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调查我国小学科学教师队伍现状，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科学教学专委会于2021年下半年组织了覆盖全国31个省份的大规模调研，回收有效问卷131134份。教师队伍现状涉及队伍结构、职业素养和专业发展三大方面，调研发现：我国小学科学教师的队伍结构严重失衡，以兼任教师和文科背景占主流；知识与信念薄弱，信息技术应用等实践性智慧有待加强；专业发展羸弱，实验资源匮乏，缺乏精准化和专业化培训。建议完善小学科学的师资管理与督导机制，优化教师队伍结构；强化职前、入职和在职一体化的小学科学教师专业标准与发展规划；推动小学科学教育评价内容和形式改革，重视小学科学教学质量监测评估。

思维模式对人的言行起决定性作用。本研究以OECD 2019年在中国苏州的调查数据为基础，从学生、家长、教师三个角度，探究10岁和15岁青少年的成长型思维及他们的思维模式与社会与情感能力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1）学生的成长型思维受社会经济地位的制约；（2）学生、家长、教师的成长型思维与学生的社会与情感能力显著正相关并具有预测作用。这一研究结果丰富了现阶段关于成长型思维及社会与情感能力的研究，为促进我国青少年社会与情感能力的培养提供了新途径。

社会与情感能力是人生成功和幸福的奠基石。2021年SSES（Study on Social and Emotional Skills）全球首测结果发布，为开展青少年社会与情感能力的国际比较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数据基础。本文运用DEA（Data Envelope Analysis）方法，将班级规模、教师学历、SSES培训、SSES措施、校园活动作为投入变量，将五大能力作为产出变量，对参加本次国际测评的10座城市的1171所中小学进行培养成效评估，结果发现：（1）各城市中小学的社会与情感能力培养成效普遍较高，小学阶段的均值在0.8以上，中学阶段的均值在0.9以上；（2）在小学阶段，苏州学校的培养成效较为突出，不仅均值最高，而且整体属于高水平均衡型；在中学阶段，培养成效较为突出的城市则是伊斯坦布尔，属于高水平均衡型；（3）各城市共有82所高绩效小学和87所高绩效中学，其中伊斯坦布尔和波哥大的占比较大；（4）学校归属感对各城市中小学的社会与情感能力培养成效提升具有重要促进作用。根据以上研究结果，本文建议应该加强社会与情感能力的国际合作与实证研究，在总结苏州成功经验的同时寻找差距补齐短板，将优质均衡作为我国中小学社会与情感能力培养工作的重要目标。

研究以OECD在中国苏州的调查数据为基础，依托社会生态理论和OECD的社会与情感能力框架，描述10岁和15岁组学生受欺凌现状，以及探究影响欺凌的个体因素和环境因素。研究结果一方面证实了人口统计学因素、环境因素和欺凌的关系，并发现网络欺凌虽然发生率较低，但和校园欺凌相关性较高；另一方面通过相对重要性分析探索了社会与情感能力对欺凌的重大影响，其中自控力和抗压力是预测学生不受校园欺凌和网络欺凌的关键因素，信任能力是受网络欺凌的保护性因素。研究揭示了社会与情感能力和欺凌现象存在的紧密关系，并启示从社会与情感能力的视角对学生受欺凌进行全方位且针对性的预防和干预。

高等教育的核心目标是培养学生的道德责任敏感性，内化学生的道德伦理，发展学生的健全人格。面对外部社会道德的转型变迁，高等教育能否实现其社会职能的承诺和新时代重要使命，促进学生的良性道德认知发展，成为重要的学术与实践议题。本文探索建构高校学生道德认知的观测指标体系，将学生道德认知发展置于社会-家庭-高校的多元综合情境中，利用全国高校学生调查数据，清晰当代青年道德认知特征。基于有序逻辑斯特回归与夏普里值分解，在兼顾社会与家庭影响作用的同时，着重聚焦剖析高等教育院校影响五大教育要素，即院校组织禀赋、课程教学、课外活动、师生互动、朋辈效应在学生道德认知发展中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有利于拓展我国高等教育德育机制的理论认知，为建构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道德教育平台提供科学指导。

虽然很多人理所应当地认为，应试教育阻碍了中国学生创造力的发展，但目前没有基本的证据能证明中国学生总体创造力水平低于其他国家，因而不能简单断言应试教育制约了中国学生创造力的培养。但这并不意味着应试教育与学生创造力水平无关。一个更加合理的解释是：应试教育对不同类别学生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它对“抬升底部”卓有成效，但会比较明显地阻碍拔尖学生创造力的发展。这有直接和间接的多方面的事实证据支撑。应试教育对拔尖学生的创造力水平有着明显的负面作用，并不意味着其他群体的学生不受其影响，而是说在应试教育的环境下，拔尖学生受影响和制约的程度更加突出。借用“创造力成分理论”提供的分析框架，这种负面影响可能通过3个机制发生作用：即降低拔尖学生的知识掌握宽度和深度，降低冒险质疑精神以及对不确定的容忍态度，弱化学习的内在动机。虽然拔尖学生数量占比不多，但这不是小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国家安全和竞争力以及教育系统完善的大问题。

高考数学是否应该引入计算器是一个学界关心和争议的话题。本研究调查了六大洲30个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高考数学计算器的使用规定，从考试模式（单一、混合）、计算器的种类和计算器本身在数学试题及其解答中发挥的作用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并对有代表性的考试样卷进行案例分析。研究发现，当前全球大多数高考数学卷允许使用计算器，且以科学计算器的单一模式为主。高考数学中引入计算器能够突破传统考试对试题内容、类型和情境的限制，为提高试题的情境性、开放性、灵活性、应用性和探究性，拓宽试题内容的范围提供新的途径，并有效提高考试与课程标准的一致性。根据研究结果，我们认为，应充分认识到将计算器引入高考数学的正面价值和信息时代下的必然性，高考改革应积极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需要；努力探索将计算器引入高考数学的考试模式和题目设计，开展相关研究，推进考试创新和命题改革；同时，要切实注意到计算器进入高考数学带来的公平性问题，制订和完善有关计算器进入课堂和考试的长期规划。

文化再生产现象凸显了不平等的教育结果这一事实，伯恩斯坦就此现象提出令人信服的编码理论，但因其理论涉及许多艰涩词语，阻碍了自身的推广。本文阐述分类、架构、认识法则、实践法则与编码取向之间的交错关系，同时，通过一些具体事例解释认识法则与实践法则的意义及其在教育研究中的运用。上述交错关系的筛选法则是存在于编码取向、分类与架构之间的内部逻辑，学术性课程与学术性教学讯息偏好理论性的逻辑活动，这种内部逻辑刚好契合精致性编码，所以高社经学生处于有利的学习位置。由于限制性编码的内部逻辑无法产生这种契合，低社经学生难以获得好的学习表现，因此这种内部逻辑法则可成为改善不平等教育结果的路径。

第一代大学生是家庭代际传递转折的一代，是中国代际社会过渡的一代，随着他们陆续组建小家庭，也开启了自我“重塑”后的子代“再塑”过程。基于2019年CHFS数据，以第一代大学生家庭为核心研究对象，从“家庭”的微观视角入手，延伸至“城乡”的宏观视角，考察第一代大学生家庭与非大学生家庭、城市第一代大学生家庭与农村第一代大学生家庭四类群体子代校外教育机会获得的“家庭”和“城乡”效应。研究发现：（1）教育代际传递扩大了具有不同文化资本家庭子代的校外教育机会获得差异；（2）教育代际传递缩小了城乡家庭子代的校外教育机会获得差异；（3）权威型第一代大学生家庭的教养方式及自身特质是双重效应的内生原因。总之，由于第一代大学生的自身经验及特质，决定了其教育代际传递具有较强的代际再塑、阶层再塑和教养再塑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