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教育权平等不仅是物质上、机会上的平等，而且与分化的教育需求及其选择息息相关。对教育平等与教育选择相关研究的篇频和词频分析可见，教育选择与教育平等之间在已有研究中存在着较强的学术互动和视域融合。对受教育权平等问题的认知有三种不同的观点：集权利与义务于一身的法学观点、基于平等与效率的经济学观点和以自主选择为前提的跨界观点。今日教育正面临着两种不同的教育平等观，即以同一性为前提的教育平等观和以差异性为前提的教育平等观， 它们影响着教育政策法律的选择，一种基于差异性的自主选择将成为受教育权的新内容。为了推进这一目标的实现，应以可选择的教育平等替代无差别的教育平等，以弹性的教育制度替代刚性的教育制度，以更具包容性、开放性和可持续性的教育政策与法律替代排斥的、封闭的、不可持续的教育政策与法律。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创新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高校是其中实施的核心环节，占据重要地位。本文以高校创新生态系统、投入产出为理论基础，从创新投入扩散与创新产出探讨高校创新之道。本文通过31个省市自治区相关指标的数据，构建面板模型，研究高校创新体系以及投入扩散与产出的关系。研究发现：构建高校创新生态系统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高校创新体系建设的迫切要求；创新人力投入是高校创新产出的根本源泉；创新经费投入构成高校创新产出的核心保障；技术转让对于高校创新产出具有重要激励作用；国际合作研究为高校创新产出提供重要推动力，但国际会议交流还未发挥其应有作用。基于此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期待更多创新产出的大学，在为自身创新活动寻找治理良方时，却往往陷入投入与成效不相匹配的治理困境。新形势下大学的创新活动为何越发难以治理呢？根据共鸣理论所建构的分析框架，论文认为大学的创新活动治理存在着由自身目标限度、规模限度所形塑的诸多“不受掌控”之处。与此同时，资源限制条件下大学为尽可能地促成其创新的生产和再生产，往往依循的是“最优化”和“规制化”的治理逻辑，并倾向于采取一种不断扩大作用范围的“企图掌控”治理模式，以使其创新活动不会出现“不受掌控”的状况。然而，这又会造成新的“不受掌控”，从而导致其创新活动越发难以治理。因此可得出的启示是，大学对其创新活动进行治理，不是多大程度上的“企图掌控”，而是能接受多大程度的“不受掌控”，同时还要平衡好“掌控”与“不受掌控”之间的矛盾，坚实做好大学的“份内之事”，构建一个有韧性、灵活性的创新生态，从而使大学校园成为一个能包容“不受掌控”、能接纳更多可能性的创新高地。

批判性思维作为高校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核心任务，其发展深受高校创新资源的影响。然而，高校创新资源如何驱动批判性思维的作用机制尚未明确。本研究基于个人－环境匹配理论，结合“投入－过程－产出”模型，构建了高校创新资源、学习方式与批判性思维的作用机制框架，并利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对51063名中国高校学生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高校创新资源投入显著促进大学生批判性思维发展；挑战式学习与互动式学习在这一关系中发挥显著中介作用，且互动式学习的中介效应高于挑战式学习。据此，我们提出四点实践启示：全面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助力课程与设施协同发展；构建教师专业发展体系，提升批判性思维教学能力；优化学习方式组合，发挥协同中介的促进作用；革新批判性思维评价，构建多维过程评估体系。本研究结果能为高校创新教育和大学生批判性思维发展提供重要实证支撑和政策参考。

本研究依托两轮全国性调查数据，以200所国家级创新创业教育示范区为研究对象，首先采用方差分析的方法，将2019年和2023年两轮调查数据进行纵向比较，同时与2023年全国调查数据进行横向比较，全面分析我国200所国家级创新创业教育示范区建设成效。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探索影响我国200所国家级创新创业教育示范区建设成效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十四五”期间，200所国家级创新创业教育示范区建设成效显著，创业教育绩效明显提升，创业课程、创业师资和创业实践虽有显著提高，但仍需持续关注和重点监控。学生创业认知水平较低，创业自我效能感较低，需重点关注。不同类型高校创业教育绩效的影响因素存在显著差异性。高校创业教育绩效影响因素在宏观、中观、微观层面上的变化，反映出我国高校在创新创业教育模式上正在由“外部政策驱动型”向“内外均衡驱动型”转变，这种教育模式的转变是创业教育向好的动力机制，也是创业教育成效显著的深层原因。为进一步提升国家级创新创业教育示范区建设效能，本研究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上提出建议，即持续发挥国家/社会宏观政策的牵引力度，分类管理，创造更加包容、友好的大学生创业分类支持制度环境；把握核心教学要素，明确高校“建设支点”，在创业课程、创业师资和创业实践方面实现实质性突破和创新；树立正确的竞赛观，深度挖掘创业竞赛的育人功能，营造良好创新创业氛围，提高学生的创业认知水平。

农村学子在早期社会化过程中，通过内化底层阶级的认知模式以及父母等“重要他人”所传递的特质，完成底层文化的再生产。具体表现为：受文化资本传递与经济资本欠缺的影响，自然知识内化于个体精神图式中，导致农村学子形成了较狭窄的知识面；受乡村语言表达方式与家庭教育文化的影响，农村学子形成了“限制型语言符码”；当同伴圈中出现“逾矩”行为时，农村学子易因“人情面子”进行亚文化再生产；受家长制与乡村社会中资本欠缺的影响，农村学子缺乏对自我角色的清晰认知，并在人际关系中失衡，形成较低的社会适应能力；当父母抱有低教育期待时，农村学子对自身学业竞争力产生怀疑，容易产生较低的未来预期。为促使“寒门出贵子”，应从塑造乡村知识场域着手，建立不同阶层社会交往机制，促使农村学子发挥主体能动性，主动融入学校教育等方面，以阻断底层文化再生产机制。

本研究通过质性研究方法，深描了从普通高中毕业的体育生在学校的身体经验与道德处境变化，呈现个体与结构之间的互动，并分析其文化生产过程。研究发现，普高体育生在学校教育中形成了“荣耀与污名”并存的情感结构，在经历了全面而细致的身体规训后，他们的主体性受到了压制，由此开始抵抗学校文化并陷入低道德处境。从教室转向操场，普高体育生在身体的“享受”与新意义空间的敞开中逐渐恢复主体性。在训练生活里，体育生形成了“紧密相关且休戚与共”的氛围、“血味鼻息”的共同记忆，最终建构了“讲义气”与“重尊卑秩序”的共同体文化，并在教练员的“撑腰”下形成了反学校的文化底气。回到教室后，体育生通过“拽劲儿”的身体经营进行了主动的文化区隔与道德处境提升，但这一努力又不可避免地在传统教育价值秩序中受挫。于是，“创造性”的意义生产吊诡式地使体育生再次陷入污名化处境。大学孕育了新的文化世界，当知识教育不再是优秀的唯一标准，当身体文化重新得到尊重时，体育生群体便可能实现真正的意义生产和文化创造。

在新课程改革和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双重背景下，中小学教师课程领导力的发展是助力高质量课程改革深化落实的迫切需求，教师课程领导力发展的影响机制是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本研究基于文献研究与实证研究构建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教师课程领导力的影响路径假设，从教师课程领导力内部结构、教师个人特质和学校组织环境三个维度探究九个要素之间的关系，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并验证构建的影响路径模型和假设，并据此提出教师课程领导力的发展策略。研究结果表明：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课程领导力内部结构中，课程领导认知和课程领导认同都对课程领导实践有显著且正向的影响；个人特质方面，数字素养和技术接受均对课程领导认知和课程领导认同有显著且正向的影响；组织环境方面，课程领导认同作为技术环境影响课程领导实践的完全中介，组织文化分别对课程领导认知和课程领导认同有显著且正向的影响。基于研究发现，从教师课程领导力内部结构、教师个人特质和学校的组织环境三个层面提出了数字化时代教师课程领导力的发展策略与建议。

为推动乡村教育振兴与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相结合，助力提升乡村教育质量，教育部发展规划司于2022年启动“数字支教赋能乡村教育”项目。华东师范大学立足数字包容理念，组织300余名师生团队为云南省寻甸县10所小学提供了为期一年的数字支教服务。通过优化数字基础设施、开发特色课程资源、创新教学模式等举措，探索构建了政府引导、高校助力、社会参与的数字支教新模式。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方式，系统评估了项目在缓解区域教育数字鸿沟、促进教育数字包容方面的实践成效。研究发现，数字支教项目有效夯实了乡村学校数字化转型基础，提升了乡村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培养了乡村学生数字素养，有效缓解了区域教育数字鸿沟。基于此，研究认为高校应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推动数字支教成为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常态化实践；同时，还需在国家层面完善数字支教的政策供给和协同推进机制。总体而言，数字支教项目构建了基础设施支撑、能力提升赋能、数字资源共享的教育帮扶新模式，这一探索不仅对推进我国教育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启示，也为全球教育数字包容的实践创新贡献了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