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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24日，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方案提出，要“推动一批高水平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加快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高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水平”。教育部也将“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作为2016年工作要点之一。在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世界各国尤其是那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国家在这方面有哪些值得借鉴的经验？为此，我们特别邀请了五位学者分别就美国、德国、日本、英国、俄罗斯等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情况展开笔谈。
全世界的教育工作者和决策者都一致认为教育是一项最有效的投资，因为投资教育让个人和社区都能从中获益，还能维持社会安定和国家繁荣发展。然而最近发生的颠覆性变革引发了一系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尤其值得追问：学习哪些技能、能力和知识才能实现当今乃至未来世界的教育目标。当今世界技术革新迅速，尤其是沟通速度与效率提升以及经济社会变革加快，所有这些变化都已持续、深刻地改变了全球范围内人与人之间以及社区之间的关系。 如今，无论是认知神经科学家还是学校领导，很多教育领域的利益相关者都已与时俱进，对教育有了更新的认识。例如，他们思考：学习是如何发生的？如何促进教室里的教与学？如何改进教师培训？如何改善教学管理系统？而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人们通常关注传统课堂教学外的终身学习，并不断寻找具有创造性、又兼具技术支持的方法以满足弱势群体的独特需求。 对于政府而言，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吸取和评估全球的教育经验及优秀做法，制定出一套能促进经济增长、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建构社会凝聚力的教育方针。为此，许多政府已经提出教育优先的方针，旨在符合目前以及未来的经济社会需求。这份报告收集了许多国际组织、国家或地区的21世纪核心素养框架，评估、对比和综合分析了21世纪教育中应优先发展的核心素养。该报告以其多样化的视角和价值取向，反映了丰富的区域、文化以及历史方面的现实，具有独一无二的应用价值。 报告作者的研究很及时也很与众不同，给所有教育领域的利益相关者提供了独特视角，让他们能够对比全球各地的教育政策并展望教育未来。该报告所提出的诸如加大政府支持、增强自主管理以及促进教师发展等一系列重要的政策建议，对于促进21世纪核心素养教育的后续研究和发展贡献非凡。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创新研究院受世界教育创新峰会（World Innovation Summit for Education，WISE）的委托，梳理与总结全球21世纪核心素养教育的实施经验。该研究围绕4个核心问题展开：提出21世纪核心素养的驱动力，全球主要的素养框架及其要素分析，在课程、教与学、评价等方面的实践案例，政府及社会各界所应建立的支持体系。考虑框架制订者的地域广泛性以及文化与收入水平的多样性等要求，选取了5个国际组织和24个经济体为研究对象。经历研究问题确定、文献检索及分报告撰写、驱动力和素养框架的比较研究、实施经验的案例梳理、反思和提出政策建议等研究过程，完成《面向未来：21世纪核心素养教育的全球经验》研究报告。本刊刊载的4篇文章分别从上述4个研究问题出发整理成。
面向未来，社会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他们应该具备哪些素养？世界各国都在不断地思考这些问题。在不同国家确定教育发展方向、制定教育目标的过程中，需要考虑不同方面的需求，其中有时代与科技变革的挑战，有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求，也有教育自身面临的问题。这些因素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影响21世纪核心素养框架和内涵的确立，以此将它们统称为影响21世纪核心素养的驱动力。通过文献综述，文中归纳总结出10项被全世界29个国际组织和经济体重点提及的驱动力，区分了全球驱动力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通过统计分析发现“知识时代”作为驱动力对高收入经济体提出核心素养有更大的影响，而“教育公平”则更多地对中等及以下收入经济体产生作用，文中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还对不同地域的国家如何发掘驱动力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各国际组织和经济体教育目标的共性与特性，决定了它们在选取素养要素与搭建框架方面存在异同，如OECD、欧盟、美国P21、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大陆以及俄罗斯等21世纪核心素养框架各具特色。全球29个框架中的素养条目经梳理与合并，最终形成两类共18项核心素养。这些素养在不同框架中被收录的情况不同，且受经济体的收入水平影响：中等及以下收入经济体对“学会学习与终身学习”素养的关注度显著高于高收入经济体；高收入经济体对“自我认识与自我调控”素养的关注度显著高于中等及以下收入经济体。这18项核心素养及其受关注情况提醒素养框架开发者：既要关注国际教育发展趋势，也应关注自身需求；既应关注素养框架内部层级结构，也应注意素养发展进阶研究等。
为应对全球化、知识时代与科技发展等挑战，各国或地区结合自身经济、社会和教育发展需求，从不同角度提出了面向21世纪的核心素养。这些素养需通过多层次的复杂教育系统最终落实到实践中。由于核心素养提出的时间并不长，全球总体上很多地区尚处于框架制订和论证阶段，还缺少广泛的、系统的教育实践；其实践效果在学生身上得以体现也尚需一段时日，因此对核心素养教育的实践成效展开述评为时尚早。但通过各个国家、地区或国际组织官方文件和相关研究报告中展现出的实例，可以从课程、教学和评价这三方面，呈现目前已有的21世纪素养教育的推进方式与途径。
在推进和落实21世纪素养教育的过程中，需要各级政府相关部门、相关研究机构与组织、社区和社会机构等多方面的协调合作，提供支持和服务。通过梳理全球支持21世纪素养教育的优秀经验，从三个方面描绘21世纪素养教育的支持体系：政府通过制定相关政策支持21世纪素养的整体推进或局部推进；加强地方、学校和教师的自主权，发挥研究机构或民间组织的作用，利用社会资源为学生提供真实学习机会，与职业教育相结合；进行指向21世纪素养的教师研修，为教师提供资源与工具支持。在此基础上，从系统设计21世纪素养教育、建立全方位的支撑体系、加强教师研修的有效性以及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系统解决方案四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在“归国留学人员低龄化”与“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双重背景中，通过对湖南省1200名新生代海归的问卷调查，采取描述性统计与回归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新生代海归创业难的主要原困及解决之策进行了分析。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新生代海归创业者多，就业者少，但创业者中超过78%的人创业过程面临较大困难；回归分析则发现，性别与专业等个体特质、创业准备不足、创业资源匮乏尤其是社会资本缺少、留创政策不完善且缺乏普惠性是新生代海归创业“落地难”、“发芽难”、“扎根难”与“结果难”的主要原因。为了充分促进新生代海归顺利创业，我国应建立新生代海归人才引进使用的“旋转门”制度，创建新生代海归创业优惠政策，加强新生代海归创业载体建设与融资力度。
近年来，有关教育学作为一个学科的探究逐渐从认识论的层面转向社会学的层面，关注教育学的制度化过程。本文主要通过历史研究和比较分析，对教育学制度化在欧洲主要国家的兴起及其逻辑进行了描述和阐释。研究发现，教育学的制度化最初在德国的发端，一方面与当时中等教育阶段文法学校需要训练有素的教师有关，另一方面深受卢梭发现儿童所激发的泛爱教育运动的影响，同时也离不开现代大学提供的自由土壤。其后，教育学逐渐向丹麦、芬兰、瑞士、英国、法国等国扩展，形成了多元的制度化方式。在这些多元的方式背后，显示出教育学制度化的基本逻辑：它主要是根源于“实践的”甚至“政治的”需求，而不是出于理论或知识的旨趣；但它却在不同程度上塑造了教育学的知识传统，为教育学确立自身的“专业身份”提供了支撑。
本文旨在从保守主义人学思想出发，揭示教育与人性的关系。论文通过对相关文献中的保守主义人性论主张进行梳理、归纳，结果发现，保守主义有着丰富且独特的对教育具有重要启发意义的人性论主张，即人性是人的一种潜能，人的境况是决定人的行为善恶的条件；人性是不变的，人作为具体的社会存在是不完善的；人性人人平等，且现实表现是多样的；自由是人的本性的组成部分。依照保守主义的人学思想，论文对教育与人性的关系作理论推演的结论是，教育者不应将人的品行视为实体性的本性使然，并充分重视尊重和维护受教育者的人性尊严的意义；教育改变不了人性，更不能使人至善；我们不应将教育结果平等作为教育正义的直接和首要目标；教育应通过保守和创发自由，使人获得人性自由的成长。
研究以中国知网作为文献数据来源，利用Bicomb软件及SPSS软件绘制了我国1985-2015年教育法学研究的1409篇文献的热点知识图谱。研究表明：我国教育法学研究热点主要围绕两大主线和六个领域展开。两大主线为：权利与权力的研究和教育活动法与教育组织法的研究；六大领域包括：公立高等学校法律地位与法律关系及其法律救济研究、依法治校视域下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研究、依法治教与教育法体系研究、法治视野下大学生的法制教育及其法律意识培养研究、学生伤害事故及其教育法律责任研究、义务教育阶段公民的受教育权研究。但与此同时，我国教育法学研究还需要在程序法研究、教育法理学研究、教育法案学研究、学科视域下的教育法学研究、教育法治研究、学校法人治理结构研究等方面不断拓展，以期丰富教育法学研究领域，彰显教育法学相对独立的学科地位。
当前，加强教育行政执法的协同性，已成为教育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工作方向，对于加快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教育行政执法体制，破解当前教育行政执法领域面临的突出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首先对教育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案例进行分析研究，从教育行政部内内协同和跨部门协同两个层面，总结、归纳了当前提高教育行政执法协同性的实践模式。而后探讨了教育行政部门内协同中存在的人员编制受限、职权配置不清、法律制度障碍、同级区域协同不足等问题，以及跨部门协同中存在的政府部门间协同程度不高、与第三方力量的协同程度不高、执法重心下沉尚不彻底等问题。最后，从加强顶层设计与制度供给、合理划分职权范围、推进教育督导与教育执法的结合、探索建立教育领域跨部门综合执法机制、充分发挥基层街镇组织的作用、加强与第三方力量的协同六个方面提出进一步加强教育行政执法协同性的对策建议。
为研究初中生学业拖延与学业自我效能感之间的关系，以学业拖延问卷和学业自我效能感量表为研究工具，对随机整群抽取出的459名初中生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发现：（1）初中生学业拖延处于中等水平以下；（2）学业行为自我效能感得分高于学业能力自我效能感得分；（3）学业拖延与学业自我效能感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4）学业能力自我效能感在执行不足和计划缺乏主效应上差异显著；（5）学业行为自我效能感在学业拖延4个因子主效应上差异显著。结论：（1）初中生学业拖延总体情况较好；（2）学业行为自我效能感优于学业能力自我效能感；（3）学业拖延越高学业自我效能感越低；（4）学业能力自我效能感受执行不足和计划缺乏影响；（5）学业行为自我效能感受学业拖延4因子影响。
接收外国留学生来华学习是新中国留学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加深中国和外部世界的相互了解和沟通，具有重要的意义。建国初期，新中国政府实行的“一边倒”外交战略，使得中国的对外交往局限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相对于中国和苏联之间的教育交流活动而言，中国和东欧国家教育文化交流动议更早，双边教育文化交流制度和配套措施的制定也在1950年底前相继完成，这些都为东欧留学生来华留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由于中外文化差异和对留学的理解不尽一致，这些外国留学生在最初的学习过程中表现出了强烈的不适应，主要体现在来华时间不统一导致教学缺乏计划性，留学生学习过程中急功近利、好高骛远，对中国政府安排的政治思想课程抵触情绪较大，中外双方对留学经历缺乏共识等，经过中外双方的沟通这些问题最终得以解决。通过对外国留学生的多渠道、多角度的施教，特别是通过导师一对一指导，助教一对一辅导，同学一对一帮助等方式，留学生在最短的时间攻克了语言难关，得以进入高等院校选学课程。与此同时，接受外国留学生来华留学，也为对外汉语教学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对新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基础性和开创性作用。
学科重建一直是教育史学界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近几十年来，几代学人殚精竭虑，不断探索，形成了可观的研究成果，推动了教育史研究的不断发展。尽管如此，教育史学科发展仍然面临着重重困难和挑战，仍需同仁付出艰苦的努力。《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历来重视教育史学科的发展，此次策划笔谈，开辟专栏，为思想交流提供平台，是希望以此为契机，促进对学科重建问题更为广泛和深入的探讨，推动教育史学科的自我更新。
张斌贤：什么是教育史？
杜成宪：教育史有什么用？——对教育史学科价值的一点认识
肖朗：史学方法论与教育史研究刍议
周洪宇：偏离了主体与主流的中国教育史学
陈露茜：教育史研究的价值论问题
周采：西方历史观念的变迁与西方教育史研究前景
教育身体史的提出，既是教育史研究不断走向关注人及其生命体验的需要和追求，也是哲学、历史学、教育学等学科已有成果共同推动的结果。这些学科给予教育身体史研究的深远影响在于，它们对“身体”的关注和探讨，有助于明确教育身体史研究中“身体”的本质和属性,有助于人们跳出肉体和精神的二元对立模式，对教育参与者形成全方位的整全认识，在书写教育身体史时以材料“体知”其真实感觉和感受，以“身体”为根基还原对教育参与者的真切生命关怀，最终书写“人”和“人身体”在场的教育史。同时，这些学科的不同研究思路、方法以及关于身体的划分，又可为教育身体史研究参考。作为一个新兴的教育史研究领域，吸收和借鉴各学科身体研究的资源，应是教育身体史研究者共同努力的方向之一。
文化传统、社会习俗以及教育是规训晚清人身体的主要途径。融入权力的礼仪规范，将士人身体紧紧束缚在以权力为核心的礼仪之下。作为社会习俗，缠足在直接造成女性双足伤残的同时，还限制了妇女的身体活动和行动能力。将书本作为知识来源的教育传统，辅之以身体惩戒，限制了求学学子的身体舒展。在外来文化的催化作用下，晚清人对人有了新的认识，人的身体开始受到重视，以人的现代化为特点的教育现代化开始起步，人的身体得到初步解放。
在“强国保种”思想的引导下，学生的身体形塑成为近代中国改造国民性的焦点。近代小学生的身体因政府、舆论和学校规章的外部规训和学生的自我内在塑造而形塑。就外部规训来看，从清末“癸卯学制”颁布开始，政府对学生的身体实施理念与政策双向控制，媒体杂志、学校则分别采取舆论及制定规章来规范学生身体。就自我内在塑造来看，小学生的日记则曝露了其对身体及其身体形塑已经有了比较全面的认知：他们坚持锻炼身体并把自己的身体与国家联系在一起；注重卫生习惯培养；面对体罚，强调自省诫勉；注重仪容，穿着大方。近代小学生身体形塑过程呈现出以下特点：内塑转外塑，多重合力；细致化与科学化趋势明显；适塑同步，严禁体罚；全民参与，辐射性强。近代小学生身体形塑效果显著，促进了中国近代教育的转型。
在教育活动史研究视野下移、史料来源拓宽的背景下，《红楼梦》成为研究明清教育身体史的重要符号之一。儒家道德对女性教育的矛盾要求，改朝易代带来的极度管控，都将明清时期的女性身体教育推向异化的扭曲状态。在传统礼教标榜塑造“道德的身体”的基础上，明清女性身体教育逐渐由“以礼修身”演变为身体的尊卑教育，进而发展到“以礼为法”。《红楼梦》以比官修典籍更接近世俗真实的笔触反映了明清女性的身体意识,揭露了明清女性教育的奴役原则对身体的“暴政”，启蒙我们重回女性身体解放的根本，即找回自我身体的“元话语”。
近代中国学校是改造国民性、打造身体的重要空间，置于其中的学生身体为充斥学校空间的诸种话语力量所规范和打造。身体可谓是近代教育空间中诸种话语力量的集结点，也成为认识和理解中国近代教育历史的重要切入点。民国时期，女学生的剪发问题为国家话语和男性话语所主导，她们被禁止剪发；“五四”时期，“女性自决”意识觉醒，剪发被符号化为女性对独立的追求，女学生剪发渐兴；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时尚话语与国家话语先后主导着女学生剪发问题，女学生剪发渐渐普及，但头发问题依然未摆脱“妇运国家化”的历史命运。
受史学情感转向及情绪转向的影响，教育史中的情感与情绪研究受到重视。目前教育情感史研究主题是情感的调节与控制，以调控和培养情感行为的规章制度为主要对象，以“治理”为研究视角，集中于学生情感行为的研究，这同史学家把“情感”视为可以调节与控制的行为的认识有关。近年来史学领域出现的“情绪转向”，较于情感史，更为注重“事实的”情感行为及强调身体关涉的重要性，从而提高了认识和理解教育历史的能力。对身体的关注，则可以沟通情绪研究与情感调控研究，而教育史研究实现合理的身体关注，需要教育转向为情绪史。
近来，各地区一流大学招生公平性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本研究运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构建了一流大学入学机会指数，并对2008年至2015年间31个省市地区一流大学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我国一流大学总体的入学机会有所提高；西部地区获得了较多的招生名额，但由于当地高考报名人数的增加，入学机会的实际增长幅度并不大；此外，受到各地区适龄人口数和高考报名人数差异扩大的影响，地区间入学机会的差异呈现出逐年扩大的趋势。研究进一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入学机会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目前招生名额的调整对入学机会的改善贡献较弱，而经济发展的变化成为入学机会提高的重要原因，进而导致地区差异的进一步扩大。
教育系统作为社会的子系统之一，其廉政文化建设与其他系统既有共性，又有其特殊性，即承担着“防腐”和“育人”的双重使命，对于引领社会廉洁风尚、推动全社会的廉政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以实证调研数据为基础，对教育系统廉政文化建设的基本现状进行总体把握，重点从理念、制度、载体和行为等四个层面对建设的成效以及存在的不足进行分析，并探寻其原因所在和完善方向。
在国家发展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背景下，经费对科研创新支撑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严格科研经费管理也成为共识，因而，科研经费的管理面临着刚性严格规制与柔性创新激发的两难选择。基于国际比较的研究发现，破解难局的关键在于，既要在尊重科研规律的基础上强化经费管理，又要在规范管理中促进科研创新，由此形成三种基本类型：一是预防型，重在经费使用者的自律与使用活动的监督；二是全成本型，以科研创新主体及创新活动的全成本核算为标准，明确科研成本补偿机制；三是绩效型，以经费使用绩效为核心，聚焦科研成果创新与转化。三者互动交织构成有机整体，从而在经费规范管理中释放科研生产力。
教育廉洁的文化品格，是指廉洁文化在教育系统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品质、品行、品性等方面特点的总和。根据教育系统反腐倡廉工作的实际及其发展方向，教育廉洁文化品格的特征有：蕴含着崇高的道德品质要求；体现着公平的价值理念；遵循着法治精神。
高校要以制约和监督权力为核心，以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为动力，以健全现代大学制度为重点，以科学技术和廉政文化为支撑，以落实党委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为抓手，以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标准，全面深化高校廉政风险预警防控长效机制建设，科学防控高校招生录取、基建修缮、科研经费等“十大关口”，以教育造势、以制度制势、以科技助势、以监督定势、以问责强势、以文化成势，形成压倒性态势，使不敢腐的震慑作用充分发挥，使不能腐、不想腐的效应进一步显现，标本兼治，形成廉洁教育生态。
高校廉政文化建设有其特殊性：面对的是特殊的场域、特殊的文化背景和特殊的主体，这也决定了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的目标具有特殊性。高校廉政文化建设以“育人”为主要目标，体现了高校教育目标与高校反腐的一致性。高校廉政文化育人的关键是高校学生廉洁人格的培养。廉洁人格的形成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廉政文化育人是一项艰巨的教育活动，因此高校开展廉政文化教育需要有全面性的设计思路，包括在课程中育人、在管理中育人和在环境中育人等。
开展东西方课程对话的前提是要对国际课程研究的现状及趋势有整体性的认识。本文则借助Citespace知识图谱软件，对近十年来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收录的课程研究核心论文进行了量和质的分析，意图揭示国际课程研究的热点议题、关键文献、演进历程和未来趋势。研究结果表明，国际课程研究领域已经呈现出以美欧国家为主体，亚非国家正后来居上的论文出版格局；其热点在于重新审视课程背后所蕴含的复杂斗争和深层意义，并关注利益相关者的内心体验及能动作用；同时注重多种研究方法和理论架构的创造性运用。因此我国课程研究者应建立稳定的写作同盟、开发课程理解的多重视角、开展更多的田野调查和实证研究、打造具有本土特色的课程理论体系，才能进一步推动课程研究的国际化进程。
混合方法研究是指结合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的要素进行的研究，其已经逐步发展为一种独立的方法论。混合方法研究兴起于对范式不兼容的反思与批判，并随后选择了实用主义作为其范式，这奠定了混合方法研究的合法性基础。但是在实际运用中，人们对于为何选择混合方法研究以及如何开展混合方法研究，仍存有误区与困境。国内研究者丞待加强对混合方法研究的评介应用与反思。
随着公共教育的发展，集体教育逐渐取代个体教育。在坚守个体教育理念的同时，对集体教育有效性与公平性的追求，成为当前教育发展的两大课题，也对教育绩效管理的应用提出了要求。在集体教育中，教师个体的投入与贡献模糊不清，开展教育绩效评估就成为重构教师动力机制的前提。在教育绩效管理体系的建设中，要有对教师投入与贡献的科学评估，更需要尊重教师的专业自主权，遵循教育发展的内在规律。在设定教育绩效标准时，要考虑学生的学习成果，也要考虑教师教学投入与学生学习成果之间的复杂关系。当然，教育绩效管理并不是学校管理的全部，只有开发出更加丰富的管理工具，才可能应对教育发展中的复杂问题，既有助于教育办学效率的提升，还有利于教育办学品质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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