行的热情; 如果仍然是只讲真理不讲道德, 那么, 人们将很难信服在未来大学继续有资格在各种社会组织中拥有诸多的特权。
本文梳理和分析了各种不同的课程概念, 指出这些概念在内涵上可以归结为从“课”到“程”到“教师之教”、“学生之学”、“社会目的与意义”的范围不断拓展的序列, 并基于课程概念演变趋向提出“筏喻的课程观”, 最后以这种课程观分析了课程中的个人与社会、确定与未知、历史与未来、知识与行动、过程与结果、片段与整合等六对矛盾。
莫扎特效应(Mozart effect)指的是音乐学习, 特别是莫扎特音乐的学习, 能够有效促进个体的空间推理能力。该理论最早由Rauscher在1993年提出。它引起了社会各界尤其是教育界的强烈反响。本文综合分析了莫扎特效应在心理学领域的有关研究, 认为莫扎特效应有一定的实证研究基础和理论价值, 有其合理性。同时, 其研究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 如研究的结果是否具有广泛性, 对实验效应的解释存在偏差, 等等。因此, 仍有必要对音乐与认知的关系以及发生机制作进一步的探讨。
近十年来, 一项被誉为可与DNA相媲美的神经科学新发现——镜像神经元(mirrorneuron)逐渐成为未来神经科学、认知科学、心理学界的“研究宠儿”, 众多研究发现镜像神经元系统是人类社会认知的重要神经机制。该系统与人类的动作识别、意图理解、语言进化、共情等心理活动密切相关。文章介绍了该系统在个体认知和社会行为过程中的作用与意义, 并对当前研究中所遗留的问题和未来研究方向作了反思与展望。
运用进化论和进化心理学的观点来研究组织内部及其相关行为, 是组织行为学研究的一个新视角。本文探讨了进化观点对组织变革、性别差异和领导行为三个问题的分析和解释, 然后对这一研究视角进行了简要评价并对未来的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议。
本文在半结构环境下, 采用国际上通用的儿童语言资料转换系统-CHIDES、母子言语互动交流行为编码系统-INCA-A、以及CLAN数据分析程序对4-6岁重度听障儿童与同龄健听儿童语用交流行为进行比较研究。发现: (1) 4-6岁重度听障儿童与同龄健听儿童的语用交流行为随着年龄增长稳步发展。在言语倾向、言语行动、言语变通三个层面上二者均存在主要类型; (2)与同龄健听儿童相比, 4-6岁重度听障儿童语用交流行为发展滞后, 主要体现在注意系统、情绪系统、讨论与协商系统、澄清系统, 表现为被动的应答, 无法主动表达自己的交流意图、主导社会互动的方向。
在我国灿烂的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 人格教育思想精彩纷呈, 其中, 以先秦儒家的人格教育思想最有特色、也最为重要。先秦儒家丰富多彩的人格教育思想, 呈现给我们的是多元多样而又颇具中华民族个性的特征:重群体轻个人的利他性; 重内化轻外化的自觉性; 重命运轻鬼神的现实性。
作为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重大的教育变革, 1958年高等教育大跃进深深根植于社会系络之中, 受制于既有制度基础的深刻影响。依据宏大叙事与微观史实的教育政策制度分析构成了重新解读的重要特征。其中宏观层面三种文化冲突的整体背景, 中观层面的地方教育权力诉求, 微观层面受教育者的现实需求和基层高校管理者的行为动机与方式构成了重新解读这次变革的基本维度。
孟宪承的大学教育观深受中国传统和欧美现代大学的影响, 在现代中国的高等教育思想史上, 其贡献是提出现代大学的三理想——智慧的创获、品性的陶熔、民族和社会的发展, 并强调要运用智慧来探求真善美, 以试图改造中国传统的大学教育观。
本文审视了我国教育社会学三十年前开始学科重建时的基础, 从“基本建设的开展”与“学术研究的进展”两个方面回顾了三十年来我国教育社会学的主要发展, 并对“学科使命的担当”、“学科视角的确立”及“学科资源的选择”这三个缠绕于整个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问题进行了讨论。
进入21世纪后, 当代西方教育人类学呈现多种发展趋势。具体包括:教育人类学的学科地位将得以进一步提升; 核心主题更加体现时代需要和时代精神; 研究方法论日益多元化体系化, 并逐渐形成自身的特殊性; 对教育改革的介入加强, 教育改革成为发展新的沃土; 更加关注教育人类学的写作方式和风格。
中小学教育研究目的的人文取向是指中小学的教育研究活动所追求的尊重、同情和悦纳师生的需要、感情和行为诉求, 从而使师生获得幸福的伦理境界。其表现形式可以概括为师生理解、师生解放和师生怡然三个方面。实现教育研究目的的人文取向的路径较多, 但从管理角度来说, 学校管理者和教育专业研究者采取需要、感情和制度激励等措施是最为基本的。
在哲学研究语言转向的背景下, 语言成为后现代教育理论新的切入点。教育研究引入语言之维, 揭示了语言观、语言行为对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影响。语言不只是思想、知识的载体, 它与教育理论的建构与教育实践的运作一体两面。在教育场域中, 语言除具有工具性外, 还具有规范性、建构性、生成性、程序性等特点。通过语言我们可以反思教育理论与实践存在的问题, 也可以藉此探寻深化教育改革的途径。
在促进婴幼儿早期发展的过程中, “教”与“养”两种抚育行为构成了一对重要的关系, 直接关系到婴幼儿身体发育和心理发展之间的相辅相成。早期的身心相依, 决定了教与养合一, 养的过程客观上渗透了教, 但却是一个“无意教”的过程。处理教与养的关系, 就是要使无意的教变为自觉的教, 而不是刻意的教, 是以养融教。
自动力系统观被引入儿童发展研究, 自组织系统日渐成为发展机制研究所偏好的理论模型之一, 认知发展领域概莫能外。本文试图概述有关自组织视角下的认知发展和认知发展异常研究的进展, 阐释该理论视角及有关研究范式在揭示认知发展机制所具有的独特贡献, 并尝试探析领域仍悬而未决的一些问题及未来发展趋势, 为今后的研究工作提供些许启示和参照。
美国心理学教授Urie Bronfenbrenner在批评传统发展研究的基础上, 提出了一个“正在演进着”的理论体系——人的发展的生物生态学模型。Bronfenbrenner提倡在发现模式中以及用生态实验的方法来研究人的发展。该理论模型具有四个定义性特征:过程、个人、情境和时间, 其中过程构成了模型的核心。这四个定义性特征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联系, 形成了一个动态的系统。人的发展的生物生态学模型提供了一种揭示人的发展的本质的新视角。
对流动儿童的自尊水平、稳定性及其保护作用进行了研究。对358名流动儿童、248名城市儿童及其家长施测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SLEC)、自尊量表(SES)和Achenbach儿童行为量表(家长版) (CBCL)。结果发现, 流动儿童的自尊得分显著低于城市儿童, 且不太稳定。层次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 流动儿童的自尊与压力的交互作用显著, 表明流动儿童的自尊是其应对压力, 保持良好的社会适应的保护性因素。
“语言模块”研究力图从生物基础和认知机制的多视角探索中为复杂的语言心理给出一个综合的解释。然而, 第一代认知科学表征计算范式下的语言模块研究因受离身之困, 目前推进艰难。未来我们应选择第二代认知科学所提示的新进路, 回归到“脑-身体-环境相互作用的统一体上”, 对语言模块进行具身性考察, 并藉此全面关注语言模块的情境性、发展性和动力系统性, 从而实现解释的充分。
社师是明清时期教师队伍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时社师的遴选既有国家层面制定的标准, 也有地方官员制定的标准。其遴选分为教课之前和考核之后两个阶段。元明清时期的社师均为实现“导民善俗”的目标而从事教学活动, 其教学内容有德育启蒙教育、智育启蒙教育和朝廷圣谕律令教育三个方面。社师的教学活动分为常规教学活动和特殊教学活动。明清时期社师一般要求聘用至少取得“生员”身份或者生员以上已经获得一定社会地位的人, 其经济收入来源于束脩、节敬等。
本文考察了从1904年至1949年间, 旧中国旧社会发生的数次关于读经的争议, 当时产生了“读经立国论”、“读经修身论”、“读经救国论”、“读经存文论”等。由于其牵涉到朝代的变更, 教育目的的变动, 课程设置的变迁, 新旧文化的冲突, 各方势力的角逐, 故而显得既丰富多彩, 又有点纷繁复杂。不过最终结果, 读经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 在中小学课程表里是不复存在了, 而且上述这些论调基本上都没能够立得住脚。如此, 再回过头来, 依据这些历史事实, 对近年来颇具声势的“儿童诵读经典”活动作一简评, 供方家批评。
在中日两国教育现代化的起步之前, 这两个国家的教育发展状况已经有了较大的差距。从教育的视角来看, 魏源所著的近代地理巨作《海国图志》在中日两国经历了迥异的传播过程, 而这一现象揭示出彼时两国在精英教育和社会认识上的明显差异。正是中日两国在教育发展状况上早已存在的落差, 决定了之后其教育现代化的不同起点与进程。
本文以W.K.凯洛格基金会的释放资源倡议(Unleashing resources initiative)的评估工作为例, 阐述了适用于协调多级评价的一般四步模式。我们检阅了相关文献, 提出了协调对于多级评价的必要性, 解释了四步模式, 讨论了这一模式的优点, 并提出了运用该协调模式时应注意的问题。
教育如何促进人的幸福是教育学的重要议题。幸福不是快感, 而是人在生活中表现出的整体的精神状态, 是精神获得卓越发展的美善生活的实践。教育只有引导人追求和实践美善生活, 才能促进人的幸福。同时, 教育促进幸福, 一方面要培养受教育者获得有益于实现幸福的生活能力和内在品质, 另外一方面要引导受教育者提升和发展德性, 实现人格精神的优秀。惟有德性的教育, 才能促进人的幸福。
通过文献综述、访谈和开放式问卷调查, 编制了适合中国文化背景的中学教师关系绩效评价量表。对173份有效问卷的探索性因素分析表明:中学教师关系绩效呈现清晰的四因素结构模型, 即职业道德、自我发展与创新、和谐互助和组织认同。为了进一步验证此模型是否是最优模型及中学教师关系绩效评价量表的信度和效度, 对413份有效问卷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结果证实了四维结构模型的合理性, 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积极教育是在积极心理学的启发下, 反思教育现实和传统观念的基础上构想的一种教育理念和方式。积极教育主张以积极的态度重新解读教育, 形成积极的教育理念, 采取积极的教育行动, 激发和引导学生积极求知并获得积极的情感体验, 培养学生积极的人格品质与人生态度。
教育现象学是具有独特人文视角的教育学, 目前, 它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和探讨。但目前理论界对教育现象学的认识还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围绕教育现象学的哲学基础及教育现象学本身的归属等问题进行探讨, 以澄明认识。
过对条件推理概率解释模型的数学分析，发现相对于不同概率空间取得的前、后件概率不满足条件概率的定义要求。基于条件概率的条件推理解释模型隐含着共属类假设，即认为推理者能在同一概率空间对条件命题的前、后件发生率做出评估，但未给出任何实验证明。为验证条件推理概率解释模型，分别进行了有关该模型的概率一致性检验和共属类假设检验。实验结果表明，被试的推理行为不满足该模型蕴含的概率一致性要求及共属类假设，被试的条件推理行为不能用Oaksford条件概率模型来解释。
现代化运动为西方国家带来了昌明与繁荣, 但与此同时, 西方机械唯物论、二元论、人类中心主义和唯科学主义等现代价值理念也导致了现代性的“合法性”危机。后现代文化思潮的涌动和盛行正是对现代性危机的反叛与重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试图在怀特海过程哲学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有机主义的后现代世界观, 以期重塑抑或重振西方现代文明。蕴含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核心理念与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可谓异曲同工, 殊途同归, 它们之间的交融与碰撞为人类文明的延绵甚或重建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启示。
认知心理学的研究历来谈加工多, 论信息少。信息本质为何的难题一直以来没有定论。本文运用系统观, 从经典论述出发, 在本体论层面考察质量、能量和信息的相互联系和区别。传统刚体观研究万物之间的普遍联系、相互作用, 着眼点是刚体之间的质量、能量交流, 从而发现了质量、能量的本质; 以系统观研究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相互作用, 着眼点是系统之间结构对结构、关系集对关系集的作用效果, 从而发现了信息本质就是系统的联系状态或关系集。在此信息的本质定义的基础上, 首次从质能信息三位一体观, 重新理解认知心理学的表征、计算等基础概念, 把心理学的研究分为二种过程与机制———信息论的过程与机制, 信息的物理实现过程与机制(简称信息过程与质能过程)。此分类可能有助于促进心理学研究对象及基础理论的统一问题的解决。
教育神经科学是将生物科学、认知科学、发展科学和教育科学等学科的知识与技能进行深度整合的具有独特话语体系的一门新兴学科。教育神经科学重视整体人的研究与培养, 因此将为教育奠定坚实的基础。建立研究基地、开设专业课程、对教师进行培训、形成共同的话语体系等是促进教育神经科学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庄子把道德解释成自然而然的东西, 并由此出发希望从根源上去除人类之恶, 重建道德基础。道德问题的产生, 原因往往是由于对道德的执著、道德的外在功利性和目的性以及由儒家所倡导的不恰当的道德教育方式。从这样的归因分析出发, 得出解决人的道德堕落问题的策略, 根本的一条就是去除破坏人的自然本性的各种欲望、道德知识以及道德规范。
近代上海是典型的移民城市。各地移民以地缘为纽带组织了大量的民间同乡组织。这些同乡组织为满足上海移民成人的教育需求, 开展了丰富多彩, 形式多样的成人教育活动。这些教育活动满足了外来移民接受继续教育的需求, 为近代上海移民的城市化做出了贡献。同乡组织办学启示我们当前城市化进程中解决移民教育问题要重视移民自组织的力量.
民国时期, 教育制度建设加强, 小学逐渐成为基础教育的主流; 私塾受国家教育政策的调控和压缩, 在内容和形式上发生改变。六三三学制颁行后, 政府大力推行义务教育, 塾师阶层被快速边缘化, 职业队伍和职业需求锐减。新中国成立后, 私塾接近它的历史终点, 大量自动停办或被基层政权取缔, 部分则经过改造, 被新政府纳入社会主义的学校系统。私塾的消亡意味着塾师阶层的消失, 意味着中国基础教育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最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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