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2003—2021年10次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数据，对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的特点和变化趋势进行了实证分析。主要结论包括：第一，从毕业去向看，正规就业比例创新低，升学比例持续走高；落实率下滑，待就业率回升，不同学历的落实率趋同。第二，从就业质量看，学历越高则起薪越高、增长越快；相对起薪呈现“L”型下降趋势；近五成毕业生的起薪低于期望；就业满意度波动上升。第三，从就业结构看，大中城市就业比例超过八成；民营企业的就业占比跃升第一；企业就业比例先升后降、超过五成；职业类型从同质化、趋向多样化、再回归同质化；教育行业成为毕业生首选。第四，从就业匹配看，适度教育比例先降后升、超过70%；专业不对口比例约为40%。第五，从求职状况看，学校是最主要的求职信息来源；求职次数并未随时间推移逐渐走高，存在“有业不就”现象；人情费、交通费、置装费是3项主要求职支出；能力是影响就业结果的第一要素；择业意向稳定，偏好向“前/钱”看。
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给教育带来了积极和消极影响，教育领域不仅要被动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诸种挑战，更应该主动思考如何培育学生具备适应和驾驭人工智能的素养，本文将这种素养称之为人工智能素养，即通过人工智能教育培养的领域特定性与领域一般性兼具的学生核心素养。对人工智能素养的解析可以追溯到三维目标模式下的诸类研究，但这些研究未能廓清其内涵本质和内在逻辑。鉴于人工智能素养是因应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新的素养类型，本文首先从技术本体论视角分析了人工智能素养的本质——人的技术化，并从哲学认识论与教育心理学视角出发，把握了人工智能素养的构成：核心素养发展的实质就是一个“知识与思维”的动态转化过程；情感作为源于认知过程的情绪化体验，不仅涵养了知识建构与思维发展的过程，也是人类获得道德观念的根据和渊源。由是，知识、情感与思维的相互作用关系共同构成了学生人工智能素养的底层逻辑。籍此，本文从人工智能知识、人工智能情感、人工智能思维三个维度出发，重点构建并详述了人工智能素养的评价指标体系，以期为人工智能教育的健康发展提供指引。
就业难与招工难的结构性矛盾凸显了高等教育结构与经济社会发展在人才需求方面的不协调。本文通过构建大学生就业能力结构模型来探究研究型高校与应用型高校大学生的就业能力现状及其影响因素。通过大规模施测发现：由性格特质、通用能力以及专业知识技能构成的大学生就业能力模型得到数据的良好支持。我国大学生的就业能力以综合素养与能力为主，应用型人才在职业技术技能上的优势明显。第一课堂是提升大学生就业能力的主阵地，第二课堂对高就业能力的大学生具有重要价值，应用型高校实践培养环节的质量有待提升。据此，高校应该充分发挥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的不同作用，实现因材施教，应用型高校应将工程性人才作为人才培养目标，全方位、多渠道地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加大实习实训力度和基地建设，实现特色化与高质量并举。
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是一个现实而又紧迫的话题，但关于什么是“拔尖创新人才”，如何选拔和培养这类人才，尚缺乏成熟的理论准备和实践引导。本文旨在对创新潜能、发展、成就的理论以及对应的识别、培养、文化支持等社会实践做一个系统概要的阐述。首先，在拔尖创新人才的界定上，本文提出了创新的五种形态和创新人才的两种不同类型。第二，在创新人才的识别问题上，本文提出了基于人才动态发展观并结合“总体筛选”和“个体考察”的人才识别模式。第三，在发展和培养问题上，本文提出兼顾成长阶段和领域具体性同时突出“探索未知”和“开放性”的培养模式。第四，在创新成就的文化支持上，本文探讨了如何在创新实践中营造兼容认知多样性和鼓励自由探索的生态环境。第五，本文进一步针对现有教育体制提出了五个实践策略上的着眼点。最后，关于教育实践的政策导向，本文提出了四个基本原则和四种认知误区。
文章使用宏观行政数据以及部分高校教师工资大规模微观调查数据，分析我国高校教师实际与期望的工资水平和结构，获得如下发现：我国高校教师工资水平在国内具有一定的外部竞争力，但缺乏国际竞争力；多数教师的年总工资以及各项工资构成要素均处于“被平均”状态，绝大多数教师对实发工资水平有更高的期望；高校教师基本工资占应发工资比例较低，与教师期望的基本工资占比存在一定差距；“双一流”建设高校专任教师、东部地区高校教师期望工资提高的比例相比非“双一流”建设高校专任教师、中西部地区高校教师显著更高。基于上述研究发现提出3点对策建议：一是，关注高校教师尤其是“双一流”建设高校专任教师、东部地区高校教师的期望工资水平，适度提高高校教师的工资水平，建立适应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工资增长机制；加大对高校教师队伍建设的专项投入，助力高校建立人员经费支出的长效增长机制。二是，优化高校教师工资结构，适当提高教师的基本工资占比；鼓励经济发达省份制定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的基本工资标准，以增强高校教师工资的保障性功能。三是，“双一流”建设高校一方面支持一流学科建设院系创新薪酬分配制度，为高层次人才设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薪资水平；另一方面关注青年教师的生存发展状况，优化高校青年教师工作环境，为青年教师提供灵活多样的福利项目。
当下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宏观角度看，世界正进入政治经济重塑期，教育对提升生产力水平、推动人类文明走出生产力停滞期至关重要。目前的逆全球化进程已经引发了全球深层次矛盾爆发，同时，颠覆性技术与产业变革在加速重塑全球政治经济新格局时，也正在对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进行着解构与重塑。在政治介入与技术力量纠缠并产生叠加影响的背景下，在建设教育强国进程中，中国将主要面对美西方的教育“分级脱钩”、颠覆性技术壁垒、人工智能生态重塑等多方面的影响和挑战。唯有以中国式现代化之内在要求，以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之目标，才能在教育范式革命和教育“自创生”中建设和实现教育强国。
近年来，师生的课堂情绪互动愈发受到关注。本研究基于活力理论，提出了教师通过情感传递效应以自身的活力和热情影响学生，激发学生的活力，推动形成积极的师生关系的假说，并以我国2386名中学生和76名班主任老师为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本研究收集了学生和教师的活力、学生感知到的教师热情和积极师生关系四个变量的测量数据，并以此建立了链式中介模型予以检验。结果发现，教师的活力可以直接预测积极的师生关系，这一作用主要是通过师生之间的情感传递，即学生感知到的教师热情、学生的活力以及二者的链式中介作用来实现的。换言之，当教师在教学中充满能量、富有朝气、活力十足时，就越有可能将对教学工作的喜爱和热情传递给学生，让学生深受活力的感染，并因此推动形成更加积极的师生关系。这一发现，对提升教育活力，促进教师和学生的心理健康以及形成良好的师生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通过对全国东中西部24个省份的156050名小学生、100039名家长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小学生劳动素养整体较好，但仍有进步空间，尤其是在学生劳动知行合一、劳动荣辱观、家务劳动意愿、劳动创造精神、劳动主动性、精细化劳动技能方面亟待改善。城市小学生劳动观念显著优于农村，西部小学生劳动能力显著高于中、东部，女生劳动参与显著优于男生，三年级学生劳动能力显著低于四、五、六年级。学校劳动教育课程及活动的次数、种类数，有专门劳动教育场所、教师，家长劳动教育观念、态度、参与对小学生劳动素养有正向影响，其中学校劳动教育课程及活动种类数、家长劳动教育态度的影响较大；是独生子女家庭、有保姆照顾对小学生劳动素养有负向影响，但影响相对较小。提出了转变教育理念、完善课程内容、优化教学方式、关注特色发展、健全协同机制、强化条件保障等对策建议。
本报告分析了我国济南市10岁和15岁组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测评数据，结果发现：10岁组学生在所有16项社会与情感能力中的得分都高于15岁组学生。总体上，男生在多项社会与情感能力上得分高于女生；在10岁组学生群体中，除责任感和成就动机外，男生在其他各项社会与情感能力上得分均高于女生，差异最大的前三项能力分别为好奇心、创造性和信任。在15岁组学生群体中，责任感、共情、包容度三项能力得分女生高于男生，差异最大的能力为共情。其他各项社会与情感能力男生得分高于女生，差异最大的前三项能力分别为抗压力、情绪控制和好奇心。高社会经济地位学生群体社会与情感能力均高于低社会经济地位学生群体。普通中学和职业中学学生在社会与情感能力上无显著差异。15岁组学生群体中民办学校学生在交往能力和开放能力上都稍高于公办学校学生，而其他能力上结果相反。乐观是迄今为止与健康行为、身体意象、生活满意度、关系满意度、心理幸福感最为密切的能力。情绪控制和抗压力与学生学业焦虑的关系最为密切。任务能力尤其是成就动机和毅力，还有好奇心，和学生的语文、数学和艺术方面的成绩密切相关。值得注意的是，15岁组女生比男生从社会与情感能力中获益更多，而10岁组男生比女生从社会与情感能力中获益更多，且高社会经济地位学生的身体意象、健康行为、心理幸福感、关系满意度与大多数能力之间的关系要强于低社会经济地位学生。 高社会经济地位学生往往比低社会经济地位学生参加更多的职业发展活动。社会与情感能力较高的学生，尤其是创造性和好奇心比较高的学生，其参与的职业发展活动更多。女孩和高社会经济地位学生往往比男孩和低社会经济地位学生对未来的教育和职业更有抱负。开放能力和任务能力水平高的学生对未来的教育期望和职业抱负更高。
本文关注元宇宙（metaverse）概念下不同行动主体的教育实践与前沿理念，提出观察元宇宙教育现状与革新的三个层次，即去中心化技术带来的教育结构性变革、元宇宙中的知识经验变化以及人机交互发展。文章认为，元宇宙中的教育将从去中心化自治组织（DAO）、去中心化金融（DeFi）和去中心化身份（DID）三个维度革新传统中心化教育模式、强化教育的普惠性；游戏是元宇宙重要辅助教育资源，在锻造教育认知链条、拓展数字课堂叙事、构建泛在学习机制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新形态人机交互拓宽了学科边界，且发生在数字教育社区的校园元宇宙为教育学习创造了新的连接可能。
推进高校教师薪酬制度改革是加强高校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手段，基本工资对于高校教师兼具保障性和长期激励性功能，基本工资制度理应成为理论探讨与实践改革的重要内容。文章综合使用相关政策文本、宏观行政数据以及部分高校教师工资大规模微观调查数据，在分析我国高校教师基本工资制度实施现状的基础上，阐明其存在基本工资管理集权化、基本工资水平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不尽一致、基本工资起薪点过低、基本工资占比普遍较低、工资等级设计与薪酬管理规律不符、工资调整未实现政策预期等问题，而且现行制度抑制了基本工资保障性与长期激励性功能的发挥。针对上述问题，结合薪酬管理理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中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建立全国统一的高校教师基本工资制度，省级统筹制定适合本省高校教师的基本工资标准；适度提高高校教师基本工资的起薪点，增强对青年教师基本生活的保障性，提高经济发达省份高校教师基本工资的实际购买力；将部分或全部基础性绩效工资纳入基本工资范畴，平衡这部分基础性工资的院校、学科差异；提高各岗位等级基本工资的等级差异，调整基本工资的浮动范围，以增强对高校教师工作的中长期激励功能；基本工资标准调整应统筹基本工资占比与基本工资的等级差距，保障高校教师基本工资增长额度与基本工资占比处于合理水平。
丰富的教育神经科学成果促进了教育事业的纵深发展和改革。而在这个过程中，对神经科学成果的误解和误读却造成了一个亟需清除的障碍——“神经神话”。神经神话在教育系统中普遍存在的这一现状，严重影响到教师的教学效率和学生的发展。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没有引起国内学者的足够重视。因此，本研究对2012—2022年来发表的关于神经神话的文献进行了可视化分析与总结，揭示了神经神话流行的现状、影响因素及干预措施，最后提出了一些教育启示和建议。
2021年7月以来，“双减”工作持续推进，校外培训经历了最严治理，意在减轻学生和家长负担。全国家长问卷调查显示部分家长依然坚持为孩子寻求学科类校外培训。访谈资料表明，课后看护型、日常辅导型等需求能被学校课后服务较好地吸纳；但“双减”对学生教育成长路径没有实质性影响，继续使用学科类校外培训是很多家长基于有限理性的决策，升学择校型、培养优势型、未来发展型等需求会长期存在。因供给锐减，被挤压出的培训需求部分转向了地下，培训价格上涨而品质难保证，部分家庭因需求被抑制而产生的不满情绪可能成为治理的阻力。为持续推进“双减”，学科类校外培训治理必须关照到需求侧：当前应正视合理的校外培训需求，指导家长理性选择和使用培训服务，并积极利用公共教育资源吸纳其部分需求；长远来看，想切实消减家长校外培训需求还是应着力促进义教校际均衡、推进中高考改革、提升职教吸引力。
“双减”政策提出“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家庭校外培训支出负担”的目标，而当前对该政策工作目标的达成程度的评估研究相对缺乏。本研究利用基于全国抽样的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家庭大样本调查数据，应用双重差分模型（DID），分析“双减”政策对学生家庭校外培训参与和支出的影响。研究发现：（1）“双减”政策对学生家庭“学科类”校外培训参与和支出存在显著降低效应，结论通过PSM-DID稳健性检验；（2）“双减”政策对学生参加“学期中和寒暑假”“线上和线下”“学科类”校外培训存在显著降低效应，结论通过PSM-DID稳健性检验；（3）“双减”政策对学生家庭“非学科类”校外培训参与和支出存在显著增加效应，结论未通过PSM-DID稳健性检验；（4）异质性分析发现“双减”政策显著降低了中低社会经济地位学生家庭的“学科类”校外培训参与和支出，对高社会经济地位学生家庭不存在显著影响。本文研究结论为评估“双减”政策工作目标达成程度提供了证据，为实施“双减”政策提出了政策建议：不断巩固“学科类”校外培训治理成果，加强“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监管，加大力度治理“学科类”校外培训“隐形变异”问题。
家庭生育意愿关系到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当前我国面临较大的低生育风险，低生育现象已成为常态。大多数研究聚焦于生育政策对人口的影响，忽略了教育政策的重要影响。本研究基于29个省份10341名中小学家长的调查，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实证检验“双减”政策认可度对家长再生育意愿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结果发现，提高中小学家长“双减”政策认可度，可显著提升家长再生育意愿。认可“双减”政策的中小学家长的再生育意愿效应更高，平均高出14.6%，这一结果表明“双减”政策的正外部性已外溢到人口生育领域，“双减”政策对家庭再生育计划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家庭教育支出和教育焦虑在中小学家长对“双减”政策的认可度和家长再生育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因此，应进一步提高中小学家长对“双减”政策的认知水平，持续加大“双减”政策实施力度，强化政策配套治理，教育和人口生育领域应实施多层次综合策略，全面有效地提升国民再生育意愿。
幼小衔接是儿童适应社会和未来教育的关键环节，幼儿园教师和小学教师是确保双向有效衔接、支持儿童顺利过渡的重要参与主体。本研究基于多主体协同参与幼小衔接的视角，采用问卷法对11省市的9872名幼儿园教师和7411名小学教师展开幼小衔接理念与实践调研。结果发现，幼-小教师在衔接观念和认识上存在冲突，在课程与教学的组织与实施中呈现不一致性，面临合作信念薄弱、协作实施率低、外部保障有限、内在认识不足等现实困境。研究从建立基于儿童立场的双向衔接共识、实现课程与教学的纵向连续、搭建互动平台、形成支持性保障体系等方面提出促进幼-小教师主体协同支持儿童顺利过渡的对策建议。
关于教育强国建设，依然还有几个源头和底层问题需要讨论。第一个底层问题是到底什么是教育强国？教育强国的重心是以教育“强”国。只有做如此理解，才可以回答为什么在已有《教育现代化2035》之后没多久还需要一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第二个底层问题是什么国家才称得上教育强国？各个国家在教育领域都存在一些共同的挑战，哪个国家能率先攻克这些难题或者做得更好，这个国家就是教育强国。指标不是教育强国的本质，而是对教育强国的解释。第三个底层问题是教育何以强国？所有立志于成为大国的国家都一样，它需要教育从三大方面来“强”国：一是巩固和扩大本国的意识形态优势，二是为产业参与国际竞争提供高质量人才，三是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第四个底层问题是如何实现教育强国？教育强国有三大战略任务，一是把决定一个国家是否能真正成为教育强国的关键内容，定位为主战场任务来正面攻坚。二是抓住智能社会的历史机遇，开辟智能教育新赛道；三是降低教育强国建设征途中的羁绊，打通掣肘点。
劳动教育是马克思主义教育学“五育”理论中一个十分重要而特殊的方面，与德、智、体、美诸方面构成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无论是作为一种教育活动、一项教育内容，还是作为一种道德教育，抑或作为学校一类专门的课程，劳动教育都应当是全面的、自由的、自主的、创造性的，非此不能促进人自由全面的发展。在异化的劳动教育过程中，人丧失了主体性，被简单当成劳动工具进行训练，劳动教育本身也往往蜕变为一种惩罚性的活动。就其本质特性而言，劳动教育还可以在学生所学书本知识与其社会实践之间建立意义的联系，从而在根本上解决“读死书”的问题，因而在克服教育异化方面也有重要的价值。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劳动本身的发展，因此，自由、自主、全面的劳动教育，是最终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根本途径。
本研究基于2023年济南参加OECD社会与情感能力测评的数据，聚焦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的影响，并尝试从学生成长型思维和学业焦虑两个视角出发，探讨两个变量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的中介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成长型思维都对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学业焦虑对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产生显著负向影响；（2）成长型思维发挥着显著正向中介作用，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通过成长型思维的中介作用对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产生积极促进作用；（3）学业焦虑作为中介变量呈现显著负向中介效应，表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通过学业焦虑的中介作用对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产生不利影响；（4）研究进一步揭示了成长型思维和学业焦虑之间显著正向的链式中介作用，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通过影响学生的成长型思维，进而调节学生的学业焦虑水平，最终对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产生综合影响。基于实证结果的讨论，本研究针对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发展水平的提升提出三方面建议：一是给予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弱的学生群体更多资源和平台的支持；二是以学校为主阵地，系统建立成长型思维培养的路径机制；三是推进家校联动，共同破解青少年学业焦虑难题。
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问世，给传统的学习模式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与挑战。学生如何运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促进学习成为教育教学改革亟待探索的问题。本研究在大学生课程学习过程中引入GAI，对学生与GAI的话语类型、提问水平、提问策略以及自我报告进行编码分析，探究了大学课堂中学生如何与GAI进行协同学习。研究发现，在学生与GAI的对话中，学生是对话的发起主体，单个对话构成的对话单元居多，持续性的讨论较少。学生话语主要以初始提问、拓展提问和改述提问为主，评价和继续指令话语较少。同时学生提问的认知水平较低，以知识水平、理解水平提问为主，提问策略单一，较少使用角色提问、材料提问、方案提问等策略。在不同任务阶段、不同使用经验的学生与GAI的对话存在差异性，在任务后期人智之间展开更高频、更持续的互动对话，且提问认知水平更高、提问策略使用更熟练。使用GAI经验越丰富的学生产生更多的高认知水平对话。在呈现出不同话语特征的对话过程中，学生对在大学课堂教学中引入GAI整体上持积极态度但有所分化。学生普遍认为，GAI能够积极地辅助学习，具有回应优势、能够为学生提供信息价值、处理多类任务和促进学生能力发展，但同时也存在技术局限，引发对学生主体、学习评价和教育生态的挑战。在此基础上，本研究从提供提问训练、丰富提问场景、加强回答反思三个方面为进一步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引入生成性人工智能提供了有效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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