谓之的当代解释学是哲学解释学和批判解释学。当代解释学是反科学主义的产物，科学主义的系列范畴自然也在其反对中，如科学世界、支配、科层、霸权等。以此为观照，教育情境应具有三个特征：兼顾师生生活世界、充满信任、团结和主体间一致。
学校文化是影响学校教和学的重要因素，也是学校整体发展的重要标志。重建学校文化成了优质学校建设的主要任务。理解和把握学校文化的基本内涵及取向是文化重建的重要前提，诊断、评估学校文化现状以及发展学校成员共享的价值观是学校文化重建的基本过程，建构合作性的学校文化是优质学校的重要目标。学校的成功改进端赖于专业化教师团队的建设，而不能仅凭个别教师的优质化发展。
理性向生活世界的回归是当代哲学变革的主题。教学论回归生活世界，是要把教学论从对教学生活世界的遗忘与失落中唤醒，也是基于对自身存在合法性危机的反思，更有其深刻的生存论基础。就教学论学科建设而言，教学论要回归的生活世界不是一个具体所指的世界，而只是一种了解教学和研究教学的分析方法和思维方式。教学论回归生活世界，意味着教学论要从根本上变革自身的思维方式，即从传统的主客二元论思维方式转向主体间关系思维方式，并由此导致教学论在理论视野、研究主题、知识基础、研究方法和理论形态等方面的理论变革，以便寻找出超越困境的可能途径。
作为杜威教育理论中最基本、最核心的概念，“经验”概念的动态特征更能彰显杜威理论的精髓，杜威对传统“经验”概念的改造与超越其意义也正体现于此。这启示我们，在课程研究中要树立“关系存在”整体课程观；树立“经历、体验”课程观和“探究、反思、行动”课程观，要关注生活本真世界。
学校课本被认为是促进学生社会化的重要媒介。然而，因为这一主题的复杂性以及方法论障碍，人们很少研究具体课本的影响以及学生与课本之间的相互影响问题。我这里讨论的是把课本作为促进学生社会化媒介的研究方法论问题，并就研究以及如何理解课本与它们的读者之间不断相互影响的问题提出一些方法。
用法建构语言获得理论揭示；儿責利用意图解读、文化学习、范畴化等技能进行认知加工，通过模仿和用法建构，最终获得第一语言。该理论是彻底的认知、功能的语言获得理论。本文介绍该理论，说明其来源并作理论分析。
运用联结主义网络来模拟一般认知发展过程已成为近期儿童发展研究的新趋势，特别是以经典皮亚杰任务的模拟为显著特色。本文介绍了关于“永久客体”、“序列”、“守恒”、“天平秤任务”的联结主义网络模拟，着重对这种模拟所引发的理论问题和理论意义作了评价。
维尔伯是当代著名的超个人思想家和理论心理学家。他提出了意识谱模型和从前个人、个人到超个人的发展阶段论，并试图在此模型基础上整合已有的心理学派别，同时将世界精神传统对人及其精神生活的理解和践行方式纳入到当代心理学的体系中。他构建了一种系统的、包含多学科的理论体系。这个体系以心理学为基础，扩展到人类学、社会学、知识论，最后延伸到宗教和哲学。他的思想已成为当代超个人心理学的理论基础，其声誉和影响也正在超出心理学界。他的心理学整合视野尤其为人们所称道。
本文提出了信息技术革命，已将人类带入了网络社会、知识经济和学习生存的新时代，对个体自我发展的要素和内容提出了新要求，对现行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体系提出了新挑战，必将呼唤和推动一种整合并超越家處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发挥自我主体能动作用、充分选择利用现实世界和数字网络中教育资源的新型自我教育范式出现的观点。并从自我教育范式内涵界定，信息技术革命创造了自我教育范式的内在需求和技术可行性，自我教育范式的优势几个方面做了论述。该文对个体自我发展和教育理论实践具有参考价值。
本文以对中国古代教育名人数、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创新点、教育规模和教育赝量增长变化的统计和描述为依据，将中国古代教育的发展划分为3个周期6个阶段，并对各周期教育结构的总体特征作了简要的概括。
清代广州书院在发展进程中逐步构建起一个层级书院网络，并通过这个网络影响和带动了广州乃至广东的文化教育发展，并有效地调动起商人阶层的求学积极性，争取到商业资本对书院发展的支持。清代广州书院城市化的形成主要得力于清朝的书院政策和科举制度的强力作为，也得力于官、绅、商的有效互动。清代广州书院城市化使书院的社会功能转向了协助地方官府规范和引导区域文化教育发展。
推士（G. R, Twiss) 1922年曾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的遨请下来华从事了两年的科学教育调查和督导工作，其英文版《中国之科学与教育》是他两年工作的总结性著作，但长期以来几无人提及。本文结合相关史料从科学观念和科学精神的培养、科学教学法的改进、科学教师的培训等方面对该书进行评述，并考察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我国学校科学教育的境况与改革使命，藉以对此书进行推介，以待教育史和科学史研究者充分发掘其史料价值。
道德源于人的二重性，个人利益(个体性)和社会利益(整体性)的不同关系构成了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时期的道德范型。不同的道德范型要求不同的道德教育范型，而道德和道德教育的范型最终都取决于人的时代生存状态。历史地看，与人类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群体主体、个人主体和类主体相一致，依次也有三种不同的道德范型：规范伦理、个人主体道德和商谈伦理，与这三种道德范型对应的道德教育范型分别是灌输式的、个人主体式的、交往式的。当代中国发展的特殊性，使得道德教育必须确立双重的任务：既要成为个人主体的催生剂，又要成为个人主体的解毒剂。为此，在弘扬个人的道德主体性、主张个人利益的同时，又要健全以公正为核心的德性制度，维护社会的公共道德和社会的整体利益。
课程知识的合法化作为一个过程，须有课程知识的供应制度作保障。作为课程知识“合法化”的内在机制和操作体系，课程知识供应制度控制着课程知识的选择、组织、分配和解释，影响着学习者的个体精神自由。从总体上看，我国的课程知识供应制度仍是“国家主导型”的，而且政治意识形态和“技术意识形态”对课程知识的供应形成强有力的控制。这种相对僅化的课程知识供应制度正面临着社会结构转型、信息化发展的严峻挑战，急待在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的视域下进行调整。其方向和着力点是：消除一元化意识形态的强行干预，突显公共领域的平等协商；打破国家主导的权力格局，实现多元权力主体共契。
在世纪之交启动的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彰显，标志着新课程改革的价值转型。从教育哲学角度来审视，我国新课程的这种价值转型，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知识论、人学观的转换紧密相关。在知识论转换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的动态性、建构性、开放性、内在性已为人们所普遍认同。在人学观方面，人们开始超越以往对“人”抽象化、静态化、空洞化的认识，强调了“人”本然具有的生命性、主体性、能动性、自为性、超越性等应然性的向度。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人知识论、人学观的转换，为我国新课程改革提供了知识论的前提和鲜活的人学基础。
儿童文化是诗性的、游戏的、童话的(或神话的)、梦想的、艺术的，是好奇的、探索的，是从本能的无意识的逐步迈向意识的，是历史沉积的因而是复苏的，是“转变的生长的”。儿童文化现象最重要的特征是古而常青的特征：它有悠远历史但却是从头开始生长的，是复演的又是创新的，它是新与旧的和谐统一，它是历史与现实、文化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儿童文化与成人文化可以在互补与互哺中相得益彰：一方面，儿童的成长是依赖于成人的；另一方面，儿童清纯朴素的天性又对成人的心灵和文化具有反哺的功能。成人文化和儿童文化可以而且应当在互补与互哺中共同成长相互拯救，只有如此人类才能拥有更为美好更为文明的未来。
在现代范式中，人只是一个“东西”。而生命意义的寻求、发现与实现是每个个体生命的生存使命。那么如何才能完成？本文主张，一定要回到个体生命本身，否则可能就是缘木求鱼。从生命的视野看，个体生命只能成为生命的独一无二的自己，成为生命“所是”和“所能是”的自己。这一答案从当代的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中得到有力支持。当今人类的发展为个体生命成为自己提供了可能，当代教育改革正朝着有助于个体生命成为自己的方向发展，教育有义务帮助一个人以一切可能的形式去实现他自己。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我国的中小学校如何转型，构建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机制，这是我们一直在探讨的课题。从社会三元结构理论出发，公办中小学定位在非营利组织(第三部门)，我国公办学校的改革方向应该是从法律形态和管理形态上使公办学校变成真正的非营利组织。
对工作记忆的增长可以(部分地)解释学前儿童现实性监测发展的假设做了检验。127名3—5岁儿童接受以下测验：“Tom说”游戏任务作为现实性监测发展的评估；数字倒背广度测验作为工作记忆能力的测量；数字顺背广度作为短时记忆能力的测量；麦卡锡幼儿智能量表的言语分测验。逐步回归分析表明，数字倒背广度可以显著地预测现实性监测的成绩，表明随着可用的心理资源的增加，学前儿童现实性监测的能力在增长。现实性监测与数字顺背广度的相关不显著，表明内容记忆与源记忆是分离的。
社会认知理论经常被广大学者误解为行为主义研究范式的延伸，属于新行为主义理论阵营，其原因是他们忽视或未理解社会认知理论中的关键概念和研究范式。文章采用社会建构主义的五个基本特征来分析社会认知理论，发现其基本研究范式、关键性概念和心理的建构与社会建构主义理论一致，因而社会认知理论应该是属于社会建构主义理论阵营。
心理学乃至所有科学研究，需要的不仅是事实和逻辑，同样需要隐喻和故事，也就是说心理学的修辞是多方面的。然而，历史上对这个问题却是忽视的，现在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从措辞学的视角反思心理科学研究的重要性。本丈以麦克洛斯基提出的有关经济学专业的措辞学“四纲要”为理论框架，分析了心理学中的措辞问题，重点探讨了隐喻和故事的意义。
随着全球化浪潮的涌动，教育本土化问题日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本文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教育史上的“新教育中国化”运动的含义进行了研究，以期从历史的视角对当代教育本土化的开展有所助益。
1862年，为适应当时对翻译人才、外语人才和外交人才的需求，清政府创办了京师同文馆。从组织分析角度看，京师同文馆属于教育组织或学校组织范畴。作为一个组织，京师同文馆具有比较复杂的组织结构。既有纵向的层次结构，又有横向的部门结构，还包括职位或角色结构。具体而言，京师同文馆组织层次结构分为管理决策层、管理执行层和教学层等；组织部门结构包括各外文馆、各科学馆以及各教辅机构等；组织职位或角色结构包括总管大臣、专管大臣、监察官、提调、总教习、教习、帮提调、助教、副教习、翻译官和幕修官等。它们构成了京师同文馆整体的组织结构。通过对京师同文馆组织结构的分析，可以了解晚清教育组织或学校组织变迁的情形。
通过对陶行知先生改“教授法”为“教学法”这一很不寻常的语言事件作深入的历史考证，探索“教学”这一中国教育学的基本概念如何在中国传统教育和外来教育的相互作用下产生和形成。
译马克思关于教育的一些语词需要辨析。人的发展包涵身、心两方面; “心”的发展包涵智、德或智、德、美。人的身、心发展的教育为体育、智育、德育、美育。劳动教育极其重要。然而, 对体育、智育、德育、美育来说, 劳动教育是另一类别的教育、另一个层次的教育, 它不能、也不应与体育、智育、德育、美育并列为人的全面发展教育的组成部分。
在这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所设立的小学“品德与生活(社会) ”, 从德育课程演变的角度来考察, 它在观念上发生了以下几方面的变革:一、在道德存在观上, 从知识形态道德转向生活形态道德。新课程认为, 道德是人所选择的生活方式, 生活是它存在的基本形态, “人应当如何生活?”是道德的基本提问。德育课程的根本目的是引导人们建构有道德的生活。二、在课程观上从唯知识论转向生活经验论。新课程认为, 道德学习的过程是学生们不断丰富、提升、反思他们的生活经验的过程。德育课程就其本质而言不是传授知识的课程, 而是经验课程。三、在学习观上, 从单向认知转向多向互动。新课程倡导在互动中进行学习, 课程中的互动表现为:师生间、生生间的交往, 学习者与教材等的对话, 学习者自我经验的反思。
学校道德教育是以学校道德生活建构为桥梁来促使学习者道德成熟的一项心灵工程。围绕价值冲突的诱发、商谈和和解这一主线, 构建价值商谈型学校道德教育是适应当代学校道德教育的生活化、间接化和微型化走向, 成就学习者道德生活的必然选择。
论文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 揭示出作为学科的教育社会学在知识性质和知识形态上的独特性, 分析了教育社会学在对弱势群体的关注、社会批判的困境, 以及实践取向方面表现出的学科特质。同时对教育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和方法论问题进行了探讨。
文化学对“文化是什么”、“文化怎么样”(发展)、“如何研究文化”等问题的认识, 影响了教育学中的文化研究。教育学中的文化研究拓展了教育学的研究视野, 改写了一些教育基本理论和命题、为解决教育研究中的一些理论困境尝试了文化学的出路, 也增强了教育学研究中对民族文化特殊性和教育文化特殊性的认识。但是, 教育学在借鉴和引进文化学时, 也存在诸如想当然的理论演绎、“引进”的兴趣大于研究教育问题的兴趣等现象, 因此说, 学科借鉴不能代替教育学自身的发展。
教育管理伦理指的是教育管理制度、管理关系、管理理念和管理行为的基本伦理规范与道德意义。教育管理伦理研究的意义一方面在于改善教育管理实践的现实状况, 呼吁和倡导一种体现伦理精神和道德关怀的教育管理活动与行为, 另一方面在于丰富、拓展教育管理基本理论的研究。教育管理伦理研究的内容包括教育管理的制度和政策伦理、教育管理理念与理想的伦理以及教育管理人员的职业伦理和管理行为伦理等方面。
学校组织变革的最终目标在于学校组织文化的重建, 但由于文化形成的长期与稳固的特性, 使得学校组织的深度变革异常困难, 其具体表现为教师出于对自身价值观念的维护而怀疑、否定, 甚至抵制变革。研究发现, 激发教师对学校发展愿景和变革目标的认同, 将有助于在学校里建立起改革取向的强势文化, 动员教师投身改革的信心和动机, 进而促进学校组织变革的顺利进行。
学生的学习观是学生个体对学习现象和经验的直观认识, 对学习动机和行为具有重要作用。对于学生学习观的具体内涵和结构, 研究者们分别侧重于学习观因素和层次两个角度加以阐述, 但这些理论都是从对学生的调查结果中归纳出来的, 而学生的学习观是一种内隐的直觉, 学生未必能够明确而全面地描述得出来。为了更好地揭示个体学习观的内涵, 最好基于调查归纳研究的结果, 参照学习理论家们对学习现象和经验的分析, 同时从因素的层次两个方面来刻画学生个体的学习观。
心理理论的发展是儿童社会认知发展的重要方面, 它在儿童总体心理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文章首先介绍了3岁前儿童之所以在心理理论任务上发生困难的两种理论解释:概念缺乏观点和执行功能观点, 然后进一步探讨了执行功能和心理理论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及有关的几种理论, 并对以后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 以期深化我们关于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内部机制的认识。
本文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 以精神分析、当事人中心疗法、行为疗法、合理情绪疗法、基督教心理咨询和后现代心理咨询为对象, 用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 对心理咨询的哲学基础进行了分析, 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心理咨询唯一正确的哲学指导思想, 但哲学取向不完全等同于心理咨询理论和方法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对不同流派应该取其精华, 舍其糟粕, 为人服务。
本文以发生认识论为视角来观思维训练之本质, 认为发生认识论能为思维训练提供科学启示, 能为思维训练指明训练的途径和方向。发生认识论所持有的活动观、结构观、运算观、表型复制观等都在一定程度上为思维训练的实践提供了科学理念。
明清时期, 由于徽商长年经商在外, 于是徽商妇独自承担起教子重任。本文从徽商妇对教子的高度重视、徽商妇教子的内容、徽商妇教子的艺术三方面进行论述, 试图具体揭示徽商妇在家庭教育中所作出的突出贡献。
西学进入中国后迅猛冲击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本文主要从知识与大学发展之间的关系入手, 关注西学教育在中国大学发展进程中的影响, 探讨中国传统高等教育机构书院的改造与消亡、教会大学的历史作用以及中国现代大学创建之初的步履维艰, 并强调分析大学史的理论视角。
1951年, 受批判电影《武训传》的影响, 陶行知也受到了批判, 致使陶行知研究在1959年后成为国内研究的禁区, 这种状况一直到1978年才得以改变。这场批判不仅损害了陶行知的名誉, 而且阻碍了我国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事业的发展, 需要我们去深刻反思。而与国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就在这一段时期, 国外学者对陶行知的研究却是方兴未艾, 并对陶行知及其教育理论和实践给予了高度评价。
诚实指心口一致、言行一致。绝对诚实教育观把诚实看作绝对的道德义务, 采取概念讲授、故事寓意、权威主导、榜样示范和行为习惯训练等教育方法; 相对诚实教育观反对把诚实当作内在的恒定素质, 把人的诚实看作根据自身的主观感受, 在不同的道德情境和不同人际关系中的行为反应; 心理学彻底否定人能够绝对地诚实, 认为不诚实才是有血有肉的人的表现, 所以, 我们应该宽容不诚实, 区分必要的撒谎、善意的撒谎和恶意的撒谎; 论文认为, 科尔伯格的“三水平六阶段”学说不仅能够以过程论的方式统合各种纷然相争的观点, 而且还实现了对诚实教育问题的思路大转换。
现代教育是“以人为本”的教育, 教育要从尊重人的生命价值出发。长期以来的教学着眼于培养知识人, 而知识人的世界是意义缺失的世界。良好的教育要从如何提升人生价值出发, 达到教育创造幸福人生的根本目的。在实现人生价值教育的过程中, 教师负有对学生进行价值引导的责任, 教育要回归生活才能展现教学的真实意义。要让教学成为丰富的价值世界, 教师要以自己的智慧设计有意义的教学, 使每一学科都体现育人的价值, 课堂对话和一种潜教学的方式也对实现教学的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与发展, 我国教育领域内发生了一系列变革, 主要表现为市场力量与机制介入、公共教育权力的转移以及学校自主权的提升。但是随着市场背景下教育改革的深入与深化, 教育的选择性、公益性、公平性与竞争性等一系列改革伦理问题也不断凸显。因此, 为了进一步提升教育改革与决策的伦理质量必须:坚持政府调控与多方参与相统一, 坚持差异公平与弱势补偿相统一, 坚持个体选择与教育公益相统一, 坚持分类管理与公平竞争相统一。
语用学对当代教育领域的穿透、语言本体的能量以及社会变革的现实一并促成语言学取向的教育研究。其研究特质体现为, 聚焦教育主体的真实生活, 探索个体的生活体验, 进行反思性写作和建构叙事文本。解释学、现象学和符号学的研究范式构成语言学取向的教育研究景观。语言学取向的教育研究因推重文本认识论而见长, 也因囿于语言的天然不足而面临无法闪避的问题。
虽然在过去三十年间, 教育领导和管理经历了巨大的变化, 但是比较研究并没有引起人们同等的关注。本文是在教育领导和管理的对比研究和国际化问题的基础上, 对如何培养跨文化比较研究的理念和方法进行了探讨, 从而使得教育领域能够跟得上政治和实践的全球化进程。相应地, 理念框架的合理性是建立在本民族文化和跨文化研究方法的基础, 并且将学校作为基本单位进行分析看作是问题的核心内容。具体来说, 这里所提出的框架是建立在两种文化和构建学校教育和校本管理四大因素的基础上。这两种的文化分别指社会文化和组织文化, 四大因素是指构建学校教育和校本管理所需的组织结构, 领导管理过程, 课程设置和教学。最后, 本文探讨了跨文化比较研究模式的局限性和其意义。其中包括, 需要发展合适的研究工具来有效地操作这一理念框架。
科学心理学是心理学的第五种历史形态。该形态从诞生起, 就有物理主义和人本主义、实证论和现象学两种不同研究取向, 就一直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 统一是其一直不懈的努力。该形态有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分类, 也有理论、方法和技术的分类, 关键是心理学研究类别的顺序。该形态的研究方式和方法有实验和内省的地位和作用之争。该形态从诞生就有科学化的问题, 科学化的延伸是本土化的问题。
Cosmides的社会契约理论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出发, 提出人的条件推理能力是在社会交换的进化历史中产生的, 人的心理包含一种专门用于对社会交换进行推理的“觉察欺骗者模块”。社会契约理论不仅挑战了传统的推理假设, 还对福多的“中心系统非模块化”观点提出了质疑, 并且为当前的认知心理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而有效的研究途径。
关于心理理论(T heory of M ind, T oM)习得机制的论争, 特别是模块论与一般学习理论之间的论争, 是近年来认知发展机制研究领域最为炙手可热的论题之一。而其中关于自闭症患者T oM发展异常的研究, 已然成为这一论争的一个重要场所。本文试图基于来自自闭症儿童T oM发展研究的相关证据, 论述模块论假设在解释这些事实上的效能及来自反对阵营的质疑, 并尝试探悉该理论路线的发展方向。
近年来认知神经心理学的研究进展显著, 特别是在脑神经的认知信息处理模式上取得许多重大成果。本文从人类语言的功能再现机制分析入手, 介绍“二重通路模式”的代表性理论“ DRC模式”, 并从“计算机理论”的角度对“深层失读”、“表层失读”和“音韵失读”等阅读认知障碍问题进行梳理, 以期为我们今后在该领域的研究带来新的视野。
课程是教育学的一个基本概念, 由于中国教育学是上个世纪初从国外引进的学科, 课程也一直被认为是一个从国外引进的概念, 甚至课程这个词, 也被认为是一个外来词。但是, 对课程概念的历史考察表明, 近代中国课程概念是中国传统课程概念自身演变的产物, 课程这个词, 并不是外来词。
明代捐纳盛行, 不仅导致了吏治败坏, 也给当时的官学教育造成了恶劣影响, 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捐纳导致国子监监生与地方官学教师素质的不断下降; 捐纳造成科举正途相对没落与捐纳异途畸形高涨; 捐纳带来官学教育权威和公平性原则的逐步沦丧。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中学综合课程依照综合的形式和程度不同可分为组合性课程、“混合”课程、综合性问题课程三种, 是我国当代综合课程的雏形。它是在杜威的教育社会化、教育生活化的理论背景下产生的, 其实施的主要目标是切合儿童心理, 明了各学科之关系, 并适于生活和实用。这种以儿童生活经验为中心的综合课程在发挥儿童主体, 融合儿童、社会和生活上显示出了优势, 但终因教师、教材、教法研究以及当时科学发展水平等条件的不成熟, 没有得到持久的施行。对这些问题进行历史性的考察与反思, 无疑可以为当前中学综合课程的设计与实施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如何克服行政官僚化的弊病, 是教育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重要课题。蔡元培在学习法国“学者的行政”基础上, 设立了大学委员会, 以学者指导教育行政, 试图以此解决这一难题。从现实的运作来看, 大学委员会明显与国民党对教育的政治诉求及其集权化原则相左。因此, 这一机构的消亡在所难免。但它所蕴涵的学术化原则, 对今天教育行政改革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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