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数码社区”是新教育实验的十大行动之一。本文旨在系统梳理新教育实验“建设数码社区”行动二十余年理论探索与实践经验，揭示“建设数码社区”的内涵、价值、原则与方法，以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为核心理念，深度融合互联网、大数据及生成式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在数智时代下谋划行动升级的新路径、开拓技术赋能教育的更多可能性，呼吁共建数智社区、共创教育新生态，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强国贡献新教育的智慧与力量。

在当下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正在发生将本土分析单位从“作为对象”“作为目的”向“作为方法”的范式转换，意在寻找能够捕捉中国经验敏感性的分析单位，以此建构促进主体生成、对话世界的自主知识体系。“中国班主任”正是这样一个源自本土境脉和实践的分析单位，它在中国式现代化历次转型中深度嵌入中国基础教育场域，其观念、秩序、价值和历史的创造过程，也是分工悖论、群己纠葛、管理迷思和话语间距等普适性问题的形成过程。作为一场班主任研究的自我革命，需要研究者重构“中国班主任”的总体性视野，继承和发展“从实求知”的中国传统学术研究品性、责任伦理，以“当下经验历史化”和“世界视域‘附近’化”的双向展开作为具体的实践路径。

在国际学术话语权博弈加剧的背景下，科学传播中国教育故事和促进本土知识生产范式创新，跳出“依附性知识生产”困境，已成为中华教育学者的战略性命题。为此，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候选人荆洲与中华教育学会（The Chinese Society for Education，CSE）李军会长聚焦教育叙事传播、叙事与知识生产的关联、新兴交叉学科建设路径等议题展开对话，达成深度理解与共识。李军会长提出，讲好中国教育故事，需要尊重多元主体的叙事差异，遵循“先听后讲”理念与“真实、相信、循证”（JTB）原则，同时，探索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应遵循“教育叙事—知识生产—学科建设”脉络。李军教授建议：通过学科制度化建设、国际学术话语权建设、跨文化学术共同体培育等途径，推动中国教育经验转向兼具本土特色与全球适用性的学科体系，为构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力量。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日益嵌入教育实践，传统自我调节学习理论的内在局限愈加凸显：其在本体论上忽视身体中介作用，在认识论上固守线性调节范式，在实践中则面临技术支持碎片化困境，难以有效支持学习者“学会学习”的复杂发展需求。生成式人工智能凭借生成性、人机交互性、高阶性与自主性，突破主客二元的认知结构，与学习者共同构成“主体—中介（技术）—客体”的三元系统，使学习迈向以“人技协同”为特征的内涵重构，直面“乔布斯之问”。据此，生成式自我调节学习应运而生。该理论以辩证建构主义与维果茨基的认知发展理论为宏观指引，融合人技关系、具身认知与对话理论等微观支架，构建出“纯粹思维—具身体验—深度认知”的三重循环路径。这不仅重塑了自我调节学习的逻辑理路，更充实了“学会学习”的时代内涵，可谓“学习的革命”。与此同时，生成式自我调节学习也可能引发反思性缺失、实践性异化、主体性解构与交往性疏离等风险，故应在技术工具理性与教育价值理性之间保持辩证平衡，确保教育始终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推动构建具有时代特色和本土意蕴的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

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正引发教育研究的范式危机。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教育研究“叙事转向”的批判性继承，提出人工智能时代教育叙事探究的“二次转向”理论，构建“抵抗数据异化”与“重构人文叙事”的新范式。“二次转向”以技术批判为核心，通过三重范式革新实现教育研究的方法论突围：本体论层面，揭示AI对教育经验的解蔽与重构，将叙事探究本体从“人本经验”转向“人–技术–经验”的混合意向性存在；认识论层面，以芬伯格的次级工具化为指引，融合技术诠释学框架与行动者网络理论，使教育叙事探究的生产场域被重新界定为人类与技术的动态协商网络；价值论层面，构建动态伦理审查机制，将算法透明度审查、参与式协商程序融入研究全流程，捍卫教育叙事探究的解放性潜能。实践路径包含人机协同的透明叙事采集、人机共生的批判性解码、技术中介的叙事再创造与动态协商的伦理评价。“二次转向”最终实现双重使命——在抵抗数据异化中重构叙事的生命厚度，建立叙事韧性防线；重构教育研究人文品格的范式革命，构建技术批判的叙事共同体。

基于对全国20所高校12678名本科生的调查和实证分析发现：大部分学生在利用GenAI开展思辨性和创造性活动等高阶思维活动时会具有较高的批判使用态度，并预期GenAI辅助学习将对问题解决能力的发展具有积极影响；进一步基于潜在剖面分析和计量回归分析发现，学生使用GenAI辅助学习呈现出4种差异化类型，反映出大学生在人工智能使用中技术接纳度与自我调节学习能力的双向互动：审慎体验者（占42%），具有“低接纳度-高批判性使用-能力发展低预期”的特点；劳动替代者（占24%），具有“低接纳度-低批判性使用-能力发展较高预期”的特点；均衡探索者（占21.2%），具有“高接纳度-低批判性使用--能力发展较高预期”的特点；深度使用者（占12.8%），具有“高接纳度-高批判性使用-能力发展高预期”的特点。基于上述研究发现本文进一步指出高校引导本科生正确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的必要性和有效策略，包括提供有针对性的教育干预、培养学生的人工智能素养等，使各类学生逐步向“高接纳度-高批判性使用-能力发展高预期”类型转化。

课程标准的实施是育人蓝图转变为现实的过程，其实施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课程育人的效果。当前，关于《义务教育信息科技课程标准（2022年版）》在全国范围实施情况的研究不多，本研究以信息科技教师为对象，采用量表调查方法在全国进行了广泛调研。调查结果反映：大部分教师对信息科技课程标准的改革持有信心，积极参与课程标准学习、课程资源开发建设和教学方法实践创新等课程教学改革活动，普遍具备信息科技课程教学的基本胜任力；同时，存在教师专业不对口、对课程标准理解不深入、现有课程资源难以支持课程标准高质量落实、教学方法适切性欠佳等问题。结合信息科技课程建设的实际情况，可从优化师资配置、提高教育教学能力、创新教学方式、构建数智化资源供给、加强基础研究等方面系统采取相应措施，整体推进信息科技课程标准高质量实施。

数字素养的培育刻不容缓。作为数字素养的高阶表现与重要的培育手段，数字创作已经成为了数字教育的关键议题。当前，我国的数字创作教育尚处于初步阶段，教育实施路径亟需系统化的理论指导与实践指引。在此背景下，本研究深入研讨了数字创作与数字素养的交织关系，梳理了数字创作从文本、程序进阶到多媒体、元宇宙的发展历程，构建了基于数字素养框架的数字创作概念内涵，并指明了其多模态、智能化、普惠性、个性化、拓展性的5大表现特征。在理论基础方面，本研究重点论述了建造主义和人机交互理论对于理解数字创作的重要价值。此外，本研究梳理了数字创作在教学中的3大范式：工具掌握的渐进训练、学科融合的转化学习与项目驱动的综合创作，为数字创作的实践落地提供参考。最后，本研究提出了数字创作在政策支持、研发支持和教学支持三方面的发展建议。

基于自我决定理论和生涯建构理论，系统考察了校长真实型领导对教师参与学校决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校长真实型领导对教师参与学校决策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基本心理需求满足、工作重塑分别在校长真实型领导与教师参与学校决策之间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同时基本心理需求满足和工作重塑在校长真实型领导与教师参与学校决策之间发挥着链式中介作用；教师生涯适应力在校长真实型领导与教师参与学校决策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教师生涯适应力越高，校长真实型领导对教师参与学校决策的影响越大。为此，推动教师参与学校决策，提高学校治理效能，需要以教育家精神提升校长真实型领导水平，营造尊重和民主氛围；创新教师激励机制，激发教师参与内驱力；重视教师生涯适应力培养，提高教师参与能力。

提高教师地位是建设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的重要基础。从理论逻辑出发，教师地位就是指教师个人或群体在社会阶层中所处的位置，受到政治地位、经济地位、专业地位和社会声望等要素的综合影响。随着相关政策供给数量不断增加，为实现地位提升的整体性目标，各项政策必须形成体系、协同推进。从纵向协同来看，提高教师地位政策体系已初步形成，但相关具体政策并未纳入一致性政策框架；从横向协同来看，多部门联合发文数量增多，但不同政策举措间的互补性不足；从微观衔接来看，各领域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较好，但存在关联性不足的问题。进一步分析，发现造成政策协同不足的原因有：元政策层缺乏推进政策协同的有力抓手、部委间与部门内部缺乏合作与协同以及基层政府政策落实不到位。基于此，本研究从确立核心基本政策、促进具体政策协同、建立跨职能部门联席会议制度、明确上下级职责分工等方面提出协同策略。

在全球知识格局深刻变革、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需求日益凸显的背景下，教育法学作为研究教育法律现象及其规律的交叉学科，其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对正确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提升教育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构建中国教育法学自主知识体系旨在摆脱西方理论束缚，以更适应中国国情的方式解决本土教育问题，其基础在于清晰界定其底层逻辑，即教育逻辑、法律逻辑与价值逻辑。教育逻辑立足于中国教育的根本属性，阐明教育法学必须服务于“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根本使命，保障教育优先发展，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法律逻辑聚焦于知识体系的内在结构与运行机制，深入剖析宪法统摄下的教育主体权利内涵，论证从“部门法”转向“领域法”的体系整合范式以应对终身教育时代的复杂治理需求，并强调通过“双轮驱动”模式实现教育治理的在地化转型。价值逻辑致力于回应教育实践中多元价值之间的内在张力，探索价值冲突的动态调适方法与平衡路径。这三大逻辑相互关联、层层递进，共同构成了一个兼具理论自洽性、实践指导性与价值引领性的完整框架，为中国教育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深化与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