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的有效落实需要精准识别学生选择参与课外补习的深层原因，研究我国中小学生首次参与课外补习时间能够为疏解家长和学生的课外补习需求提供实证依据。本文基于2017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CIEFR-HS 2017）数据，采用生存分析的方法，对我国中小学生首次参与课外补习时间进行了刻画，探讨了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对学生首次参与课外补习时间的影响。研究发现：（1）我国中小学生大多数参加过课外补习，且许多学生在较低年级就参加了课外补习。（2）我国中小学生首次参与学科类课外补习时间明显早于兴趣类课外补习，随着年级的升高这一差异更为凸显。（3）城乡地区和不同阶层家庭的学生首次参与课外补习时间存在显著差异，但这种差异随着学段的上升而逐渐缩小。（4）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对学生首次参与课外补习时间有显著正影响，家庭社会经济背景越好的学生首次参与学科类和兴趣类课外补习时间均越早，但这种差异随着学生学段的上升而减小。“双减”政策背景下，建议政府进一步提高学校教育质量和校内课后服务品质，更好满足家长和学生对个性化教育的需求；重点照顾弱势阶层家庭，为学习成绩较差的弱势阶层学生提供校内学业辅导帮助；引导家长理性选择课外补习，客观辩证地审视课外补习对学生发展的影响。
饱和业已成为判断质性研究质量、说明样本量合理性的重要标准。本文系统梳理了三类饱和概念——理论饱和、主题饱和与数据饱和，指出研究者要考虑自身的整体研究设计以决定采信何种概念。此外，还介绍了三种记录和判断饱和的方法，它们分别是结构性编码本、饱和表以及概念深度量表。其中，结构性编码本较为适合采信演绎主题饱和与数据饱和概念的研究；饱和表主要有主题饱和表和编码饱和表两类，较为适合采信既定主题饱和模式、特别强调既定主题能够得到数据有效支撑的研究；概念深度量表尤为适合采信理论饱和模式的研究。本文指出，“度”的概念较好地把握了饱和的本质特征；质量（充分）而非数量（多少）是饱和的关键；饱和本身应当是具体的方法论实践，重视饱和，并对取得饱和的过程进行清晰陈述，有助于提升质性研究的规范性、透明度、质量和认可度。
本报告分析了我国苏州市10岁和15岁组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测评数据，结果发现：10岁组学生在所有15项社会与情感能力中的得分都略高于15岁组学生；10岁组学生中女生在合作、共情、乐群、毅力和包容度能力上得分高于男生；除包容度以外，15岁组学生中男生在其他社会与情感能力上得分都要高于女生。乐观是迄今为止与生活满意度和当前心理幸福感最为密切的能力，其次是活力和信任。抗压力和乐观与学生考试焦虑的关系最为密切。总体而言，学校归属感和师生关系与所有15项社会与情感能力呈正相关。相比之下，校园欺凌与所有15项社会与情感能力呈显著负相关。归属感与乐群、乐观和合作能力呈正相关。师生关系与乐观、好奇心和合作能力相关。校园欺凌与情绪调节（乐观、情绪控制和抗压力）密切相关。
课题组于2021年6月—8月持续两个半月对全国34个省区市展开第二轮调研。根据回收的调查数据样本，与2020年第一轮调研比较发现：2021年近五成毕业生签约税后薪酬每月3001-5000元、就业岗位与专业总体对口率显著提高、就业满意度保持高位略有下滑、考虑离职率略有上升。2021年未就业毕业生自感疫情因素对就业影响程度显著降低、向体制内就业的期待倾向明显、公考和升学失利者复考意愿更加强烈、薪酬待遇超过工作地点成为最被看重的就业因素、期待薪酬与实际薪酬之间的差距在扩大、对民营企业的就业期待位次出现明显下降。受调样本中用人单位招聘计划在压缩、裁员率在上升、薪酬水平在增加、招聘标准在提高。高校毕业生对学校就业指导工作满意度与2020年总体持平保持良好。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性别、户籍、家庭经济状况、学校类型、学校层次、学科类型、学科层次、个人学历、学业成绩、创业意愿等变量在不同类别间对就业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与2020年不同之处是2021年农村户籍毕业生比城镇户籍毕业生就业概率更高、医学类和师范类高校应届毕业生比理工类高校毕业生就业概率更高、本科毕业生就业概率低于大专毕业生就业概率、农医学科就业概率高于人文学科就业概率。
21世纪以来，新教育实验坚持以执着坚守的理想主义、深入现场的田野意识、共同生活的合作态度和悲天悯人的公益情怀为价值准则，以教师成长为逻辑起点，以营造书香校园等“十大行动”和相关课程为路径，以帮助新教育共同体成员“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为目标，进行了二十年的田野实践探索。新教育实验提出的教师专业成长“三专模式”使数以千计的普通教师成长为卓越教师，在国内率先开展的“营造书香校园”“家校合作共育”等教育理念与行动实践，为建设书香社会、推动家校社政共育提供了强大助力。在促进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对抗教育异化，回归教育本质以及大面积改善区域教育生态等方面，新教育实验也进行了颇有成效的探索。展望未来，我们将通过持续完善课程体系、开展未来学习中心试点、探索教师专业发展体系，力争把新教育实验建设成为中国素质教育的一面旗帜，使新教育共同体成为扎根中国大地的新教育学派。
运用“四梁八柱”的思维方法并借鉴CIPP评价模型的结构逻辑，按照循序循证的五步研究路径对中国学前教育指标体系进行现状分析、国际比较、理论构想、实证建构和政策建议。首先选取目前在中国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学前教育政策文本进行内容分析以结构性描述中国学前教育指标体系的现状；进而将当今中国与国外学前教育指标体系的结构性框架和具体指标进行并置、比较以分析中国现行学前教育指标体系的结构性和内容性问题；随后构想出包括背景、投入、过程和成果4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及其下设的55个三级指标的高质量学前教育指标体系的结构框架和具体内容；再后基于实证研究建构出新时代中国高质量学前教育指标体系的“四梁八柱”和关键指标，形成包括价值质量、条件质量、过程质量、结果质量4个一级指标，涵盖价值取向、社会背景、体制机制、资源配置、保育教育、园所管理、普及普惠、安全优质8个二级指标及其下设的57个三级指标的中国高质量学前教育指标体系的基础框架和基本样态；最后提出中国高质量学前教育指标体系建设的5条政策建议，分别是积极构建结构框架以确保对系统性质量的统筹关注、特别重视背景因素以确保对价值性质量的优先关注、持续关注输入因素以确保对条件性质量的长期关注、着力强调过程因素以确保对过程性质量的焦点关注、理性强化输出因素以确保对结果性质量的全面关注。
任务能力是社会与情感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OECD的研究框架下包含自控力、责任感和毅力3项能力。基于苏州市10岁组和15岁组学生参与OECD社会与情感能力测评的数据，本研究采用描述统计、差异检验和回归分析等统计方法对苏州市学生的任务能力表现予以呈现。研究发现，自控力、责任感和毅力与其他能力具有显著相关，部分得分在年龄、性别、城乡上存在显著差异，在普高与职高间存在差异；任务能力受背景、学生、教师、学校和家庭层面相关因素的影响较为显著；对健康、幸福感、满意度、考试焦虑、亲近家人和亲近他人等生活结果变量有显著影响。基于以上发现，我们对学校教育者、政策制定者以及教育研究者提出一些建议。
疫情期间的大规模在线教学，将中小学生推到了在线学习的最前线，中小学生的在线学习表现及其适应性成为社会关切，家庭也前所未有的卷入到了在线学习过程之中。本研究以江苏省教育厅委托的大规模中小学在线教学调查为基础，对449650份有效学生问卷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聚类分析以及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研究发现，在父母普遍教育卷入的背景下中学生的在线学习投入良好，学习结果接近良好，学习心理存在一定的问题，并且存在一定的人口学差异；作业辅导、学习环境是影响学习结果的两个重要因素，同时正向预测学习投入；影响学习投入的因素还有亲子氛围和在线学习监管；学习心理受作业辅导、学习环境、亲子氛围和家庭教育期待的正向影响；乐学善学者、勤学出众者、成就焦虑者、中规中矩者、孤独后进者这五类典型的在线学习者特征背后反映的是不同的家庭教养方式。研究建议，后疫情时代的混合学习实施需重视家校协作、学习心理干预、在线学习互动等若干方面。
本技术报告基于中国苏州的测评数据，对OECD 社会与情感能力测评工具在中国文化下的心理测量学特征进行分析。具体计算Alpha系数和Omega系数来检验这些量表的信度；进行了一系列验证性因子分析来检验这些量表的结构效度；开展多组验证性因子分析来评估不同组（年龄组和性别组）的测量等值性，以及使用项目反应理论广义分步计分模型来衡量项目并为所有参与测评的学生生成社会与情感能力值。
编程作为儿童面向未来、适应未来并改造未来的基本素养，不断得到各界的关注与重视，但其究竟到底有多少教育价值，众多学者开展了大量的实验及准实验研究，但研究结果却不尽相同。“编程能否真正促进儿童的个体发展”这一问题仍处在左右摇摆的学术争议之中。基于此，本研究采用元分析方法，对国外28项编程影响儿童个体发展的实验与准实验研究进行量化分析。研究发现：（1）整体而言，纳入研究的合并效应量为0.61，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表明编程可以积极正向地促进儿童的个体发展；（2）具体来看，编程能够显著地积极促进学生的认知发展、行为发展以及情感发展；（3）与小学及学前相比，编程在中学阶段对儿童个体发展的作用效果更突出；（4）与中期和长期编程活动相比，短期编程活动对儿童个体发展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5）编程教育在小规模样本中对儿童个体发展的作用效果相较于中、大规模样本更大；（6）不同编程形式的作用效果不同，其中不插电编程对儿童个体发展的作用更为显著。期望上述研究发现能为我国未来儿童编程的研究与实践提供借鉴。
情绪调节是社会与情感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OECD的研究框架下包含抗压力、乐观和情绪控制3项能力。基于苏州市10岁组和15岁组学生参与OECD社会与情感能力测评的数据，采用描述统计、差异检验和回归分析等统计方法对苏州学生的情绪调节表现予以呈现，研究发现抗压力、乐观和情绪控制与其他能力具有显著相关，其得分表现在年龄、性别、城乡上存在显著差异，在普高与职高间的差异不显著；情绪调节受背景、学生、教师、学校和家庭层面相关因素的影响较为显著；对健康、幸福感、满意度、考试焦虑、亲近家人和亲近他人等生活结果变量有显著影响。因此相关主体要充分重视学生情绪调节能力的培养，明确自身角色，选择正确的路径与策略促进学生情绪调节水平的提升。
自《科尔曼报告》公布至今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但对于学生学业成绩来说，学校投入与家庭投入哪个更重要的问题在国内外学术界依然没有达成共识。本文利用我国东部和中部5省16个城市中小学校大规模测评数据，采用广义教育生产函数方法，运用两水平线性模型，分析了学校投入和家庭投入要素对教育产出（以学生学业成绩为代理变量）的影响效应。同时，采用Shapley值和Owen值分解技术，识别出对学校教育产出有较大影响的投入要素，得出以下4个方面结论：第一，除生师比之外，办学条件和教师质量等学校投入要素对教育产出结果有显著的正效应。第二，父母参与、父母教育期望等家庭投入要素对教育产出结果有显著的正效应。第三，对于小学平均学业成绩而言，来自家庭的相关投入更重要；对于初中平均学业成绩而言，则是来自学校的相关投入更为重要。第四，相比学校办学条件，教师质量对中小学校平均学业成绩变异的贡献度更大；而且，相比小学，教师质量对初中学校平均学业成绩变异的贡献度更大。基于实证研究结论，提出提高我国中小学教育生产效率的5点建议：一是调整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结构，优先保障初中阶段学校教育投入；二是改善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的工资待遇和工作环境，以吸引更多高素质人才投入义务教育事业；三是通过校外教师专业发展培训、校本教研合作等途径切实提高教师队伍的教学策略水平，尤其要重视提高初中教师的教学策略水平；四是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尽快出台有关家庭教育的制度规范，强化父母在家庭教育中的主体责任，督促父母积极参与子女教育生产过程；五是学校和社区应广泛开展家庭教育讲座和家庭教育实践培训活动，引导家长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观，掌握科学的养育子女的方法，以提高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联合生产的效率。
高阶思维是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概念和内涵进行界定和剖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高阶思维是个体适应环境、寻找认知平衡的关键能力。建构主义理论认为个体并非被动地接收外界的信息，而是主动的、积极的知识建构者。在具体的认知情境中，高阶思维表现为个体通过识别已有知识和外部信息之间的联系，将背景知识迁移到新的情境中，解决复杂环境中没有确定答案的问题。高阶思维并非单一的思维过程，而是多种认知成分协同作用的复杂思维过程。高阶思维的概念框架需要包含“对问题情境的分析”“新旧知识的关系建立”“不同维度信息的综合”“创新性知识的产生”，以及“对思维过程的监督、管理和调节”五个方面的认知成分，并且能够阐释五个认知成分之间如何相互作用、彼此影响、协调发展的过程。这一概念框架为解读高阶思维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为深入研究高阶思维的发展规律和培养机制奠定了理论基础。
开放能力是社会与情感能力的五大维度之一，在OECD的研究框架下包含包容度、好奇心和创造性这3项能力。本报告基于苏州市10岁组和15岁组学生参与OECD社会与情感能力测评的数据，运用描述统计、差异检验和回归分析等方法呈现苏州学生的开放能力表现。研究发现：开放能力在年龄、性别、学校位置（城乡）和学校类别（普通高中—职业高中）上存在显著差异；开放能力受背景、学生、教师、学校和家庭层面相关因素的影响较为显著；开放能力对各种生活结果变量有显著影响。因此，培养学生开放能力需要科学而精准的政策支持。
教育期望是个体、父母或教师对学习者未来教育水平的预期，对学业表现与个体发展影响巨大。大量研究忽视了父母和子女之间教育期望差异的普遍存在，而相关差异极易造成个体欠佳的行为表现。本文基于2014—2015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采用最小二乘回归（OLS）、倾向得分匹配（PSM）和Bootstrap法中介效应检验，探究亲子教育期望偏差对青少年学业成绩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亲子教育期望偏差显著负向影响青少年的学业成绩。以强烈的“望子成龙”心愿为典型表现的上偏型亲子教育期望偏差并不合理，对学业成绩有显著负向影响，而下偏型亲子教育期望偏差与学业成绩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心理压力、学业负担和负向情绪在上偏型亲子教育期望偏差和学业成绩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与女生相比，男生的学业成绩更易受到上偏型亲子教育期望偏差的负向冲击。基于此，提出形成适度教育期望、增进亲子沟通交流等对策建议。
教育事业发展需要有前瞻性，在《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目标的指引下，有必要对2020—2035期间，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学龄人口变动情况及其对教育资源配置的影响进行深入研究。本研究采用Leslie矩阵的队列要素法和实地访谈法，对2020—2035年期间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数、学校数、教师数和所需经费等进行了预测，结果显示：随着生育率和出生人口下降，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人数呈现出持续下降趋势；与2020年预测值相比，2035年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总量将下降约3000万；按现行学校规模计算，2026年（峰值年份）城区需新建小学4000所，2030年（峰值年份）城区需新建初中4000所，农村地区将有大量小学校舍闲置（3.73万）；按现行师生比计算，义务教育阶段专任教师的需求量在下降，与2020年相比，2035年小学教师过剩约150万，初中过剩约37万。2031年，我国城区义务教育学生数将超过镇区，义务教育将总体进入以城市教育为主体的时代，教育资源配置应因地制宜，因时而动，充分考虑学生由农村向镇区和城区的转移。建议科学规划学校布局；适当提高办学标准，降低生师比，缩小班级规模，及时补充优秀教师；统筹优化学前、托育和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师资源配置，不断优化教师队伍结构。
协作能力是社会与情感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OECD的研究框架下包含共情、信任和合作3项能力。本研究基于苏州市10岁组和15岁组学生参与OECD社会与情感能力测评的数据，采用描述统计、差异检验和回归分析等方法对苏州学生的协作能力表现予以呈现。研究发现：协作能力在年龄、性别、城乡上存在显著性差异；有14个变量对协作能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包括家庭拥有物、家庭藏书量、安全感、朋友关系、好习惯朋友、室内活动时间、室外活动时间、师生关系、学校归属感、学校合作氛围、校外活动、理解型母亲、理解型父亲、家长高期望；另有2 个变量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包括上网时间、亲子问题；协作能力对亲近家人、亲近他人、健康和主观幸福感4个生活结果变量具有正向影响。因此，培养学生协作能力需要科学而精准的政策支持。
书面言语是最精心组织的言语形式，要求儿童进行深思熟虑的分析，是一种复杂而又真实的思维活动。本研究以我国1800名小学生的作文为研究样本，使用人工标注、信息自动检索技术和描述统计等方法，分析了儿童的因果表达特征，并以此探究儿童因果逻辑思维的发展特点。研究发现：第一，儿童的因果复句表达虽然整体上随年级递增呈上升趋势，但各年级具有不同的阶段性特征；第二，面对不同认知复杂度的因果表达，儿童在书面言语中倾向于说明性因果表达；第三，儿童在因果表达上存在“五年级现象”，即五年级儿童对因果逻辑表达更为敏感。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小学生的语言教学提出了系列可供参考的建议。
儿童全面发展概念的多学科内涵建构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的深刻内涵，尝试从多学科视角探讨儿童全面发展“五对概念十二个范畴”的内涵建构，具体包括：（1）儿童道德和公民性发展的伦理学、政治学视角的概念内涵建构；（2）儿童认知与情感发展的心理学、脑科学视角的概念内涵建构；（3）儿童社会性与个性发展的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视角的概念内涵建构；（4）儿童艺术与审美发展的艺术学、美学视角的概念内涵建构；（5）儿童健康与安全发展的人体运动学、营养学、安全学视角的概念内涵建构，以及儿童大脑与身体发展的脑科学、生理学视角的概念内涵建构。儿童全面发展概念的多学科内涵建构对深化儿童发展的基本理论予以探讨，为更加全面地把握育人目标提供理论借鉴，并为构建科学的教育评价体系提供思想基础。
70年来，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科的发展向我们呈现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折射出新中国教育学的发展脉络与改革创新：在教育知识建构上，体现了从“教育学中国化”到“中国教育学”的发展，即由引介加工到扎根中国大地发展具有原创性的教育学；在面向教育实践上，经过了从“经验概括”到“理论生成”的历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传统；在服务国家政策上，由为国家和政府决策提供相关证据的“知证”逐步走向主动参与国家和政府的决策咨询的“咨政”，以专业研究服务国家政策；在引领学术前沿上，从“接轨国际”走向“讲好中国教育故事”，着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教育学科知识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为世界贡献中国的教育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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