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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期目录

    2019年, 第37卷, 第2期 刊出日期:2019-03-20 上一期    下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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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稿
    兴趣的限度:基于杜威困惑的讨论
    刘云杉
    2019 (2):  1-17.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19.02.001
    摘要 ( 126 )   HTML ( 53 )   PDF(913KB) ( 655 )  
    兴趣论题是杜威与实用主义力求在旧教育的刻板教条与新教育的浪漫随意之间持守中道,将客观与主观、实践与思考、潜力与现实两方面融会在一起培养孩子品格的"居间"之道。然而进步主义教育的实践陷入社会改良方法论上的"内在否定主义"。如何将抽象的二元对立的原则变为简易可行的教育,这不仅是杜威的困惑,也是此后教育改革的困惑。本研究将杜威的文本置放在其学术脉络和进步主义教育思想的渊源及其实践的来龙去脉之中,结合社会变革的背景进行仔细的考察辨析,挖掘呈现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社会改良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讨论思想批判、科学实验、社会改造及其落实于教育之中的可能与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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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题
    论杜威与中国教育改革
    张华
    2019 (2):  18-28.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19.02.002
    摘要 ( 198 )   HTML ( 241 )   PDF(649KB) ( 830 )  
    杜威在五四运动前后对中国的历史性访问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社会与教育的民主化进程。他直接参与了1922年新学制与新课程改革,以及新教育改革。在中国面对启蒙与救亡两大历史主题的紧要关头,杜威的选择是:以启蒙为目的,为救亡而努力,像中国人那样思考,追求东方教育民主。在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两大思潮的对垒中,杜威选择了"第三哲学",由此促进了中国式自由主义的发展。杜威的民主思想和教育哲学与我国百年教育改革的历史发展存在内在联系。杜威依然"活在"今日中国。创造性阐释杜威对我国在信息时代实现"东方启蒙"和"东方教育民主"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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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的多重面向:杜威Democracy and Education中文译名的世纪流变
    冯加渔
    2019 (2):  29-36.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19.02.003
    摘要 ( 137 )   HTML ( 39 )   PDF(614KB) ( 495 )  
    百年来,中国学者在译介杜威名著Democracy and Education时,对其书名翻译多有不同,前后有近十种译名之别,致使杜威民主教育思想在中国传播过程中呈现出多重面向。从20世纪10-20年代流行的"平民主义与教育"译介到30年代流行的"民本主义与教育"译介再到40年代起流行的"民主主义与教育"译介,杜威Democracy and Education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总是受社会思潮的影响发生着某种转译嬗变,以契合时代发展需要。总的来说,该书在中国长达百年的译介传播并非只是一次比一次更逼真复现杜威文本思想的过程,而是在时空交错的历史长河中伴随转变着的社会情境一次又一次不断被重新阐释的过程。在新时期,还需注重结合当前社会情境对Democracy and Education进行转化性阐释,以适应时代变革图新需要进而揭示其当代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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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来的杠杆:20世纪20年代中国教育改革中的杜威
    仲建维, 涂悦
    2019 (2):  37-44.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19.02.004
    摘要 ( 190 )   HTML ( 58 )   PDF(564KB) ( 480 )  
    一百年前,胡适等想借助杜威这杆大旗,作为外来的杠杆帮助撬动中国的新教育改革。杜威访华推动了中国杜威教育学派的形成,由此实用主义教育话语深入中国的教育改革语境。对杜威教育思想的兴趣推动了中国民间性的教育改革活动,从而造就了一些经典的教育改革和试验事件。杜威热在华持续了五六年,之后随着中国政治形势的发展和杜威式教育改革和实验屡受挫折,杜威热迅速退潮。站在杜威访华百年这个时间节点上来审视和反思,可以看出,对杜威思想的误解和误用始终存在于杜威热的兴衰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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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威与孔子的对话:1919—2019
    伦纳德·瓦克斯
    2019 (2):  45-52.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19.02.005
    摘要 ( 166 )   HTML ( 41 )   PDF(566KB) ( 633 )  
    当杜威于1919年抵达中国的时候,在他的哲学立场和儒家传统之间进行公正平等对话的时机尚未成熟。彼时,杜威声名鹊起,而儒家传统却急剧衰落。杜威受到了当时领军学者的热烈欢迎,而同时"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也正流行。与过去不同,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世界大国,儒家传统也再次复兴。杜威和孔子对话的时代已经到来。儒家的道德自我修养理论可以补充杜威的教育方案,而杜威的积极学习策略则可以填充儒家与科学和技术教育之间的鸿沟。杜威在中国的系列演讲中就曾经涉及中国的科学和技术教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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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中国之行对杜威多元文化观念及民主思想的影响
    杨志翔
    2019 (2):  53-58.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19.02.006
    摘要 ( 179 )   HTML ( 36 )   PDF(630KB) ( 462 )  
    1919年至1921年,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大师约翰·杜威,应其中国弟子之邀,对当时正被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中国,进行了为期约两年三个月的访问。杜威访华,并非仅仅是中国学界和教育界一边倒地去主动接受西洋文明,相反这一文化盛事是在双向交流(two-way communication)的路径下完成的。关于杜威是如何影响民国教育,学界已多有论著。值得注意的是,在访华之后,杜威本人的思想观念也因其中国之行而发生了微妙的转变。相较于前者,此一议题相当长的时间内乏人问津。在此文中,笔者主要依据杜威的相关著作以及其他学者研究杜威的论述,力图解析杜威的中国之行是如何塑造(shape)他对文化多元性(cultural diversity)与民主政治的观点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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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威在华经验考述(1919—1921):中国是如何改变杜威的?
    尚恩·罗尔斯顿
    2019 (2):  59-62.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19.02.007
    摘要 ( 170 )   HTML ( 47 )   PDF(446KB) ( 564 )  
    在1920年代初期,将杜威称作国际主义者是确定无疑的事实。毕竟,那时他业已到访过日本、俄罗斯、墨西哥、土耳其和中国。在所有这些地方当中,他在中国停留的时间最长——两年两个月——并且书写最多的也是他在中国的经历。令人遗憾的是,太多的文献都在讨论杜威如何影响中国。本文将聚焦于"中国是如何影响杜威的"这一问题。特别需要指明的是,本文解释了杜威构思经验(提供了一个他称之为"经验形而上学"的名目)的过程,以便弄清杜威是如何体会他自己的访华经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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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理论与基本问题
    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学批判
    冯友梅, 李艺
    2019 (2):  63-72.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19.02.008
    摘要 ( 261 )   HTML ( 46 )   PDF(572KB) ( 915 )  
    既往针对布鲁姆(类)教育目标分类工作的批判,大多集中在教育学或心理学角度,且对两者不予区分,视野稍显狭窄,不能洞察全局,亦不能把握要害。本文尝试从分类学、教育学、心理学及认识论四个方面,层层推进展开综合批判:分类学立场上,没有给出"类"的生成机制,故不能真正称为"学",仅可称为分类框架;教育学立场上,将本来应作为一个整体发展的人切割成多个独立部分(领域),理论上陷入只分析无综合的误区,也给教学实践以误导;心理学角度,止于对业已达成的外在行为状态的表面描绘,未能触及学习者认识及发展的内在本质;认识论角度,作为布鲁姆(类)分类学的直接理论依据,认知心理学(信息加工理论)的认识论基础十分混乱,且无到哲学层面寻找认识之本质的自觉意识,无对处于认识论最高水平的发生认识论之知识观的继承,这是所有问题的根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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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学科的现代性问题及其超越
    崔延强, 权培培
    2019 (2):  73-80.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19.02.009
    摘要 ( 141 )   HTML ( 31 )   PDF(543KB) ( 432 )  
    学科是现代性的产物,是知识不断分化的结果。学科构成知识生产与再生产的中心结构,规训着从业者的学术理念和学术方法,规定着学术生产的目标、流程、模式和标准。学科同时也逐渐积淀为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和保守性的体系文化,使得各种学科传承成为可能。作为体系文化的学科隐含着一种权力,划分学术领地、评价学术水准、配置学术资源、分化学术阶层。当下大学学科的现代性突出表现为学科组织结构的科层化、学科专业目录的行政化、学科知识生产的功利化、人才培养的标准化、学科专业文凭的符号化以及学科评价的量化等问题。因此,超越学科的现代性,亟需调整学科组织、打破学科壁垒、完善学科管理、优化学科评价,实现学科的高水平治理和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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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出功能分类:一种教育财政研究新工具
    田志磊, 黄春寒, 赵俊婷
    2019 (2):  81-93.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19.02.010
    摘要 ( 95 )   HTML ( 30 )   PDF(768KB) ( 390 )  
    2014年以来,基于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创建的工具,部分地区开展了教育支出功能分类的改革试点。本文呈现了三个方面的工作:(1)对比美国和我国试点科目设置情况,提出以精细度、准确性、获取成本三者的平衡作为未来科目调整的基本原则;(2)以农村小规模学校拨款机制设计为例,探索功能分类对于教育政策制定的价值;(3)以教育生产研究为例,探索功能分类对于学术研究的价值。校本课程支出、支出性服务支出与学校学业表现有着正向的统计关系,而统一教学、学校管理、教育技术等支出的效果需要审视。功能分类的引入,将为教育投入产出的相关研究提供范式转变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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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货币化收益视角下教育培训对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的效应——基于苏州市农民工样本的实证研究
    崔玉平, 吴颖
    2019 (2):  94-107.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19.02.011
    摘要 ( 111 )   HTML ( 29 )   PDF(645KB) ( 464 )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中,教育培训不仅给农民工带来了诸如收入提升的货币收益,也带来了诸如市民化水平提升的非货币化收益。本文基于苏州市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构建农民工市民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验证了教育培训通过提升农民工市民化水平而创造非货币化收益的积极效应。研究发现:一,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可以从市民化意愿、经济生活条件、社会关系融合、政治参与程度四个维度来度量。二,目前苏州市农民工市民化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但在四个维度上存在较大差异。三,学校教育对农民工市民化(不包括政治参与程度)具有显著正效应;而只有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上的农民工,其市民化水平才会随着受教育程度的增加而提升。四,接受过培训对农民工市民化具有显著正效应;培训次数对农民工市民化及各维度均有显著正效应,培训周期和培训效果对农民工市民化(不包括政治参与程度)有显著正效应,且培训效果的正效应最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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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队伍建设
    教师校本培训转化促进机制研究——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宋萑, 王恒
    2019 (2):  108-115.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19.02.012
    摘要 ( 138 )   HTML ( 33 )   PDF(792KB) ( 493 )  
    培训转化是反映校本培训效果的重要指标,通过构建教师校本培训转化模型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817位参加过校本培训的中小学教师样本数据进行验证,结果发现:培训转化设计对培训转化结果的影响是通过"学习效果→转化动机"这一链式中介实现的,而且学习效果对转化动机的影响受到教师自我效能感的正向调节和工作量带给教师压力的负向调节。因此,在设计校本培训项目时,需要重点关注教师的培训转化动机,以利于"转化式学习"的发生;同时提升教师自我效能感和降低工作量,并可作为增强转化动机的切入点;另外,在对校本培训的评估中有必要增加对"转化动机"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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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精准扶贫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义务教育精准扶贫制度模式探究——基于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理论
    李芳
    2019 (2):  116-126.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19.02.013
    摘要 ( 161 )   HTML ( 25 )   PDF(1093KB) ( 461 )  
    帕森斯社会行动理论及AGIL功能模型为分析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义务教育精准扶贫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我国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义务教育精准扶贫制度体系,"AGIL"功能条件尚不到位,具体表现为:制度设计与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外部环境契合度不够(A);教育无用论思想误区及公众自主脱贫意识淡薄等使得教育精准扶贫目标不集中(G);教育精准扶贫制度协同性欠缺(I);激励机制不健全,项目推动乏力(L)。当前,应构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义务教育精准扶贫制度的AGIL模式:积极适应外部环境,建立以需求为导向的教育精准扶贫制度框架;明晰发展目标,确立以发展为目的的教育精准扶贫思路;有效整合资源,构建以协调有效为重点的教育精准扶贫制度体系;持续推动扶贫制度执行,形成连贯有序的推动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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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建设与农村教育:职业教育精准扶贫融合模式与乡村振兴战略
    朱成晨, 闫广芬, 朱德全
    2019 (2):  127-135.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19.02.014
    摘要 ( 150 )   HTML ( 28 )   PDF(511KB) ( 525 )  
    现阶段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小康社会全面实现的关键在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切实推行,乡村振兴的逻辑生长点在于农村职业教育。本研究立足于我国当今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应然"愿景与"实然"样态,以教育精准扶贫为"必然"路向,以"扶志""扶心""扶智""扶资""扶业"为逻辑框架,以形成"以教促智""以智促富"和"以富促教"的良性循环为根本任务,试图构建体现"普职成统整""农科教统筹"等思想的农村职业教育精准扶贫融合模式。通过"以农为本"的价值观为农村教育寻找"外推"与"内生"共进式精准扶贫的发展道路,遵循让农村学生"升学有基础,务农有技术""不求人人升学,但求个个成才"的基本理念,推行"课程、课堂、基地、产业、农校、高校"为一体的"六联动"运行模式,力求体现"职业教育普通化,普通教育职业化,基础教育综合化,职业教育终身化"的农村职业教育发展思路与融合式战略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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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法治
    美国研究型大学治理过程的主要特征及其文化基础
    刘爱生
    2019 (2):  136-143.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19.02.015
    摘要 ( 134 )   HTML ( 20 )   PDF(772KB) ( 458 )  
    要理解美国研究型大学治理过程的主要特征,既需关注权力分配,又需审视治理层级。总体上而言,美国研究型大学治理过程具有政治性、模糊性和法治性等特征。这些特征分别与美国的个体主义/社群传统、弱不确定性规避的文化传统和"人性恶"的社会文化紧密相联。大学的有效治理,除了完善治理结构之外,还需考量特定文化语境下决策者的行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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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外教育史
    布雷岑卡元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反思
    侯怀银, 许丽丽
    2019 (2):  144-150.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19.02.016
    摘要 ( 154 )   HTML ( 116 )   PDF(539KB) ( 436 )  
    布雷岑卡元教育学传入中国,得益于我国教育学研究者对提升教育学学科意识和增强学科自觉的迫切需求。布雷岑卡元教育学自1993年传入我国开始,经历了三个阶段,在不同阶段其传播内容、传播主体、传播特点等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布雷岑卡元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需要研究者充分理解原文本,夯实传播根基;立足中国教育学建设,达成传播旨归;合理批判与创造性探索并行,深化传播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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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对话
    在经济性与教育性之间:职业教育的基本定位与未来走向——陆素菊与寺田盛纪关于职业教育发展中日比较的对话
    陆素菊, 寺田盛纪
    2019 (2):  151-156.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19.02.017
    摘要 ( 145 )   HTML ( 23 )   PDF(535KB) ( 460 )  
    如何有效协调经济性与教育性两种功能,合理确立职业教育的基本定位和未来走向是中日两国学界共同关心的话题。通过对中日两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历程追溯和现实困惑的比较发现:中日两国职业教育发展在存在阶段差异性的同时,"职业教育的高等化"与"职业教育的生涯化"已成为两国建构终身教育体制下职业教育未来的共同走向;面向青年就业问题,实现从经济性转向教育性的转型,以人的职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贯通不同阶段的日本职业(生涯)教育实践探索,为理性审视我国职业教育"何去何从"实践困境提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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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威发布
    不同学习领域的性别差异和劳动力市场结果是什么?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2019 (2):  157-159.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19.02.018
    摘要 ( 70 )   HTML ( 12 )   PDF(854KB) ( 3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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