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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 第42卷, 第5期 刊出日期:2024-05-01 上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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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题:2024 年社会与情感能力研究(SSES)国际测评报告
    中国青少年社会与情感能力发展水平报告——基于第二轮SSES测评数据
    袁振国, 黄忠敬, 王纮, 王翔宇, 张静
    2024 (5):  1-32.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24.05.001
    摘要 ( 314 )   HTML ( 48 )   PDF(4355KB) ( 336 )  

    本报告分析了我国济南市10岁和15岁组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测评数据,结果发现:10岁组学生在所有16项社会与情感能力中的得分都高于15岁组学生。总体上,男生在多项社会与情感能力上得分高于女生;在10岁组学生群体中,除责任感和成就动机外,男生在其他各项社会与情感能力上得分均高于女生,差异最大的前三项能力分别为好奇心、创造性和信任。在15岁组学生群体中,责任感、共情、包容度三项能力得分女生高于男生,差异最大的能力为共情。其他各项社会与情感能力男生得分高于女生,差异最大的前三项能力分别为抗压力、情绪控制和好奇心。高社会经济地位学生群体社会与情感能力均高于低社会经济地位学生群体。普通中学和职业中学学生在社会与情感能力上无显著差异。15岁组学生群体中民办学校学生在交往能力和开放能力上都稍高于公办学校学生,而其他能力上结果相反。乐观是迄今为止与健康行为、身体意象、生活满意度、关系满意度、心理幸福感最为密切的能力。情绪控制和抗压力与学生学业焦虑的关系最为密切。任务能力尤其是成就动机和毅力,还有好奇心,和学生的语文、数学和艺术方面的成绩密切相关。值得注意的是,15岁组女生比男生从社会与情感能力中获益更多,而10岁组男生比女生从社会与情感能力中获益更多,且高社会经济地位学生的身体意象、健康行为、心理幸福感、关系满意度与大多数能力之间的关系要强于低社会经济地位学生。 高社会经济地位学生往往比低社会经济地位学生参加更多的职业发展活动。社会与情感能力较高的学生,尤其是创造性和好奇心比较高的学生,其参与的职业发展活动更多。女孩和高社会经济地位学生往往比男孩和低社会经济地位学生对未来的教育和职业更有抱负。开放能力和任务能力水平高的学生对未来的教育期望和职业抱负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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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国际比较与中国表现
    黄忠敬, 唐一鹏, 王娟
    2024 (5):  33-57.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24.05.002
    摘要 ( 163 )   HTML ( 24 )   PDF(2428KB) ( 183 )  

    OECD发布了最新第二轮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的全球测评结果,中国济南在其中的表现值得关注。本文基于SSES2023的学生数据,从国际比较的视角出发,对中国学生在社会与情感能力上的表现及其国际地位进行全方位的分析。基于全球各城市能力均值分析的主要研究发现如下:(1)亚洲学生在社会与情感能力上表现突出。(2)济南10岁组学生在任务能力上居于全球首位,15岁组名列前茅,但成就动机得分稍低。(3)济南10岁组学生在情绪调节上居于全球前列,15岁组部分能力低于国际均值。(4)济南10岁组学生在协作能力上居于全球首位,15岁组居于前列。(5)济南10岁组学生在开放能力上的表现居于全球前列,15岁组低于国际均值。(6)济南10岁组学生在交往能力上居于全球首位,15岁组部分能力低于国际均值。基于社会与情感能力影响因素分析的主要研究发现如下:(1)济南学生在大部分影响因素指标上均优于国际均值,特别是同学关系方面居于全球首位。(2)影响济南学生任务能力的关键积极因素是成长型思维、师生关系、学校归属感和课外活动,其中学校归属感的影响效应居于全球首位。(3)影响济南学生情绪调节能力的关键因素是成长型思维、学校归属感和课外活动,其中学校归属感的影响居于全球首位。(4)影响济南学生协作能力的关键因素是成长型思维、同学关系、学校归属感和课外活动,其中成长型思维的影响效应居于全球首位。(5)影响济南学生开放能力的关键因素是成长型思维、学校归属感、课外活动和教师反馈,10岁组的学校归属感对部分开放能力的影响效应居于全球首位,15岁组的成长型思维对部分开放能力的影响效应相对偏低。(6)影响济南学生交往能力的关键因素是成长型思维、学校归属感和课外活动,其中学校归属感的影响效应在各个城市中居于前列。基于社会与情感能力对学生发展分析的主要研究发现如下:(1)济南学生的生活满意度居于全球首位,心理幸福感偏低。(2)乐观、信任、成就动机和抗压力是影响济南学生生活满意度的重要社会与情感能力。(3)乐观、信任和情绪控制是影响济南学生心理幸福感的重要社会与情感能力。(4)乐观和活力是影响济南学生健康行为的重要社会与情感能力。(5)情绪控制、抗压力和活力是影响济南学生学业焦虑的重要社会与情感能力。(6)乐观、信任和成就动机是影响济南学生关系满意度的重要社会与情感能力。(7)乐观、抗压力和果敢是影响济南学生身体意象的重要社会与情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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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青少年社会与情感能力第二轮测评技术报告
    邵志芳, 唐一鹏, 张静
    2024 (5):  58-71.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24.05.003
    摘要 ( 108 )   HTML ( 17 )   PDF(1413KB) ( 131 )  

    本技术报告基于中国济南参加2023年社会与情感能力(Survey on Social and Emotional Skills,SSES)的测评数据,对第二轮测评工具在中国文化下的心理测量学特征进行分析。本报告简要介绍了学生问卷的开发和实施过程、社会与情感能力指标体系、问卷主要组成部分、数据集的主要内容,并对数据质量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济南参试学生参试态度认真积极,参试率和有效应答率高,但是10岁组产生了高分翘尾现象;采用ω系数和α系数来衡量分量表的信度,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分量表信度良好;运用验证性因子分析逐一检验社会与情感能力各个分量表的效度,发现拟合度较为满意;多组验证性因子分析表明,这些分量表跨性别测量等值性好于跨年龄组等值性,故在考察青少年社会与情感子能力的年龄差异时,对于等值性较差的分量表数据应慎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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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教育如何助力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发展?——基于聚类分析的探讨
    张静, 郑杰, 崔海丽, 张丽君
    2024 (5):  72-82.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24.05.004
    摘要 ( 331 )   HTML ( 25 )   PDF(853KB) ( 154 )  

    本研究聚焦于五个关键的学校影响因素(学生感知的同学关系、师生关系、教师反馈、学校归属感以及课外活动),深入探讨它们如何共同作用于学生的社会与情感能力发展。我们运用OECD的SSES2023中国调查数据(10岁与15岁学生共计7648名),将上述五个影响因素作为变量进行聚类分析,采用方差分析及事后检验方法,揭示不同类别的学生群体在社会与情感能力方面的差异。研究结果显示,基于5个学校变量可将这些学生聚类分为5个群组:学校满意组(学生的上述五个影响因素得分都较高)、社交优势组(同学关系、师生关系、学校归属感得分相对较高)、多元兴趣组(课外活动得分最高)、反馈达人组(教师反馈得分较高)以及学校助力组(上述五个影响因素得分都最低)。其中,学校满意组的学生在社会与情感能力方面表现最为出色,而学校助力组则最弱。此外,社交优势组、多元兴趣组和反馈达人组在不同年龄段和能力水平上表现出不同的差异。本研究为理解学校在促进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发展中的综合影响提供了实证依据,对于指导学校制定针对性的教学策略和干预措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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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的影响——成长型思维和学业焦虑的链式中介作用
    刘志, 黎佳, 梁晨曦
    2024 (5):  83-98.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24.05.005
    摘要 ( 179 )   HTML ( 26 )   PDF(1097KB) ( 295 )  

    本研究基于2023年济南参加OECD社会与情感能力测评的数据,聚焦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的影响,并尝试从学生成长型思维和学业焦虑两个视角出发,探讨两个变量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的中介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成长型思维都对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学业焦虑对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产生显著负向影响;(2)成长型思维发挥着显著正向中介作用,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通过成长型思维的中介作用对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产生积极促进作用;(3)学业焦虑作为中介变量呈现显著负向中介效应,表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通过学业焦虑的中介作用对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产生不利影响;(4)研究进一步揭示了成长型思维和学业焦虑之间显著正向的链式中介作用,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通过影响学生的成长型思维,进而调节学生的学业焦虑水平,最终对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产生综合影响。基于实证结果的讨论,本研究针对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发展水平的提升提出三方面建议:一是给予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弱的学生群体更多资源和平台的支持;二是以学校为主阵地,系统建立成长型思维培养的路径机制;三是推进家校联动,共同破解青少年学业焦虑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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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与情感能力如何影响学生的公共参与?——基于第二轮SSES测评数据
    唐汉卫, 张红, 高星原
    2024 (5):  99-111.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24.05.006
    摘要 ( 55 )   HTML ( 14 )   PDF(886KB) ( 92 )  

    积极有效的公共参与是培养学生成为“时代新人”的关键。研究利用Survey on Social and Emotional Skills(SSES 2023)的中国济南调查数据,考察10岁和15岁组学生的公共参与现状,并探究社会与情感能力对公共参与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1)超半数参与调查的学生未参加过环境保护和志愿服务相关的公共活动,公共参与人数随参与频率的增加而降低,且10岁组学生公共参与频率显著高于15岁组学生;(2)果敢、创造性与成就动机是影响学生公共参与的关键能力,其对公共参与的重要性优于其他社会与情感能力;(3)社会与情感能力不仅直接影响学生的公共参与,还通过同学关系的中介路径、学校归属感的中介路径以及同学关系和学校归属感的链式中介路径间接影响学生的公共参与。研究揭示了社会与情感能力在公民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启示以社会与情感能力为抓手,多举措提升学生的公共参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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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法治
    教育法典背景下“教育法律主体”的体系化
    任海涛, 孔仲渊
    2024 (5):  112-126.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24.05.007
    摘要 ( 51 )   HTML ( 4 )   PDF(1144KB) ( 29 )  

    教育法典所追求的体系化,应当由体现规范秩序的外部体系与践行价值理念的内部体系共同构成。现有的教育法律主体制度采取的是罗列式结构,这一结构存在缺乏逻辑融贯性、较难覆盖完整、难以彰显法典原则与价值、易使主体定位不清等缺陷,未能达到教育法典体系化的要求。教育法律主体制度应采用层级式结构代替罗列式结构,类型化与概念化思维可以成为建立层级式结构体系的方法论。层级式教育法律主体制度的初步构想为:以受教育者、教育工作参与者、开展教育活动的组织、教育行政机关为抽象主体层级,分别统领包含学生、其他受教育者、未成年受教育者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教师、其他教育工作者、学校、校外教育培训机构、教育中介组织、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具体主体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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