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宏观角度看，世界正进入政治经济重塑期，教育对提升生产力水平、推动人类文明走出生产力停滞期至关重要。目前的逆全球化进程已经引发了全球深层次矛盾爆发，同时，颠覆性技术与产业变革在加速重塑全球政治经济新格局时，也正在对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进行着解构与重塑。在政治介入与技术力量纠缠并产生叠加影响的背景下，在建设教育强国进程中，中国将主要面对美西方的教育“分级脱钩”、颠覆性技术壁垒、人工智能生态重塑等多方面的影响和挑战。唯有以中国式现代化之内在要求，以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之目标，才能在教育范式革命和教育“自创生”中建设和实现教育强国。
家庭生育意愿关系到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当前我国面临较大的低生育风险，低生育现象已成为常态。大多数研究聚焦于生育政策对人口的影响，忽略了教育政策的重要影响。本研究基于29个省份10341名中小学家长的调查，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实证检验“双减”政策认可度对家长再生育意愿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结果发现，提高中小学家长“双减”政策认可度，可显著提升家长再生育意愿。认可“双减”政策的中小学家长的再生育意愿效应更高，平均高出14.6%，这一结果表明“双减”政策的正外部性已外溢到人口生育领域，“双减”政策对家庭再生育计划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家庭教育支出和教育焦虑在中小学家长对“双减”政策的认可度和家长再生育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因此，应进一步提高中小学家长对“双减”政策的认知水平，持续加大“双减”政策实施力度，强化政策配套治理，教育和人口生育领域应实施多层次综合策略，全面有效地提升国民再生育意愿。
关于教育强国建设，依然还有几个源头和底层问题需要讨论。第一个底层问题是到底什么是教育强国？教育强国的重心是以教育“强”国。只有做如此理解，才可以回答为什么在已有《教育现代化2035》之后没多久还需要一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第二个底层问题是什么国家才称得上教育强国？各个国家在教育领域都存在一些共同的挑战，哪个国家能率先攻克这些难题或者做得更好，这个国家就是教育强国。指标不是教育强国的本质，而是对教育强国的解释。第三个底层问题是教育何以强国？所有立志于成为大国的国家都一样，它需要教育从三大方面来“强”国：一是巩固和扩大本国的意识形态优势，二是为产业参与国际竞争提供高质量人才，三是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第四个底层问题是如何实现教育强国？教育强国有三大战略任务，一是把决定一个国家是否能真正成为教育强国的关键内容，定位为主战场任务来正面攻坚。二是抓住智能社会的历史机遇，开辟智能教育新赛道；三是降低教育强国建设征途中的羁绊，打通掣肘点。
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问世，给传统的学习模式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与挑战。学生如何运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促进学习成为教育教学改革亟待探索的问题。本研究在大学生课程学习过程中引入GAI，对学生与GAI的话语类型、提问水平、提问策略以及自我报告进行编码分析，探究了大学课堂中学生如何与GAI进行协同学习。研究发现，在学生与GAI的对话中，学生是对话的发起主体，单个对话构成的对话单元居多，持续性的讨论较少。学生话语主要以初始提问、拓展提问和改述提问为主，评价和继续指令话语较少。同时学生提问的认知水平较低，以知识水平、理解水平提问为主，提问策略单一，较少使用角色提问、材料提问、方案提问等策略。在不同任务阶段、不同使用经验的学生与GAI的对话存在差异性，在任务后期人智之间展开更高频、更持续的互动对话，且提问认知水平更高、提问策略使用更熟练。使用GAI经验越丰富的学生产生更多的高认知水平对话。在呈现出不同话语特征的对话过程中，学生对在大学课堂教学中引入GAI整体上持积极态度但有所分化。学生普遍认为，GAI能够积极地辅助学习，具有回应优势、能够为学生提供信息价值、处理多类任务和促进学生能力发展，但同时也存在技术局限，引发对学生主体、学习评价和教育生态的挑战。在此基础上，本研究从提供提问训练、丰富提问场景、加强回答反思三个方面为进一步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引入生成性人工智能提供了有效的建议。
“双减”政策提出“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家庭校外培训支出负担”的目标，而当前对该政策工作目标的达成程度的评估研究相对缺乏。本研究利用基于全国抽样的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家庭大样本调查数据，应用双重差分模型（DID），分析“双减”政策对学生家庭校外培训参与和支出的影响。研究发现：（1）“双减”政策对学生家庭“学科类”校外培训参与和支出存在显著降低效应，结论通过PSM-DID稳健性检验；（2）“双减”政策对学生参加“学期中和寒暑假”“线上和线下”“学科类”校外培训存在显著降低效应，结论通过PSM-DID稳健性检验；（3）“双减”政策对学生家庭“非学科类”校外培训参与和支出存在显著增加效应，结论未通过PSM-DID稳健性检验；（4）异质性分析发现“双减”政策显著降低了中低社会经济地位学生家庭的“学科类”校外培训参与和支出，对高社会经济地位学生家庭不存在显著影响。本文研究结论为评估“双减”政策工作目标达成程度提供了证据，为实施“双减”政策提出了政策建议：不断巩固“学科类”校外培训治理成果，加强“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监管，加大力度治理“学科类”校外培训“隐形变异”问题。
关于中国情境中文化资本与教育获得的研究，学者们在验证布迪厄理论基础上，基于其理论“法国化”和“静态化”的不足，进行了相关拓展：探索了底层文化资本等概念，并在文化资本概念的具体测量上增加了新的内容；对于文化资本的效应进行了验证研究，特别探讨了社会背景、应试教育、文化传统、时代变迁等情境性因素对文化资本发生作用的限制；关于文化资本产生作用的机制，发现了高雅文化排斥机制之外的文化认同机制。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主要有：文化资本概念测量上的混乱、文化资本理论运用的机械性以及基于中国本土情境的创新研究不足。未来需要进一步确定文化资本概念的边界，找出中国情境中文化资本的特点及其作用机制，并关注时代变迁特别是互联网发展带来的新变化。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全世界的教育投入大大增加，教育改革也如火如荼，但是教育基本没有进步，甚至还有可能是退步了。本文旨在分析出现这个矛盾现象的原因，并展望世界教育的走向。现有教育体系的生发时代及其特点造就了其具有分学段标准化操作、统一课程与评估以及过程化选拔等特征，而这些特征禁锢了学生的发展空间、制约了教育质量提升的空间、限制了教育公平的实现，使现有教育体系变无可变。在当下这个知识快速迭代的信息化时代、“机器越来越像人”的AI快速发展的时代、“人人都（可）是创业者”的时代，这个教育体系再也无法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它不仅束缚了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素养的发展，也限制了人类灵活应对当下和未来社会发展不确定性的能力。基于此，我们展望了未来教育所需要具备的三大特征：可个性化、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以及全球化校园。我们呼吁全球教育工作者跳出现有这个以学校为主体、以班级为教学基础、以选拔为目标的教育体系的框架，带着当代和未来社会对新型人才的期许，一起畅想和创造教育的未来。
20世纪80年代之后国际上逐渐发展形成的中国学习者研究，注重在国际比较视野中分析中国学生学习的特点和特性，是国际学界对中国研究的延续和深化。近年来，以中国大学生学习与发展追踪研究（CCSS）项目为代表，中国学者开始参与和推动本领域研究，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尝试构建本土学生学习理论，形成了探索构建中国学生学习乃至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本土力量。CCSS项目持续15年的实施和研究，呈现出从主动选择性引进海外知识开始，在理念、概念和工具层面逐步推进本土化，通过深入挖掘源于本地的实证数据，发现本土特色教育现象并进行情境性分析，在此基础上进行本土模型构建和理论抽象的过程。这为建构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带来如下启示：重视对全球知识的了解、鉴别和本土重塑，关注围绕本土重大问题的实证研究，在与全球知识的对话中凸显研究的普遍意义，并且在高校人才培养中传承和创新。
中国学前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与完善，对于推动学前教育科学决策、高质量发展以及教育强国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影响。回顾中国学前教育研究的百年历程，聚焦实践问题的流变并开展实证研究，始终是该领域研究的原始基质和重要特征。研究围绕“儿童发展”“学前教育”“学前教育事业发展”三个核心主题，选取自1919年以来的中国学前教育学实证研究文献，共1619篇论文和17部著作。通过对文献的系统性梳理和分析，提炼了实证研究的主要知识产出，并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视角出发，对现有实证研究的贡献与问题进行剖析和反思。基于此，提出了学前教育学实证研究的未来展望，以期为该领域的持续发展和创新提供参考。
人际互动是教师工作的基础与核心，因此教育活动充满着情绪的流动，而情绪调节亦渗透和弥漫于教师日常工作之中。教师情绪调节研究因其多学科融合的特性，发展出了三条经典的理论路径，即情绪调节、情绪劳动和情绪管理，但三条路径总体上表现出明显的个体化倾向，缺少对情绪调节的人际特性和动态过程的考量。近十年来，国际情绪调节研究的理论视角出现了从个体取向到人际取向的转向。人际取向的情绪调节研究经历了从萌芽期到成型期的发展历程，已发展出了较为成熟的理论模型和测量工具。鉴于教师工作鲜明的人际特性与国际情绪调节研究近来的视角转向，人际取向的教师情绪调节研究亟待学界的关注与深入探究。未来人际取向的教师情绪调节研究需留意新兴理论在教育研究中的应用和调适，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适应性和本土化应用问题。
建设高质量科学教育体系是“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统筹推进的基础性工程，而坚实的科学教育研究则是其关键支撑。在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学教育关键政策和重要事件的基础上，本文将我国科学教育发展历程厘定为四个阶段：恢复调整期、快速发展期、创新探索期和系统建设期，并以“政策—建制—研究”的分析框架梳理了各个阶段的进展，描绘了我国科学教育过去四十余年的历史沿革图景。在此基础上，本文从发展动力、基础保障和知识生产三个维度剖析了我国科学教育研究的发展逻辑，并从“构建科学教育资助体系”“凝练关键科学研究问题”“组建跨学科研究共同体”“开展多元实证研究”和“联动政策和实践多主体参与”五个方面提出了推进我国科学教育研究未来发展的具体建议。
新时代高质量小学教师教育体系是实现小学教师教育供给侧与需求侧趋于平衡的高质量，并最终指向为儿童的全面发展。它将小学教育作为一门科学与专业的教育，是一种整体上思考小学教师教育活动运行规律的方法论，是“体”与“系”及其相互关系的有机统一。新时代我国小学教师教育体系存在的问题包括当前小学教师教育体系无法满足我国新时代教育战略需求，无法满足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建设需求。基于此，研究提出中国新时代高质量小学教师教育体系重建的路径：因地制宜构建多元化多类型多层次的专门小学教师培养机构体系；提高师范生的招生质量，确保新时代小学教师教育体系的生源质量；加强小学教师教育者队伍建设，为新时代小学教师教育体系提供师资保障；加强学科建设，重塑以高等知识为基础的小学教师教育课程建设；重构“理论-实践”相互激活的新时代小学教师教育教学模式；通过协同提质，重构新时代小学教师教育体系的组织保障机制。
当下体育中高考改革取向（体育在中考“提分”及纳为高考必考科目）呈现较为严重的学理偏差与伦理困境，其影响广泛、深入，不仅关乎我国学校体育的重大、基本理论命题，还涉及教育-人才评价体系的解构，乃至对社会价值基础形成冲击，但体育、教育及哲学-伦理学界对此还缺乏关注和反思。基于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参照，对体育中高考改革的相关取向予以质疑与追问，认为：（1）体育中高考改革存在外、内在的“科学误植”，二者分别基于其他学科的外在参照，以及体育评价的内在效度。从学科参照来看，体育主要指向基础-保障性需求及个体-自我发展，“文化”科目则更多关涉提高-发展性需求及社会功利-基本发展，对他们评价的区分性与刚性也相应不同；从评价效度来看，体育考试主要体现为非必需、专门性的运动能力，难以表征“体育”与“健康”。（2）体育中高考改革面临宏、微观的伦理困境，二者分别涉及教育-社会价值危机，以及个体-操作性公平问题，其根源为体育-运动能力与“文化”科目之间的内在龃龉。（3）对体育中高考改革重新认识和定位，应澄清对学生全面发展及“体育发展”的误读，防止不同评价体系的误用，以及需在权宜之计与长期方略之间保持张力。其考量要点如：体育发展（权）作为主要指向个体发展的权利，是否应赋予其升学的强制性；体育是否作为国外“中高考”必考科目；体育考试所假定关联的健康、运动能力等因素，能否作为受教育权的限制或区分因素；当基于事理、权宜的意义推行体育中考，其是作为“水平考”还是“区分考”，以及其能否泛化到其他学段等。
近年来，由于大众对普职分流存在误解，教育焦虑在社会上不断产生和蔓延。在描述普职分流的事实和特征的基础上，本文重新审视了社会上对普职分流的批判。过去二十年，我国高中阶段普职比经历了过山车般的剧烈变化，但一直大于1∶1，当前高中阶段至少六成甚至三分之二的孩子在普通高中就读，个别省份这一比例已近八成。微观数据表明，家庭背景对普职分流重要但并非桎梏，学业成绩才是主导性因素；大城市家庭和多子女家庭在普职分流中面临更大的压力；男孩在普职分流中表现逊色于女孩。随后，本文围绕普职分流的主流批判提供了少数支持、多数相悖的证据。最后，基于对普职分流的实证分析，本文探讨了我国普职协调未来的可能路径。
教师资格制度开放化改革后，大批非师范专业人员通过参加考试获得从教资格，成为我国教师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非师范专业人员而言，由于职前缺少专门的教师教育培养，转行从教意味着其需要经历一个更为复杂的身份建构过程。本研究关注“职业转换”背景下非师范专业教师的身份建构过程，通过对32名非师范专业教师进行深度访谈，运用扎根理论构建出转行从教的身份建构概念模型。研究表明，转行从教身份危机来于非师范专业教师身份认知的连续性被打破，转行前预设身份与从教后感知身份出现断裂进而引发身份解构。非师范专业教师身份建构过程存在“自我否定—自我强化”消极身份循环，形成特有的互动拉锯状态，其本质是作为防御性自我呈现的身份探寻与协商方式。工作重塑是非师范专业人员完成职业转换的关键环节，也是建构教师身份的主要方式。非师范专业人员对于教师身份的理解和确认聚焦在工作上，倾向以“工作人”身份与学校发生关联，表现出典型的工作中心主义建构特征。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重要原理和基本原则，并内在规定现代劳动教育的内涵、形式及其变革。“教劳结合”中的物质生产劳动和现代教育是历史性概念，它们的内在结合使劳动教育规定和成为现代教育的基本内涵和主要形式。在智能劳动时代，非物质劳动取代物质生产劳动的主导地位，“教劳结合”主要发展为信息化教育、交往教育、情感教育等教育形式和物质劳动与非物质劳动的“内部结合”“多元结合”“交互融合”，也就是“教劳深度融合”，产生劳动教育的“非物质劳动教育”、智能教育转向。“教劳深度融合”的劳动教育为实现生产力巨大发展、劳动解放和人的解放创造主客观条件，实现劳动主体的自我增值和经济、社会、教育创新；实现劳动自由和人的自由的统一，呈现个人自由、个性主体和公共大众的“自由全面发展”。“教劳结合”发展中劳动教育的永恒意义在于：劳育融合、劳动育人；回归劳动教育的“育人”本质；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方法论。
自主知识的增长和积累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不同运动形式运动规律的揭示，不论是物理、化学、生物还是社会的运动，都与研究方法的创新密不可分；而实证研究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说，方法创新就是实证研究方法的创新。比起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教育学的知识增长相对缓慢，知识积累不足，一个核心的原因就是实证研究不足，方法创新不足。当前，我们已经进入了数字时代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临着一系列重大教育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通过方法创新，破解自主知识不足的难题，是构建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在要求。
探寻教育减贫的实现路径是后扶贫时代发挥教育扶贫作用的关键。本研究旨在从群体差异视角探究父辈受教育程度对子代相对贫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以期为教育减贫实践提供一定的启发与理论指导。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通过对1143户配对家庭的父辈受教育程度、家庭规模以及相对贫困等变量的分析，结果发现：父亲和母亲受教育程度均影响子代相对贫困且具有跨时间稳定性，父辈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子代越不容易陷入相对贫困；从纵向发展趋势上看，父亲和母亲受教育程度会直接影响相对贫困的初始水平，然后通过家庭规模的初始水平产生间接影响，再影响相对贫困变化率；母亲受教育程度会直接影响相对贫困的初始水平，通过家庭规模的初始水平产生间接影响，再间接影响相对贫困变化率；父辈受教育程度越高，越能够有效控制家庭规模大小，从而减少其子女家庭落入相对贫困境地的可能性。总之，教育减贫作用存在显著的代际效应，应进一步强化教育在后贫困时代贫困治理中的长效作用。
超越消极刻板印象和西方既有学习理论，从国际比较的视野出发理解中国学生学习特点，有助于构建本土学生学习理论和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也是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改进教育教学实践的关键前提。本研究对国际上的中国学习者研究主题文献进行系统分析和总结提炼，发现国际比较视野的中国学生学习具有以下特点：支撑知识再生产的组合式认知策略，社会关系导向和工具性的学习动机，情境性和策略性的学业互动，以及本土美德影响下的学习信念。结合现代中国教育和学生学习时间进一步提炼认为，中国学生的学习已超越认知范畴而与全人生发展融合，展现出求知、修身与发展相统合的“大学习”特色样态。当前培养创新型人才所需的学生学习模式转型，不能仅着眼于学校内部的教育教学改革，还应该考虑扩大到塑造学习修身和发展特点的社会性变革。
随着信息科技的发展，数字教材成为教材的重要形态。然而，关于数字教材和纸质教材的使用，谁更有利于学生学习仍然存在争论。为此，本研究对来自36项实验与准实验研究进行元分析。结果显示，与纸质教材的使用相比较，数字教材更有利于学生获得好的学业成绩（g=0.218）。另外，在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数字教材对学生学业成绩的提升作用影响更大；干预时长与数字教材对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程度之间大致呈现出一个倒U形的关系，当干预时长在“12到24周”之间时，其影响效应最大；与其他学科相比，数字教材对学生社会学科学业成绩的正向影响作用最为明显；成绩类型也能够调节数字教材对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即对及时性更强的测试成绩影响更显著；数字教材对学生学业成绩的预测作用不受性别、学段、出版年份和实验类型的影响。数字化时代需要加强技术创新，为数字教材的教学使用提供更好的基础；提升教师的数字素养，更好支持数字教材的促学功能；依据数字教材促学的周期规律，创设活动促进学生学习；提升学生的数字素养，充分发挥数字教材对各科成绩的提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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