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 2020, Vol. 38 ›› Issue (5): 117-126.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20.05.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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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小鸥
Wu Xiao'ou
摘要: 1866年,德国传教士罗存德在《英华字典》中首次将“text-book”引入中国,但未对译为“教科书”。汉语“教科书”一词出现在日本明治维新时期,1887年由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传入中国。1896年,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中列有教科书59种。1899年,南洋公学师范生白作霖撰《编译教科书的意见》,倡议译日本教科书并修改之。20世纪初,罗振玉、夏偕复、严复、张之洞等人专题探讨教科书制度及其实施,坊间教科书系列出版,1904年教科书审定制确立。“教科书”一词在中国流行是文化进步的标志,彰显了现代教育的价值诉求与生长空间。“教”突出教授方法、次序、容量,“科”强调知识分类、体系、编排,“书”明确编撰体例、规范、版权。“教科书”作为概念工具与思想资源,以其字义决定内质的逻辑关联,为现代教育设定了明确边界、框架、规范,也为中国社会奠下全新的“文化基层建构”,成为现代中国启蒙的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