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研究之所以重要，在于它通向“理论”。概念研究的重要性，来自于概念的重要性：“概念”是基础研究的根基或基石，“概念”演变是学科发展的动力源泉，“概念”潜藏了前提假设，“概念”体现了思维方式，“概念”包含了多元复杂关系。要更好地推动概念研究，需要更加关注思维方式、新兴学科或交叉学科、融通转化、贡献能力和概念误区。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重要原理和基本原则，并内在规定现代劳动教育的内涵、形式及其变革。“教劳结合”中的物质生产劳动和现代教育是历史性概念，它们的内在结合使劳动教育规定和成为现代教育的基本内涵和主要形式。在智能劳动时代，非物质劳动取代物质生产劳动的主导地位，“教劳结合”主要发展为信息化教育、交往教育、情感教育等教育形式和物质劳动与非物质劳动的“内部结合”“多元结合”“交互融合”，也就是“教劳深度融合”，产生劳动教育的“非物质劳动教育”、智能教育转向。“教劳深度融合”的劳动教育为实现生产力巨大发展、劳动解放和人的解放创造主客观条件，实现劳动主体的自我增值和经济、社会、教育创新；实现劳动自由和人的自由的统一，呈现个人自由、个性主体和公共大众的“自由全面发展”。“教劳结合”发展中劳动教育的永恒意义在于：劳育融合、劳动育人；回归劳动教育的“育人”本质；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方法论。

全球大学发展阶段呈现出的趋同性表明，进入21世纪第一个十年以来，大学已逐步走出“洪堡模式”，加速向“后洪堡模式”的转换。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兴起是一个“全球性事件”，是基于传统研究型大学迭代升级的产物，某种意义上是一场深刻的高等教育模式革命和范式重构。新型研究型大学在我国的实践探索是新时代发展高质量高等教育，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抉择，它赋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新动能，开辟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新赛道。通过对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本质特征的比较分析发现，新型研究型大学之“新”突出表现为：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定位新，推动学科交叉、加强有组织科研的学术架构新，国家、企业和社会力量办大学的多元办学主体新。作为新型高等教育机构，它在资源配置、评价体系和相关支持政策上还面临诸多困境和挑战。应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加速相关政策改革，制定与创新型国家建设需要相适应的高等教育布局规划，改进高校分类体系、优化高校空间布局、构建高校设置新型评价审核体系、调整学科专业结构、促进高等教育资源跨区域跨部门合理流动和资源共享以推动区域融通、产教融合和科教融汇。

克拉克的“五大要素论”与埃兹科维茨的“三螺旋理论”属于国际创业型大学建设的两大主流理论，由于在动力机制、对象范围等方面存在差异，两者均无法为创业型大学中国实践提供理论指引。“外扳内驱论”强调政府主导方式的转换与二级学院自主创新的激活，根据内外因辩证关系原理进行学理构设，同时在时空方位上体现了该理论的形象性与操作性，是基于创业型大学中国实践的适切性本土理论。遵循“外扳内驱论”推进中国特色创业型大学建设，需要在政府层面推进教育评价体制改革，在大学层面保证岗位领导相对稳定，在学院层面激发学术创新服务能力。

部分科学家参与科学教育的专业实践以及与此相关的研究，是发展高质量科学教育的关键要素。科学家为何以及应该如何深度参与到其他专业群体之中，即科学教育中科学家的角色定位和功能发挥问题，尚缺乏适当的分析框架。互动型专长这一概念框架，强调科学研究中的默会规范，以及外行沉浸于科学研究活动与科学群体之中的重要性，适用于分析当前科学教育如何实现实践转向。当下的科学实践存在着社会?认知上的层级迁移、更强的默会程度和交叉性等特征，科学发展的动态性和科学探索的复杂性给科学教育变革带来了新挑战。科学教育在将科学认知实践的真实过程、与认知实践相关的社会维度等转化为教育资源时，衔接不足。通过参与校内外科学教育，科学家能够促进科学外行的互动型专长，自身也能获得一定的社会?认知受益。科学家深度参与科学教育有多重角色，是促进学生参与和理解真实的科学认知实践的衔接者和资源提供者、科学教育领域的合作研究者。通过传递真实的科学研究过程、澄清学科交叉中的多重概念与推理、促进理解科学模型、促进有科学证据的科学教育研究，科学家能够发挥的功能可以是：提升课程质量、影响教学实践、提升基础教育科学教师的培养层次，助力学生成为认知实践的主体，培养科技人才、促进有科学证据的科学教育。

以ChatGPT为代表的通用大模型在教育行业快速普及，可能引发教育的系统性变革乃至生态重构。虽然技术应用于教育可能导致的伦理问题多年来一直受到关注，但从未像通用大模型的教育应用这样引发人们对技术伦理问题的担心。一方面，技术作用于教育活动的基本原理具有同质性，因此通用大模型教育应用的伦理风险类型较之以往具有趋同性，然而，因其智能化水平不同，在风险程度上将可能加剧传统伦理问题：在教育安全方面，对教育主体与组织的隐私窃取可能加剧教育过程安全危机、意识形态渗透可能加剧教育结果安全危机；在教育关系方面：可能加剧“师—机”关系中教师的技术恐惧与技术崇拜，以及“机—生”关系中学生的技术沉溺；在教育公平方面，可能加剧教育起点不公平与扩大教育结果不公平。另一方面，通用大模型有着特殊的技术基础与特征，为教育带来更为颠覆性的变革并导致新异化现象，可能产生新的伦理风险：在教育安全方面，大模型系统的对抗性攻击风险可能使学生面临算法规制而产生新的认知安全问题、模型能力的涌现性可能会让通用大模型在教育应用中失控；在教育关系方面，“人—机”协同育人模式可能阻碍师生间情感与思想交流；在教育公平方面，使用者可能在毫无察觉之下受到通用大模型的不公平对待，教育过程公平很可能难以保障。为规避通用大模型教育应用可能产生的伦理风险，应注重在制作层面确保通用大模型的道德化，在实践层面细化对通用大模型教育应用的指导，在管理层面建立通用大模型教育应用的监管体系，在研究层面加强对智能时代教育行业技术伦理问题的理论研究。

“对话”作为一种原初教育价值取向，既是传统教育理念传承的核心，亦是教育价值反思的基础。随着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的落地，教育对话进入新的演进阶段。不同于过往教学中的“人-人对话”或“人-机-人对话”，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的强势介入使得机器成为对话主体，“人-机对话”的关系得以建立，进而推动对话主体、对话形式、对话关系不同程度的转变。在此背景下，本文试图从教育对话形式的嬗递路径出发，反思在“人-机对话”中，对话主体、对话关系、对话内容生成的变化将为教育对话带来怎样的实质性转变，并从技术批判哲学的角度对人机对话的应用困顿进行审视，剖析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在教育对话中的潜在风险，尝试回应人工智能时代如何实现技术与教育对话的优质聚合这一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大学章程应当在以大学为当事人的案件裁判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大学章程裁判适用的内涵可以从大学章程的约束力和法源性质两方面予以把握，以体现大学章程在裁判实践中得以运用的机理及其所具有的价值意义和制度基础。通过梳理相关案例可以发现，大学章程在司法裁判中的作用尚不到位，主要原因在于司法裁判对大学管理行为的定性不一致、对司法介入的边界认定不一致、对是否属于正当权益的认定不一致等问题。故此，法院应当以“同案同判”作为裁判基理，以类比推理作为具体的运作方式，并在具体操作上满足三个要求：构成要件上的一致性、法律结论上的相关性和实践理由上的共通性。

学校课程领导既有行政属性，也有专业属性。行政属性主要体现在主体的行政身份及其行政权力运用等行为事项方面，偏重于主体处理课程行政事务和课程管理行为的权责履行问题，具有自上而下的权力服从效应。专业属性则主要体现在主体专门知识经验的丰富性、深刻性、独到性和启示性，偏重于主体处理课程教学事务和影响同行及相关人员教育教学思想行为的专业角色及其效能发挥问题，具有多向交流的观念认同效应。学校课程领导的行政属性和专业属性的不同组合关系对于学校课程教学发展具有不同的意义，两者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相互否定，而应该是彼此促进，相得益彰。

教育交往史作为教育活动史的有机组成部分，理应成为教育史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教育交往史的提出，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引领，是顺应社会科学视野下移研究趋势的学术实践，也是丰富教育史学研究的有益探索。教育交往史研究的开展，将有益于教育史研究内容的不断丰富，进而便于在回溯与阐释中重建教育历史的阐释逻辑，在提炼与反思中提供当今教育变革的历史镜鉴。教育交往史研究是对教育主体为实现人的有价值发展而在教育过程中通过各种方式交往互动历史的探讨，主要包括志缘交往、业缘交往、学缘交往、趣缘交往、情缘交往、地缘交往、血缘交往等维度。当前，开展教育交往史研究，要树立问题意识，加大史料挖掘力度，拓宽理论参照广度，纵横延展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