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提出“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家庭校外培训支出负担”的目标，而当前对该政策工作目标的达成程度的评估研究相对缺乏。本研究利用基于全国抽样的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家庭大样本调查数据，应用双重差分模型（DID），分析“双减”政策对学生家庭校外培训参与和支出的影响。研究发现：（1）“双减”政策对学生家庭“学科类”校外培训参与和支出存在显著降低效应，结论通过PSM-DID稳健性检验；（2）“双减”政策对学生参加“学期中和寒暑假”“线上和线下”“学科类”校外培训存在显著降低效应，结论通过PSM-DID稳健性检验；（3）“双减”政策对学生家庭“非学科类”校外培训参与和支出存在显著增加效应，结论未通过PSM-DID稳健性检验；（4）异质性分析发现“双减”政策显著降低了中低社会经济地位学生家庭的“学科类”校外培训参与和支出，对高社会经济地位学生家庭不存在显著影响。本文研究结论为评估“双减”政策工作目标达成程度提供了证据，为实施“双减”政策提出了政策建议：不断巩固“学科类”校外培训治理成果，加强“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监管，加大力度治理“学科类”校外培训“隐形变异”问题。
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问世，给传统的学习模式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与挑战。学生如何运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促进学习成为教育教学改革亟待探索的问题。本研究在大学生课程学习过程中引入GAI，对学生与GAI的话语类型、提问水平、提问策略以及自我报告进行编码分析，探究了大学课堂中学生如何与GAI进行协同学习。研究发现，在学生与GAI的对话中，学生是对话的发起主体，单个对话构成的对话单元居多，持续性的讨论较少。学生话语主要以初始提问、拓展提问和改述提问为主，评价和继续指令话语较少。同时学生提问的认知水平较低，以知识水平、理解水平提问为主，提问策略单一，较少使用角色提问、材料提问、方案提问等策略。在不同任务阶段、不同使用经验的学生与GAI的对话存在差异性，在任务后期人智之间展开更高频、更持续的互动对话，且提问认知水平更高、提问策略使用更熟练。使用GAI经验越丰富的学生产生更多的高认知水平对话。在呈现出不同话语特征的对话过程中，学生对在大学课堂教学中引入GAI整体上持积极态度但有所分化。学生普遍认为，GAI能够积极地辅助学习，具有回应优势、能够为学生提供信息价值、处理多类任务和促进学生能力发展，但同时也存在技术局限，引发对学生主体、学习评价和教育生态的挑战。在此基础上，本研究从提供提问训练、丰富提问场景、加强回答反思三个方面为进一步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引入生成性人工智能提供了有效的建议。
培养成长型思维是国际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提升青少年核心素养的重要策略。然而，近年来的一些实证研究削弱甚至否定了该干预策略的正向推动作用，且该领域在东亚文化情境中缺乏本土化的干预实验证据。针对成长型思维理论的干预有效性质疑以及文化适应性争议，本研究对通用的成长型思维培养方案进行本土化改良，于2021～2024年在长三角地区的一所农村小学开展为期三年的随机干预实验与追踪调查，并采用倍差法来评估干预效果。研究发现，本土化的成长型思维培养方案显著提高了农村学生的成长型思维水平，并具有长期效应；干预对年龄越小或初始思维水平越低的学生效应越大；课程所带来的成长型思维的提升有效地改善了学生的学习行为，包括抑制消极学习动机、弱化能力型归因、提高过程型同伴反馈以及强化努力型归因。基于本研究的结果，学校、家庭和社会应当通力合作，共创成长型教育文化环境，强化成长型育人理念，尽早且持续地对处境不利学生进行成长型思维的培养，通过心理资本培育实现学业差距弥合与教育公平推进。
大模型与智能代理技术的不断进步，使得大模型智能体成为教育领域中实现教与学提质增效的重要新工具。基于大模型智能体的功能定位差异，单一智能体虽然已能够针对各类教与学任务提供诸如内容生成、智能反馈与评估等支持，但单智能体的交互特点、功能属性具有较高同质性，在促进深层次认知发展方面存在一定局限。相比之下，多智能体能够通过模拟多种教育主体角色，提升学习互动的多样性和深度，进而实现更为个性化和深度的学习体验。鉴于智能体在学习过程中的应用主要依靠学习者自发性，为了保障学习活动的有效开展，本研究基于ARCS动机模型分别设计基于单智能体与多智能体的激励型学习活动方案，并面向英语阅读场景开展了准实验研究。实验结果发现：基于多智能体的激励型学习活动相较单智能体能够显著提升学生在推理、评价与应用方面的学习成绩，具有更强的学习动机，且有效促进了其深层次认知发展，尤其是抽象与概括能力。研究证明了多智能体在支持学生深度学习中的价值，为未来进一步探讨多智能体在教育中的应用提供了借鉴。
澄清课堂评价对深度学习的影响，有助于探明新时期学生评价改革和学习方式变革的方向。基于文献梳理，建构促进深度学习的课堂评价理论框架，强调课堂评价的融学性、导学性、伦理性。依据理论框架，自编“基于学生视角的课堂评价行为问卷”“中小学生深度学习问卷”，抽样调查一个县16758名中小学生，得到三方面结论：一是课堂评价对深度学习产生显著的正向效应；二是学生的学习成绩越高，课堂评价对深度学习的促进作用越显著；三是年级、学校所在地、家庭学习环境显著影响课堂评价对深度学习的效应。这对于理解课堂评价与深度学习的关系及其变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第一，正视课堂评价促进深度学习的价值，突出课堂评价的整体性与独特性；第二，关注学生作为课堂评价主体对于学习方式变革的意义，强调评价作为深度学习方式的重要性；第三，审视深度学习的内部差异以及受课堂评价因子的不同影响，加强聚焦深度学习素养的教学评一致性实践；第四，重视学生特征对课堂评价促进深度学习的影响，关注课堂评价的适应性和伦理性。
超越消极刻板印象和西方既有学习理论，从国际比较的视野出发理解中国学生学习特点，有助于构建本土学生学习理论和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也是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改进教育教学实践的关键前提。本研究对国际上的中国学习者研究主题文献进行系统分析和总结提炼，发现国际比较视野的中国学生学习具有以下特点：支撑知识再生产的组合式认知策略，社会关系导向和工具性的学习动机，情境性和策略性的学业互动，以及本土美德影响下的学习信念。结合现代中国教育和学生学习时间进一步提炼认为，中国学生的学习已超越认知范畴而与全人生发展融合，展现出求知、修身与发展相统合的“大学习”特色样态。当前培养创新型人才所需的学生学习模式转型，不能仅着眼于学校内部的教育教学改革，还应该考虑扩大到塑造学习修身和发展特点的社会性变革。
AI 作为学习伙伴、（可）个性化学习、学生自主权以及自我导向学习，这些新的理念为实现优质教育提供了可能性。然而，要真正落实这些理念，学校体系需要进行范式转变。尽管学校在社会体系中展现出极强的韧性（吸收变化以及自我修复），但它们在适应变革时往往也能表现出灵活性。在过去 200 多年里，尽管课程、教材、测试和教学方法发生了诸多变化，但学校教育的核心理念几乎没有改变。如今，为了让学生能够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的不确定性，我们亟需采用一种新的教育范式，赋予学生更多的自主权与学习控制权。然而，传统学校体系似乎对真正的范式转变和系统性变革具有强大的抵抗力。本文采用生态学的潘宁体系理论（Panarchy Theory，亦称为“泛体系理论”） 作为分析框架，从系统的韧性、适应性和变革能力角度出发，探讨教育变革的可能性，并提出了如何实现这一范式转变的创新路径。
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本文通过纵向历史梳理与横向国际比较，发现我国基础教育学制历经百年演变，整体上呈现出从模仿到探索、再到稳定的演进脉络。国际比较显示，世界基础教育学制发展趋势包括缩短小学教育年限、延长义务教育时间、加强学段衔接、采取多轨并行、增加弹性学制，纳入职业预备阶段。当前，我国学制仍存在学制过度分段、义务教育时间未完全覆盖基础教育学制、学段衔接不足等问题。为破解这一困境，本文提出基础教育学制改革应遵循四大原则：一是遵循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二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三是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四是顺应人工智能时代发展。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主张实行“五五（二）”或“十（二）”学制，将基础教育缩短至十年，并将义务教育覆盖整个基础教育阶段。在“五五”或“十年”的基础教育后，引入两年非强制性的弹性缓冲期，引导学生进行职业探索，以提高教育效率和质量，满足社会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
高考志愿报录是高等教育系统的关键一环，也是影响每一位考生的重大决策，而个体的理性决策依赖于真实信息的获取。本文研究了自媒体时代的信息传播对高考志愿报录的影响，运用手工整理的90所“双一流”高校2019—2023年在各省各专业的录取数据，通过匹配一分一段表转换为可比的录取位次，基于2023年“张雪峰新闻学专业评论事件”，系统评估了自媒体的公共信号效应。基于科学细致的量化分析发现：（1）该事件使新闻传播学类最低录取位次平均下降了15%，且各省的情况出现了明显的分化，例如山东省的下降幅度超过30%，福建省则不到5%；（2）该效应依赖于自媒体的信息传播浓度，短视频观众越多的地区，其体现得越明显；（3）该效应呈现出明显的非对称性，“不推荐”专业的录取位次显著下降，但“推荐”专业的上升效应不明显，说明公共信息在高考志愿报录中所发挥的主要作用为规避风险。为此，应加强高考志愿填报相关言论的审慎管理与引导，实施地区差异化信息监管策略，并提高高考志愿信息市场多元化供给，以科学指导考生填报志愿。
本研究对兄弟姐妹数量与青少年成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全面的理论探讨，并利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为识别兄弟姐妹对青少年认知能力和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提供了微观证据。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拥有1个兄弟姐妹对青少年的主观幸福感有积极影响，这种影响效应随年龄增长而加强，并且在成年后依旧保持稳定；拥有兄弟姐妹可能对青少年的数学类认知能力产生负向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较低学段样本中，并随年龄增长逐渐消失。本研究为父母制定生育决策时更有效地开展成本收益分析提供了支持，也为缓解养育焦虑、完善生育政策以及促进人口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活教育”思想历经百年锤炼和实践探索，仍保持着长久的活力。意大利“瑞吉欧教育体系”始终秉持儿童本心，在社会不同转型时期持续生机勃发提振全球教育发展。尹坚勤教授与“瑞吉欧儿童”主席克劳迪娅•朱迪奇聚焦环境互动、教师角色、档案纪录与艺术审美等问题展开对话，在对话中达成深度理解与共识。克劳迪娅•朱迪奇提出瑞吉欧环境创构的三重维度、教师的内生育信念、档案纪录的实质与功能、艺术工作室作为一种空间隐喻等观点有着时代性的创生价值，并提出“创造性”与“情境性”是瑞吉欧教育的基本元素与关键特性。对话瑞吉欧，能为中国本土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参照。
近年来，由于大众对普职分流存在误解，教育焦虑在社会上不断产生和蔓延。在描述普职分流的事实和特征的基础上，本文重新审视了社会上对普职分流的批判。过去二十年，我国高中阶段普职比经历了过山车般的剧烈变化，但一直大于1∶1，当前高中阶段至少六成甚至三分之二的孩子在普通高中就读，个别省份这一比例已近八成。微观数据表明，家庭背景对普职分流重要但并非桎梏，学业成绩才是主导性因素；大城市家庭和多子女家庭在普职分流中面临更大的压力；男孩在普职分流中表现逊色于女孩。随后，本文围绕普职分流的主流批判提供了少数支持、多数相悖的证据。最后，基于对普职分流的实证分析，本文探讨了我国普职协调未来的可能路径。
我国教育学界的文化资本研究在布迪厄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教育情境，验证文化资本功能，讲述群体差异，寻求理论扩展。考察布迪厄的研究脉络发现，他关注日常文化、大众文化以及文化的流动性，对文化的理解并非仅限于高雅的精英文化、庞杂的文化档案，而是一种对整体的日常生活的抽象凝视，是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大文化”概念。国内已有研究对文化资本进行操作化测量，倾听不同群体的文化资本表达，对文化资本的理论适用范围扩展创新，但缺乏对研究对象日常生活文化的整体性理解，同时也抽离了大众文化。从文化资本的“文化”意涵来看，我们仍需在文化的绝对值测量和物质文化实体描述之外，探索真正触及到中国文化精神内核层面的文化资本机制。
对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整顿是“双减”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使用大众点评网学科类培训机构的商铺信息，结合高德地图地理编码和搜索POI应用接口，以及全国中小学教育信息化使用情况调查等数据，实证检验了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缩减对学生在校时长的影响。研究发现：（1）“双减”期间，全国层面学科类培训机构的缩减比例约为88%。（2）学校周边学科类培训机构的缩减程度越高，学生每天待在学校内的时间也越多，也即校内教育与校外教育出现一定程度的替代，且这种替代效应在弱势阶层群体中更为明显；在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不明显，但在其他众多二三线城市可以观察到。（3）学校周边学科类培训机构的缩减程度越高，学生在学校内完成课后作业的概率也越高，而在校外辅导班完成课后作业的概率则越低；但培训机构缩减对学生完成课后作业的总时长没有影响。
当下体育中高考改革取向（体育在中考“提分”及纳为高考必考科目）呈现较为严重的学理偏差与伦理困境，其影响广泛、深入，不仅关乎我国学校体育的重大、基本理论命题，还涉及教育-人才评价体系的解构，乃至对社会价值基础形成冲击，但体育、教育及哲学-伦理学界对此还缺乏关注和反思。基于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参照，对体育中高考改革的相关取向予以质疑与追问，认为：（1）体育中高考改革存在外、内在的“科学误植”，二者分别基于其他学科的外在参照，以及体育评价的内在效度。从学科参照来看，体育主要指向基础-保障性需求及个体-自我发展，“文化”科目则更多关涉提高-发展性需求及社会功利-基本发展，对他们评价的区分性与刚性也相应不同；从评价效度来看，体育考试主要体现为非必需、专门性的运动能力，难以表征“体育”与“健康”。（2）体育中高考改革面临宏、微观的伦理困境，二者分别涉及教育-社会价值危机，以及个体-操作性公平问题，其根源为体育-运动能力与“文化”科目之间的内在龃龉。（3）对体育中高考改革重新认识和定位，应澄清对学生全面发展及“体育发展”的误读，防止不同评价体系的误用，以及需在权宜之计与长期方略之间保持张力。其考量要点如：体育发展（权）作为主要指向个体发展的权利，是否应赋予其升学的强制性；体育是否作为国外“中高考”必考科目；体育考试所假定关联的健康、运动能力等因素，能否作为受教育权的限制或区分因素；当基于事理、权宜的意义推行体育中考，其是作为“水平考”还是“区分考”，以及其能否泛化到其他学段等。
道德情感是品德现实化的动力因素，是考察儿童知行统一性的关键点。基于2016、2019、2022年中国儿童道德发展的大样本整体动态数据（77953，77367，79914），采用回归分析、夏普里值分解发现中国儿童道德情感的发展：（1）类型不均衡，同情心表现需要关注；（2）水平随年龄的增高呈现先增高后降低的发展趋势，10岁为儿童道德情感发展的关键点；(3)存在性别和城乡区域的结构差异；（4）按因素影响强度呈现独特的生态系统逻辑，从高到低排列为“个体-学校-社会支持-家庭”；生活满意度、了解儿童的人、学校和家庭心理环境是高影响因素；不同因素对不同性别和学段儿童的道德情感发展影响存在差异。由上发现提出，中国儿童道德情感培育要重视道德情感类型的发展失衡、群体发展的差异和关键影响因素，优化儿童道德情感发展的生态系统，抓住发展的关键期，进一步明确教育的侧重点，提升针对性和时效性。
高考科目选择不仅影响学生的学业发展方向，还直接关系到我国科技人才的专业分布与未来储备。基于STEM管道理论，通过对全国七省市普通中学科学教育调查数据分析发现：活动课程和科技竞赛能促进学生选择物理科目组合，而统计调查则起到阻碍作用。主题班会和课外活动对学生选择物理科目组合的影响不明显。活动课程通过增加早期接触、职业意识和资源获取，提升学生选择物理科目组合的可能性。科技竞赛则主要通过增强早期接触和职业意识，增加学生选择物理科目组合的机会。相反，统计调查主要通过削弱职业意识和资源获取，降低学生选择物理科目组合的概率，且这种阻碍作用在县域高中尤为明显，而在地市级高中则略有促进作用。建议动态调整高中科学教育的实施方案，强化科学教育的专业性和个性化指导，增加科学教育资源投入，促进地区间科学教育的均衡发展。
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实现从分层发展向分类发展转变，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任务。如何优化我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政策对高校分层现象的伴生影响，破解其可能存在的消极效应，是亟待研究的问题。研究通过系统梳理高等教育重点建设的发展历程，结合资源支持、重点学科集聚、入学机会贡献等维度，刻画了重点建设政策对高校分层现象的影响，并据此分析了深层次的原因，提出了针对性建议。我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在集中力量支持一部分大学、一部分学科迈向世界一流目标的过程中，高等教育系统内学校之间分层现象有所加剧，学校层次结构从梯型演化为金字塔型；高水平学科的学校分布趋于集中；高等教育重点建设政策的身份固化现象可能设定了未入选学校发展的“天花板”，资源流动中的“马太效应”，高校评价中存在的以层次表征水平、以规模表征实力、以排名表征进步等现象是造成学校分层困局的多方面因素。建议推动“重点建设”向“共同发展”转变，大幅度增加高等教育重点建设学校范围、取消以学科为对象的重点建设支持方式，完善以学校类型为基础、以质量和贡献为标准的分类评价体系，是破解高等教育重点建设过程中学校分层困局的可选举措。
高校专项计划是我国促进高质量教育公平、破解农村学生上好大学难而出台的一项入学机会补偿政策。综合运用描述性统计方法，本研究对两所精英大学2018—2023年间高校专项计划的选录情况进行了持续追踪研究。从初审、降分、录取人数的总体规模及变化趋势看，近几年高校专项计划政策力度不断加大，越来越多的寒门子弟进入精英高校。同时，精英大学高校专项计划实际招生呈现“补偿不均，选拔有余”的鲜明特点，经济欠发达、教育发展水平薄弱省域的农村学生和学校在该计划中并未获得更多优质高校入学机会的补偿，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在高校自主选拔和高考选拔中处于劣势。为此，应调整高校专项计划招生办法及相关政策，确立“补偿为主，兼顾选拔”的价值导向并切实付诸实践，推进“实质的公平”。
我国自提出普通高中特色发展至今已有三十年时间，并提出到2022年，普通高中多样化有特色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然而，这一目标似乎远未达成。为此，尝试基于对专家和校长的深度访谈，揭示普通高中特色发展的现实困境与制约因素。研究发现，目前我国普通高中特色发展面临着理想与现实偏差的特色发展目标达成性困境，表面繁荣与本质偏移的特色发展实施混沌性困境，学生个性支持不足与沦为获取分数的新赛道的特色发展效果低质化困境。普通高中特色发展的“滞缓”主要受制于以下因素：专项政策与顶层规划“缺位”，普通高中特色发展主体素养“缺席”，普通高中特色发展保障体系缺失的“羁绊”，“五唯”导向评价制度“枷锁”，功利主义教育文化氛围“桎梏”。基于此，从明方向、优环境、强动力和增能力四个维度提出了普通高中特色发展的实践路向，即构建“国家统一推进、市级政府统筹实施”的政策体系，建立“全面与个性兼顾、分数与特色兼容”的高中教育质量观，构建“自主招生、招考分离”的招生考试制度，形成办学自主权下放之下“自主增能、他者赋能”的能力提升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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