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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第43卷, 第8期　刊出日期：2025-08-01 上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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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科学的发展轨迹与科学组织的变革 阎光才 2025 (8):  1-15.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25.08.001 摘要 ( 265 )   HTML ( 10 )   PDF(671KB) ( 103 )   狭义上的大科学概念，其具体所指是大科学装置或大科学计划，广义上则是指全球范围内的科学开放与合作网络。大科学作为一个科学的组织化现象最早始于17世纪，二战之后，由于国家力量的介入，依托投资和建设规模巨大的大科学装置开展研究，颠覆了传统上由个人兴趣驱动的小科学研究。冷战之后，伴随国际关系的缓和与科学外交策略的实施、全球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及其国际化发展趋势，出现了跨国性大范围指向人类共同利益的科学合作现象如国际大科学计划，由此科学进入了一个全球科学时代。但是，大科学并非是对小科学的替代，两者之间存在互动共生的关系。在今天，大科学的核心内涵和精神意蕴是面向国际的开放合作，以大平台建设与互动网络建构集聚国际高层次人才，推动科学的跨国、跨部门与跨学科的合作共赢。中国的大学以及科技界要顺应大科学时代的发展要求，还面临众多现实障碍与亟待探究的体制机制问题。 参考文献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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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科学中的权力配置 西蒙·马金森（Simon Marginson） 2025 (8):  16-29.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25.08.002 摘要 ( 257 )   HTML ( 11 )   PDF(944KB) ( 156 )   过去三十年间，一个依靠自下而上学术合作、通过学术期刊出版与文献计量学体系加以规范的全球科学网络体系逐步形成，并在自然科学领域确立了认知上的领导地位。全球科学体系具有开放性，正在全面发展并不断强化多极化格局。全球科学与国家利益之间既存在协同作用，也伴随紧张关系。自2010年代以来，地缘政治冲突和国家利益的强化对国际科研合作造成了冲击，同时全球科学的发展潜能也受到既有全球科学制度框架的限制：该体系主要由英语国家的高校及其科学家所主导，并几乎完全局限于英文学术成果。这导致后殖民时代全球科研能力分布的广泛性，与新殖民主义制度下的学术与文化权力的等级结构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失调。这些因素共同引发了对全球知识未来的深刻思考。建立一个多语种翻译机制，实现知识内容的多元化，将有助于巩固全球科学体系。 数据和表 | 参考文献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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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人才流失模式：OECD国家研究格局的定量分析及方法论考量 马瑞克·科维克（Marek Kwiek）, 卢卡斯·希穆拉（Lukasz Szymula） 2025 (8):  30-50.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25.08.003 摘要 ( 223 )   HTML ( 14 )   PDF(2218KB) ( 65 )   采用基于队列的纵向研究设计，借助Scopus全球文献计量数据库，追踪分析了38个OECD国家科研人员截至2022年的科研发表数据，探讨了科学界成员是如何离开学术界的，以及科学人才流失在性别、学科领域和时间上的差异。研究涉及2000年（N=142,776）和2010年（N=232,843）开始发表论文的两批科研人员，覆盖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与医学（STEMM）领域的16个学科，以停止发表论文作为科研人员离开学术界的界定标准。研究显示：初次发表论文十年后，约50%的研究者仍保持学术活跃状态；当追踪周期延长至十九年后，该比例降至30%。通过生存分析法比较男女科学家的流失差异发现，随着女性在科学领域及同批次科研人员中占比的增加，人才流失的性别差异逐渐弱化。学科维度分析揭示，除了所有STEMM领域的整体变化外，具体学科层面的细微变化广泛存在。不同学科在科学人才流失上呈现出不同的性别差异；不同时间进入科学界的科研人员在流失概率上也存在差别。本研究验证了全球文献计量数据库在分析科学人才流失中的应用价值，并指出了原始结构化数据在学术职业的性别、年龄和学科等研究中的方法挑战和局限性。 数据和表 | 参考文献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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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科学时代全球科学家的国际流动——基于Web of Science期刊论文的分析 李梅, 阮文洁 2025 (8):  51-65.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25.08.004 摘要 ( 243 )   HTML ( 12 )   PDF(777KB) ( 97 )   大科学时代全球科学家流动呈现新景观。基于科学网（Web of Science）中精选文献的内容，对大科学与全球科学家流动关系、全球科学家流动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概要分析。大科学与全球科学家流动之间存在双向作用关系。一方面大科学强化了全球科学治理，促进了科学家跨国流动速度，通过建构全球知识网络，拓展了全球科学家流动空间；另一方面，科学家流动促进了科学研究的效率和质量。全球科学家流动呈现时间维度、空间维度和人际网络维度特点，其影响因素包括拉力因素、推力因素、个人因素以及中间障碍因素。 数据和表 | 参考文献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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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杰出学术人才的分布特征、集聚原因与机制 李炜谈 2025 (8):  66-77.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25.08.005 摘要 ( 291 )   HTML ( 5 )   PDF(777KB) ( 65 )   现代国家的竞争一定程度上是人才的竞争，但我国目前面临着对国际杰出学术人才吸引力不足的状况。本研究对诺贝尔奖、菲尔兹奖和图灵奖得主进行统计后，发现国际杰出学术人才主要集聚在美英德法等国的科研组织中。通过对卡文迪许实验室、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马克斯·普朗克学会、贝尔实验室、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等6个杰出学术人才集聚的典型案例进行分析，识别出了影响人才集聚的静态四因素，包括文化、资源、制度以及培养，揭示出科研组织人才集聚本质上是人才个体需求满足与科研组织发展相互交织的动态平衡过程，包括初始吸引阶段、人才选择阶段、持续留存阶段以及集聚强化阶段。这启发我国科研组织要培育科研文化，增强人才吸引力；强化资源供给，满足人才发展需求；优化人才管理方式，释放制度红利；重视拔尖人才自主培养，补足人才缺口。 数据和表 | 参考文献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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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牵引高校学科交叉会聚机制研究 吴伟, 王怡文, 冯家浩 2025 (8):  78-88.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25.08.006 摘要 ( 209 )   HTML ( 6 )   PDF(752KB) ( 69 )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实施国家重大创新任务、拓展科技前沿的基础条件，学科交叉会聚体现在其目标设定-设计论证-建设维护的全过程。因高水平创新资源集聚和跨学科研究任务牵引特征，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具备突破传统学科组织壁垒与制度惰性的天然条件，学科交叉会聚应是其建设、运行的基本诉求和必然结果。高校作为设施的重要组织方与建设方，如何协同学科发展与设施建设运营，已成为“双一流”建设管理实践中不容忽视的重大议题。本文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法提取设施运行要素，并基于高校参与建设的6个典型设施案例，补充验证与总结要素间关系，最终搭建了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牵引学科交叉会聚机制模型。设施建设与学科建设互动机制的研究发现，为推动高校知识生产范式转型提供了理论新视角和实践新路径。 数据和表 | 参考文献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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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型大学与国家实验室的内驱型合作模式——以加州理工学院和喷气推进实验室为例 李峰 2025 (8):  89-104.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25.08.007 摘要 ( 168 )   HTML ( 2 )   PDF(879KB) ( 137 )   本文以科技和人才领域的合作为主题，详细梳理了加州理工学院和喷气推进实验室近百年的合作历史。加州理工学院和喷气推进实验室的合作始于顶尖人才和研究兴趣的共同驱动，随后合作关系伴随着两个机构研究定位和研究文化的接近或远离而跌宕起伏，最终逐步稳定并显著改善，形成了一种内驱型合作模式。内驱型合作模式是由两个机构研究定位和文化接近而产生的组织内部力量以及由双方研究人员的共同研究兴趣来驱动的合作模式。在不同历史时期，研究的自主性、领域的公共性、研究的长期性和基础性依次承担了驱动合作的内部力量。内驱型合作模式的核心特征是和而不同的研究定位和文化、高度重叠的研究兴趣、个人推动为基础的合作动力、紧密又松散的人才联系。 数据和表 | 参考文献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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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科学与大学科学家的角色——以斯坦福国家加速器实验室（SLAC）为例 夏之晨, 杨帆 2025 (8):  105-117.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25.08.008 摘要 ( 232 )   HTML ( 6 )   PDF(737KB) ( 420 )   日益依赖资源与技术的科学研究，加剧了制度化协作与个体自由探索、国家战略与学术自治间的双重张力。尽管深受宏观制度的约束，但大学科学家依据自身的理性选择行动在大科学时代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SLAC国家加速器实验室初创、转型与升级的各阶段，斯坦福大学科学家主要扮演着能动者、破局者与啮合者的角色。大学科学家的多元角色遵循着学术权威在国家科学制度中的嵌入、学术资本与行政能力的优势耦合、追求学术自由与服务国家使命的价值并存的行动逻辑。要巩固大科学时代大学科学家的角色，可选择的路径包括：赋予大学科研工作者决策建议权；实现大科学装置的开放共享；维持政府监管下的学术自由及自治；发挥有组织科研模式的人才集聚功能；建设包容高效的全球科研合作网络。而要激发中国大学科学家的持续性涌现，还需立足现实问题探寻切实可行的解决思路。 参考文献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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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美国联邦科技政策的转向与研究型大学的崛起与发展——兼及对中国研究型大学发展的思考 张东海 2025 (8):  118-128.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25.08.009 摘要 ( 176 )   HTML ( 6 )   PDF(650KB) ( 66 )   将研究型大学整合进国家科研体制中，是二战以来美国研究型大学崛起和美国科研水平领先的重要原因。布什报告奠定了二战后美国国家科研体制的基本格局，但美国的科技政策在战后历经了三次转向。冷战时期，美国科研体系以国家安全为核心驱动力，大学成为军-工-学复合体的一部分，大学承担基础研究和与国防密切相关的任务导向型研究，并涉足大科学研究。1980年以后，美国科技政策调整为通过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重点解决联邦专利向民间授权问题，极大促进了大学的科研创新及其成果向企业的转移，大学与产业界建立紧密联系。2017年以来，美国的科技政策转向国家安全和保持技术领先为核心，通过政府干预实现技术保护，对大学的科研和人才培养带来的影响正在显现。 参考文献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