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 教育学尚未形成独特和清晰的理解人与世界的视角和思维方式, 往往需要仰赖于其它学科, 这是教育学危机的根本所在。为此, 本文提出了“教育学理解”的命题, 试图从教育学的“视角”和“思维方式”的角度加以阐释, 具体分析了教育学理解方式中的基本假设、所关注的基本问题和研究方式等。其目的在于:在与其它学科进行划界和整合的基础之上, 形成教育学式的复杂性的理解方式。
全面发展是指培养受教育者在德、智、体等方面都得到发展。个性发展是指个体在需求、生活习惯、性格、能力、兴趣、价值观念等方面形成稳定的心理特征。全面发展不是全才发展, 不影响个性发展。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之间在逻辑和哲学上不是对立关系, 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全面发展是个性发展的基础与前提, 个性发展是在全面发展基础上的选择性发展。创新人才是在全面发展基础上的个性发展的结晶。
本文通过对中世纪以来大学发展历史的回顾, 揭示了自中世纪大学兴起以来, 伴随着西方统一的基督教世界形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确立以及当代美国文明在全球各个领域的全面渗透, 隐藏于大学国际化演进轨迹之中的一种内在逻辑。即话语独断赋予某种语言以强势地位, 而该强势语言进而奠定了大学国际化的基础, 这种演进逻辑无疑是导致当代世界中大学的中心与边缘格局形成的内在原因。
本文以“法治效用”为标准, 以事件发展线索为依据, 将美国高等教育法治化的演进过程划分为三个时期:1492~ 1861年的移植模仿时期、1862 ~ 1957年的特色创建时期和1958 ~现在的逐步完善时期; 并进而围绕各个时期的法治效用主题提炼与分析了美国高等教育法治化的三个主要特点:高等教育法律体系的非单一性, 高等教育法律性质的资助性, 高等教育法律文本的变化性。
九十年代末, 我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 高师院校便成为教师继续教育优先选择的场所, 使高校模式成为我国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的主导模式。从各地教师继续教育反馈信息与教师的实际需求来看, 我国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必须打破单一的高校模式, 建立起包括校本模式、教师中心模式和社区模式在内多样化的有机联系的模式体系。
哲学解释学———被理解为解释的理论———所研究的一些问题, 也是认知科学要回答的。人的理解的性质、我们获取和组织知识的方式、语言和记忆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意识和无意识知识的关系、以及我们如何理解他人等,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 可以构建起解释学和认知科学之间的交叉平台。尽管解释学绝大多数时候和自然科学是相对的, 但它们之间也有一些明显的通路, 使得解释学可以有助于认知科学, 反之亦然。
社会建构论是西方心理学中的后现代取向的主要代表, 其特征为:1.反基础主义。认为心理学的概念并没有一个客观存在的“精神实在”作为基础。2.反本质主义。认为人并不存在一个固定不变的本质, 所谓人的本质是社会建构出来的。3.反个体主义。4.反科学主义。从主流心理学面临的批评和促进心理学家对学科自身的反思方面来说, 西方心理学的后现代取向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其反实在论倾向和相对主义的科学观却是值得商榷的。
在无意识研究热潮中, 内隐学习研究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本文对内隐学习研究业已取得的成绩和所面临的难题进行了评述, 具体介绍了内隐学习的定义、测量方法、特征、机制及其应用价值, 并在文末对当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展望。
论文对J福多所谓“认知机制的功能分类” (即把认知系统划分为“输入系统”与“中心系统”)进行了严厉批评。指出他的这一分类法既在方法学上存在着严重问题, 也得不到现有实验证据的任何支持; 它在理论上肢解了心理活动的整体性(导致一种心理的局部模块性), 对认知心理学研究造成了严重误导。
最近二十年来, 西方兴趣研究从复苏逐渐走向复兴, 但由于兴趣的复杂性和心理模型的局限性, 仍缺少一种比较成熟的兴趣定义和理论。这篇文章运用现代复杂性科学的自组织理论及其方法论, 提出了一种心理系统的自组织模型。在此基础上整合有关研究, 阐述了兴趣的自组织目标-信息理论这一新的理论假设, 并简要分析了该理论假设的合理性。
理学教育家普遍认为, 政府在社会教育中承担主要的责任, 通过社会教育提供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是政府进行社会治理的主要手段, 而其前提则是道德化政府的存在。从这一思路出发, 理学教育家对当时政府的性质进行了分析, 并为如何推进政府的道德化建设从而更好地推行社会教育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为当今社会如何推动政府的道德化建设从而更好地发挥其在社会教育中的主导作用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20世纪上半叶, 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转型为私立大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反之, 私立大学的存在与发展, 动摇了中国高度政治化的社会传统, 壮大了市民社会的力量, 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
本文系统阐述了马相伯对西方科学人文教育精神的有机吸收和对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理性批判, 并在此基础上多维地审视了其中西汇合的文化教育见解。这些见解对于当代中国新教育改革和新文化建设均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在中国近代期刊史上, 上海的教育期刊, 如:《教育世界》、《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新教育》等, 对外国教育思想的引进和近现代中国教育思潮的兴起, 以及对中国近现代学制的建立和发展都作出过重要的贡献。本文对上海近代教育期刊的发展脉络做了系统梳理, 以展示上海在中国教育期刊史上的重要地位, 及其对中国近代教育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
主体间性是交往理论的核心范畴，交往的目的就在于打破占有式主体的封闭性而形成主体间性。用交往理论来分析，可以说教育就是一种交往行为或者说教育过程就是一种交往过程。因此主体间性是内含于教育交往行为的。另外，占有式的主体由于缺乏内在的反思向度而不适应时代的发展，倡导主体间性对现实主体教育的价值取向、教育方法、教育内容可以起到变革的作用，从而使主体教育所培养的人不再是一种占有式的工具而是人性丰富的主体。因此主体教育应把握当代哲学的变革方向，紧跟世界教育改革的步伐，把主体间性作为一种新的价值追求。
本文从社会学的角度选择知识的生产与习得作为论述的主要方向。在时从知识社会学、科学社会学到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轨迹进行简要回顾后，本文对科学知识的成因以及教育过程中知识的习得作了社会学的分析，并试图比较建构主义思想在知识社会学领域与教育学两大领域内兴起与发展的情况，以便为两个领域中的建构主义研究寻找一个交叉点。本文希望教育界的理论研究者能更多关注诸如知识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其他领域的进展，以便从中获得有益的启下。
个体精神自由是教育及其课程应该给予学习者的承诺，课程知识对学生个体精神自由的生硬压制必须予以清除。知识的“意义性”为人与知识建立超功利的“意义关系”提供了可能，也为人在课程知识学习过程中的个体精神自由提供了重要基础。但近代以来人们对待知识的“力量化”倾向使知识的学习遵循纯功利的标准，仅仅满足于对知识的“占有”，从而失去了叶人的精神成长的关照。现在的关键是要改变人们时待知识的态度，特别是建立起评判“知识获得”的新标准—关注知识与人的意义世界的整体关联的“意义标准”，并以此为基拙构建知识与人交往的恰当环境。
学习化社会人类的知识生存方式及知识观的演变要求确立一种“知识就是快乐”的知识价值观。“知识快乐观”的实质是人的学习本性的实现和超越，表现为知识作为结果的快乐与知识作为过程（即求知）的快乐。与这种知识价值观相对应的是一种新的课程形态——学习化课程。学习化课程的产生具有历史必然性，其内容是整合各种有利于增进人的幸福的知识，其方法是“主体学习”与对话学习。
本文从历史的角度剖析了俄罗斯的村社文化，并联系俄罗斯高等教育变革进行分析，以期找出俄罗斯传统文化与现代高等教育变革之间的关系。由此，本文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变革必然要受到传统文化的制约；俄罗斯在它的高等教育变革中便受到其传统的村社文化的强烈影响。俄罗斯传统的古老村社文化蕴洒着浓厚的“集体主义”和“国家主义”思想，它们在漫漫历史演进中形成了俄罗斯人对集体和国家的深厚依赖与信任、时私有和市场的天然排斥与敌对；反映在高等教育方面就是强调和固守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权力渗透和义务行使，并且视民众享受国家给予和保障的免费高等教育为当然。但这种传统文化思想和高等教育观念却与今天面向市场经济的俄罗斯高等教育变革相冲突，使得俄罗斯高等教育变革步履艰难，从而也不得不采用“新旧并存”的变革思路和做法。
基于网络的远程教育的真正特点在哪里呢?本文将在对远程教育内涵分析的基础上，着重对几个主要特点的实质进行分析，尤其是对双向性、实时和时空性、交互性，以及可控性。
本文着意指出当前中国心理学界所面临的并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是现代文化与后现代文化的相互冲突，而是在东方文化背景下学习西方科学文明又目睹其局限而产生的文化困境。强调中国心理科学只有坚持实证科学的基本原则，划清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才能确保心理科学健康发展。
本文对过去内隐学习实验报告中的人工语法进行了深入分析，发现人工语法有以下特征:它是加和概念，是没有无关特征的概念，是有限变化的概念。在以往研究中，研究者仅仅将人工语法作为现成的实验材料，以获取自己所需的刺激字符串为最终目的，忽略了生成字符串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种种偏差，造成实验用字符串分布不均，测验字符串与学习字符串不对应，各线路学习字符串样例亦未能完整表达规则，因而生成的字符串集已经无法完整、准确、唯一地体现人工语法。被试没有很好地对人工语法进行充分的学习，所学的语法也无法保证就是实验者所设定的规则，自然也就没有充分、有力的证据来证明内隐学习的存在及其特性。
运动心理学是心理学的一个较为年轻的分支学科，随着社会的发展，运动心理学的学科地位越来越重要。运动心理学在发展过程中借鉴和移植了心理学及其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取得了众多有价值的成果。同时，运动心理学的一些研究成果对心理学其他领域的研究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心理学的发展。这篇论文主要就当代运动心理学的兴起与发展、研究的热点问题、研究方法和未来的发展方向几个方面进行了述评。
目前，已有多种新一代统计方法问世，其中最突出、最具代表性的是结构方程模型的发展与应用。本文以结构方程模型为代表，兼顾其它新的统计方法，从统计方法的特点以及研究方法论两方面，阐述新一代统计方法与传统统计方法之间的重要区别。
成长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留美学生群体对中美文化交流以及中国现代化进程起重要推动作用。本文主要对我国近代留美学生的主要构成、文化背景、留学概况和归国服务等方面进行群体研究，以期探讨基本特征与规律。
科举制度废除之后，学校不再是知识分子暂时寄身的处所而成为他们的粉神家园，现存政制合法性的阐释者身份和角色普遍遭到了人们的非议，教育学界盛行的是以传授知识为职业的专业知识人自居者。然而制度化学校教育所赋予教师法定的知识人与政治人双重角色，又成为教师职业中必须面对的矛质与冲突。陶行知虽然从未否认过教育与政治的关联，但仍然有从重知识人角色到重政治人角色的转向。然而他并非认为教师应继续扮演传统的依附性政治人和精英政治的代言人角色，而应转变为独立性社会批判者和民主政治的启蒙者; 其知识人角色则应从经典文化和书本知识的传递者、解释者及真理的代言人，转变为知识的实践者、真理的探索者以及创造性学习活动的指导者。
1920——1940年代，廖世承先生在我国中学教育领域开展了全面探索，在学制改革，分科选科制，教学与课程改革，人格陶冶、学校管理等诸多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体现了廖世承一生坚持教育实验，实事求是的科学务实态度，展示了廖世承民族精神与科学精神交融贯通的办学风采。
中国儒学在世界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对世界教育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对同属亚洲文化圈的国家的教育更是影响深刻。本文分析了儒学传入日本后所经历的不同发展时期，着重阐述了儒学时日本古代教育的影响。
理想的道德教化是基于生命的叙述与倾听的人与人之间的对话，是就个体生命的存在本身来显现个体生命的伦理关涉。传统遘德教化突出教化者的威权性，是独白性的道德教化。现代性道德教化追求个体生命价值与尊严的凸显，对话性乃是现代性教化的基本特征。培植对话性道德教化理念的关键问题是:生命世界的凸显，个体性话语的培植，自由自主的交流情景，开放的话语空间。
教育学脱离哲学即迷失了独立自主的方向，经典技育知识构建模式阻碍了教育理论原创性和解释力，形成了还原论、普适性的知识构建取向、二元论分析思维模式和简单化研究倾向，教育理论分科研究也陷入“合法性”困境。教育理论创新需要进一步反思、解构这些局限性，突破已有知识形态和思维模式。为此要走向世俗和生活，以不同标准对教育知识进行分类, 转向关爱教育生活世界和生命主体，培育学科思维“自立”意识，重视多元文化和价值的冲突整合，形成新的研究取向及学科思维和学术规范。
本文考察了学科发展史，指出在知识分化时期，学科的制度化是依据界定在问题、研究方法和知识系统等方面的差异进行的; 在知识融合时期，从问题、方法和研究对象等方面对学科进行区分变得相当困难，学科范式的趋同成为一个显著特征。“学科立场”是知识融合、学科融合时期区分学科差异的重要指标，“教育学立场”是探索教育学学科独立性问题的一个新思路。
由于种种原因，高等教育管理长期以来一直圈于教育管理的定势之中，没有大的突破。本文以为，对于高等教育管理的研究，其基础在于对大学组织定位与制度特征的把握。只有抓准了这两点，高等教育管理的研究才能落到实处。论文指出，高等学校属于非营利组织，由此，整个高等教育管理应从公共管理走向非营利组织管理。
在区分几类班级存在形态(管理集体、学习集体、团结集体、自主集体)的基础上，本文提出，新世纪班级建设的目标应该是:使每一位学生都得以充分敞现自己的精神世界，在与教师和同学的互动中形成主动发展的动力和能力，创造一个互相欣赏并使每个人的精神生命得以滋养、生命质量得以提高的民主集体。
近来，教育管理、教育政策研究多采用文化分析的方法。但是这些研究中的“文化”概念本身需要持续不断的分析。“文化”不是一~种增加利益的工具, 而是一-种关注组织内部动力关系和组织外部更为宽广的社会关系的观念或视角。这种关系视角把学校看作场所，文化的塑造是一个社会的和政治的过程。要理解学校教育, 就要理解教育文化反映组织动力的方式，以及学校教育在复杂的社会形态中的文化定位。
培养反思型教师已经成为教师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但是对于教学反思的内涵与结构，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理解。本文探讨了教学反思的内涵，并构建出教学反思的多维的、动态的、发展的心理结构:横向上包括教学反思的内容、方式、倾向，纵向上包括教师教学反思的不同发展水平、阶段，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教师教学反思的特点。
围绕顿悟的格式塔概念人们进行了大量的争论。目前的争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主张顿悟与潜意识有关，属于特殊的加工过程，而另一类则尽力从意识的角度来解释顿悟，认为顿悟属于一般的认知加工过程，两类观点从顿悟的定义、酝酿现象的解释及顿悟理论等方面体现出来、综合以往研究来看, 顿悟确实与潜意识有关，但在一定程度上它又是可以被人们所认识的，两类理论各有其合理与不足之处。今后的研究应该采用更为先进的手段，从跨学科角度进行。
近年来，自闭症儿童研究再次受到空前关注，这不仅源于临床和教育实践的需要, 还在于这类研究有助于深入认识儿童的认知神经发展机制。本文对自闭症儿童的认知发展及其脑神经基础的研究进展进行了梳理回顾，并就一些新的发展倾向进行展望，以期深化我们关于该领城研究的认识。
本文对目前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研究进展做了概括性的描述, 对应激研究的理论背景和创伤模式进行了心理学分析。同时从东西方文化心理学的角度入手, 通过对中美文化价值观的比较来分析两国人民对创伤后应激障碍采取的心理应对机制, 特别是探讨了中美两国PTSD心理干预和治疗方法的异同, 指出东西方研究成果的相互借鉴, 两者文化的融汇必然给PTSD研究带来全新的研究视角, 也将为PTSD的干预和矫治提供更加系统、更为科学的途径。
《学记》形成于汉代太学出现以前。其中关于大学的构想, 为战国至秦汉间关于完整的教育实体的预想。本文力求排除以后来的经验忖度以前事物的阅读障碍, 通过对《学记》结构的分析和对其中若干概念、命题的考辫, 以尽可能辫明这一难得的教育文本的原义。
徽州是朱熹的祖籍地，也是其开展理学教育活动的一个重要地区。朱熹在徽州的理学教育活动以培养学术人才为中心目标。围绕这一目标，他采取了面授讲学、书信指导、召入门下等多种培养方式和途径。朱熹在徽州的理学教育活动产生了三方面的影响，一是倡导了徽州学者研习理学的风气，二是培养了一批徽州籍的理学家，三是确立了朱子学在徽州600多年的学术主流地位。
以往的清末教育变革研究，较多使用的是处于主动地位的清政府或教育管理者方面的史料，处于被动地位的受教育者对新型教育的看法和反映则较少研究。本文以新发现胡适丙午年(1906)上海澄衷学堂学习期间所记《自治日记》作个案诠释，由课程设置、传授西方科学知识、宣扬科学新观念、社会自治能力培养和人格塑造，新的思维视野形成等层面分析，进而阐释转型时期新式学堂教育的变革，新型知识分的培养塑造，确实有着异于以往的教育方式与方法。
《教育大辞书》与《教育大辞典》，是两部影响大、知名度高的大型教育工具书。两者前后相距70年，恰处于20世纪的前叶和末叶，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生世纪巨变的时期，也是教育事业发展、教育理论研究最为重要时期。从两书的编写人员、词目数量、内容变化，窥看70年来教育理论的发展。
教育的身份赋予 , 指的是教育对人具有赋予身份的功能。个人通过接受教育而获得一种教育身份 , 这种教育身份 , 既具有功利性作用也具有象征性功能。教育的身份功能具有历史进步意义 , 但现实的种种扭曲使这一功能常常走向负面。应该让教育的身份功能回归本位 , 让学历真正成为一种受教育的经历和体验 , 剥离文凭对人的压迫性 , 剥离学历主义给教育造成的异化性 , 使教育更好地发挥对个人的解放和升华作用。
“作为师生的精神生命活动的教学理解”与“作为师生的现实生命存在的教学实践活动”有着深刻的、内在的关联:教学实践活动是教学理解的本体论基础, 教学理解是教学实践活动的内在构成。在终极意义上, 教学理解即是教学主体对自身生命意义的澄明, 而这种澄明最终指向教学主体的自我超越与文化生成。
本文以为 , 在多元社会背景中 , 对道德教育的思考应该实现由道德尺度到道德维度的转换。 在道德维度上思考道德教育是对以往研究道德教育思路的一种超越 , 它使研究与主观主义倾向保持一定的距离 , 反思道德教育活动本身的道德内涵及表现形式 , 是与多元社会所提倡的包容性价值倾向相一致的研究立场与态度。
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数千年的发展中, 形成了完备的德性传统, 体现了民族精神的优秀传统。梳理儒学德性传统的文化精神, 可以概括为价值理性、内在超越、整体主义等文化特征。植根于儒学德性文化传统, 才有我国道德教育的根深叶茂, 才能在全球化时代保持文化教育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道德教育是主体性与规范性的统一; 是现实性功能与超越性本质的统一; 是社会价值与个体价值、工具价值与本体价值的统一。
教师*成为“反思实践者”、“教育专家”或“研究者”的新型角色, 日渐渗透到教师专业发展的日常活动中。如何认识并逐步实现这种角色之嬗变, 既是提高教师专业素质的关键, 亦是落实教育改革理念的重要保证。本文从知识的视野出发, 认为当前教师专业发展角色的变化有其深刻的知识论基础, 即教师不再仅仅作为知识的被动“消费者”与“传递者”的角色; 教师作为实践知识的主动建构者, 同样是教育知识的“生产者”与“创造者”。这在本质上提高了教师专业发展的主动性。要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这种角色转换, 首先需要中小学教师与教育理论研究者双方在知识观上的根本转变。 *本文所指的“教师”, 特指中小学教师
本文探讨困惑、震惊与失望等负面经验在教育实践、教育理论与教师教育中的意义, 提出负面经验在这些领域中不可忽视性的观点, 并从四个方面加以论证:关于经验负面性的概念; 负面经验对教育过程的意义; 负面经验对于批判性研究教育科学的重要性、对理论研究教师教育的意义。
对儿童规则推理能力的研究是认知发展研究中的基本问题, 在很多领域(如类比推理、归纳推理及演绎推理等领域), 儿童能否顺利地进行推理, 与儿童的规则推理能力相关。自Frye和Zelazo (1992)等巧妙设计了两进两出的斜坡任务(RAMP任务)来研究儿童的规则推理能力以来, 许多研究者使用这一任务及其他任务对儿童的规则推理能力进行了研究, 得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结论。文章结合近几年国内外对儿童二维合取规则推理能力的相关研究, 阐述了儿童规则推理能力的发展, 评价了用来解释其结果的CCC理论, 以期对儿童的二维合取规则推理能力有一较深入的了解。
本研究通过比较不同年级学生行为和价值取向的反应强度, 以及环境和基本价值因素于行为取向的回归分析, 探讨行为取向和意义变化年级特点, 进而揭示青少年自我发展的特征。结果显示, 在行为和价值取向的反应强度方面, 三年级与五年级学生、六年级与八年级学生相对接近, 但环境和基本价值的回归影响却不同。这反映了同样的行为取向具有不同的意义, 而且发现, 青少年个体化的表现状态存在螺旋式的提升。
基于“在线认知量表” (OCS), 采用两组大学生被试, 分别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 探讨了大学生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的行为模式, 编制了“大学生病理性互联网使用量表” (PIUS -CS)。结果发现:(1)大学生病理性互联网使用行为由上网冲动性、分离/逃避和网上优越感三个因素构成。量表具有较理想的内部一致性信度、构想效度和区分效度。(2)男大学生的上网冲动性、网上优越感较女大学生更强; 文科类学生的上网冲动性较理科类学生更强。(3)上网时间和上网次数与病理性互联网使用模式只有较弱的正相关, 不宜作为病理性互联网使用行为的评价指标。
专长研究的早期结论已揭示出领域专家比新手更具优势的胜任力, 亦证实大量结构化的知识在背后起着支配作用。然而, 结构化知识乃至优势胜任力的获得, 不能单从认知这一角度进行考量, 其也受到情感及意动特质的影响, 可用具有领域限制的并涵盖认知、情感和意动成分的“特质联合体”理解不同领域的专长获得, 而智力处于“特质联合体”之下起着基础性作用。智力、特质联合体及知识结构构成获得专长的聪慧的“投资”结构。
王国维(1877-1927)是近代中国导入西方学术思想及研究方法的代表人物之一。2 0世纪初, 他创办中国近代最早的教育期刊《教育世界》, 在广泛介绍日本、欧美教育制度以及西方教育科学及其各分支学科的基础上, 比较系统地导入了赫尔巴特的教育学说及其理论基础——以康德伦理道德思想为核心的西方近代伦理学和心理学, 对中国近代教育理论的构建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及影响。
论文将“现代”界定为整个2 0世纪的历史阶段, 将“现代性”从表征上概括为:经济上, 现代垄断资本主义取代自由资本主义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体制; 政治上, 民主主义扩展成为一种社会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一种政府组织形式; 文化上, 社会哲学或生活哲学取代自然哲学或科学哲学的统治地位; 教育上, 国际主义教育崛起并打破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教育的局限。在立足于对“现代性”几个基本特征认识的基础上, 论文采用文献法, 从经济、政治、文化以及教育如何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角度出发, 揭示杜威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现代性”所在, 并得出国际主义教育思想是杜威现代教育思想的核心与内涵的结论, 目的在于阐明现代教育思想与传统教育思想的根本区别和现代教育思想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的积极意义。
摆脱美国在向工业化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工具理性和社会习俗的束缚, 使生命充分发挥其价值的新生活和新教育是美国思想家梭罗倡导并为之奋斗终身的目标。解读梭罗的教育思想, 给我们今天的生活和教育带来很多启迪。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