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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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2035的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结构与教育经费预测

岳昌君, 邱文琪

2021 (6): 1-16.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21.06.001

摘要 ( 2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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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890KB) ( 733 )

伴随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未来高等教育的发展走向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本研究结合供给和需求两个维度，采用统计和计量回归方法，对2021—2035年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规模、结构和教育经费进行了预测。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本研究建议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适宜目标为：2025年为60%左右；2030年为67%左右；2035年为75%左右。我国高等教育学历结构中研究生占比的适宜目标为：2025年为16%；2030年为18%；2035年为20%。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的适宜目标为：2025年为4.4%；2030年为4.5%；2035年为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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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主义概念的多重“身份”

顾红亮

2021 (6): 17-26.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21.06.002

摘要 ( 1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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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609KB) ( 779 )

自百年前杜威访华以来，“实用主义”思潮在汉语世界里声名远播。中国学者在使用“实用主义”概念时，在不同的语境里，对其有不同的用法。汉语“实用主义”概念呈现出大约六种含义。第一，指以黄炎培为代表的中国本土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潮。第二，指以杜威、胡适为代表的美国哲学流派及其中国的应用。第三，指以杜威、陶行知、陈鹤琴等为代表的教育思想流派。第四，指注重工具价值的工具主义价值观学说，它肯定物质生产的价值。第五，指以边沁为代表的功利主义伦理学说。第六，指唯利是图的利己主义思想。这六种含义相当于“实用主义”在汉语世界里的六个“身份”，即作为本土教育思潮的实用主义、作为实验主义哲学的实用主义、作为平民主义教育思想的实用主义、作为工具主义的实用主义、作为功利主义的实用主义、作为利己主义的实用主义。这六个“身份”可视为对实用主义的不同的中国化解读，其背后有中国思想元素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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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以易之：论杜威培养“4C公民”的教育哲学

彭正梅

2021 (6): 27-42.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21.06.003

摘要 ( 1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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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834KB) ( 758 )

“与什么样人一起来变革天下”，这不仅仅是个政治问题，同时还是一个教育问题。继孔子、柏拉图、卢梭、马克思之后，杜威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回应，提出了培养具有反思性思维与问题解决能力、交流能力、合作能力以及创造力为核心的现代公民，来建设他所倡导的伟大共同体。这种“4C公民”的论述，具有深刻的世界主义意义，也被认为是国际21世纪能力教育改革运动的理论基础。杜威的思考有助于我们把中国教育传统中的“学思”“知行”问题转化为“思考、交流和行动”“合作性问题解决”，建立一种面向每个人培养问题解决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教育哲学，从而加快培养具有全球竞争力和国际视野的中国人，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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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杜威的儿童课程观

张华

2021 (6): 43-57.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21.06.004

摘要 ( 1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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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的课程哲学是其全部教育哲学的核心，而杜威的儿童课程观是其全部课程哲学的基础。课程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学科逻辑与心理经验的关系问题。学科逻辑本身不是儿童课程，但它与儿童心理经验具有内在联系：二者属于同一个实在；都具有经验性质；倘若提供恰当环境和条件，儿童心理经验可以生长为学科逻辑。儿童心理经验与学科逻辑构成教学过程的“两极”，由前者发展到后者，是经验的持续改造。儿童课程由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构成：儿童当下经验中的学科要素；学科的“心理方面”。儿童课程的种类划分可依据“学科是从社会生活逐步分化”的原理来进行。学科逻辑“心理化”的主体是教师。教师的课程开发艺术主要包括“解释”与“引导”。在今天的信息时代，杜威的儿童课程观依然具有旺盛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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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教育场域中的杜威访华与思想纷争

周勇

2021 (6): 58-70.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21.06.005

摘要 ( 1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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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访华前，胡适已在大学文科、教育学及中小学领域发起新文化教育运动。遭遇困境时，胡适正好有机会将杜威请来，从而可借杜威之力壮大新文化教育。杜威希望中国教育界从军阀政治现实及中国社会进步出发，自主探索新思想，发展新文化教育；胡适却选择回避政治现实，建议杜威讲述其教育及社会政治哲学中的实验主义思想。但教育界还有李大钊在传播可使中国社会获得政治新生的马克思主义。为继续引领新文化教育，胡适挑起思想纷争。杜威受场域关系限制必须宣传实验主义，他对中国政治的务实关注及对社会进步的期望随之被过滤，因而未能影响新文化教育。从新文化教育场域关系及思想纷争入手展开考察，可为教育理论界的杜威访华研究开拓历史社会学进路，揭示诸多被忽视的重要史事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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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性思维教育的一个议题：教人论证，还是教人探究？——罗素、杜威和图尔敏

张留华

2021 (6): 71-81.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21.06.006

摘要 ( 1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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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初期罗素对杜威“逻辑”的批评，在今天体现着学术界对批判性思维（以及创新思维）教育的一种分歧，即，教人论证，还是教人探究？本文从“克里福德原则”引入在早期分析哲学家中流行的一种论证观念，进而考察罗素与杜威关于“探究”观念的著名争议及其“无果而终”的尴尬结局。借助于当代教育思想家图尔敏的广义论证观念，重新审视杜威的“探究理论”，可以澄清罗素对于杜威的批评何以是一种方法论上的（而非只是文本上的）误解。本文在教育哲学上的结论并非“要么论证要么探究”，因为当我们坚持从广义上理解“论证”一词时，“教人论证”与“教人探究”实乃可以彼此沟通与转化的教育目标；但从语用修辞上看，由于“探究”一词强调参与论证之人要从生动的经验中发现问题并在开放的经验中探索问题解决之道，它有助于防止或纠正教师和学生把论证狭隘地理解为语言诡辩或文本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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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等教育法律体系的逻辑结构与立法完善

汪华, 孙霄兵

2021 (6): 82-87.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21.06.007

摘要 ( 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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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等教育法律体系的逻辑起点源于我国《宪法》和《教育法》及相应的中国教育法律体系，是中国教育法律体系的自然延伸和逻辑展开，但《高等教育法》与《学位条例》并存，造成高等教育法律体系的技术分离，更在法治实践中形成了高等教育和学位管理的二元化实施体制。通过对中国高等教育法律体系的实体结构、立法方式等进行系统分析，提出“十四五”期间，应当从法典化、一元化、层级化、类别化等方面完善我国高等教育法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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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育权民事救济的类型化研究

周航

2021 (6): 88-98.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21.06.008

摘要 ( 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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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育权的民事救济是教育法学悬而未决的基础理论与实务问题，传统研究局限于对受教育权抽象、整体的民事性质认定，而忽视以类型化思维在具体案件中把握受教育权的权利内涵、侵权类型与侵权责任，难以为权利人提供救济。在权利性质上，受教育权在民法上主要是人格权，但同时与权利人的财产利益有紧密联系，故应包括人格利益与财产利益。由此，可将侵权类型分为侵犯受教育权人格利益、侵犯受教育权财产利益以及同时侵犯人格利益与财产利益三种类型。在侵权责任上，依据归责原则的不同可分为无过错责任与过错责任。建立受教育权民事救济制度以解决相应的民事纠纷是保障受教育权利人合法权益的重要环节，应进一步明确受教育权在民法中的地位，回归权利救济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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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命题：全国统一还是分省自主？——从县、市高中学生精英大学入学机会差异的视角

张首登, 郭丛斌

2021 (6): 99-111.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21.06.009

摘要 ( 1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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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高中为我国占总人口近一半的县级及以下人口提供受教育机会，是他们实现社会流动的重要阶梯。高考的全国统一命题与分省自主命题，对县级高中学生的精英大学入学机会有直接影响。利用2000—2018年国内顶尖高校 A 大学的本科生数据，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高考命题方式的两次改革研究发现，在第一次“由统入分”改革中，分省自主命题显著降低了县级高中学生的精英大学入学机会，但同时也提高了入学机会分布的均衡程度；在第二次“由分入统”改革中，两种命题方式没有显著差异，现行全国卷分地区使用不同卷的形式保障了入学机会的均衡分布，实现了适应各省份教育水平差异的功能，同时贫困地区专项计划的实施提高了县级高中学生的精英大学入学机会。因此，当前全国统一命题下的分地区不同卷形式与面向贫困地区的定向招生计划的结合，可从多维度保障教育机会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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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财政策略互动与区域协调发展——基于空间溢出效应视角

李盈萱, 方毅

2021 (6): 112-125.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21.06.010

摘要 ( 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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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于空间溢出效应视角，本研究对2004—2018年中国194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展开了空间计量分析，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教育财政之间策略互动关系的存在性，并考察了地方政府教育投入的内在动机与激励机制。研究发现，地理邻近与人口邻近地方政府的教育财政之间存在显著的互补性策略互动关系；地方政府的教育财政策略不仅受到地方经济特征与财政特征的显著影响，还受到制度惯性与官员晋升锦标赛机制的共同激励；面对中央教育领域的预算调控，东部、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存在异质性反馈机制，其中东部地区对中央政策的反馈更灵敏。因此，中央的教育发展规划应充分考虑地方政府的教育财政策略互动行为，以及地方政府对中央计划反馈机制的异质性，从而均衡区域间教育资源的配置，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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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教育评论（英文）》（ECNU Review of Education）征稿启事

2021 (6): 126-126.

摘要 ( 1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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