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对全国20所高校12678名本科生的调查和实证分析发现：大部分学生在利用GenAI开展思辨性和创造性活动等高阶思维活动时会具有较高的批判使用态度，并预期GenAI辅助学习将对问题解决能力的发展具有积极影响；进一步基于潜在剖面分析和计量回归分析发现，学生使用GenAI辅助学习呈现出4种差异化类型，反映出大学生在人工智能使用中技术接纳度与自我调节学习能力的双向互动：审慎体验者（占42%），具有“低接纳度-高批判性使用-能力发展低预期”的特点；劳动替代者（占24%），具有“低接纳度-低批判性使用-能力发展较高预期”的特点；均衡探索者（占21.2%），具有“高接纳度-低批判性使用--能力发展较高预期”的特点；深度使用者（占12.8%），具有“高接纳度-高批判性使用-能力发展高预期”的特点。基于上述研究发现本文进一步指出高校引导本科生正确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的必要性和有效策略，包括提供有针对性的教育干预、培养学生的人工智能素养等，使各类学生逐步向“高接纳度-高批判性使用-能力发展高预期”类型转化。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日益嵌入教育实践，传统自我调节学习理论的内在局限愈加凸显：其在本体论上忽视身体中介作用，在认识论上固守线性调节范式，在实践中则面临技术支持碎片化困境，难以有效支持学习者“学会学习”的复杂发展需求。生成式人工智能凭借生成性、人机交互性、高阶性与自主性，突破主客二元的认知结构，与学习者共同构成“主体—中介（技术）—客体”的三元系统，使学习迈向以“人技协同”为特征的内涵重构，直面“乔布斯之问”。据此，生成式自我调节学习应运而生。该理论以辩证建构主义与维果茨基的认知发展理论为宏观指引，融合人技关系、具身认知与对话理论等微观支架，构建出“纯粹思维—具身体验—深度认知”的三重循环路径。这不仅重塑了自我调节学习的逻辑理路，更充实了“学会学习”的时代内涵，可谓“学习的革命”。与此同时，生成式自我调节学习也可能引发反思性缺失、实践性异化、主体性解构与交往性疏离等风险，故应在技术工具理性与教育价值理性之间保持辩证平衡，确保教育始终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推动构建具有时代特色和本土意蕴的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
课程标准的实施是育人蓝图转变为现实的过程，其实施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课程育人的效果。当前，关于《义务教育信息科技课程标准（2022年版）》在全国范围实施情况的研究不多，本研究以信息科技教师为对象，采用量表调查方法在全国进行了广泛调研。调查结果反映：大部分教师对信息科技课程标准的改革持有信心，积极参与课程标准学习、课程资源开发建设和教学方法实践创新等课程教学改革活动，普遍具备信息科技课程教学的基本胜任力；同时，存在教师专业不对口、对课程标准理解不深入、现有课程资源难以支持课程标准高质量落实、教学方法适切性欠佳等问题。结合信息科技课程建设的实际情况，可从优化师资配置、提高教育教学能力、创新教学方式、构建数智化资源供给、加强基础研究等方面系统采取相应措施，整体推进信息科技课程标准高质量实施。
基于自我决定理论和生涯建构理论，系统考察了校长真实型领导对教师参与学校决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校长真实型领导对教师参与学校决策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基本心理需求满足、工作重塑分别在校长真实型领导与教师参与学校决策之间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同时基本心理需求满足和工作重塑在校长真实型领导与教师参与学校决策之间发挥着链式中介作用；教师生涯适应力在校长真实型领导与教师参与学校决策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教师生涯适应力越高，校长真实型领导对教师参与学校决策的影响越大。为此，推动教师参与学校决策，提高学校治理效能，需要以教育家精神提升校长真实型领导水平，营造尊重和民主氛围；创新教师激励机制，激发教师参与内驱力；重视教师生涯适应力培养，提高教师参与能力。
“建设数码社区”是新教育实验的十大行动之一。本文旨在系统梳理新教育实验“建设数码社区”行动二十余年理论探索与实践经验，揭示“建设数码社区”的内涵、价值、原则与方法，以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为核心理念，深度融合互联网、大数据及生成式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在数智时代下谋划行动升级的新路径、开拓技术赋能教育的更多可能性，呼吁共建数智社区、共创教育新生态，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强国贡献新教育的智慧与力量。
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正引发教育研究的范式危机。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教育研究“叙事转向”的批判性继承，提出人工智能时代教育叙事探究的“二次转向”理论，构建“抵抗数据异化”与“重构人文叙事”的新范式。“二次转向”以技术批判为核心，通过三重范式革新实现教育研究的方法论突围：本体论层面，揭示AI对教育经验的解蔽与重构，将叙事探究本体从“人本经验”转向“人–技术–经验”的混合意向性存在；认识论层面，以芬伯格的次级工具化为指引，融合技术诠释学框架与行动者网络理论，使教育叙事探究的生产场域被重新界定为人类与技术的动态协商网络；价值论层面，构建动态伦理审查机制，将算法透明度审查、参与式协商程序融入研究全流程，捍卫教育叙事探究的解放性潜能。实践路径包含人机协同的透明叙事采集、人机共生的批判性解码、技术中介的叙事再创造与动态协商的伦理评价。“二次转向”最终实现双重使命——在抵抗数据异化中重构叙事的生命厚度，建立叙事韧性防线；重构教育研究人文品格的范式革命，构建技术批判的叙事共同体。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要求“塑造多元办学、产教融合新形态”。组建共同体是当前职业教育推进产教融合的主要策略，目的是推动校企合作制度化，为结构化实践性学习体系构建提供制度保障。这是中国校企合作进一步发展的内在逻辑需求。校企合作制度化是学校制度与企业制度的相互融合过程，推动二者的融合需要激发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积极性，更需要构建外部动力机制。产教融合共同体就是校企关系制度化构建的外部动力机制。它是实体化运行的社会组织，运行策略包括政府充分激发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积极性，共同体管理机构积极推动校企合作关系制度化，职业学校积极推进企业人才培养功能开发和企业积极推动人才培养过程内化。构建结构化实践性学习体系需要开发递进式技能训练体系，并加强职业资格认证制度和企业师傅认证制度建设。
在当下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正在发生将本土分析单位从“作为对象”“作为目的”向“作为方法”的范式转换，意在寻找能够捕捉中国经验敏感性的分析单位，以此建构促进主体生成、对话世界的自主知识体系。“中国班主任”正是这样一个源自本土境脉和实践的分析单位，它在中国式现代化历次转型中深度嵌入中国基础教育场域，其观念、秩序、价值和历史的创造过程，也是分工悖论、群己纠葛、管理迷思和话语间距等普适性问题的形成过程。作为一场班主任研究的自我革命，需要研究者重构“中国班主任”的总体性视野，继承和发展“从实求知”的中国传统学术研究品性、责任伦理，以“当下经验历史化”和“世界视域‘附近’化”的双向展开作为具体的实践路径。
“读书”是研究型大学人文社科专业学生的日常学习活动，旨在使学生获得学科知识并养成深入思考的求知习惯，然而不少学生有自己的一套可谓“不学而有术”的学习策略。通过访谈和课堂观察，本研究搜集了北京大学某些人文社科专业学生撰写读书报告和做课堂汇报的相关资料，发现“不学而有术”的普遍性读书行为是在社会加速的前提下，审计文化对“可表现能力”和“可迁移能力”的要求与“算法型致知模式”共同催生的结果。长期采用算法型致知的阅读模式将使学生无法深入知识系统的内部，难以在阅读的过程中自然形成文科专业最看重的理解力和判断力，反而容易沦为技术时代承载着某种算法的“工具人”。学生们利用算法所省去的工夫正是文科教育所追求的启迪心智、涵养心性的核心价值，这是当下研究型大学人才培养的一个危机。
大概念教学是落实素养的教学范式，素养的内核是创造性地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因此其形成更符合高通路迁移的机制。在设计实验研究的方法论指导下，以小学数学“优化”单元为例开展研究。首先，通过课例研究等对大概念教学的理论原型进行迭代，从单元教学的各个不同维度对大概念教学与常规教学进行了比较，分别提取了要素及特征，明确了大概念教学的模型并予以实例化呈现。然后，通过对比实验研究对大概念教学模型进行成效检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大概念教学能提升学生的素养，体现为高通路迁移能力的增强。进一步分析不同数学基础的学生数据则发现，大概念教学能在短期内明显提升基础较好学生的素养，并潜在提升基础较弱学生的素养。
当前过于功利化的教育势头抬高了教育的工具性价值，对教育的健康生态造成了不利影响。这一功利化倾向在德育领域主要体现在坚持人类社会中心主义却又目中无“人”、对道德认知和道德行为的判断具有明显的结果导向、德育内容缺乏针对性和时代感等方面。功利化教育倾向常常被社会各界等同于教育功利主义，但功利主义与功利化教育的理论根源存在异同。在现实压力和时代挑战之下，为克服以往过于强调后果的功利化教育弊端，需要首先厘清功利化教育的理论根源，并找寻一种新型伦理原则，来解决兼顾行为信念善性与行为结果善性的道德教育难题。研究认为，兼顾行为动机善性与行为结果善性的责任伦理是当前必须遵循的伦理方法，它不仅可以克服功利化教育过于强调后果的理论弊端，还能够将以人类社会为中心的伦理秩序扩展到自然世界与未来社会，并能够指导真实生活世界和社会实践。为解决德育功利化问题，从过于追求可见教育成就的功利化教育，走向兼顾信念善性与结果善性的责任伦理教育，各界需共同努力，打破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束缚，推动教育向可持续发展迈进；深化评价改革，确立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纠正过度追求显性教育成果的现象；同时，重视学习者的既有经验和内在动力，直面现实生活与教育实践的真实需求。
本文旨在探讨中国高考难度设置、能力评价与国家人才选育质量之间的关系，以增强高考选育人才的效能。考试难度通常被理解为试题的失分概率。高思维挑战与其他因素都会造成失分，从理论上明确区分两者是提高考试评价导向与核心素养目标一致性的关键。在国内外文献与政策文本的基础上，本研究制定了强调思维品质的高考理科命题难度的分析框架，包括高阶认知挑战、阅读时长、语言理解障碍、知识点数量、运算难度和情景题功能等方面。依据此框架对北京、上海、全国乙卷400道高考物理试题难度进行了量化处理和比较分析，尝试评价高考实际考查了学生何种能力，并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我国人才选育目标。研究发现，当前高考物理命题中运算难度和审题压力成为影响失分概率的主要因素，高阶认知能力考查不足，知识点深度和广度比较有限，与核心素养目标的关联性不足。最后，本文提出评价高考理科命题难度的理想模型，并讨论了不同性质的失分概率与考试压力感的关系，有助于在关照社会接受度的同时完善考试难度设置。
中国在经济、科技、军事、教育及全球影响力等领域的快速崛起，显著影响了美国STEM教育战略的制定与调整，激发其危机意识与战略警觉。基于2001-2024年间美国发布的31份国家级STEM教育政策文件分析，可归纳出五个与中国相关的主要影响因素：经济与科技增长、军事现代化、STEM人才数量优势、国际测试排名领先以及全球影响力提升。美国将中国视为系统性挑战，因而通过加大教育投资、优化本土人才培养机制、吸引国际人才和构建STEM教育生态体系等多重路径应对，以维护国家竞争力和全球领导地位。美国STEM教育战略的调整不仅源于内部改革逻辑，更深受国际地缘政治竞争驱动，需警惕其针对中国的危机叙事背后的政治动员意图。相关发现有助于深入理解大国战略竞争背景下教育政策的调整机制，并为中国推进教育强国建设、增强战略定力与国际表达能力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启示。
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使家长在自媒体平台的晒娃行为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社会日常。本研究基于新浪微博中爬取到的15104条大数据文本，建构了家长晒娃行为公共话语的理论分析框架；同时也采用目的性抽样选取了10位对象进行有针对性的访谈，以受访者的情境化叙事来补充可能遗漏的细节。在儿童视域，晒娃行为表现为儿童身份的过界、儿童伦理的遗忘和儿童安全的警示；在家长视域，晒娃行为被理解为一份成长记录、一类感情媒介和一种集群效应；在公众视域，晒娃行为是一种隐性侵扰、一众人之常情和一类符号指代。基于私人与公众界域交融的社会语境，面对家长晒娃行为产生的话语冲突与现实问题，政府需要致力于儿童数字化生存的立法保障和儿童数字友好生态的环境监管；家长需要对儿童数字化权益边界有适度性把握并对儿童数字化权益阶段具有动态性认识；公众则需要提升自身的“公共空间意识”，协力维护儿童在公共空间中的健康成长。
教育空间史是教育史研究的新领域。空间经历了物质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的三次变革，最终促成融合物质性、精神性和社会性的三元空间理论，引发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空间转向。受其影响，教育史对空间的探究也从关注物质空间发展到关注空间与人的互动关系，凸显教育空间的丰富内涵。以宋代庙学空间为例，借鉴三元空间的分析框架，将宋代庙学空间划分为由建筑和器物等构成的实体空间，由建筑命名、祭祀人物和石碑文字等构成的符号空间和由祭祀活动、学习活动等构成的活动空间组合而成的中国古代独特的育人场域。三元空间相交相融、相辅相成，共同揭示宋代庙学空间的基本样态和育人作用。
笑声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闻，在教育语境中却地位尴尬。教育工作者期待课堂上有笑声，但意料之外的集体性笑声往往被视为学生未参与学习的信号。要深入理解这一课堂常见现象的价值，有必要对其展开实时、微观、多模态的分析。从笑声作为社会行为的理论视角出发，对初中科学课堂所进行的多模态话语分析呈现了笑声丰富的互动意蕴。通过这样的分析可以看出，研究课堂上的笑声，能够深入探索知识权威关系的形成、边界与身份的塑造、社会话语和历史文化对课堂的影响等议题，对于教材编写者、教师、研究者等都有重要价值。
在国际学术话语权博弈加剧的背景下，科学传播中国教育故事和促进本土知识生产范式创新，跳出“依附性知识生产”困境，已成为中华教育学者的战略性命题。为此，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候选人荆洲与中华教育学会（The Chinese Society for Education，CSE）李军会长聚焦教育叙事传播、叙事与知识生产的关联、新兴交叉学科建设路径等议题展开对话，达成深度理解与共识。李军会长提出，讲好中国教育故事，需要尊重多元主体的叙事差异，遵循“先听后讲”理念与“真实、相信、循证”（JTB）原则，同时，探索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应遵循“教育叙事—知识生产—学科建设”脉络。李军教授建议：通过学科制度化建设、国际学术话语权建设、跨文化学术共同体培育等途径，推动中国教育经验转向兼具本土特色与全球适用性的学科体系，为构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力量。
当前世界已进入“大科学”时代，学术研究和科技创新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在此背景下，深化教育研究方法的创新和运用，对于促进中国教育学科研究范式变革和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如何实现教育研究方法、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良性互动，以迎接未来教育研究的挑战，成为中国教育研究者亟须共同探讨的现实难题。为此，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系师生团队邀请“全球教育研究方法创新奖”首届获得者之一赫伯·马什教授进行了对谈。马什教授结合在自我概念领域的研究经验，展示了如何通过“实质性—方法论协同”实现教育研究方法的创新，深入阐述了教育研究方法创新的三重“加法”：以“问题+方法”驱动教育研究的持续创新；以“理论+数据”促进教育研究的推陈出新；以及以“技术+协作”应对教育研究的全新挑战。
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个人信息收集行为在提高管理效率的同时也引发了隐私保护问题，导致信息主体可能产生抵抗行为。本研究聚焦校园管理场域，深入分析大学生对高校信息收集的抵抗行为及其影响因素，旨在为完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和优化高校信息治理提供理论依据。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收集数据，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系统分析大学生信息收集抵抗行为的影响因素与组合路径。大学生对高校信息收集的抵抗行为是多维度信息意识交互作用的结果，其中呈现出三条较为重要的组合路径：“技术排斥型”路径显示，信息技术接受度是影响学生抵抗行为的重要因素，信息权益认知高、技术接受度低的个体更容易产生抵抗；“信任缺失型”路径发现，信息保护知识的缺乏与对学校信任度的降低会共同强化大学生的抵抗意愿；“知识悖反型”路径说明，即使学生具有较高的信息技术素养和技术接受程度，但信息管理意识和信息安全感知的缺乏仍然可能导致较为显著的抵抗行为。
跨学科能力作为培养复合型高层次创新人才的核心素养，其培养成效直接关乎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落地。基于SECI知识转化模型与矩阵组织理论，本研究从组织建制的视角构建分析跨学科知识转化的一般性理论框架，并结合理论框架采用实证数据对当前我国研究生跨学科人才培养的现实效果完成理论验证。研究发现，研究生跨学科能力的培养满足SECI知识转化的“螺旋上升”模型；扩大院系人才培养的跨学科融合范围才能对研究生跨学科视野带来“质变”效果；与联合培养相比，独立建制有利于研究生跨学科知识与应用的能力发展，多建制的结合可能“博采众长”。研究提出政策建议以为我国高等教育形成有效的跨学科人才培养组织建制与政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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