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学生行为管理”为论题, 系统分析作为学生行为准则的规范、规范本身的权威与教师权威、教师对学生行为的管理与学生行为自主管理, 以及学生行为管理中的奖励与惩罚等问题。通过对学生行为管理诸要件的分析, 大致形成学生行为管理的路线图。
任何时代的教育都有自己的主导性媒介基础。现代学校教育建立在印刷媒介的基础上, 其教育基本理念与印刷媒介的特点密切相关。我们已经进入电子媒介时代, 而电子媒介有不同于印刷媒介的特性, 对构成现代教育基础的一些基本概念, 如世界、主体、交往、知识等等都有自己的理解。在电子媒介盛世, 弄清楚电子媒介对这些基本概念的理解, 是教育研究必须面对的课题。
大量“无德而富”现象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既然道德不能给人带来财富, 人为什么要有道德”?传统道德资源的回答主要受了儒家和佛教思想的影响, 前者强调天赋良知, 后者强调因果报应。然而, 传统道德资源被瓦解, 天命良知、因果报应失去制约力量;新的道德资源尚未形成, 人们找不到讲道德的理由, 道德信仰危机不可避免。在存在道德危机的社会中, 学校德育面临的危机是, 应不应该培养有道德的人。本文强调学校德育不应放弃自己的责任, 而应审视社会正义, 提倡主体精神。依据“自愿选择, 理性判断”的原则, 造就自制、理性和负责的个人。
文献显示, 美国双语问题的高度政治性在我们的双语问题研究中远未得到充分的认识。本文着重对美国在推行双语教育过程中的相关社会政治问题, 尤其是围绕双语问题形成的派别纷争的情况及其政治实质进行探讨和分析, 以期加深我们对这一特定的“语言问题”和美国社会文化的认识。
从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的视角出发。将7岁儿童的游戏行为置于家长、社区、学校等因素构成的微观环境中进行观察，描述了7岁儿童游戏行为特点，比如以“道吉信息加工模式”解决矛盾、以玩具为媒介参与游戏、游戏中的性别的分解，并对如何改善微观环境，促进儿童的游戏行为及发展提出初步建议。
要深入理解社会教育的本质首先必须注意研究方法问题。最简洁的方法是将社会教育看成是学校教育以外的教育活动的总称，进一步的方法是在有关社会教育的立法层面上所作的考察。两者都不足以探究社会教育的本质。对社会教育本质的探讨必须在历史层面上展开。必须明确由谁、在何时、持有何种目的来组织社会教育，即须在下层民众的要求与上层统治阶级的意志的矛盾运动过程中加以考察。
综观主要来自我国心理学界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工作及其重要成果, 从认知行为的神经机制研究、认知行为心理学理论的神经科学研究、基于脑神经机理构建认知行为心理机制理论模型的研究这三个研究层面评述其对我国心理学发展的学术意义和研究贡献。文章指出, 认知神经科学研究强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心理学的发展, 但其尚难以满足心理现象因果解释的要求, 不能替代心理科学研究本身。心理学研究者掌握和运用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方法和技术, 旨在使其“服务”于心理学研究, 从认知行为的脑神经机制的探索中获得启发而构建心理学理论, 这是认知神经科学研究对心理学研究的真正学术意义之所在, 目前我国心理学领域在这方面的研究相对不足应引起重视。
领域特殊性是心理模块的首要特征。本文考察了领域特殊性的特征和起源, 并对其作了进一步的理论思考。本文认为领域特殊性不等于模块性, 领域特殊性和领域一般性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 它们应保持一定的张力, 同时领域特殊性对心理机制的解释有一定的局限。
社会建构论认为心理现象是社会建构的产物, 没有本体论的基础。它主张知识是建构的, 是处于特定文化历史中的人们互动和协商的结果。社会建构论关注了文化的作用, 对于消除心理学中的个体主义倾向有积极的意义, 从认识论上讲, 社会建构论主张从对文化的意义和更为实用的角度认识理论观点的作用, 对于建设一个应用倾向的心理学也具有积极的影响, 但是社会建构论的相对主义和怀疑论的观点也受到严厉的批评。
人—情境整体交互作用理论是关于个体功能与发展的理论, 对发展心理学中如何理解人的发展以及如何进行科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为当前发展心理学的理论、方法和研究取向注入了新的气息和新的力量。
考察传说中的学校, 我们可以从中发现游戏在教育机构的专门化, 即学校的产生中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具体体现在:一、教育的场所往往也是游戏的场所; 二、教育的内容和手段常常与游戏密切相关。
在考察纸的发明和应用过程的基础上, 从口说传业向自主阅读的转变、传统师承关系的松解、经学教育中“家学”的衰落、士人知识结构的变化、科举考试的技术条件等方面论述了简牍向手写纸本过渡对教育产生的深刻影响, 分析了汉魏之际我国学术和教育变化的媒介层面的原因, 为考察当前媒介技术变革对教育的影响提供历史启示。
西周春秋时代贵族教育的科目，不是《周礼> 记载的“六艺”。而应该是河南信阳长台关楚简记载的书、言、射、御、礼、乐，其中“言”的科目因西周“言礼”而设，又因“言礼”需赋诗言志而有诗教。西周春秋时代的诗，除了“诗”之外，还包括某些有韵的“书”，因此“言”是孔予“六艺”中诗、书的源头。
魏晋南北朝时期, 博士的选任方式、职责种类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博士任选主要有两大特点:一是汉代形成的考选博士的制度被破坏, 一再强调“高选”, 而又缺乏具体的措施和标准, 导致博士水平下降; 二是博士类别增多, 除太学博士外, 又有国子博士、书学博士、律学博士、医学博士、四门博士、仙人博士等称谓。博士主要职责是兼国策顾问、礼仪顾问。由于社会动荡不安, 朝廷更迭无常, 官学时兴时废, 作为学官的博士形同虚设, 无所事事, 失其职责。博士弟子更是无心向学, 其直接后果是导致整个社会的学术水平下降。
自然分材教学是教师让学习任务随学生差异自然分化并引导学生针对自己存在的学习问题进行研究的教学理论与实践形态, 旨在弱生上进、优生更优、全体学生齐发展。它由“感情调节、反思诊断、普补分读、课堂作业、问题跟踪”五个环节或方面构成, 辅以“自编辞典”和“导生制”。这些举措既改变了传统因材施教对经验的过分依赖性与弱操作性, 又避免了“分层教学”对学生分类别群造成的负面影响。实验证明, 自然分材教学能较大幅度减轻师生负担, 提高教学质量, 增加师生的幸福感。
教育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揭示教育规律和按教育规律办事是教育理论工作者和教育实践工作者的理性诉求。长期以来, 人们认为教育规律是一种“确定性规律”, 具有纯粹客观性、必然性和普遍性等属性, 把探求教育规律等同于寻找教育的确定性和有序性, 相对忽视教育的不确定性和无序性。事实上, 教育是一种复杂性社会实践活动, 是有序与无序、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有机统一, 教育中没有严格的必然性, 只存在弹性的必然性, 教育规律本质上应为统计性规律。
信任是一种指向未来的社会行为模式, 是社会成员共同生存的基础。察看当前教育场域, 可发现各种形式的“信任危机”。文章分析了师生之间的个体信任和群体信任, 以及教育系统的整体信任等三种信任类型, 提出了完善教育信任机制、确立可信任的教师形象、建立双向互动的信任型师生关系等化解信任危机的对策, 并以此来构建教育场域内的信任图景。
本文分析了日本国立大学自治的基本特征和形成过程, 以及大学自治所蕴含的固有矛盾。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日本型大学自治在社会变化面前所受到的挑战和和今后发展的可能性。
大学校长选拔制度有不同类型:选举与任命两段制、董事会领导下的学校自主遴选制、学校遴选与行政任命结合制、政府直接行政委任制、轮流出任制等等, 不同类型的校长选拔制度有其优势与弊端。本文对国内外大学校长选拔制度的类型与优劣作了比较分析, 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针对我国大学校长选拔的几点启示。
对于高等教育规模扩张问题, 如果仅从规模经济的角度进行分析和研究, 容易流于片面性并陷入一些令人困惑的误区之中。本文从规模经济与自然垄断、范围经济以及成本劣加性三个方面对此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 针对性地回答了运用传统规模经济理论解释不了或解释不好的一些现实问题, 并指出了政府在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中应当发挥的作用和地位, 即进一步加强对高等教育产业的经济规制。
教育评价中存在许多导致评价结果不确定性的因素, 本文分析了教育评价中影响评价结果合理性的敏感性问题, 如指标属性值的标准化、评价专家的组成、群体评价结果的合成、评价模型的选取等。
社会不仅是遥不可及的宏观环境或大环境, 它也如同家庭和学校一样是个体直接参与并生活于其中的一种微观环境, 然而这种个体发展的“社会微环境”一直没能在心理学领域得到重视。本文从理论背景、概念定义、基本特性等方面对“社会微环境”这一主题进行了初步的理论建构, 并期望推动它进入学术的视野, 成为今后心理发展研究关注的重要环境变量。
男女的大脑左右半球结构上存在着性别差异, 这种差异导致男女的脑半球功能有了特殊化发展的倾向。通过对男女进行视觉空间能力、数学能力和言语理解等认知任务的检测, 并且在脑功能核磁共振成像(FMRI)、正电子放射层扫描(PET)和两耳分听感知等神经科学的检测技术中证实了这种性别差异的存在。其原因有性激素, 也有脑梁结构和男女发育成熟个人差异所导致。性别差异的认知模块观将为今后的教育学和心理学等领域的研究带来新的视野。
后现代主义的兴起, 尤其是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建构主义、女性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对结构式家庭治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结构式家庭治疗吸收了后现代主义中合理的内核, 做了相应调整, 促使自己的理论与技术体系有了新的进展。
作者介绍了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开设SSI课程, 培养学生非形式推理能力的有关研究和教育实践概况, 论述了在我国开创SSI课程, 培养学生非形式推理能力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并对开创符合我国国情的SSI课程提出了建议、实施步骤和研究任务。
春秋官吏文武不分职, 平时理政治民, 战时出为带兵的各级将领, 与此相应的“六艺”教育也是文武兼备的。其中以“射、御”为主要内容的军事教育, 是每位学子必修的基础课, 而不是可学可不学的选修课。孔子所办私学也是这样。孔门七十二子“身通六艺”, 都是武艺娴熟颇具军事才干的。即使素来不以勇武著称的颜渊, 也有十分出色的军事才能。这些在《论语》中都有反映。
中国历史上先后出现过无数教育家, 其中春秋战国时期、两宋时期和近现代之际是教育家大批涌现的高峰期。这三个时期各有不同的时代特征, 同时具有若干相同或相近的特点。研究这些特点, 有助于探索教育家大批涌现的历史奥秘, 为当代教育家成长提供有益借鉴。
民国时期是我国学校社会课程设置的起步阶段。以民国政府历次颁布的小学社会课程标准为核心, 分析其基本内容和要求, 折射民国时期社会科教育的嬗变历程。社会课程理念与实践效果的反差、在“移植的”基础上带有“本土化”倾向、最初是社会变革的成果而最终归宿于政府的政治理念, 为当今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教育政策借鉴理论为重新审视中国二十世纪50年代的院系调整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运用著名教育学家大卫.菲利普斯教育政策借鉴理论的基本模型, 对上世纪50年代具有典型借鉴特征的“院系调整政策”案例从跨国吸引, 决策, 实施以及内化/本土化等四个过程进行详尽分析, 以期丰富教育政策借鉴理论在中国的实践与应用。
多年来, 教育研究从生理学角度谈论身体, 身体没有成为理论新的增长点。随着人们对灵肉二元对立思维范式的批判与质疑, 身体已成为诸多学科的主要论域。借鉴既有研究, 可以看出教育研究中“隐身”成因及其存在的问题, 展现出“显身”的必要性及可能性。
本文共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阐释目前分歧较大的与大学自主性及其制度环境相关的重要概念, 第二部分集中分析中国大学自主性现存制度环境的主要特征, 最后一部分简要论述了中国大学自主性的总体特征及发展方向。
20世纪50年代, 中国共产党对云南省的景颇、傈僳、独龙、怒、布朗、佤、基诺、德昂等族, 以及居住在内蒙古自治区的鄂伦春、鄂温克和海南岛的部分黎族进行“一步走”的民主改革, 社会制度从原始公社制度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形态, 其民族教育也从传统的原始教育跨越到近代学校教育。作为边疆、特少、“直过”民族中社会制度跨越发展的典型, 独龙族的教育形式和教育观念也伴随其社会制度的跨越性变革, 从传统的原始教育一步跨越到社会主义学校教育。本文通过对20世纪独龙族的教育形式、教育观念从传统到近代学校教育演进的社会历史背景及过程的回顾, 探索边疆少数民族教育及其观念发展的规律、趋势和存在的问题, 为今后边疆“直过”民族教育发展提供思考和借鉴。
西蒙(Simon, 1916—2001)是当代著名的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 也是最出名的多学科专家。西蒙的心理学思想主要表现在管理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上, 他是现代管理决策理论的创立者, 也是信息加工心理学的奠基者, 提出了著名的“物理符号系统假设”。本文阐述了管理决策理论的理论基础、决策的原则、类型和决策过程中的信息问题, 描述了信息加工心理学的基本原理、人类认知的基本过程和重要的人类认知现象, 并在此基础上对西蒙的心理学思想进行了评价。
测量决断理论是基于项目反应对被试进行分类决断的测量理论, 在真实的测验情境中具有广泛的适应性。该文首先回顾了测量决断理论的发展历史, 然后描述了理论模型的四个要素、三个关键概念和一系列决断准则, 并基于Ruder的系列实证研究对其效果进行了评价, 最后展望了该理论在我国心理与教育测量中的应用前景。
大规模教育考试的维度与考试分数的意义解释、考生在考试中的行为表现解释密切相关。利用非参数项目反应理论模型选择试题组成单维量表, 可以达到研究考试维度的目的。选择单维量表试题时, 下界c值的确定, 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用非参数项目反应理论模型对英语考试的三个量表维度研究发现, 从每一个量表中只能选择出一个单维量表, 而不是与每一部分测量的微技能数相应的多个单维量表; 每一单维量表测量的均为该部分不同微技能的组合。这个特征表明这些单维量表均为基本单维量表, 非严格单维量表。无论c值为0.3, 还是0.2, 选择出的基本单维量表均满足弱单调性要求, 整个单维量表的区分功能不会有明显差异。
原始社会的“成年礼”仪式是原始社会个体“通过仪式”的重要阶段, 是原始社会检验年轻一代是否成熟, 是否被社会承认和接纳的重要标志。在现代社会, 一些处于原始社会阶段的民族仍保留举行“成年礼”仪式的习惯, 并且有男、女孩的区别。原始社会“成年礼”仪式的出现对后来学校教育的产生有重要影响。
国民政府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的主要目的在于继续推进蔡元培主导的, 以“教育独立”为目标的大学区制教育改革。但时局的变动, 却要求国民政府加强对教育的管理与控制, 以实践“教育建国”、“教育救国”。因此, 会议就“教育独立”这一主题议决通过了许多在理念、方法上互相矛盾、抵触的议案。国民政府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突出显示了民初以来“教育独立”所面临的困境及其与现实需求之间存在的深刻矛盾。自此之后, “教育独立”即逐渐从“高潮”走向“低落”。
虽然开创教育社会学的陶孟和并没有创作出一部有关中国教育实际问题的社会学专著, 而其所属集团的上层地位与精英意识也使得他无法走进底层或边缘群体的教育生活, 但他还是给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教育社会学遗产:这份遗产包括他对教育的关注, 试图以社会学视野的教育变革来追求民主政治、改良社会的学术理想, 他以独立学人的姿态在动荡的政治局势和复杂的人事关系中为追求这一理想付出的政治努力, 以及他为认识、改造中国社会做出的教育学术贡献。
自20世纪初教育史学科建立以来, 中国的教育史学已走过了曲折反复的百年历程。在进入新世纪后, 中国教育史学将走向何方?其发展趋势如何?这个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教育史学工作者的深思。从中国教育史学走过的历程和世界历史学、教育学, 特别是教育史学发展的最新走向来看, 我们认为, 新世纪中国教育史学发展将呈现三大发展趋势, 即转向加强自身学科理论建设, 转向研究教育历史的日常问题, 转向发掘本土的学术传统, 也可称之为中国教育史学的“三大转向”。
城市务工人员子女义务教育是当前基础教育的难点和薄弱环节, 做好城市务工人员子女义务教育工作是城市基础教育发展的要求和应该承担的重要责任, 本文从政策制度角度剖析了城市务工人员子女义务教育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并对如何完善相关政策措施, 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了建议措施。
超越性是人的本性, 是人所特有的存在方式。人不仅具有把握"在场"生活的能力, 还可能对"尚未到场"的生活作出反应。突破现存生活的规定性, 作出超乎现实的追求, 正是人的特性。教育所期待的超越性的存在是:把超越和创造作为生活取向、能对现存生活进行批判和反思并具有自我超越意识和能力的人。当今的教育是一种病态性适应的教育, 它背离了超越性的期待, 把学生紧紧捆绑在应试等不合理教育体制之中。面对这种病态的教育, 我们每个当事者都不能违避道德上的拷问。
为了解决教师的角色冲突, 改进学科研究也不无必要。教育社会学因本身所具学科性质而对此已有长期研究, 且已被正确地寄予更多的希望。然而, 该学科的研究实况离预期相去甚远已非一朝一夕。因此, 有必要识别和改进其不足之处, 使之能够名至实归地推进角色冲突理论的发展和教师角色冲突的解决。当务之急宜从较为具体的教师角色冲突解决方法入手, 共同地在三个方面做出努力:梳理杂乱无章的现有论述, 涉及尚未涉及的突出问题, 以及拓宽系于一途的研究取向。换言之, 本文是以教师角色冲突解决方法为个案, 关于改进教育社会学研究的探讨。
“使命”意味着职责、任务和责任, 它是人或组织存在的目的、方向与责任, 代表着人或组织事业的价值取向与定位, 规定着人或者组织存在的目的、方向和奋斗目标。教育学者的使命是教育学者职业生活信念的体现和表达, 教育学者对其使命的透彻意识直接关涉着其学术思考的品质及其价值的发挥。在当前, 中国教育学者应肩负起推进中国本土原创教育理论的建构、促进教育决策科学化以及传播教育理论从而提升社会的教育智识等三重使命。要完成这些使命, 中国教育学者必须保持和恪守“学者”的品格、良知与天职, 扎根中国鲜活的教育实践, 在守护自身立场的基础上与国外学术话语和其他学科展开平等“对话”, 尽力将自己转变为公共知识分子, 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经济社会的进步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贡献自己的智慧。
教育培养道德行动者的使命在电子媒介时代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电子媒介通过多种机制大量生产旁观者, 虽然这种旁观者是与直接旁观不同的间接旁观者, 但却继承了直接旁观者的德性。电子媒介时代是一个"普遍旁观"的时代, 而"普遍旁观"的人性和社会后果非常危险。在这一过程中, 教育不能旁观, 在使自身成为道德行动者的同时, 应致力于培养有媒介意识道德行动者。
现代公共教育是伴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产生而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的。20世纪末以来公共教育的结构转型带来对传统的公共教育概念及观念的挑战。为此需要以公共教育的公共性来反思和批判公共教育的应有理念与实践表征。公共教育的公共性所表明的是, 是教育的正当性或正义性, 其核心价值理念包括教育平等、教育正义和教育权利等三个方面, 因而公共教育的公共性在实践中应表现为公共教育的平等性、公益性和权利性。
介绍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科学教育的总体研究趋势和主要领域的研究趋势, 分析了未来科学教育研究的方向, 即研究思路的系统性、研究方法的综合性和研究内容的整合性。
本研究尝试从关系自我发展角度, 对2—6年级学生的目标投入进行想象干预实验, 旨在探索目标投入干预手段, 进而透视儿童自我发展特征。各年级被试由四个实验组和1个控制组组成。四个实验组分别从自己父母老师好朋友四种角度, 想象目标实现时的感受。实验结果表明, 不同年级儿童想象干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自我表征取向的发展变化。通过想象自己和重要他人对自己目标实现与否的反应, 能够有效促进儿童的目标投入。
研究了小学生对不同语言形式教师评价的认知和偏好。结果表明:⑴评价语言形式影响小学生对他人和自我的认知。名词评价被认知为更强, 更稳定和更有适应性。⑵小学生对不同语言形式的教师评价有不同偏好。被表扬时, 更喜欢名词评价; 被批评时, 更喜欢非名词评价。
从两种不同性质的需要(心理和生理需要)出发, 考察了90名3 -5岁幼儿对愿望是否满足引发的情绪认知, 结果表明:(1) 90%以上的幼儿都能理解愿望满足将引起积极的情绪反应; (2)他们对愿望不能得到满足时引起的消极情绪反应的认知要显著差一些, 表现出明显的年龄发展趋势, 并且这一理解依赖于需要的性质; (3)在心理需要与生理需要相冲突的情况下, 多数的3、4、5岁幼儿作出符合主人公心理需要的情绪判断。这些结果从愿望产生的根源上揭示出幼儿对基于愿望的情绪的认知发展, 探测到其中可能存在的"心理需要优先效应", 扩展了当前对幼儿朴素情绪理论发展的认识, 对父母的育儿实践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新中国成立之前, 对教育者的称谓, 第二人称一般称"先生"。"先生"之称, 始于西周。"谓师为先生"的原因, 是那时还没有形成教师概念, 教育者就是本来意义上的"先生"。新中国成立之后, 因为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 "老师"取代了"先生", 成为教育者的第二人称。
近代中国教会大学根据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形, 不断对自身进行适时地调整, 通过将社会服务与教学、科研有机结合起来, 拓展了高等教育的职能, 赢得了社会的认可。本文通过深入探讨近代中国教会大学进行社会服务的原因, 分析其社会服务的形式、特点及成效, 以期能为现代大学的社会服务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中国教育史学科的建立是一个过程, 是知识建构与社会建构相互作用的结果。它是在后五四时期的二三十年代, 在中国人拥有了自己的现代教育经验, 并能对这种经验进行系统反思之时, 才获得了自己的"现代"历史意识, 并取得了相应的知识形式。舒新城是中国教育学科建立时期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有关学术理路, 是基于教育和学术独立的历史需要, 去重置中西古今教育关系的知识化形式。他所面对的实际难题, 是如何既认同于自我的独特性, 又能充分领取西方的现代教育经验。由于他是立于文化冲突和文化认同危机基础上安排中西古今关系的, 故其具体文本的学术理路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和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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