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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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公共生活的开启与公民教育的拓展：基于活动的视角

刘铁芳

2013 (2): 1-11.

摘要 ( 15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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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985KB) ( 1989 )

个体成人不仅系于知识的生长与思想的萌发，更离不开个体切实的行动。学校公共生活建构，需要切实地引导个体参与实际的公共生活。通过活动来引导学生的公共参与，激活学生公共参与的热情，锻炼公共实践能力，唤起他们对公共事物的关照，促进他们对公共价值的理解与认同，提升学生在学校生活中的生命境界，乃是开启学校公共生活、展开学校公民教育的根本着眼点之所在。学校生动开展的各种活动，可谓学校公共生活建构的基本形式。学校公共活动既是实践学校公共生活理想的场域，同时也为学校公共生活价值的创生与扩展提供了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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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作为实践”的意蕴
——基于西方实践哲学的历史考察

杨道宇

2013 (2): 12-18.

摘要 ( 12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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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895KB) ( 1669 )

“教育作为实践”，有着自己的历史谱系：在规范性实践哲学视域中，教育是一种将人变好的规范性活动，这种活动由社会规则所生成;在技术性实践哲学视域中，教育变成了一种控制自然和社会的工具;在存在性实践哲学视域中，教育则成为一种追求生命意义的生命事业。对“教育作为实践”的考古学分析表明教育意味的转变有其内在的历史必然性：教育从德性活动转变为工具活动的根本原因在于资产阶级的兴起和物质生产的关注，从工具理性转变为生命事业则反映了人们企图解决工具理性所带来的人的异化与环境污染这一时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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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劳动视角下师德建设研究

田爱丽

2013 (2): 19-24.

摘要 ( 13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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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887KB) ( 1674 )

教师职业道德的问题，部分是由教师作为“社会人”的道德问题引起的;部分是教师作为专业工作者，由其劳动特性带来或者强化的。教师作为专业人员，其劳动有着独特的性质：与学生之间信息的不对称性;劳动时间、场所、形式的不固定性;劳动成果的不确定性以及评价不便性;劳动质量对个体的高度依赖性，等等。教师专业劳动的特性对教师职业道德有着重要影响，基于教师专业劳动的特性开展师德建设，需要充分发挥教师作为专业劳动者的主体价值，规范教师行为，让教师充分体验职业的成就感和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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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建设中学生发展评价体系初探

李家成

2013 (2): 25-35.

摘要 ( 18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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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937KB) ( 2612 )

在中国大陆地区的“新基础教育”研究中，班级建设是一个重要的教育实践领域;诸多的中小学教师与高校教育科研人员共同合作，努力实现着班级建设的育人价值。在国际化背景下，21世纪能力及其评价的研究，启示我们要建立班级建设领域的学生发展评价体系。在前期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基础上，“新基础教育”在班级建设领域形成了新的评价目标体系，关注学生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精神发育、学习境界等素质构成。在基于学生班级日常生活的评价实践中，“新基础教育”逐步开发着一系列的评价工具，包括实践活动、日常观察、学生作品、现场展示、调查问卷、专题测试等。在评价途径的拓展上，“新基础教育”研究强调日常评价与集中评价相结合，单项评价与综合评价相结合，自我评价与他人评价相结合。就评价过程的推进而言，“新基础教育”注重师生共同形成评价体系，强调群体与个体的多维互动，关注评价与教育的紧密结合。班级建设中学生发展评价体系的建设，也需要形成相关的保障体系，包括教师素质的提升、学校管理的变革与教育政策的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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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素质评价的困境与出路

杨九诠

2013 (2): 36-41.

摘要 ( 13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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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890KB) ( 2043 )

“综合素质评价”是新世纪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尤其是新课改语境下中高考改革的重要内容。但实施以来，总体上不尽如人意。其困境在于：政策文本中，“综合素质评价”概念的内涵和功能尚处在犹豫未决状态，从而造成了羸弱而尴尬的局面；生存发展的条件严重不足；尚未进入真正的教育评价领域，缺乏属于自己的评价理论和方法等。评价出路在于：进一步加大政策研究和制度建设的力度；以高考制度改革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营构综合素质评价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环境；将综合素质评价归置到表现性评价范畴，以“个性”与“发展”为取向，以质性评价为方法，建立与综合素质评价属性、价值与功能相适应的评价体系、机制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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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神经科学：创建心智、脑与教育的联结

周加仙

2013 (2): 42-48.

摘要 ( 20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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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902KB) ( 6308 )

教育神经科学是将心智、脑与教育联结起来为教育奠定科学基础的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新兴学科。目前，人们用多种术语来指称这个领域，如“心智、脑与教育”、“学习科学”、“教育神经科学”、“神经教育学”、“教育生物学”等，这些名称之间意义不同。教育神经科学将脑功能、脑结构与行为的研究结合起来，其研究方式包括科学研究、转化研究与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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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和促进ASD学前儿童“社会脑”发展
——神经可塑敏感期的教育干预模式之建构

周念丽

2013 (2): 49-55.

摘要 ( 13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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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036KB) ( 2077 )

自闭症谱系障碍儿童的显著特征之一是社会认知能力薄弱。原因在于，他们在接受和处理来自他人的情绪刺激以及识别他人面部特征时，相关的皮质活动处于弱激活状态或异常区域激活。通过对处在神经可塑敏感期的自闭症谱系障碍学前儿童进行有效的教育干预，可促进其“社会脑”的发展，而这必须有机整合专家系统、技术系统和数据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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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期冒险行为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及其教育启示

程琛,胡经纬,桑标

2013 (2): 56-62.

摘要 ( 19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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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960KB) ( 3556 )

青春期是个体在人生成长过程中经历的极为重要的阶段，此时个体经常会做出鲁莽的决定和危险的行为，而这会对其发展造成不利影响。近年来出现了许多从认知神经科学角度来研究青春期冒险行为的成果，它们揭示出更深层的作用机制，可以为更好地开展教育实践和制定相关政策提供证据和支持。对青春期冒险行为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为教育实践提出了诸多建议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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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与国民素质提升：来自脑科学的新证据

陈爱国,颜军,赵峰

2013 (2): 63-68.

摘要 ( 13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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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944KB) ( 2058 )

体育作为一种提高国民素质的有效手段，其重要作用亟待承认和普及，而脑科学的发展则为认识体育与国民素质提升之间的密切关系提供了新的证据。脑科学的相关研究表明，体育运动具有改善脑的可塑性、促进学业成绩、延缓认知老化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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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教育史

孙培青

2013 (2): 69-73.

摘要 ( 13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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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培青先生是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教授，中国教育史专业博士生导师。近日，华东师大教育学系“教育人生”学术论坛特别邀请孙先生为全系师生做了一场学术演讲。演讲赢得了全体听者的共鸣和好评。经孙先生同意，本刊将他的演讲文稿发表于此，以飨广大读者。多年学习中国教育史，近日能静下来反省，有些初浅的认识，愿与大家进行思想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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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史研究国际化与中国化的早期探索
——以舒新城为个案的考察

陈桃兰,田正平

2013 (2): 74-79.

摘要 ( 12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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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891KB) ( 1656 )

舒新城是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在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他一方面自觉、深入地思考和回答了教育史学科的一些基本问题，开创了中国教育史研究的新领域;另一方面关注国际史学研究新动态，积极借鉴西方新史学的理论与方法，构建中国教育史学科体系。舒新城对教育史研究“国际化”和“中国化”的早期探索，为教育史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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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期现代化中教育启蒙的三重转换

胡金木,冯建军

2013 (2): 80-86.

摘要 ( 13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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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教育启蒙之路曲折坎坷，从启蒙路径、话语范式到启蒙主题都发生了重要转换。首先，教育启蒙经历了从复兴传统到借鉴西方的路径转换，在批判现实中复兴传统，又在质疑传统中学习西方;其次，教育启蒙还实现了从中西之争到新旧之别的话语转换，在中西之争中逐渐地实现了新旧更替，不断走向现代化;再次，教育启蒙完成了从救亡造材到启蒙立人的主题转换，从培养救亡所需之“材”到唤醒民众的自主自觉意识。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正是在这三重转换中徘徊向前，逐渐地祛除蒙昧、走向开明、实现启蒙的。现代教育改革要尊重这种启蒙的历史遗产，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国际之间保持一种张力，要破除“奴化”与“物化”的教育，捍卫人的尊严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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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关系的动态考察

熊文渊,王建军

2013 (2): 87-96.

摘要 ( 12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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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一起构成了理解民国教育的重要维度。目前学界对民国时期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关系研究并不深入。民国时期的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是竞争与共生并存的关系。这种竞争与共生的关系是动态变化的，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强竞争—弱共生阶段(1912—1928年)、弱竞争—强共生阶段(1928—1936年)、强竞争—强共生阶段(1936—1939年)以及弱竞争—弱共生阶段(1939—1949年)。民国时期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关系的变迁是教育现代化进程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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