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四梁八柱”的思维方法并借鉴CIPP评价模型的结构逻辑，按照循序循证的五步研究路径对中国学前教育指标体系进行现状分析、国际比较、理论构想、实证建构和政策建议。首先选取目前在中国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学前教育政策文本进行内容分析以结构性描述中国学前教育指标体系的现状；进而将当今中国与国外学前教育指标体系的结构性框架和具体指标进行并置、比较以分析中国现行学前教育指标体系的结构性和内容性问题；随后构想出包括背景、投入、过程和成果4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及其下设的55个三级指标的高质量学前教育指标体系的结构框架和具体内容；再后基于实证研究建构出新时代中国高质量学前教育指标体系的“四梁八柱”和关键指标，形成包括价值质量、条件质量、过程质量、结果质量4个一级指标，涵盖价值取向、社会背景、体制机制、资源配置、保育教育、园所管理、普及普惠、安全优质8个二级指标及其下设的57个三级指标的中国高质量学前教育指标体系的基础框架和基本样态；最后提出中国高质量学前教育指标体系建设的5条政策建议，分别是积极构建结构框架以确保对系统性质量的统筹关注、特别重视背景因素以确保对价值性质量的优先关注、持续关注输入因素以确保对条件性质量的长期关注、着力强调过程因素以确保对过程性质量的焦点关注、理性强化输出因素以确保对结果性质量的全面关注。
从算法的角度追问教育评价改革，既是从信息技术的本质对教育评价进行批判反思，也是在厘清机遇和风险的基础上把脉教育评价改革的突破方向。算法推动教育评价改革的机遇在于：纠偏教育观念，提升评价的科学性；生产教育知识，提升评价的专业性；优化教育治理，彰显评价的客观性。然而受制于算法背后的复杂认知，教育评价也可能面临偏见强化、排名陷阱、数字鸿沟和物化困境等风险。鉴于此，为了实现“化风险为机遇”的改革追求，有必要推动教育评价算法在认知层面的方法突破、目的突破、对象突破和模式突破，即用溯因推理超越自证预言、用和平协议超越军备竞赛、用整体发展超越个体特征、用“厚”数据超越“薄”数据。
我国的大学评估在较长时期内伴有浓厚的自上而下的行政主导色彩，政府资源在大学间的分配与评估结果存在紧密联系，大学更倾向于凸显自身优势而非探究自身问题。在推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和教育评价改革持续深化过程中，中国大学的评估体系逐渐发生变化，国际评估由此兴起并发展成为一流大学开展自我评估的重要机制。本研究通过对早期3个大学的评估案例分析，指出早期开展国际评估的大学进行评估时带有鲜明的问题导向，在其自身蕴含的强烈变革意愿的牵引下，评估促成了大学的人事管理体制机制、校院两级管理体制、跨院系学科建设等多层次的自我变革。此后，国际评估机制在中国一流大学群体中不断扩散。高等教育评估制度环境的变迁是国际评估机制扩散的重要基础，对先行者的学习效仿则是扩散的直接动因，在合法性机制作用下国际评估机制不断扩散且持续制度化并内嵌于大学治理体系中。
美国基础教育项目效果评估不仅实践起步早、根基相对坚实，而且目前也已发展成为教育科学研究的重要类型以及循证教育改革的证据来源，积累了较为成熟的实践经验。本研究对25项高质量评估研究进行主题文本分析后发现，其实践经验主要表现为：第一，充足的评估经费是评估的首要前提。评估经费来源于以政府为首的各界支持，经费筹措是集体同心的智慧行动，经费使用贯穿评估全程。第二，专业的评估人员是评估的核心输入。评估人员来自高校等专业组织，其选择确定往往会历经多方因素的全面考量，目前存在内部、外部、内外合作等三种评估人员角色定位。第三，科学的评估开展是评估的关键过程。评估规划会确定评估类型与问题，评估设计会厘清理论基础、评估方法和效果指标，评估实施会做好样本招募、干预实施以及数据收集。第四，实用的评估成果是评估的重要输出。评估发现会被恰当分析与合理解释，评估结果会被规范撰写与多样呈现，评估产品还会被进一步大力传播与有效使用。此外，美国基础教育项目效果评估在努力提升质量的同时也开始不断迸发出新的实践趋势。
基础教育生均经费支出的公平性影响着教育过程公平和教育结果公平。文章基于1995—2018年基础教育生均经费支出数据和在校生数据，通过计算Gini系数和Theil指数测算了中国基础教育生均经费支出公平性的变化规律。研究发现，1995—2018年中国基础教育生均经费支出公平性总体上处于“比较公平”和“相对合理”水平，且整体上更加公平了；基础教育生均经费支出的省际差异大于区域差异；东部地区基础教育生均经费支出省际差异较大，公平程度较低；全国高中生均经费支出的公平性有降低的趋势。基于以上研究发现，文章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教育期望是个体、父母或教师对学习者未来教育水平的预期，对学业表现与个体发展影响巨大。大量研究忽视了父母和子女之间教育期望差异的普遍存在，而相关差异极易造成个体欠佳的行为表现。本文基于2014—2015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采用最小二乘回归（OLS）、倾向得分匹配（PSM）和Bootstrap法中介效应检验，探究亲子教育期望偏差对青少年学业成绩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亲子教育期望偏差显著负向影响青少年的学业成绩。以强烈的“望子成龙”心愿为典型表现的上偏型亲子教育期望偏差并不合理，对学业成绩有显著负向影响，而下偏型亲子教育期望偏差与学业成绩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心理压力、学业负担和负向情绪在上偏型亲子教育期望偏差和学业成绩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与女生相比，男生的学业成绩更易受到上偏型亲子教育期望偏差的负向冲击。基于此，提出形成适度教育期望、增进亲子沟通交流等对策建议。
高校强制退学处理是高校强制性解除学生在学法律关系的行为，包括纪律惩戒性退学和学术淘汰性退学两类。强制退学处理的法律属性属于国家行政行为，在具体行政行为类型上属于对未型式化的授益行政行为之撤销或废止。鉴于强制退学处理对学生的身份权和受教育权等基本权利形成过度限制甚至剥夺，所以强制退学制度在形式合法性上必须遵循法律保留原则、规范明确性原则和正当程序原则；在实质合理性上应当符合比例原则、不当联结禁止原则和信赖保护原则。基于制度合法性与合理性审查的结论，应该从四个方面对该制度展开法治化匡正工作：其一，退学依据应当部分遵循相对性法律保留原则来分配权限；其二，退学事由应当分为政治标准、纪律标准和学术标准分别确定；其三，退学程序应当构建起公开程序、听证程序和期间程序制度体系；其四，权利救济应当完善和探索校内申诉、行政复议、司法诉讼和行政赔偿等体系化救济理路。
作为清代文化史上存续持久、人数众多且影响颇大的著名文教群体的桐城派, 因以古文名世而历来被视为文学流派；其实桐城派学者多有丰富的教育经历与主张，与教育领域有着密切的联系。以“桐城三祖”为代表的早期桐城派学者在清代科举、书院等文教领域开展了积极的教育活动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考察他们的教育主张与实践，不仅有助于丰富对清代教育的全面认识，也有助于从源头上理清近代以来晚期桐城派在传统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种种表现的内在逻辑。
写作是一种用文字和隐喻标记世界的方式，是一个引领学生批判地、深度地阅读和有效地、清晰地书写的过程，是一个让学生发现自己真正关心所在和写出自己所思所想的路径。写作课在美国高校通常是必修课，旨在培养学生的书面沟通能力和批判性思维。哈佛大学说理文写作课程创建于1872年，如今是本科生的唯一一门必修课。对话从南希·萨默斯完成的著作以及她对中国的关注开始，依次展开缘何倾情于写作教育、为何关注修订和反馈研究领域、如何创立哈佛本科生写作工程、因何设立研究生写作工作坊等话题。在对话过程中，萨默斯将所获成功归结为喜爱阅读、喜欢写作，指出学习写作是本科生学习科目的一种方式，认为写作是帮助学生确定人生方向的力量，强调写作是本科教育的核心、修订是写作的核心。另外，萨默斯还对学生写作者的修订策略、对学生写作者的反馈、工作坊中的写作伙伴、一万个小时定律、说与写的关系、写作时内心的恐惧、避免抄袭或剽窃等话题进行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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