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2003—2021年10次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数据，对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的特点和变化趋势进行了实证分析。主要结论包括：第一，从毕业去向看，正规就业比例创新低，升学比例持续走高；落实率下滑，待就业率回升，不同学历的落实率趋同。第二，从就业质量看，学历越高则起薪越高、增长越快；相对起薪呈现“L”型下降趋势；近五成毕业生的起薪低于期望；就业满意度波动上升。第三，从就业结构看，大中城市就业比例超过八成；民营企业的就业占比跃升第一；企业就业比例先升后降、超过五成；职业类型从同质化、趋向多样化、再回归同质化；教育行业成为毕业生首选。第四，从就业匹配看，适度教育比例先降后升、超过70%；专业不对口比例约为40%。第五，从求职状况看，学校是最主要的求职信息来源；求职次数并未随时间推移逐渐走高，存在“有业不就”现象；人情费、交通费、置装费是3项主要求职支出；能力是影响就业结果的第一要素；择业意向稳定，偏好向“前/钱”看。
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给教育带来了积极和消极影响，教育领域不仅要被动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诸种挑战，更应该主动思考如何培育学生具备适应和驾驭人工智能的素养，本文将这种素养称之为人工智能素养，即通过人工智能教育培养的领域特定性与领域一般性兼具的学生核心素养。对人工智能素养的解析可以追溯到三维目标模式下的诸类研究，但这些研究未能廓清其内涵本质和内在逻辑。鉴于人工智能素养是因应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新的素养类型，本文首先从技术本体论视角分析了人工智能素养的本质——人的技术化，并从哲学认识论与教育心理学视角出发，把握了人工智能素养的构成：核心素养发展的实质就是一个“知识与思维”的动态转化过程；情感作为源于认知过程的情绪化体验，不仅涵养了知识建构与思维发展的过程，也是人类获得道德观念的根据和渊源。由是，知识、情感与思维的相互作用关系共同构成了学生人工智能素养的底层逻辑。籍此，本文从人工智能知识、人工智能情感、人工智能思维三个维度出发，重点构建并详述了人工智能素养的评价指标体系，以期为人工智能教育的健康发展提供指引。
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是一个现实而又紧迫的话题，但关于什么是“拔尖创新人才”，如何选拔和培养这类人才，尚缺乏成熟的理论准备和实践引导。本文旨在对创新潜能、发展、成就的理论以及对应的识别、培养、文化支持等社会实践做一个系统概要的阐述。首先，在拔尖创新人才的界定上，本文提出了创新的五种形态和创新人才的两种不同类型。第二，在创新人才的识别问题上，本文提出了基于人才动态发展观并结合“总体筛选”和“个体考察”的人才识别模式。第三，在发展和培养问题上，本文提出兼顾成长阶段和领域具体性同时突出“探索未知”和“开放性”的培养模式。第四，在创新成就的文化支持上，本文探讨了如何在创新实践中营造兼容认知多样性和鼓励自由探索的生态环境。第五，本文进一步针对现有教育体制提出了五个实践策略上的着眼点。最后，关于教育实践的政策导向，本文提出了四个基本原则和四种认知误区。
本文关注元宇宙（metaverse）概念下不同行动主体的教育实践与前沿理念，提出观察元宇宙教育现状与革新的三个层次，即去中心化技术带来的教育结构性变革、元宇宙中的知识经验变化以及人机交互发展。文章认为，元宇宙中的教育将从去中心化自治组织（DAO）、去中心化金融（DeFi）和去中心化身份（DID）三个维度革新传统中心化教育模式、强化教育的普惠性；游戏是元宇宙重要辅助教育资源，在锻造教育认知链条、拓展数字课堂叙事、构建泛在学习机制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新形态人机交互拓宽了学科边界，且发生在数字教育社区的校园元宇宙为教育学习创造了新的连接可能。
文章使用宏观行政数据以及部分高校教师工资大规模微观调查数据，分析我国高校教师实际与期望的工资水平和结构，获得如下发现：我国高校教师工资水平在国内具有一定的外部竞争力，但缺乏国际竞争力；多数教师的年总工资以及各项工资构成要素均处于“被平均”状态，绝大多数教师对实发工资水平有更高的期望；高校教师基本工资占应发工资比例较低，与教师期望的基本工资占比存在一定差距；“双一流”建设高校专任教师、东部地区高校教师期望工资提高的比例相比非“双一流”建设高校专任教师、中西部地区高校教师显著更高。基于上述研究发现提出3点对策建议：一是，关注高校教师尤其是“双一流”建设高校专任教师、东部地区高校教师的期望工资水平，适度提高高校教师的工资水平，建立适应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工资增长机制；加大对高校教师队伍建设的专项投入，助力高校建立人员经费支出的长效增长机制。二是，优化高校教师工资结构，适当提高教师的基本工资占比；鼓励经济发达省份制定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的基本工资标准，以增强高校教师工资的保障性功能。三是，“双一流”建设高校一方面支持一流学科建设院系创新薪酬分配制度，为高层次人才设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薪资水平；另一方面关注青年教师的生存发展状况，优化高校青年教师工作环境，为青年教师提供灵活多样的福利项目。
2021年7月以来，“双减”工作持续推进，校外培训经历了最严治理，意在减轻学生和家长负担。全国家长问卷调查显示部分家长依然坚持为孩子寻求学科类校外培训。访谈资料表明，课后看护型、日常辅导型等需求能被学校课后服务较好地吸纳；但“双减”对学生教育成长路径没有实质性影响，继续使用学科类校外培训是很多家长基于有限理性的决策，升学择校型、培养优势型、未来发展型等需求会长期存在。因供给锐减，被挤压出的培训需求部分转向了地下，培训价格上涨而品质难保证，部分家庭因需求被抑制而产生的不满情绪可能成为治理的阻力。为持续推进“双减”，学科类校外培训治理必须关照到需求侧：当前应正视合理的校外培训需求，指导家长理性选择和使用培训服务，并积极利用公共教育资源吸纳其部分需求；长远来看，想切实消减家长校外培训需求还是应着力促进义教校际均衡、推进中高考改革、提升职教吸引力。
中小学教师负担过重的问题严重影响我国基础教育发展。然而，目前我国教师负担研究中，对教师如何感知和应对工作负担的讨论有限，也缺乏对教师负担生成过程或机制的揭示。本研究采取质性研究范式，基于对49名中小学教师、校长和基层行政部门负责人的访谈数据，以扎根理论方法论，探索我国中小学教师对工作负担的感知和应对方式，以及教师负担的生成过程。结果表明，我国中小学教师负担有三类：让教师“累也心甘情愿，殚精竭虑以为之”的学科教学负担、让教师感到“辛劳难分份内外，责任与良心使然”的特定角色负担和让教师“耗时再少也心烦，想方设法来糊弄”的增量负担。我国中小学教师负担来源复杂，纵横交错，层层加码，教师负担过重的根源在于基层治理现代化和现代学校制度的缺失，同时也受到数字技术全面渗透、社会教育化等共同形塑，而学校作为组织中介可能为教师负担“做加法”或“做减法”。研究讨论了教师身份对教师感知和应对工作负担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教师负担的生成机制，以及在教师负担生成过程中的差异性。
通过对全国东中西部24个省份的156050名小学生、100039名家长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小学生劳动素养整体较好，但仍有进步空间，尤其是在学生劳动知行合一、劳动荣辱观、家务劳动意愿、劳动创造精神、劳动主动性、精细化劳动技能方面亟待改善。城市小学生劳动观念显著优于农村，西部小学生劳动能力显著高于中、东部，女生劳动参与显著优于男生，三年级学生劳动能力显著低于四、五、六年级。学校劳动教育课程及活动的次数、种类数，有专门劳动教育场所、教师，家长劳动教育观念、态度、参与对小学生劳动素养有正向影响，其中学校劳动教育课程及活动种类数、家长劳动教育态度的影响较大；是独生子女家庭、有保姆照顾对小学生劳动素养有负向影响，但影响相对较小。提出了转变教育理念、完善课程内容、优化教学方式、关注特色发展、健全协同机制、强化条件保障等对策建议。
近年来，师生的课堂情绪互动愈发受到关注。本研究基于活力理论，提出了教师通过情感传递效应以自身的活力和热情影响学生，激发学生的活力，推动形成积极的师生关系的假说，并以我国2386名中学生和76名班主任老师为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本研究收集了学生和教师的活力、学生感知到的教师热情和积极师生关系四个变量的测量数据，并以此建立了链式中介模型予以检验。结果发现，教师的活力可以直接预测积极的师生关系，这一作用主要是通过师生之间的情感传递，即学生感知到的教师热情、学生的活力以及二者的链式中介作用来实现的。换言之，当教师在教学中充满能量、富有朝气、活力十足时，就越有可能将对教学工作的喜爱和热情传递给学生，让学生深受活力的感染，并因此推动形成更加积极的师生关系。这一发现，对提升教育活力，促进教师和学生的心理健康以及形成良好的师生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幼小衔接是儿童适应社会和未来教育的关键环节，幼儿园教师和小学教师是确保双向有效衔接、支持儿童顺利过渡的重要参与主体。本研究基于多主体协同参与幼小衔接的视角，采用问卷法对11省市的9872名幼儿园教师和7411名小学教师展开幼小衔接理念与实践调研。结果发现，幼-小教师在衔接观念和认识上存在冲突，在课程与教学的组织与实施中呈现不一致性，面临合作信念薄弱、协作实施率低、外部保障有限、内在认识不足等现实困境。研究从建立基于儿童立场的双向衔接共识、实现课程与教学的纵向连续、搭建互动平台、形成支持性保障体系等方面提出促进幼-小教师主体协同支持儿童顺利过渡的对策建议。
教师工作负担作为与时间密切相关的概念，需要回到时间社会学的商品化价值、政治性结构和道德化规范等3个维度中去分析。社会时间的尺度效应及其引发的绩效管理，导致教师的工作量高企和压力倦怠；社会时间的层级嵌套、权力结构和公共治理时间困境，致使教师自我时间稀缺、时间失控，并导致教师时间透支；社会时间的道德之紧密性要求和道德陷阱，吞噬教师的主体意义，并引发教师时间贫穷。而加速社会强化了时间规范对主体的宰制，并引发教师工作一系列的病变。因此，需要通过价值重构、主动减速、技术革新等一系列方式从根本上解决教师工作负担过重问题。
元宇宙概念爆火以后，引发了教育领域的关注，但尚缺乏理性认识。因此，有必要对元宇宙本质及其教育意义进行思考。元宇宙是超越时空规则的虚拟实境，可连接任意时空的真实世界，擘画未来教育新形态。教育元宇宙延伸了知识呈现的形式、学习者的学习体验和现实生活世界，让学生获得知识生产的在场体验和直接经验，体验知识传播、知识建构、知识应用、知识生产与创造的过程。同时，学习者与世界的互动，影响了人类社会知识的形成与发展，并延伸至现实生活世界，促进知识学习真实发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元宇宙赋能教育的可能应用场景，分析有待进一步发展的技术关键和潜在的教育价值与风险。
城镇化不仅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而且是拉动经济增长、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动力。通过提高广大农民受教育水平，促进新农村建设，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使更多的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进入城镇劳动生产率更高、收入更高的第二产业、第三产业，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是我国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本文基于2005—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教育对于城镇化水平的促进作用。研究发现：1. 教育经费投入对于城镇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 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能够显著推动城镇化进程；3. 地区发展水平能够调节教育对于城镇化的影响。
本研究聚焦于五个关键的学校影响因素（学生感知的同学关系、师生关系、教师反馈、学校归属感以及课外活动），深入探讨它们如何共同作用于学生的社会与情感能力发展。我们运用OECD的SSES2023中国调查数据（10岁与15岁学生共计7648名），将上述五个影响因素作为变量进行聚类分析，采用方差分析及事后检验方法，揭示不同类别的学生群体在社会与情感能力方面的差异。研究结果显示，基于5个学校变量可将这些学生聚类分为5个群组：学校满意组（学生的上述五个影响因素得分都较高）、社交优势组（同学关系、师生关系、学校归属感得分相对较高）、多元兴趣组（课外活动得分最高）、反馈达人组（教师反馈得分较高）以及学校助力组（上述五个影响因素得分都最低）。其中，学校满意组的学生在社会与情感能力方面表现最为出色，而学校助力组则最弱。此外，社交优势组、多元兴趣组和反馈达人组在不同年龄段和能力水平上表现出不同的差异。本研究为理解学校在促进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发展中的综合影响提供了实证依据，对于指导学校制定针对性的教学策略和干预措施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告分析了我国济南市10岁和15岁组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测评数据，结果发现：10岁组学生在所有16项社会与情感能力中的得分都高于15岁组学生。总体上，男生在多项社会与情感能力上得分高于女生；在10岁组学生群体中，除责任感和成就动机外，男生在其他各项社会与情感能力上得分均高于女生，差异最大的前三项能力分别为好奇心、创造性和信任。在15岁组学生群体中，责任感、共情、包容度三项能力得分女生高于男生，差异最大的能力为共情。其他各项社会与情感能力男生得分高于女生，差异最大的前三项能力分别为抗压力、情绪控制和好奇心。高社会经济地位学生群体社会与情感能力均高于低社会经济地位学生群体。普通中学和职业中学学生在社会与情感能力上无显著差异。15岁组学生群体中民办学校学生在交往能力和开放能力上都稍高于公办学校学生，而其他能力上结果相反。乐观是迄今为止与健康行为、身体意象、生活满意度、关系满意度、心理幸福感最为密切的能力。情绪控制和抗压力与学生学业焦虑的关系最为密切。任务能力尤其是成就动机和毅力，还有好奇心，和学生的语文、数学和艺术方面的成绩密切相关。值得注意的是，15岁组女生比男生从社会与情感能力中获益更多，而10岁组男生比女生从社会与情感能力中获益更多，且高社会经济地位学生的身体意象、健康行为、心理幸福感、关系满意度与大多数能力之间的关系要强于低社会经济地位学生。 高社会经济地位学生往往比低社会经济地位学生参加更多的职业发展活动。社会与情感能力较高的学生，尤其是创造性和好奇心比较高的学生，其参与的职业发展活动更多。女孩和高社会经济地位学生往往比男孩和低社会经济地位学生对未来的教育和职业更有抱负。开放能力和任务能力水平高的学生对未来的教育期望和职业抱负更高。
教育是人口流动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近年来产生了因教育而流动的群体。但流动对学生学业能力的影响到底如何，人们的认识并不统一。本文在厘清流动儿童、留守儿童、随迁子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概念的基础上，根据流动的主要目的是否涉及教育，区分了主动教育流动群体与被动教育流动群体，并探究主动教育流动对学业能力的影响及其机制。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的数据可以发现，主动教育流动能够显著提升学生的学业能力，相较于不同对照群体，提升效果在0.06至0.08个标准分之间；主动教育流动通过家长教育期望与家长参与对学业能力产生了直接与间接的影响；主动教育流动对不同户籍群体和不同流入地存在异质性作用。研究试图分离出流动效应中具有积极影响的部分，为流动正名，给不同背景家庭制定流动策略提供参考。
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一场深刻的教育变革，催生着系列教育新现象新问题，孕育着教育新规律，亟需系统性理论研究和整体性实践指导。数字教育学作为教育学与计算机科学、信息通信科学等融合形成的交叉实践科学，旨在研究数字教育现象、问题和规律，回答数字时代培养什么人和怎样培养人等问题。本研究以学习规律为原点，以教育学的支撑性学科发展和技术介导发展为主线，揭示了数字教育学的历史必然性；以教育向0与1回归、数据成为教育新要素、数字空间成为教育新空间，以及三者之间内在相互作用关系为数字教育学的底层逻辑并贯穿研究始终。在此基础上，厘清了数字教育学的性质定位，提出了业务数字化、组织数字化、技术数字化“三化”学术体系，融合话语体系，以及大数据研究范式等学理框架。在学理分析基础上，提出构建中国式数字教育学的“四大原则”“三个阶段”“四支力量”以及基础保障等路径，以期对探索数字教育新规律，推动数字教育学研究和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理论创新，引领教育数字化转型升级和数字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现实指导。
中国教育学学科成熟、学术繁荣和话语自觉的标志，是形成了自主的知识体系。百余年来，作为“西学东渐”产物的中国教育学经历了多次推倒重来的发展，但始终将民族性与继承性作为自主知识建构的主线，将时代性与原创性作为学科知识发展的动力，将系统性与专业性作为学科获得认同的基础。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教育的民生属性、战略属性和政治属性随时代变迁而日益凸显。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由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教材体系、治理体系构成。具体而言，在内容形态上由标识性概念、核心知识和前沿知识构成；在生产机制上由学科、学派、学会和学术刊物构成；在转化应用上由实践知识、政策知识和教育思想构成。教育学的中国特色源于中国教育传统、中国教育实践和中国教育问题，建基于学科自觉、学术自律和文化自信。要处理好中国特色与普遍知识的辩证关系，夯实学科体系的基座，激发学术体系的原创性，增强教材体系的导向性，提高治理体系的有效性，让中国教育学“说得出”“用得上”“传得开”“叫得响”，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思想先导和理论支撑。
推进高校教师薪酬制度改革是加强高校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手段，基本工资对于高校教师兼具保障性和长期激励性功能，基本工资制度理应成为理论探讨与实践改革的重要内容。文章综合使用相关政策文本、宏观行政数据以及部分高校教师工资大规模微观调查数据，在分析我国高校教师基本工资制度实施现状的基础上，阐明其存在基本工资管理集权化、基本工资水平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不尽一致、基本工资起薪点过低、基本工资占比普遍较低、工资等级设计与薪酬管理规律不符、工资调整未实现政策预期等问题，而且现行制度抑制了基本工资保障性与长期激励性功能的发挥。针对上述问题，结合薪酬管理理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中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建立全国统一的高校教师基本工资制度，省级统筹制定适合本省高校教师的基本工资标准；适度提高高校教师基本工资的起薪点，增强对青年教师基本生活的保障性，提高经济发达省份高校教师基本工资的实际购买力；将部分或全部基础性绩效工资纳入基本工资范畴，平衡这部分基础性工资的院校、学科差异；提高各岗位等级基本工资的等级差异，调整基本工资的浮动范围，以增强对高校教师工作的中长期激励功能；基本工资标准调整应统筹基本工资占比与基本工资的等级差距，保障高校教师基本工资增长额度与基本工资占比处于合理水平。
本研究基于工作要求—资源模型的视角，通过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16名乡村教师进行半结构化访谈，探讨了乡村教师的工作时间分配、工作负担及其重塑机制。研究发现：乡村教师的工作时间长、边界模糊，表现出教学任务多、职能复杂、学生家庭背景复杂、事务性工作多、专业发展资源有限等特点。但是，乡村教师能够在工作资源和要求的不同平衡下，自我发起获取取向或回避取向的工作重塑策略，从而对其工作的意义和内容进行再设计，最终达成“迎难而上”“消极怠工”与“离开乡村”三种不同的发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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