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给教育带来了积极和消极影响，教育领域不仅要被动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诸种挑战，更应该主动思考如何培育学生具备适应和驾驭人工智能的素养，本文将这种素养称之为人工智能素养，即通过人工智能教育培养的领域特定性与领域一般性兼具的学生核心素养。对人工智能素养的解析可以追溯到三维目标模式下的诸类研究，但这些研究未能廓清其内涵本质和内在逻辑。鉴于人工智能素养是因应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新的素养类型，本文首先从技术本体论视角分析了人工智能素养的本质——人的技术化，并从哲学认识论与教育心理学视角出发，把握了人工智能素养的构成：核心素养发展的实质就是一个“知识与思维”的动态转化过程；情感作为源于认知过程的情绪化体验，不仅涵养了知识建构与思维发展的过程，也是人类获得道德观念的根据和渊源。由是，知识、情感与思维的相互作用关系共同构成了学生人工智能素养的底层逻辑。籍此，本文从人工智能知识、人工智能情感、人工智能思维三个维度出发，重点构建并详述了人工智能素养的评价指标体系，以期为人工智能教育的健康发展提供指引。
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是一个现实而又紧迫的话题，但关于什么是“拔尖创新人才”，如何选拔和培养这类人才，尚缺乏成熟的理论准备和实践引导。本文旨在对创新潜能、发展、成就的理论以及对应的识别、培养、文化支持等社会实践做一个系统概要的阐述。首先，在拔尖创新人才的界定上，本文提出了创新的五种形态和创新人才的两种不同类型。第二，在创新人才的识别问题上，本文提出了基于人才动态发展观并结合“总体筛选”和“个体考察”的人才识别模式。第三，在发展和培养问题上，本文提出兼顾成长阶段和领域具体性同时突出“探索未知”和“开放性”的培养模式。第四，在创新成就的文化支持上，本文探讨了如何在创新实践中营造兼容认知多样性和鼓励自由探索的生态环境。第五，本文进一步针对现有教育体制提出了五个实践策略上的着眼点。最后，关于教育实践的政策导向，本文提出了四个基本原则和四种认知误区。
文章使用宏观行政数据以及部分高校教师工资大规模微观调查数据，分析我国高校教师实际与期望的工资水平和结构，获得如下发现：我国高校教师工资水平在国内具有一定的外部竞争力，但缺乏国际竞争力；多数教师的年总工资以及各项工资构成要素均处于“被平均”状态，绝大多数教师对实发工资水平有更高的期望；高校教师基本工资占应发工资比例较低，与教师期望的基本工资占比存在一定差距；“双一流”建设高校专任教师、东部地区高校教师期望工资提高的比例相比非“双一流”建设高校专任教师、中西部地区高校教师显著更高。基于上述研究发现提出3点对策建议：一是，关注高校教师尤其是“双一流”建设高校专任教师、东部地区高校教师的期望工资水平，适度提高高校教师的工资水平，建立适应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工资增长机制；加大对高校教师队伍建设的专项投入，助力高校建立人员经费支出的长效增长机制。二是，优化高校教师工资结构，适当提高教师的基本工资占比；鼓励经济发达省份制定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的基本工资标准，以增强高校教师工资的保障性功能。三是，“双一流”建设高校一方面支持一流学科建设院系创新薪酬分配制度，为高层次人才设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薪资水平；另一方面关注青年教师的生存发展状况，优化高校青年教师工作环境，为青年教师提供灵活多样的福利项目。
通过对全国东中西部24个省份的156050名小学生、100039名家长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小学生劳动素养整体较好，但仍有进步空间，尤其是在学生劳动知行合一、劳动荣辱观、家务劳动意愿、劳动创造精神、劳动主动性、精细化劳动技能方面亟待改善。城市小学生劳动观念显著优于农村，西部小学生劳动能力显著高于中、东部，女生劳动参与显著优于男生，三年级学生劳动能力显著低于四、五、六年级。学校劳动教育课程及活动的次数、种类数，有专门劳动教育场所、教师，家长劳动教育观念、态度、参与对小学生劳动素养有正向影响，其中学校劳动教育课程及活动种类数、家长劳动教育态度的影响较大；是独生子女家庭、有保姆照顾对小学生劳动素养有负向影响，但影响相对较小。提出了转变教育理念、完善课程内容、优化教学方式、关注特色发展、健全协同机制、强化条件保障等对策建议。
近年来，师生的课堂情绪互动愈发受到关注。本研究基于活力理论，提出了教师通过情感传递效应以自身的活力和热情影响学生，激发学生的活力，推动形成积极的师生关系的假说，并以我国2386名中学生和76名班主任老师为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本研究收集了学生和教师的活力、学生感知到的教师热情和积极师生关系四个变量的测量数据，并以此建立了链式中介模型予以检验。结果发现，教师的活力可以直接预测积极的师生关系，这一作用主要是通过师生之间的情感传递，即学生感知到的教师热情、学生的活力以及二者的链式中介作用来实现的。换言之，当教师在教学中充满能量、富有朝气、活力十足时，就越有可能将对教学工作的喜爱和热情传递给学生，让学生深受活力的感染，并因此推动形成更加积极的师生关系。这一发现，对提升教育活力，促进教师和学生的心理健康以及形成良好的师生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本报告分析了我国济南市10岁和15岁组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测评数据，结果发现：10岁组学生在所有16项社会与情感能力中的得分都高于15岁组学生。总体上，男生在多项社会与情感能力上得分高于女生；在10岁组学生群体中，除责任感和成就动机外，男生在其他各项社会与情感能力上得分均高于女生，差异最大的前三项能力分别为好奇心、创造性和信任。在15岁组学生群体中，责任感、共情、包容度三项能力得分女生高于男生，差异最大的能力为共情。其他各项社会与情感能力男生得分高于女生，差异最大的前三项能力分别为抗压力、情绪控制和好奇心。高社会经济地位学生群体社会与情感能力均高于低社会经济地位学生群体。普通中学和职业中学学生在社会与情感能力上无显著差异。15岁组学生群体中民办学校学生在交往能力和开放能力上都稍高于公办学校学生，而其他能力上结果相反。乐观是迄今为止与健康行为、身体意象、生活满意度、关系满意度、心理幸福感最为密切的能力。情绪控制和抗压力与学生学业焦虑的关系最为密切。任务能力尤其是成就动机和毅力，还有好奇心，和学生的语文、数学和艺术方面的成绩密切相关。值得注意的是，15岁组女生比男生从社会与情感能力中获益更多，而10岁组男生比女生从社会与情感能力中获益更多，且高社会经济地位学生的身体意象、健康行为、心理幸福感、关系满意度与大多数能力之间的关系要强于低社会经济地位学生。 高社会经济地位学生往往比低社会经济地位学生参加更多的职业发展活动。社会与情感能力较高的学生，尤其是创造性和好奇心比较高的学生，其参与的职业发展活动更多。女孩和高社会经济地位学生往往比男孩和低社会经济地位学生对未来的教育和职业更有抱负。开放能力和任务能力水平高的学生对未来的教育期望和职业抱负更高。
关于教育强国建设，依然还有几个源头和底层问题需要讨论。第一个底层问题是到底什么是教育强国？教育强国的重心是以教育“强”国。只有做如此理解，才可以回答为什么在已有《教育现代化2035》之后没多久还需要一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第二个底层问题是什么国家才称得上教育强国？各个国家在教育领域都存在一些共同的挑战，哪个国家能率先攻克这些难题或者做得更好，这个国家就是教育强国。指标不是教育强国的本质，而是对教育强国的解释。第三个底层问题是教育何以强国？所有立志于成为大国的国家都一样，它需要教育从三大方面来“强”国：一是巩固和扩大本国的意识形态优势，二是为产业参与国际竞争提供高质量人才，三是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第四个底层问题是如何实现教育强国？教育强国有三大战略任务，一是把决定一个国家是否能真正成为教育强国的关键内容，定位为主战场任务来正面攻坚。二是抓住智能社会的历史机遇，开辟智能教育新赛道；三是降低教育强国建设征途中的羁绊，打通掣肘点。
本研究聚焦于五个关键的学校影响因素（学生感知的同学关系、师生关系、教师反馈、学校归属感以及课外活动），深入探讨它们如何共同作用于学生的社会与情感能力发展。我们运用OECD的SSES2023中国调查数据（10岁与15岁学生共计7648名），将上述五个影响因素作为变量进行聚类分析，采用方差分析及事后检验方法，揭示不同类别的学生群体在社会与情感能力方面的差异。研究结果显示，基于5个学校变量可将这些学生聚类分为5个群组：学校满意组（学生的上述五个影响因素得分都较高）、社交优势组（同学关系、师生关系、学校归属感得分相对较高）、多元兴趣组（课外活动得分最高）、反馈达人组（教师反馈得分较高）以及学校助力组（上述五个影响因素得分都最低）。其中，学校满意组的学生在社会与情感能力方面表现最为出色，而学校助力组则最弱。此外，社交优势组、多元兴趣组和反馈达人组在不同年龄段和能力水平上表现出不同的差异。本研究为理解学校在促进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发展中的综合影响提供了实证依据，对于指导学校制定针对性的教学策略和干预措施具有重要意义。
家庭生育意愿关系到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当前我国面临较大的低生育风险，低生育现象已成为常态。大多数研究聚焦于生育政策对人口的影响，忽略了教育政策的重要影响。本研究基于29个省份10341名中小学家长的调查，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实证检验“双减”政策认可度对家长再生育意愿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结果发现，提高中小学家长“双减”政策认可度，可显著提升家长再生育意愿。认可“双减”政策的中小学家长的再生育意愿效应更高，平均高出14.6%，这一结果表明“双减”政策的正外部性已外溢到人口生育领域，“双减”政策对家庭再生育计划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家庭教育支出和教育焦虑在中小学家长对“双减”政策的认可度和家长再生育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因此，应进一步提高中小学家长对“双减”政策的认知水平，持续加大“双减”政策实施力度，强化政策配套治理，教育和人口生育领域应实施多层次综合策略，全面有效地提升国民再生育意愿。
推进高校教师薪酬制度改革是加强高校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手段，基本工资对于高校教师兼具保障性和长期激励性功能，基本工资制度理应成为理论探讨与实践改革的重要内容。文章综合使用相关政策文本、宏观行政数据以及部分高校教师工资大规模微观调查数据，在分析我国高校教师基本工资制度实施现状的基础上，阐明其存在基本工资管理集权化、基本工资水平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不尽一致、基本工资起薪点过低、基本工资占比普遍较低、工资等级设计与薪酬管理规律不符、工资调整未实现政策预期等问题，而且现行制度抑制了基本工资保障性与长期激励性功能的发挥。针对上述问题，结合薪酬管理理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中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建立全国统一的高校教师基本工资制度，省级统筹制定适合本省高校教师的基本工资标准；适度提高高校教师基本工资的起薪点，增强对青年教师基本生活的保障性，提高经济发达省份高校教师基本工资的实际购买力；将部分或全部基础性绩效工资纳入基本工资范畴，平衡这部分基础性工资的院校、学科差异；提高各岗位等级基本工资的等级差异，调整基本工资的浮动范围，以增强对高校教师工作的中长期激励功能；基本工资标准调整应统筹基本工资占比与基本工资的等级差距，保障高校教师基本工资增长额度与基本工资占比处于合理水平。
当下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宏观角度看，世界正进入政治经济重塑期，教育对提升生产力水平、推动人类文明走出生产力停滞期至关重要。目前的逆全球化进程已经引发了全球深层次矛盾爆发，同时，颠覆性技术与产业变革在加速重塑全球政治经济新格局时，也正在对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进行着解构与重塑。在政治介入与技术力量纠缠并产生叠加影响的背景下，在建设教育强国进程中，中国将主要面对美西方的教育“分级脱钩”、颠覆性技术壁垒、人工智能生态重塑等多方面的影响和挑战。唯有以中国式现代化之内在要求，以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之目标，才能在教育范式革命和教育“自创生”中建设和实现教育强国。
中国教育学学科成熟、学术繁荣和话语自觉的标志，是形成了自主的知识体系。百余年来，作为“西学东渐”产物的中国教育学经历了多次推倒重来的发展，但始终将民族性与继承性作为自主知识建构的主线，将时代性与原创性作为学科知识发展的动力，将系统性与专业性作为学科获得认同的基础。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教育的民生属性、战略属性和政治属性随时代变迁而日益凸显。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由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教材体系、治理体系构成。具体而言，在内容形态上由标识性概念、核心知识和前沿知识构成；在生产机制上由学科、学派、学会和学术刊物构成；在转化应用上由实践知识、政策知识和教育思想构成。教育学的中国特色源于中国教育传统、中国教育实践和中国教育问题，建基于学科自觉、学术自律和文化自信。要处理好中国特色与普遍知识的辩证关系，夯实学科体系的基座，激发学术体系的原创性，增强教材体系的导向性，提高治理体系的有效性，让中国教育学“说得出”“用得上”“传得开”“叫得响”，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思想先导和理论支撑。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全世界的教育投入大大增加，教育改革也如火如荼，但是教育基本没有进步，甚至还有可能是退步了。本文旨在分析出现这个矛盾现象的原因，并展望世界教育的走向。现有教育体系的生发时代及其特点造就了其具有分学段标准化操作、统一课程与评估以及过程化选拔等特征，而这些特征禁锢了学生的发展空间、制约了教育质量提升的空间、限制了教育公平的实现，使现有教育体系变无可变。在当下这个知识快速迭代的信息化时代、“机器越来越像人”的AI快速发展的时代、“人人都（可）是创业者”的时代，这个教育体系再也无法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它不仅束缚了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素养的发展，也限制了人类灵活应对当下和未来社会发展不确定性的能力。基于此，我们展望了未来教育所需要具备的三大特征：可个性化、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以及全球化校园。我们呼吁全球教育工作者跳出现有这个以学校为主体、以班级为教学基础、以选拔为目标的教育体系的框架，带着当代和未来社会对新型人才的期许，一起畅想和创造教育的未来。
关于中国情境中文化资本与教育获得的研究，学者们在验证布迪厄理论基础上，基于其理论“法国化”和“静态化”的不足，进行了相关拓展：探索了底层文化资本等概念，并在文化资本概念的具体测量上增加了新的内容；对于文化资本的效应进行了验证研究，特别探讨了社会背景、应试教育、文化传统、时代变迁等情境性因素对文化资本发生作用的限制；关于文化资本产生作用的机制，发现了高雅文化排斥机制之外的文化认同机制。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主要有：文化资本概念测量上的混乱、文化资本理论运用的机械性以及基于中国本土情境的创新研究不足。未来需要进一步确定文化资本概念的边界，找出中国情境中文化资本的特点及其作用机制，并关注时代变迁特别是互联网发展带来的新变化。
本研究基于2023年济南参加OECD社会与情感能力测评的数据，聚焦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的影响，并尝试从学生成长型思维和学业焦虑两个视角出发，探讨两个变量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的中介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成长型思维都对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学业焦虑对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产生显著负向影响；（2）成长型思维发挥着显著正向中介作用，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通过成长型思维的中介作用对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产生积极促进作用；（3）学业焦虑作为中介变量呈现显著负向中介效应，表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通过学业焦虑的中介作用对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产生不利影响；（4）研究进一步揭示了成长型思维和学业焦虑之间显著正向的链式中介作用，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通过影响学生的成长型思维，进而调节学生的学业焦虑水平，最终对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产生综合影响。基于实证结果的讨论，本研究针对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发展水平的提升提出三方面建议：一是给予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弱的学生群体更多资源和平台的支持；二是以学校为主阵地，系统建立成长型思维培养的路径机制；三是推进家校联动，共同破解青少年学业焦虑难题。
基于83694份“高考改革问卷调查”有效数据，考察高中生、大学生、高中教师、大学教师、家长与关心高考改革的社会人士五个利益相关主体对高考制度的评价。通过词频分析可知，“公平性”“高竞争”“压力大”是各利益相关主体对高考制度最广泛而突出的评价。通过熵值分析发现，各利益相关主体对高考制度评价同中有异，表现出不同利益诉求。通过聚类分析则进一步验证和深化了词频分析和熵值分析所获得的各项结论。鉴于此，应明确维护高考公平仍是高考改革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兼顾各主体的利益诉求，同时对高考改革的政策评价也应予以适当延展时间。
人际互动是教师工作的基础与核心，因此教育活动充满着情绪的流动，而情绪调节亦渗透和弥漫于教师日常工作之中。教师情绪调节研究因其多学科融合的特性，发展出了三条经典的理论路径，即情绪调节、情绪劳动和情绪管理，但三条路径总体上表现出明显的个体化倾向，缺少对情绪调节的人际特性和动态过程的考量。近十年来，国际情绪调节研究的理论视角出现了从个体取向到人际取向的转向。人际取向的情绪调节研究经历了从萌芽期到成型期的发展历程，已发展出了较为成熟的理论模型和测量工具。鉴于教师工作鲜明的人际特性与国际情绪调节研究近来的视角转向，人际取向的教师情绪调节研究亟待学界的关注与深入探究。未来人际取向的教师情绪调节研究需留意新兴理论在教育研究中的应用和调适，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适应性和本土化应用问题。
随着新高考改革的全面推进，高中教师作为直面新高考改革的主群体，在教育教学过程中面临新问题和新挑战，高中教师适应性发展成为关乎新高考改革成效的重要因素。基于个人-环境匹配理论构建教师适应性分析模型，结果表明：高中教师对新高考背景下教师适应性发展的整体评价较高；不同性别、所在学校、学位、职称、从教科目的高中教师对新高考背景下教师适应性发展认知具有明显差异；压力适应成为影响高中教师适应性发展的关键要素；压力适应→知识适应、压力适应→组织适应呈现正弱相关。新高考改革深化期，推动高中教师适应性发展，应从树立终身学习理念、优化教师评价机制、加强数字技术赋能、提高高考改革认同等方面积极干预。
概念研究之所以重要，在于它通向“理论”。概念研究的重要性，来自于概念的重要性：“概念”是基础研究的根基或基石，“概念”演变是学科发展的动力源泉，“概念”潜藏了前提假设，“概念”体现了思维方式，“概念”包含了多元复杂关系。要更好地推动概念研究，需要更加关注思维方式、新兴学科或交叉学科、融通转化、贡献能力和概念误区。
为了全面理解和促进教师改变，必须深入刻画教师改变的过程。作者基于经验学习圈理论，采用认知网络分析方法和交叉滞后分析方法，分析了41位教师经历2年一个完整经验学习圈的课堂教学行为大数据和实践性知识大数据，获得了基于经验学习圈的教师改变演化规律。研究发现：作为教师改变内部特征的实践性知识，其演化经过了竞争共存、协同互补和协同转化3个阶段，而作为教师改变外部特征的教学行为中，教师鼓励学生提出问题和提出高阶问题的教学行为经历了从少到多的量的变化过程；教师实践性知识中教育信念、反思性知识和自我知识等知识成分与教师鼓励学生提出问题、教师提出高阶问题等关系到创新性教学改变的关键教学行为之间存在着确切的因果关系；实践性知识及课堂教学行为共同作为教师改变的内因是教师改变的根据，而大学研究者提供的大数据循证课例研究支持服务是教师改变的外因并构成了教师改变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引起教师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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