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公告   
2026年, 第44卷, 第11期 刊出日期:2026-11-01 上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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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赫尔巴特诞辰250周年(特约主持:彭正梅)
J·F·赫尔巴特:现代普通教育学与社会教育学的奠基人——2026年5月4日赫尔巴特诞辰250周年之际的思考
迪特里希·本纳(Dietrich Benner), 林凌
2026 (11):  1-11.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26.11.001
摘要 ( 266 )   HTML ( 16 )   PDF(683KB) ( 184 )  

值此赫尔巴特诞辰250周年之际,本文从三个方面纪念其对教育学的贡献:首先,赫尔巴特作为现代教育学的理论家,他跟卢梭、费希特共同发展了现代普通教养和社会教养意义上的“可塑性”概念,这一概念对于前现代到现代的教育性、教化性与制度性转化具有重要意义;其次,赫尔巴特作为现代教育实践形态的奠基人之一,确立了儿童管理、对学生的教育性教学和针对成长中一代的咨询式教育三种行动方式;第三,赫尔巴特还是一位提出了一种新型的、地位同等的普通基础教养与社会基础教养的理论家与实践家,当下所有现代社会仍需依赖于此种普通基础教养与社会基础教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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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培养道德自由:赫尔巴特《普通教育学》德育原理的考察
彭正梅
2026 (11):  12-22.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26.11.002
摘要 ( 265 )   HTML ( 7 )   PDF(712KB) ( 105 )  

道德是赫尔巴特教育学唯一的、最高的目的。本文从道德自由的视角,考察赫尔巴特《普通教育学》中道德教育的现代特性、可能性以及基本措施,重点聚焦其德育三重结构——儿童管理(Regierung)、教学(Unterricht)与训育/道德引导(Zucht),讨论一个近代教育哲学的核心难题:教育为什么必须以某种外在影响、限制甚至强制为起点,却又以学生的自由、自主与道德判断为归宿。赫尔巴特并非以强制压制自由,而是试图通过一个递进结构,把外在秩序、认知开显与道德自律(道德引导)联结起来。管理只为当下秩序与避免伤害创造前提,本身并不直接塑造儿童的内在目的;教学通过“多方面兴趣”的形成,把学生从偶然冲动、单向欲求与被动服从中解放出来,获得判断世界与筹划未来的精神空间;训育则将判断推进到意志层面,使学生能够凭借自己的洞见而选择善、拒斥恶,最终形成“道德性格的力量”。本文据此重释赫尔巴特三维度的内在逻辑,提出一种“以秩序保障自由、以教学生成思考自由、以训育形成行动自由”的德育框架,并指出其现代教育/立德树人的自由主义倾向及其治理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这种以道德自由为导向的德育原理与我国道家而不是儒家有着更为深层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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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数智化转型
从竞争到协作:人工智能如何重塑教育逻辑
赵勇, 仲若君
2026 (11):  23-33.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26.11.003
摘要 ( 317 )   HTML ( 9 )   PDF(589KB) ( 210 )  

现代学校制度形成以来,“竞争-选拔”逐渐成为教育的主导组织逻辑。考试、排名、学历与分流不仅评价学习,也承担分配教育机会和社会位置的功能。这一逻辑之所以长期稳定,并非因为优绩主义天然正当,而是因为在知识、教育机会和社会位置相对稀缺、教育需要大规模协调的条件下,统一尺度上的比较与排序曾提供了一种可操作的组织方式。人工智能正在改变这些条件,并产生双重效应:在操作层面,依赖历史数据和既有指标的AI可能使分类与筛选更加持续、精细和不透明;在结构层面,生成式AI降低了获取知识、解释、反馈和认知工具的门槛,拓宽了能力形成与价值创造的路径。与此同时,高等教育扩张削弱了文凭的区分效力,AI进一步凸显仅凭考试和学历判断人才的局限。由此,教育正在用更先进的技术执行一种越来越不足以充当主导协调原则的制度逻辑。当标准化表现的区分作用下降、个体独特能力的重要性上升时,教育不仅要发展不同的能力组合,还需要在真实而复杂的问题中通过互补、协作和相互依存把差异转化为共同创造的价值。人类相互依存范式不是对竞争的简单否定,而是连接个体发展与共同创造的替代性教育组织原则。教育需要从主要“排序不同的人”转向“发展并组织不同的人”,通过个性化发展、真实问题行动、“人—人—AI”协作和支持成长的评价,使不同的人能够贡献所长、获得彼此支持并创造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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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薄概念到厚概念:教育大模型伦理评测的范式转向
郁锋, 刘豪
2026 (11):  34-46.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26.11.004
摘要 ( 208 )   HTML ( 4 )   PDF(700KB) ( 113 )  

教育大模型伦理评测面临宏观原则难以转化为微观算法决策的困境。现有实践在数据集标注、评测基准及价值冲突处理等方面多以薄概念为主导,评估逻辑与真实教育实践脱节。基于元伦理学厚概念的事实−价值一体化特征及近期AI对齐研究,本文提出转向一种厚概念导向的评测范式(Thick-Concept-Oriented Model,以下简称TCOM)。TCOM不以厚评测取代薄评测,而以分层互补为原则。厚实化所改变的是评价基本单位与推理方式——由抽象薄评测拓展为事实与价值不可分的厚概念,由固定规则拓展为情境整体构型。TCOM包括情境结构化提炼、厚概念基准匹配及厚度分层判定的伦理推理三大核心环节,并以低−中−高三级厚度分层实现评价标准的分级适配。通过两个层面的例示与探索性分析,初步显示该框架能够识别教育大模型在伦理回应中调用的价值资源及其维度分布差异,为教育大模型的合规发展与伦理治理提供具有情境敏感性的分析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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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与教学
“确定性的黄昏”:课程知识观的危机及转向
罗志敏, 张妍
2026 (11):  47-63.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26.11.005
摘要 ( 330 )   HTML ( 23 )   PDF(886KB) ( 137 )  

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正深刻改变着教育生态,同时也暴露出传统课程知识观在时代转型中的滞后性及其带来的内在危机。以确定性为核心的课程知识观,不仅固化了“教科书思维”,强化对确定性、权威性知识的依赖,排斥生成性认知,还导致了课程研究中“沉思”传统的式微与研究重心的偏移,进而削弱了教育应有的价值与创造活力。随着人工智能在教育活动中的全面渗透,确定性的知识观进一步挤压沉思思维,加剧了知识获取的浅表化与教育价值的工具化倾向,也消解了其人文内核与育人本真。面对这一挑战,教育应转向融合性的知识观,即从追求确定性走向理解、接纳并善用不确定性,据此构建能融合明确知识、默会知识与暗知识的三维课程知识体系,以在开放性认知、具身性实践与人机协同中实现课程知识结构的动态重建。由此一来,大学教育尤须从知识观层面率先变革,超越单纯的技术应用与内容增补,致力于培养能够应对未知挑战、富于韧性与创造力的新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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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认知减负”:“理想困难”视角下的认知负荷再思考
王哲, 程超, 朱天润, 楼婧怡
2026 (11):  64-78.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26.11.006
摘要 ( 358 )   HTML ( 10 )   PDF(1015KB) ( 133 )  

在信息过载、教育技术快速发展与课堂“减负”话语不断强化的背景下,认知负荷长期被视为需要控制和降低的对象。然而,理想困难框架表明,某些在学习过程中增加主观努力、降低即时表现的困难条件,反而可能促进长期保持和知识迁移。本文尝试在认知负荷理论与理想困难框架之间建立理论对话,重新思考认知负荷在学习中的功能。文章首先梳理内在认知负荷、外在认知负荷和生成性认知负荷的基本内涵及其与学习结果的关系,指出认知负荷并非天然具有消极意义,其作用取决于负荷是否超过学习者的认知承载上限,以及是否能够引发目标导向的有意义加工。随后,文章结合通道效应等典型学习情境,分析不同类型认知负荷在何种条件下可能引发理解困难。本文认为,认知负荷能否发挥理想困难功能,主要取决于负荷强度、加工性质、动机状态与成功反馈:负荷强度须处于学习者可成功加工的区间,困难类型应指向有意义加工过程,学习者需要具备愿意投入的动机状态,并能够获得可感知的成功反馈。基于此,文章主张应超越“负荷越低越好”或“困难越多越好”的二元对立,将认知负荷理解为一种既可能阻碍学习,也可能促进深度加工的动态条件。教学设计的关键不在于单纯降低或增加负荷,而在于根据学习者先验知识、任务复杂度和学习目标,对认知负荷进行精细化调节,使适度困难转化为促进深度学习与迁移的生产性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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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中小学生创造力的学习目标设计
董瑶瑶, [爱]弗拉德·格拉维亚努(Vlad Glăveanu), 鲁效孔, 刘坚, 刘启蒙, 王田, 张阳
2026 (11):  79-92.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26.11.007
摘要 ( 213 )   HTML ( 11 )   PDF(1495KB) ( 121 )  

以创造力5A模型为核心理论基础,结合SMART目标管理理论,运用设计研究取向迭代开发了“培养中小学生创造力的学习目标设计模型”,共包含5个要素及其设计原则:“行动者”要素要求目标体现个性差异,为学生设定场景角色;“关键他人”要素要求目标纳入关键他人的作用,注重服务受众带来的社会价值;“创造性行动”要素要求目标描述关键阶段的关键创造性行动,明确交互场景中的可见表现;“创造性产物”要素要求提供创造性产物的结果参照,考虑产物的可行性并引导产物迭代;“环境可供性”要素要求目标与现有课程内容建立具体联系以嵌入课程场景,考虑现实资源工具的多种可供性。上述模型立足课堂上可培养的“小创造力”场景依赖性,推动宏观培养目标向具体学习目标转化,并呼吁通过学习目标变革,推动落地指向学生“小创造力”发展的学教评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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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
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同型比较与模式再造
周光礼, 耿孟茹
2026 (11):  93-107.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26.11.008
摘要 ( 140 )   HTML ( 5 )   PDF(1712KB) ( 131 )  

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环节。作为科技人才培养和前沿科学研究的主要阵地,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承担着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通过中美同型大学比较分析可以发现,中国研究型大学在博士生培养规模和科研成果产出方面已具备明显优势,但在质量与效率方面仍有待提升,同时亦存在发展模式趋同的现象。面向未来,中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的总体思路应是从外延式扩张向内涵式发展转型:一是建立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的资源配置模式;二是引育并举,将研究型大学建设成为世界重要人才中心;三是激发有组织科研活力,完善PI制与科研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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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校企联合培养的组织结构及其对培养成效的影响——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与组织嵌入理论的质性分析
魏丽娜, 陈洪捷
2026 (11):  108-120.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26.11.009
摘要 ( 196 )   HTML ( 3 )   PDF(997KB) ( 134 )  

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与组织嵌入理论,以工程领域的博士生、企业管理者、校内导师与企业导师为访谈对象,采用深度访谈与质性文本分析方法,探讨博士生校企联合培养的组织结构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当前博士生校企联合培养的结构类型主要呈现分工式协作结构、任务型合作结构、自组织融合结构,不同的组织结构背后隐喻不同的运行逻辑。进一步分析发现,当前博士生的校企联合培养普遍建立在不完全契约基础之上,契约难以穷尽培养目标与责任边界。不论何种类型与形式的联合培养,其成效并非单纯取决于组织结构,而是通过组织嵌入程度发挥作用。真实的培养需求是组织协同的起点,校企需求共识、信任机制以及资源与利益的共建共享,共同塑造了校企关系的嵌入深度,并由此影响校企联合培养的质量。基于上述发现,研究指出,应由形式化契约导向关系型契约,采用以需求为导向的产学研合作策略,推进校企双方的自组织协同,以提升校企联合培养的制度韧性与整体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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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人口学
人口老龄化、人口流动与学前教育资源配置——兼论学前教育主动应对人口变化的实现之道
方超, 何肖青
2026 (11):  121-135.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26.11.010
摘要 ( 212 )   HTML ( 5 )   PDF(1118KB) ( 97 )  

我国正处于老龄化、少子化以及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人口转型关键期,人口转型已成为掣肘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为考察人口老龄化与人口流动对学前教育资源配置的影响,本文构建了2005—2022年全国31个省份的强平衡面板数据,借鉴并改造学前教育投入—产出指标体系,测量了OP法和LP法下的全要素生产率,发现学前教育资源配置总体效率水平偏低且存在省域非对称性的特征。研究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发现老年人口负担比与少子化进程负向冲击了学前教育资源配置的产出效率,但老年人口占比能通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辐射至学前教育,从而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该结论经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利用门槛回归发现人口流动对学前教育资源配置影响,因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双门槛效应而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特征。基于此,提出地方政府通过平衡养老保障与学前教育事业发展,增加学前教育财政投入,以人口流动水平动态监测学前教育资源投入等方式,主动应对人口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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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教育:教育形态还是休闲活动?
万蓉, 魏峰
2026 (11):  136-144.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26.11.011
摘要 ( 136 )   HTML ( 7 )   PDF(621KB) ( 90 )  

现代社会的知识传递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老年人重新以学习者身份进入教育场域,老年教育作为一种新兴教育形态得以产生。老年教育在学习动机、参与方式和教育关系上具有非工具性、主体生成性、代际互哺等特征,更充分地彰显了教育作为育人活动所蕴含的生命发展、意义建构与精神完善等属性,对教育本质具有反照意义。当代中国的老年教育实践受功能目标与制度安排的制约,其教育属性存在一定异化,应从理念定位、制度环境和学习过程设计等层面超越教育与休闲的二元对立,重构老年教育,以彰显其教育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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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法治
作为国家战略的高质量教育公平:依据、特点与原则
邹慧明
2026 (11):  145-155.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26.11.012
摘要 ( 176 )   HTML ( 3 )   PDF(656KB) ( 116 )  

公平与质量,是新时代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主题。随着我国迈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教育公平发展面临系统性升级的时代挑战。将教育公平从“国家基本教育政策”提升为“国家战略”,其依据既在于新时代教育公平本身内蕴战略属性,也在于教育公平深层治理亟待战略统筹,还在于诸多国家战略的推进离不开教育公平战略的协同。作为国家战略的高质量教育公平,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教育公平战略布局,聚焦于教育公平关键问题的重点突破,着眼于教育公平宏观格局的系统谋划,展现出鲜明的前瞻性、导向性和全局性战略特征。推动高质量教育公平从战略构想到实践落地,需要遵循四项实施原则,即育人本位原则、需求回应原则、改革驱动原则和系统联动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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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教育领域人工智能立法的模式选择
任海涛
2026 (11):  156-166.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26.11.013
摘要 ( 180 )   HTML ( 1 )   PDF(1942KB) ( 87 )  

教育领域人工智能治理因场景特殊性、规则溢出性与制度自主性等需求,难以通过参照适用整体性人工智能立法实现有效规制,因此采取领域化立法具有制度必然性。统一型、场景型、融合型、法典型、软法型五种立法模式及其对应的全球立法实践可以为我国教育领域人工智能立法提供模式参考。立法对象碎片化、时机紧迫性、目的多元性决定了我国教育领域人工智能立法需形成以问题治理为导向、以“小快灵”立法为主轴的多元立法模式协同互补的复合型立法路径。前期应坚持贯彻软法先行的过渡思路;中长期应推进场景化专项立法与教育法律规范适应性调整,并适度运用体系化思维;远期要发挥《人工智能法》、教育法典的统合功能,逐步实现渐进式的教育领域人工智能立法体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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