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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是一个现实而又紧迫的话题，但关于什么是“拔尖创新人才”，如何选拔和培养这类人才，尚缺乏成熟的理论准备和实践引导。本文旨在对创新潜能、发展、成就的理论以及对应的识别、培养、文化支持等社会实践做一个系统概要的阐述。首先，在拔尖创新人才的界定上，本文提出了创新的五种形态和创新人才的两种不同类型。第二，在创新人才的识别问题上，本文提出了基于人才动态发展观并结合“总体筛选”和“个体考察”的人才识别模式。第三，在发展和培养问题上，本文提出兼顾成长阶段和领域具体性同时突出“探索未知”和“开放性”的培养模式。第四，在创新成就的文化支持上，本文探讨了如何在创新实践中营造兼容认知多样性和鼓励自由探索的生态环境。第五，本文进一步针对现有教育体制提出了五个实践策略上的着眼点。最后，关于教育实践的政策导向，本文提出了四个基本原则和四种认知误区。
文章使用宏观行政数据以及部分高校教师工资大规模微观调查数据，分析我国高校教师实际与期望的工资水平和结构，获得如下发现：我国高校教师工资水平在国内具有一定的外部竞争力，但缺乏国际竞争力；多数教师的年总工资以及各项工资构成要素均处于“被平均”状态，绝大多数教师对实发工资水平有更高的期望；高校教师基本工资占应发工资比例较低，与教师期望的基本工资占比存在一定差距；“双一流”建设高校专任教师、东部地区高校教师期望工资提高的比例相比非“双一流”建设高校专任教师、中西部地区高校教师显著更高。基于上述研究发现提出3点对策建议：一是，关注高校教师尤其是“双一流”建设高校专任教师、东部地区高校教师的期望工资水平，适度提高高校教师的工资水平，建立适应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工资增长机制；加大对高校教师队伍建设的专项投入，助力高校建立人员经费支出的长效增长机制。二是，优化高校教师工资结构，适当提高教师的基本工资占比；鼓励经济发达省份制定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的基本工资标准，以增强高校教师工资的保障性功能。三是，“双一流”建设高校一方面支持一流学科建设院系创新薪酬分配制度，为高层次人才设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薪资水平；另一方面关注青年教师的生存发展状况，优化高校青年教师工作环境，为青年教师提供灵活多样的福利项目。
推进高校教师薪酬制度改革是加强高校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手段，基本工资对于高校教师兼具保障性和长期激励性功能，基本工资制度理应成为理论探讨与实践改革的重要内容。文章综合使用相关政策文本、宏观行政数据以及部分高校教师工资大规模微观调查数据，在分析我国高校教师基本工资制度实施现状的基础上，阐明其存在基本工资管理集权化、基本工资水平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不尽一致、基本工资起薪点过低、基本工资占比普遍较低、工资等级设计与薪酬管理规律不符、工资调整未实现政策预期等问题，而且现行制度抑制了基本工资保障性与长期激励性功能的发挥。针对上述问题，结合薪酬管理理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中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建立全国统一的高校教师基本工资制度，省级统筹制定适合本省高校教师的基本工资标准；适度提高高校教师基本工资的起薪点，增强对青年教师基本生活的保障性，提高经济发达省份高校教师基本工资的实际购买力；将部分或全部基础性绩效工资纳入基本工资范畴，平衡这部分基础性工资的院校、学科差异；提高各岗位等级基本工资的等级差异，调整基本工资的浮动范围，以增强对高校教师工作的中长期激励功能；基本工资标准调整应统筹基本工资占比与基本工资的等级差距，保障高校教师基本工资增长额度与基本工资占比处于合理水平。
文章采用中国部分高校教师调研数据，发现薪级工资对教师的留任功能有限，高校工龄津贴或工龄工资制度可以有效降低高校教师离开当前任教高校的概率。鉴于此，利用工龄工资差异模型，分别估算了讲师、副教授、教授的起始校龄工资水平，并参照薪级工资增长模式建立各职称教师校龄工资的增长机制，以期作为薪级工资的有益补充，从而增强高校教师工资的保留功能。
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给教育带来了积极和消极影响，教育领域不仅要被动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诸种挑战，更应该主动思考如何培育学生具备适应和驾驭人工智能的素养，本文将这种素养称之为人工智能素养，即通过人工智能教育培养的领域特定性与领域一般性兼具的学生核心素养。对人工智能素养的解析可以追溯到三维目标模式下的诸类研究，但这些研究未能廓清其内涵本质和内在逻辑。鉴于人工智能素养是因应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新的素养类型，本文首先从技术本体论视角分析了人工智能素养的本质——人的技术化，并从哲学认识论与教育心理学视角出发，把握了人工智能素养的构成：核心素养发展的实质就是一个“知识与思维”的动态转化过程；情感作为源于认知过程的情绪化体验，不仅涵养了知识建构与思维发展的过程，也是人类获得道德观念的根据和渊源。由是，知识、情感与思维的相互作用关系共同构成了学生人工智能素养的底层逻辑。籍此，本文从人工智能知识、人工智能情感、人工智能思维三个维度出发，重点构建并详述了人工智能素养的评价指标体系，以期为人工智能教育的健康发展提供指引。
赫尔巴特的美学思想在美学和教育学领域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阐发，本文试图论证，赫尔巴特构建了一种美学人类学的视野，并将伦理学、教育学、文艺学等诸多领域的理论都纳入其中。这种美学人类学将以审美判断为核心的美学原理贯穿于有关人类实践的各方面基本问题中，尤其显示出“伦理学的兴趣”，他将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建立在美学的原理之上，提出了一种美德融通的机制，并将其最终指向了人的教化（Bildung）。以人的教化为目的的教育行动必须沿着审美的道路才能促成道德性格的形成，这也是教学和训育具有教育性的前提条件。在这样的美学人类学视野中理解赫尔巴特的教育学，才能充分彰显其教育思想的当代意义。
本文报告了浙江省教育质量监测从“专业支持”到“自主监测”的迭代发展历程，体现出了浙江省教育质量监测从“健康体检”走向“实践指导”的价值导向。文章从构建“学生发展+成长环境”的评价指标框架、基础指标+自主观测点的设计依据这两个方面介绍浙江教育质量监测指标体系的系统设计；从组合分析、模型构建、专题深入和国际比较四个方面介绍浙江在专题分析方面的创新思路；从揭示学生成长机制、聚焦学习品质及影响机制、透视学业负担的实质、推动学校教学管理转型、改善家庭“软环境”五个方面阐述浙江教育质量监测的结论、发现及相关实践指导，体现了浙江教育质量监测的实践透视能力、基层发展立场与实践指导取向。
依托框架优势、机器优势和嵌入优势的全新算法，将会随着数字平台的搭建、数据资源的挖掘、“人–机”交互的设计，由单纯的计算工具向事务运行规则转变，进而演变为教育数字化转型中不容回避的权力议题。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算法权力既有益于管理风险、规范行为和辅助决策，也可能由于自身的局限以及它与教育之间的冲突，导致教育的风险异化、行为降格和决策失衡。要将算法权力规制到安全、可靠的“笼子”之中，除借助算法目标的教育审查、算法设计的教育解释、算法运行的教育监管、算法应用的教育鉴别、算法信息的教育备案、算法责任的教育认定，以构建从背景、过程到结果的规范机制；还应诉诸教育之于算法的祛魅、平衡与扬弃，以凸显“入乎其内却又出乎其外”的制衡思想。
中国教育学学科成熟、学术繁荣和话语自觉的标志，是形成了自主的知识体系。百余年来，作为“西学东渐”产物的中国教育学经历了多次推倒重来的发展，但始终将民族性与继承性作为自主知识建构的主线，将时代性与原创性作为学科知识发展的动力，将系统性与专业性作为学科获得认同的基础。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教育的民生属性、战略属性和政治属性随时代变迁而日益凸显。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由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教材体系、治理体系构成。具体而言，在内容形态上由标识性概念、核心知识和前沿知识构成；在生产机制上由学科、学派、学会和学术刊物构成；在转化应用上由实践知识、政策知识和教育思想构成。教育学的中国特色源于中国教育传统、中国教育实践和中国教育问题，建基于学科自觉、学术自律和文化自信。要处理好中国特色与普遍知识的辩证关系，夯实学科体系的基座，激发学术体系的原创性，增强教材体系的导向性，提高治理体系的有效性，让中国教育学“说得出”“用得上”“传得开”“叫得响”，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思想先导和理论支撑。
“中国教育治理”是最近教育学界经常使用而涵义又不太明确的一个新概念，弄清这一概念的内涵，对进一步推进教育治理理论研究与实践改革十分必要。研究发现，“中国教育治理”包含治理的原意、教育治理的内容和国家治理的指导思想和政策依据三重内涵。第一重内涵是从基点或原点上看，它植根于治理原意“管理”和“疏导”两个方面的意思。第二重内涵是从领域和范围来看，它包含教育治理中“管理”和“疏导”两方面的内容。第三重内涵是从价值引领来看，它关涉以《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进一步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等“管理”的一面，以及以人民为中心、处理好各方面关系、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共治共享等“疏导”的一面这两方面的精神和政策为依据。中国教育治理，就是要全面遵循这三重内涵做好教育治理。
为了全面理解和促进教师改变，必须深入刻画教师改变的过程。作者基于经验学习圈理论，采用认知网络分析方法和交叉滞后分析方法，分析了41位教师经历2年一个完整经验学习圈的课堂教学行为大数据和实践性知识大数据，获得了基于经验学习圈的教师改变演化规律。研究发现：作为教师改变内部特征的实践性知识，其演化经过了竞争共存、协同互补和协同转化3个阶段，而作为教师改变外部特征的教学行为中，教师鼓励学生提出问题和提出高阶问题的教学行为经历了从少到多的量的变化过程；教师实践性知识中教育信念、反思性知识和自我知识等知识成分与教师鼓励学生提出问题、教师提出高阶问题等关系到创新性教学改变的关键教学行为之间存在着确切的因果关系；实践性知识及课堂教学行为共同作为教师改变的内因是教师改变的根据，而大学研究者提供的大数据循证课例研究支持服务是教师改变的外因并构成了教师改变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引起教师改变。
教师负担过重问题日益尖锐，党和国家专门颁布实施了教师减负政策，藉以凸显在教育智能化发展背景里AI主讲课程开发的教师教学减负成效问题。本研究采用融通型混合方法，考察了AI主讲课程开发的教师教学减负成效问题和助理AI执教与独自执教两类教师教学减负话语的差异问题。研究结果显示，基于文化整体论的动态时空融合结构模型观照教师教学减负话语，形成了时间负担、体力负担、情感负担与认知负担的融合型教学负担新概念，为教师教学负担与减负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使用文化性话语分析法，在整体层面厘清了AI主讲课程的教师教学减负成效，包括时间减负、体力减负、情感减负和认知减负，其中时间减负成效特别显著，而在具体层面则揭示了助理AI执教和独自执教两类教师对减负效应感受与解释的文化差异并建构了三层环形的“教师教学减负话语结构”整体模型。显然，这些成果对未来教师负担与减负、教师研究者角色发展以及高质量课堂教学创新等课题，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研究上，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新高考改革将选择权交还给学生，不仅带来选择空间的放大和决策时间的前置，而且引发高中生对未来愿景的更多期许。选科指导成为兼及学生当下选择与长远发展的重要契机和有力抓手。基于生涯教育的视角建构涵盖选科指导目标之“谐和”、内容之“融和”、路径之“通和”、评价之“正和”为一体的“4和”模式，并通过实践运用检验其效用和价值，旨在回应时代关切。研究结果表明，该模式能显著降低学生选科过程中的决策困难，提升学生生涯发展的成熟度，加深其对高中学习意义的理解，促进由表层学习动机向深层学习动机的转化。实验结果一方面验证了生涯教育视角对于选科指导具有正向作用，另一方面也在操作层面检验了“4和”实践模式的可借鉴性。
通过对全国东中西部24个省份的156050名小学生、100039名家长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小学生劳动素养整体较好，但仍有进步空间，尤其是在学生劳动知行合一、劳动荣辱观、家务劳动意愿、劳动创造精神、劳动主动性、精细化劳动技能方面亟待改善。城市小学生劳动观念显著优于农村，西部小学生劳动能力显著高于中、东部，女生劳动参与显著优于男生，三年级学生劳动能力显著低于四、五、六年级。学校劳动教育课程及活动的次数、种类数，有专门劳动教育场所、教师，家长劳动教育观念、态度、参与对小学生劳动素养有正向影响，其中学校劳动教育课程及活动种类数、家长劳动教育态度的影响较大；是独生子女家庭、有保姆照顾对小学生劳动素养有负向影响，但影响相对较小。提出了转变教育理念、完善课程内容、优化教学方式、关注特色发展、健全协同机制、强化条件保障等对策建议。
“缺陷弥补”的教育治理范式带来了诸多问题，“优势发展”范式下的校长积极领导力有助于塑造学校发展新动能。目前对校长积极领导力的效能研究尚不多见，且已有研究暂未将学校背景作为前因变量纳入模型进行系统化探讨。本研究利用省域大规模调查数据，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探究学校背景、校长积极领导力对学生成绩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校长积极领导力作为结构性潜变量，对学生成绩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且在学校背景对学生成绩产生影响的过程中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学校办学自主权类型不同，校长积极领导力的影响机制也有所差异。建议教育管理部门应强调校长积极领导力的重要性，提升校长的情境智力，构建家校协同育人支持系统，有效保障学校自主办学空间。
美国儿童观的早期形态是美国早期教育思想和实践的重要观念基础，研究美国早期的儿童观对美国早期教育研究意义重大。已有研究对美国儿童观早期形态的关注较少，且持有标签化的、简单而片面的认识——原罪学说，进而导致了儿童有罪的观念，并由此认为儿童受到了无情的、冷漠的和粗暴的对待。本文通过分析殖民地时期的日记、诗歌、布道文和教理问答等史料中有关美国早期儿童观的内容，重新审视该时期的儿童观，发现殖民地时期儿童观的形成主要归结于新教因素：殖民者不仅根据原罪说推论儿童无辜可爱形象背后的罪恶本性，还认识到儿童成为有形圣徒的可能性，即认为儿童是“无辜毒蛇”与“潜在圣徒”的综合。美国儿童观的早期形态不只有悲观的一面，也有乐观的一面，相应地，教育儿童的方法也不只是冷漠和粗暴的，而且还有通过正面和负面相结合的干预方式。这种看似相互矛盾的儿童观，其根源在于殖民者将强烈的清教使命感加诸儿童，并试图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使之成圣。
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日记不仅是教育生活的记录方式，它也在历史研究和文化塑造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但是，有关日记在个人成长、家庭传承、历史研究等方面的教育价值还没有得到充分挖掘。本文通过朱永新与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系教授艾伦·麦克法兰进行的对话，重申了日记在作为教育生活的记录方式、作为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作为促进师生成长的行动路径等方面所具有的重要教育价值，并解释了撰写日记的主要原因以及介绍了周记、月记、书信等日记的其他补充形式，最后结合新教育实验共读共写共同生活的理念提出了共同体写作的日记写作形式。
基于83694份“高考改革问卷调查”有效数据，考察高中生、大学生、高中教师、大学教师、家长与关心高考改革的社会人士五个利益相关主体对高考制度的评价。通过词频分析可知，“公平性”“高竞争”“压力大”是各利益相关主体对高考制度最广泛而突出的评价。通过熵值分析发现，各利益相关主体对高考制度评价同中有异，表现出不同利益诉求。通过聚类分析则进一步验证和深化了词频分析和熵值分析所获得的各项结论。鉴于此，应明确维护高考公平仍是高考改革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兼顾各主体的利益诉求，同时对高考改革的政策评价也应予以适当延展时间。
新高考改革的目标旨归之一在于使学生能够自主选择考试科目。然而现有研究对新高考是否增加了学生的选科自主性未达成共识。本文基于2022年“高考改革问卷调查”获取的31656份大学生样本，按70%、15%、15%的比例随机将样本分割为训练组、验证组和测试组，用训练组构建CatBoost回归树模型，该模型通过了验证组和测试组的检验。基于该模型的实证研究发现：新高考促进了学生选科自主性，提高了学生的选择权，但学生的选择能力并未提升，反而有所下降；同时，新高考加剧了学生、家长、高中教师的选科逻辑冲突，增加了学生选科焦虑感；从促进学生自主选科视角来看，“3+1+2”模式是高考改革的理性回归，有利于维护高考改革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
随着新高考改革的全面推进，高中教师作为直面新高考改革的主群体，在教育教学过程中面临新问题和新挑战，高中教师适应性发展成为关乎新高考改革成效的重要因素。基于个人-环境匹配理论构建教师适应性分析模型，结果表明：高中教师对新高考背景下教师适应性发展的整体评价较高；不同性别、所在学校、学位、职称、从教科目的高中教师对新高考背景下教师适应性发展认知具有明显差异；压力适应成为影响高中教师适应性发展的关键要素；压力适应→知识适应、压力适应→组织适应呈现正弱相关。新高考改革深化期，推动高中教师适应性发展，应从树立终身学习理念、优化教师评价机制、加强数字技术赋能、提高高考改革认同等方面积极干预。
受认知科学启发，近年来文化社会学越来越关注文化的认知属性。文化并非是整体性的存在，而更类似于工具箱。个体通过自我建构而形成其独特的心智结构，在社会网络互动中，逐渐表现出心智结构的共性即所谓的文化图式。教育领域众多观念的分歧与争论，便源于这种自发启动的心智结构，或者集体意识与无意识，因而由认知偏差而导致刻板化的偏见与成见。本文摒弃教育的文化决定论立场，强调人的心智开放，即沟通不同社会网络之间的良性互动，激发反思意识与批判性思维，是破解教育改革困境的底层逻辑。
学习空间的科学化引发了校园学习空间的客体化、空间布局区隔化和空间设计的标准化等问题，导致学生的空间安全感不足，归属感缺乏，获得感弱化。基于生活世界构建高品质的校园学习空间是缓解学习空间科学化危机的有效途径。基于生活世界的高品质学习空间，在本体上具有非结构性和动荡性的特点，在关系上让学习者寓于学习空间之中，在功能上致力于筹划并实现学习者生命可能性，为学生提供积极的情感体验。构建高品质的校园学习空间要放弃对空间科学化的迷恋，回归基于生活世界的学习空间；要打破学习空间的边界，增强灵活性和开放性；将空间权利返回给学生，打造个性化学习空间，以增强学生的空间安全感、归属感和获得感。
教师专业学习社群是当前教师专业发展与教师学习研究领域的一个主要议题。历经三十余年的演进，建立和发展教师专业学习社群以促进教师学习、提升学校效能已成为各主要国家教育政策与学校改革的共识。与之相应，研究者对不同情境中的教师专业学习社群也已开展了广泛且深入的探究，然而已有研究都未能系统检视教师专业学习社群研究与实践所持的价值立场、求知兴趣与研究意图。借鉴哈贝马斯所界定的认知旨趣，我们归纳了已有教师专业学习社群研究所遵循的三种研究范式（技术性、实践性与批判性研究范式）及其衍生的六种研究论述（重构论述、效能论述、社群论述、文化论述、批判论述与转变论述），总结了不同研究范式下研究者对教师专业学习社群所持的基本主张、研究重点与发展概况。基于本文所做的范式性分析，我们讨论了研究者应该如何看待三种研究范式之间的关系，并展望了不同范式中教师专业学习社群研究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
近年来，师生的课堂情绪互动愈发受到关注。本研究基于活力理论，提出了教师通过情感传递效应以自身的活力和热情影响学生，激发学生的活力，推动形成积极的师生关系的假说，并以我国2386名中学生和76名班主任老师为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本研究收集了学生和教师的活力、学生感知到的教师热情和积极师生关系四个变量的测量数据，并以此建立了链式中介模型予以检验。结果发现，教师的活力可以直接预测积极的师生关系，这一作用主要是通过师生之间的情感传递，即学生感知到的教师热情、学生的活力以及二者的链式中介作用来实现的。换言之，当教师在教学中充满能量、富有朝气、活力十足时，就越有可能将对教学工作的喜爱和热情传递给学生，让学生深受活力的感染，并因此推动形成更加积极的师生关系。这一发现，对提升教育活力，促进教师和学生的心理健康以及形成良好的师生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顺利推进，离不开对教育治理的有效建构。当代中国教育治理的建构，主要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持续进行的政府职能改革与社会领域建设。基于这两个方面，形成了“国家”和“社会”两种分析进路，前者认为教育治理主要依赖国家建构，并且要凸显国家主体地位；后者主张教育治理是由多元主体参与的共同治理。它们都尝试建构了不同的概念框架及其行动路径，但对“教育”本身均未给予应有的关注。在新时代背景下，首要的是突出“教育”的立场，并把“教育”作为“治理”的共同利益、行动标准和联结方式。
国内教育史学界对20世纪美国教育史学的关注与改革开放几乎同步，四十多年来形成了近乎统一的“传统派–温和修正派–激进修正派”的解释模式和分析框架，这种“三阶段论”虽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长期固定不变的评价模式也造成了历史认知上的很多悖论和误解。通过重新挖掘和阐释关键史料，一个更加丰富多样的美国教育史研究的学术史视域得以呈现，既有的阐释框架中有很多被夸大、误读、忽视和低估的成分，通过“三阶段论”理解美国教育史学史存在很大的局限。不同的学派只是某种观点的概括，并不能代表学术研究的全景，一成不变的标签化和简单化的做法，对于客观而准确地认识学术史是不可取的。学术史的梳理与专题研究亦是相辅相成的，对美国教育史学史的再认识对推动国内的教育史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近些年未来教育已经成为了国际热点话题。但未来尚未发生，谁也无法预测未来教育将会走向何方，因此，我们需要通过新视点来研究未来教育。为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未来素养研究中心前主任瑞尔?米勒研究员提出了未来素养概念，这是一种旨在帮助人们知道未来是什么以及如何使用未来的能力。近十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动下，未来素养研究已经在全球44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100多场未来素养创新实验室活动，探讨了未来素养对于未来教育和社会发展的意义，且正形成全球化发展之势。鉴于此，本对话主要围绕未来素养的学理背景，未来教育研究的可能路径，中国未来教育探索以及对中国未来教育镜鉴价值四个方面展开，以昭示未来素养视点下未来教育研究的方向与路径。
“技能型社会建设”课题的提出是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重要事件，它使职业教育发展从系统建设内部要素，转向了系统建设外部社会条件，核心任务是通过建设技能型社会为职业教育发展创造条件，解决职业教育发展中的深层社会问题，满足产业发展对技能人才的需求。技能形成过程包括四个关键环节，即理性的教育选择、丰富的技能训练机会供给、有效的技能配置与合理的技能劳动成果认定，它们构成了技能型社会的基本结构。合理的教育选择观念是技能型社会建设的逻辑起点，对教育选择观念产生关键性影响的因素存在于技能训练机会供给、技能配置、技能劳动成果认定这三个环节。技能型社会建设，要根据各因素相互作用关系聚焦问题解决关键点，根据各因素问题解决的难易程度规划建设进程，根据各因素的职能归属规划技能型社会建设任务落实主体，根据各因素作用的性质设计有针对性的解决策略。
“技能型社会”作为本土原创性概念尤其需要关注中国技能型社会建设过程中的特色议题，这是其能否有效解释中国现实问题的关键。在中国技能型社会建设进程中，“社会”角色定位、劳动力市场的体制分割，以及城乡分化是其中值得重点关注的特色议题。从跨学科的“大职业教育主义”视角对中国职业教育体系支撑技能型社会建设过程中的本土事实展开深入实证分析，才能从理论上丰富和充实“技能型社会”概念的适应性和解释力，也才能更好地从实践中探寻中国技能型社会建设的本土路径。
技能型社会建设是我国应对技能短缺挑战的核心战略，其劳动力市场发展目标包括公众技能水平显著提升；产业、行业、岗位技能短缺情况明显改善；技能空间配置日趋合理。有效技能供给是达成这些目标的关键，它的实现依赖于职业教育体系、劳动力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发展目标的协同发展。实证分析表明，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规模扩张提升了全社会的技能人才供给总规模。高职毕业生的初次就业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技能人才的产业转移、行业配置、岗位供给和空间分布，毕业生向高技能人才的转型受到数字/平台经济、零工经济和新就业形态的影响。为提升职业教育对技能型社会建设的支持力度，需进一步研究劳动力市场形态的新变化及其对职业教育发展和技能人才配置的影响，并以此为基础制定合理的技能型社会发展战略。
全球范围内科技进步引发的产业变革，加剧了劳动力市场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同时，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化，文凭在劳动力市场的特权逐渐淡化，各国开始探索“学历+技能”的人才培养模式，技能社会作为新的社会形态受到普遍关注。然而，作为劳动力市场的生力军，许多青年在技能掌握、技能适应与技能使用上面临挑战，国际青年失业问题严峻，这反映了教育系统技能供给与就业市场技能需求之间的错位与失衡。在全球化和技术变革、教育转型多元碰撞的趋势下，优化技能系统已成为国际事务，需要在全球视野下进行战略布局，遵循双重逻辑取向，既要关注终身技能形成，还应考虑各国在技能认证、技能治理与技能监测方面的合作，在纵横两种逻辑下构设全球技能发展的行动框架。
技能，尤其是专有技能的形成，需要个体扎根某一岗位长时间的耕耘和摸索，这就需要为劳动者提供相对稳定的工作环境和就业保障。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国有企业执行统包统配的计划式就业，企业采取劳动竞赛、厂内师徒制、技术协作等方法促进个体的技能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公有制企业以编制制度，为部分技术技能人才提供了就业稳定的制度保障，同时进一步延续和创新了技能竞赛、基于专家工作室的师徒制、职称评定等制度促进员工的技能形成，而非公有制企业则通过签订长期合同、竞业禁止等给予雇员稳定雇佣的可信承诺，并通过强化员工忠诚教育、建立内部人才上升和流动通道、建立内部人才培养体系和劳动力市场等措施，提升员工专有技能的形成效率。本质上，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内劳动力商品化和去商品化之间的一次再平衡。企业以稳定的雇佣承诺尊重和保护劳动者作为人的特质和需求，并通过师徒传承、生涯发展、锦标赛和内培内招四大机制，发挥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的价值。这一机制还受到国家经济体制以及规范有序的行业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宏观影响。未来我国的就业政策、教育政策、社会保障政策应重点促进社会群体的稳定就业，通过积极创设稳定就业的制度环境、提升中小微企业的人力资源开发与技能形成能力、提升职业院校校企合作人才培养的结构性与合规性，协助企业构筑健康稳定、可预期的劳资合作关系。
青年人技能投资的意愿直接影响着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和技能社会建设的人力资源基础。相比我国青年技能投资意愿较低而导致青年失业率较高的现实，德国通过职业教育培养合格的专业技术工人队伍以支撑企业生产与发展，取得了全球认可的成绩。本研究以制度理论为基础，回答了德国青年为什么愿意从事技能工作这一问题，发现影响德国青年技能投资意愿的规制性因素包括劳资关系的平等程度、工作保护程度、就业保护程度、失业保护程度和工资保护程度；规范性要素包括职业价值观、技能资格证书含金量和薪酬回报程度；认知性要素包括技能工作专业化水平、技能学习过程质量水平、发展路径多样化水平。制度的规制性要素为德国青年的技能投资意愿提供了基本保障，规范性要素从价值观和实践层面激励技能投资意愿，认知性要素通过行动者自身对技能工作的理解而转化为技能投资的内生性意愿。
技能形成尤其是专用技能形成决定着国家和企业的竞争比较优势，专用技能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不仅受制于可得性约束，更受制于决定其可得性的保障能力。“耐心资本”对于专用技能形成具有重要保障作用，其在德国等高技能经济体中体现为通过关系协调，为专用技能形成塑造了稳定环境，承认学徒的市场雇佣属性，为其提供劳动安全保障，以及作为技能形成体系的互补品与之耦合形塑了比较优势。我国产业发展更加呼唤专用技能的形成。对青年技能学习的保障，经历了从嵌入国家经济体制的“国家-单位保障”到强调市场本位的“国家-社会保障”的演变。现存问题是：我们对于青年投身技能学习的激励，多关注补偿性而欠缺发展性，未在相关利益主体之间就专用技能形成缔结出稳定关系；建议政府加强“耐心资本”投入，支持青年技能学习。
技能型社会建设是产业结构转型背景下提高社会整体技能质量水平的战略举措。社会的技能供给与需求两端的匹配关系决定着技能型社会建设的整体效果。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在协调技能供需关系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梳理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发展历史，发现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主要经历了技能供需高度匹配、偏向失配、走向适配三大阶段，分别对应的是工人技术等级考核制度、“双证书”制度、1+X证书制度三大形态。职业资格证书制度通过提升职教毕业生的就业质量、评价技能拥有者的技能水平、保障职教毕业生的职业生涯、为技能利益相关者带来好处等逻辑路径服务技能型社会建设。应从适当设计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建设思路、使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与技能型社会建设融于一体两方面着手，深入推进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对技能型社会建设的服务实践。
人才的高效与合理流动是建设技能型社会的重要指标。本研究借助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和“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采集与管理平台”以及国家统计局网站等数据，对2022年全国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流动的区域特征、企业特征、产业特征等进行了深入分析。结果显示，我国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粘滞率整体不高，毕业生就业流向与国民经济发展总体保持一致，存在第一、二产业比例偏低，第三产业比例偏高现象，人才培养面向区域和大型企业的要求层次上存在较大差距。据此，各高职院校在技能型人才培养过程中应凸显适应特征、增强跨界思维、注重系统结构、深化产教融合，着力提升人才培养的适配度、灵活性、协调性和主体性。
多样化发展一直是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建设的重要方向。在技能型社会建设的背景下，高等教育多样化发展的关键在于对接技能型社会中技能的多层次需求、多向度培养和可持续发展3个鲜明特征做出相应变革。自20世纪90年代末高等教育扩招至今，我国高等教育实现了形式上的多样化，但是高校评价与管理机制的束缚、办学目标和育人体制的僵化以及层次重心上移带来的过度教育，使其机构间同质化倾向严重、教育供给机会单一，难以支撑技能型社会建设。为进一步助力技能型社会建设，我国高等教育机构需围绕不同技能人才的认知层级要求进行分类发展，把握技能学习与积累的规律并加强横向多样性的内涵建设。同时，国家与政府也需积极推动高校评价与管理改革，营造高等教育多样化发展的制度环境。
本报告分析了我国济南市10岁和15岁组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测评数据，结果发现：10岁组学生在所有16项社会与情感能力中的得分都高于15岁组学生。总体上，男生在多项社会与情感能力上得分高于女生；在10岁组学生群体中，除责任感和成就动机外，男生在其他各项社会与情感能力上得分均高于女生，差异最大的前三项能力分别为好奇心、创造性和信任。在15岁组学生群体中，责任感、共情、包容度三项能力得分女生高于男生，差异最大的能力为共情。其他各项社会与情感能力男生得分高于女生，差异最大的前三项能力分别为抗压力、情绪控制和好奇心。高社会经济地位学生群体社会与情感能力均高于低社会经济地位学生群体。普通中学和职业中学学生在社会与情感能力上无显著差异。15岁组学生群体中民办学校学生在交往能力和开放能力上都稍高于公办学校学生，而其他能力上结果相反。乐观是迄今为止与健康行为、身体意象、生活满意度、关系满意度、心理幸福感最为密切的能力。情绪控制和抗压力与学生学业焦虑的关系最为密切。任务能力尤其是成就动机和毅力，还有好奇心，和学生的语文、数学和艺术方面的成绩密切相关。值得注意的是，15岁组女生比男生从社会与情感能力中获益更多，而10岁组男生比女生从社会与情感能力中获益更多，且高社会经济地位学生的身体意象、健康行为、心理幸福感、关系满意度与大多数能力之间的关系要强于低社会经济地位学生。 高社会经济地位学生往往比低社会经济地位学生参加更多的职业发展活动。社会与情感能力较高的学生，尤其是创造性和好奇心比较高的学生，其参与的职业发展活动更多。女孩和高社会经济地位学生往往比男孩和低社会经济地位学生对未来的教育和职业更有抱负。开放能力和任务能力水平高的学生对未来的教育期望和职业抱负更高。
OECD发布了最新第二轮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的全球测评结果，中国济南在其中的表现值得关注。本文基于SSES2023的学生数据，从国际比较的视角出发，对中国学生在社会与情感能力上的表现及其国际地位进行全方位的分析。基于全球各城市能力均值分析的主要研究发现如下：（1）亚洲学生在社会与情感能力上表现突出。（2）济南10岁组学生在任务能力上居于全球首位，15岁组名列前茅，但成就动机得分稍低。（3）济南10岁组学生在情绪调节上居于全球前列，15岁组部分能力低于国际均值。（4）济南10岁组学生在协作能力上居于全球首位，15岁组居于前列。（5）济南10岁组学生在开放能力上的表现居于全球前列，15岁组低于国际均值。（6）济南10岁组学生在交往能力上居于全球首位，15岁组部分能力低于国际均值。基于社会与情感能力影响因素分析的主要研究发现如下：（1）济南学生在大部分影响因素指标上均优于国际均值，特别是同学关系方面居于全球首位。（2）影响济南学生任务能力的关键积极因素是成长型思维、师生关系、学校归属感和课外活动，其中学校归属感的影响效应居于全球首位。（3）影响济南学生情绪调节能力的关键因素是成长型思维、学校归属感和课外活动，其中学校归属感的影响居于全球首位。（4）影响济南学生协作能力的关键因素是成长型思维、同学关系、学校归属感和课外活动，其中成长型思维的影响效应居于全球首位。（5）影响济南学生开放能力的关键因素是成长型思维、学校归属感、课外活动和教师反馈，10岁组的学校归属感对部分开放能力的影响效应居于全球首位，15岁组的成长型思维对部分开放能力的影响效应相对偏低。（6）影响济南学生交往能力的关键因素是成长型思维、学校归属感和课外活动，其中学校归属感的影响效应在各个城市中居于前列。基于社会与情感能力对学生发展分析的主要研究发现如下：（1）济南学生的生活满意度居于全球首位，心理幸福感偏低。（2）乐观、信任、成就动机和抗压力是影响济南学生生活满意度的重要社会与情感能力。（3）乐观、信任和情绪控制是影响济南学生心理幸福感的重要社会与情感能力。（4）乐观和活力是影响济南学生健康行为的重要社会与情感能力。（5）情绪控制、抗压力和活力是影响济南学生学业焦虑的重要社会与情感能力。（6）乐观、信任和成就动机是影响济南学生关系满意度的重要社会与情感能力。（7）乐观、抗压力和果敢是影响济南学生身体意象的重要社会与情感能力。
本技术报告基于中国济南参加2023年社会与情感能力（Survey on Social and Emotional Skills，SSES）的测评数据，对第二轮测评工具在中国文化下的心理测量学特征进行分析。本报告简要介绍了学生问卷的开发和实施过程、社会与情感能力指标体系、问卷主要组成部分、数据集的主要内容，并对数据质量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济南参试学生参试态度认真积极，参试率和有效应答率高，但是10岁组产生了高分翘尾现象；采用ω系数和α系数来衡量分量表的信度，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分量表信度良好；运用验证性因子分析逐一检验社会与情感能力各个分量表的效度，发现拟合度较为满意；多组验证性因子分析表明，这些分量表跨性别测量等值性好于跨年龄组等值性，故在考察青少年社会与情感子能力的年龄差异时，对于等值性较差的分量表数据应慎重使用。
本研究聚焦于五个关键的学校影响因素（学生感知的同学关系、师生关系、教师反馈、学校归属感以及课外活动），深入探讨它们如何共同作用于学生的社会与情感能力发展。我们运用OECD的SSES2023中国调查数据（10岁与15岁学生共计7648名），将上述五个影响因素作为变量进行聚类分析，采用方差分析及事后检验方法，揭示不同类别的学生群体在社会与情感能力方面的差异。研究结果显示，基于5个学校变量可将这些学生聚类分为5个群组：学校满意组（学生的上述五个影响因素得分都较高）、社交优势组（同学关系、师生关系、学校归属感得分相对较高）、多元兴趣组（课外活动得分最高）、反馈达人组（教师反馈得分较高）以及学校助力组（上述五个影响因素得分都最低）。其中，学校满意组的学生在社会与情感能力方面表现最为出色，而学校助力组则最弱。此外，社交优势组、多元兴趣组和反馈达人组在不同年龄段和能力水平上表现出不同的差异。本研究为理解学校在促进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发展中的综合影响提供了实证依据，对于指导学校制定针对性的教学策略和干预措施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基于2023年济南参加OECD社会与情感能力测评的数据，聚焦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的影响，并尝试从学生成长型思维和学业焦虑两个视角出发，探讨两个变量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的中介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成长型思维都对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学业焦虑对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产生显著负向影响；（2）成长型思维发挥着显著正向中介作用，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通过成长型思维的中介作用对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产生积极促进作用；（3）学业焦虑作为中介变量呈现显著负向中介效应，表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通过学业焦虑的中介作用对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产生不利影响；（4）研究进一步揭示了成长型思维和学业焦虑之间显著正向的链式中介作用，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通过影响学生的成长型思维，进而调节学生的学业焦虑水平，最终对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产生综合影响。基于实证结果的讨论，本研究针对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发展水平的提升提出三方面建议：一是给予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弱的学生群体更多资源和平台的支持；二是以学校为主阵地，系统建立成长型思维培养的路径机制；三是推进家校联动，共同破解青少年学业焦虑难题。
积极有效的公共参与是培养学生成为“时代新人”的关键。研究利用Survey on Social and Emotional Skills（SSES 2023）的中国济南调查数据，考察10岁和15岁组学生的公共参与现状，并探究社会与情感能力对公共参与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1）超半数参与调查的学生未参加过环境保护和志愿服务相关的公共活动，公共参与人数随参与频率的增加而降低，且10岁组学生公共参与频率显著高于15岁组学生；（2）果敢、创造性与成就动机是影响学生公共参与的关键能力，其对公共参与的重要性优于其他社会与情感能力；（3）社会与情感能力不仅直接影响学生的公共参与，还通过同学关系的中介路径、学校归属感的中介路径以及同学关系和学校归属感的链式中介路径间接影响学生的公共参与。研究揭示了社会与情感能力在公民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启示以社会与情感能力为抓手，多举措提升学生的公共参与水平。
教育法典所追求的体系化，应当由体现规范秩序的外部体系与践行价值理念的内部体系共同构成。现有的教育法律主体制度采取的是罗列式结构，这一结构存在缺乏逻辑融贯性、较难覆盖完整、难以彰显法典原则与价值、易使主体定位不清等缺陷，未能达到教育法典体系化的要求。教育法律主体制度应采用层级式结构代替罗列式结构，类型化与概念化思维可以成为建立层级式结构体系的方法论。层级式教育法律主体制度的初步构想为：以受教育者、教育工作参与者、开展教育活动的组织、教育行政机关为抽象主体层级，分别统领包含学生、其他受教育者、未成年受教育者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教师、其他教育工作者、学校、校外教育培训机构、教育中介组织、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具体主体层级。
高素质人力资源的供给能力是支撑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我国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百万人口中高等教育在校生数、研究生规模占比及培养模式等方面还有明显短板，面对支撑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任务，教育强国建设亟需适应人口和经济发展特点与趋势，多路径扩大优质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资源；以改革评价制度为突破口，建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全链条培养机制；以理工科人才培养为依托，构建有组织的科教融汇、产教融合、校企协同的产学研联盟新机制，引领我国急需紧缺人才自主培养新范式；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提升与教育强国建设相适应的各级教育生均经费支出水平；有效利用世界一流教育资源和创新要素，提升教育合作能级与国际影响力。
当下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宏观角度看，世界正进入政治经济重塑期，教育对提升生产力水平、推动人类文明走出生产力停滞期至关重要。目前的逆全球化进程已经引发了全球深层次矛盾爆发，同时，颠覆性技术与产业变革在加速重塑全球政治经济新格局时，也正在对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进行着解构与重塑。在政治介入与技术力量纠缠并产生叠加影响的背景下，在建设教育强国进程中，中国将主要面对美西方的教育“分级脱钩”、颠覆性技术壁垒、人工智能生态重塑等多方面的影响和挑战。唯有以中国式现代化之内在要求，以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之目标，才能在教育范式革命和教育“自创生”中建设和实现教育强国。
关于中国情境中文化资本与教育获得的研究，学者们在验证布迪厄理论基础上，基于其理论“法国化”和“静态化”的不足，进行了相关拓展：探索了底层文化资本等概念，并在文化资本概念的具体测量上增加了新的内容；对于文化资本的效应进行了验证研究，特别探讨了社会背景、应试教育、文化传统、时代变迁等情境性因素对文化资本发生作用的限制；关于文化资本产生作用的机制，发现了高雅文化排斥机制之外的文化认同机制。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主要有：文化资本概念测量上的混乱、文化资本理论运用的机械性以及基于中国本土情境的创新研究不足。未来需要进一步确定文化资本概念的边界，找出中国情境中文化资本的特点及其作用机制，并关注时代变迁特别是互联网发展带来的新变化。
长期以来，我国教育学界主要立足教育来研究劳动和劳动教育，形成了两种通行的劳动教育观。这两种通行的劳动教育观都存在方法论缺陷：一是劳动与教育本末倒置；二是忽视了劳动和劳动教育对社会主义教育的全面规定性；三是对“全面发展教育理论”存在片面理解；四是忽视了劳动和劳动教育与中华优秀文化和教育传统的有机联系。“劳动”是一个体现了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精神的范畴，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为指导，既要立足教育来研究劳动和劳动教育，更要立足劳动来研究教育和劳动教育，实现劳动教育研究方法论的根本转变。
学校价值观调查中的社会称许性反应是一个长期困扰学校价值观调查和学校价值观教育的基本问题。该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学生对社会价值和文化规范的认识和认知，使其在表面上以一种符合社会期望的方式自我呈现，但实际行为与内在认知并不一致。就其表现形式而言，社会称许性反应与符合社会规范的价值观呈正相关，但其中的相关关系仍需进一步研究以确认学生是出于真实的价值偏好还是出于对规范的依从。此外，当涉及争议性、冲突性的伦理道德问题时，学生往往因维护自尊和面子而倾向于做出符合规范的回应，这将严重影响研究信效度。为了有效控制学校价值观调查中的社会称许性反应，可以借鉴现代化的量表编制和统计测量技术，开发体现中国本土文化特色的测量工具。
国家顶层设计下“两横三纵”城市群的协同发展将重塑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格局，以极点带动区域发展“从集聚中走向均衡”，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转型。结合经济地理学、城市经济学有关区域经济活动及要素流动的理论基础，从空间集聚视角出发，使用2006—2020年“两横三纵”城市群内193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借助空间计量经济学范式，运用设置经济距离、人口密度空间权重矩阵的空间杜宾模型来表征与衡量城市群高等教育集聚程度对区域科技创新水平、经济转型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城市群内经济发展水平或人口密度接近的城市，通常有着相似的高等教育发展需求，使空间经济相邻、人口密度接近的城市群围绕高等教育规模水平形成空间集聚，由此产生的空间外溢效应带动了区域科技创新水平的提高，推动经济转型升级，进而实现区域发展“从集聚中走向均衡”。展望未来，各级政府应打破原来的以行政区划配置资源的区域发展模式，在城市群空间格局演化过程中探索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的制度创新与路径选择。
家庭生育意愿关系到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当前我国面临较大的低生育风险，低生育现象已成为常态。大多数研究聚焦于生育政策对人口的影响，忽略了教育政策的重要影响。本研究基于29个省份10341名中小学家长的调查，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实证检验“双减”政策认可度对家长再生育意愿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结果发现，提高中小学家长“双减”政策认可度，可显著提升家长再生育意愿。认可“双减”政策的中小学家长的再生育意愿效应更高，平均高出14.6%，这一结果表明“双减”政策的正外部性已外溢到人口生育领域，“双减”政策对家庭再生育计划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家庭教育支出和教育焦虑在中小学家长对“双减”政策的认可度和家长再生育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因此，应进一步提高中小学家长对“双减”政策的认知水平，持续加大“双减”政策实施力度，强化政策配套治理，教育和人口生育领域应实施多层次综合策略，全面有效地提升国民再生育意愿。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先后出台了78份与校长培训相关的教育政策。本研究从政策工具理论的分析视角出发，采用文本计量的研究方法，将七十多年来的校长培训政策发展划分为“曲折探索阶段”（1949—1976年）、“建章立制阶段”（1977—1989年）、“确保合格阶段”（1990—1999年）、“公平发展阶段”（2000—2012年）、“卓越引领阶段”（2013年至今）。在这些政策演进的背后，呈现出了几条清晰的逻辑脉络：政策供给从行政权威指导走向专业能力建设，价值导向从改造教育走向培养卓越校长提升教育质量，目标指向从岗位需要走向国家标准规范引领，政策执行从注重培训模式总结走向追求教育思想生成。未来校长培训的发展，要创新培训的模式体系，通过技术赋能推行数字化培训，更新专业标准并优化课程方案，构建培养教育家型校长的培训考核评价体制。
过去一个阶段，我国民办教育宏观治理重在通过推进非营利性和营利性民办学校分类管理改革，破解政策瓶颈，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健康发展。以2018年以来国家层面系列规范性文件的出台及实施为标志，民办教育制度环境发生显著变化，民办教育宏观治理步入以鼓励公益办学为重点的全面规范期。新形势下，服务服从于教育强国建设，引导规范民办教育发展，要按照分类管理的基本架构，遵循“源头治理、综合治理、多元治理、依法治理”的总体思路，厘清治理逻辑，完善治理体系，创新治理方式，使民办教育在发展中走向制度化规范，在规范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的课程改革，创造性地建构了承载着红色文化的革命课程话语，其形成经历了全民族抗战的国防课程、提高质量的正规化课程、联系实际的本土化课程、转向文化知识的新型正规化课程四个历史阶段。革命课程话语的知识谱系与内涵集中地反映在政治、国文、历史三科之中，表现出贯穿唯物主义精神，促进语言文字大众化，以人民为社会历史的创造者等价值取向。革命课程话语的文化实践与价值意蕴体现在充分发挥育人价值，发扬人的主体自觉性；推动民族解放与独立，形成民族认同；造就民族国家共同体，并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承载红色文化，形成革命的优良传统，探索出了一条本土化的中国课程道路。
20世纪80、90年代以来，加拿大西蒙菲莎大学基兰?伊根教授带领团队开展了“富有想象力的教育”“深度学习研究项目”等研究，系统地探讨了课程知识、学习、理解、想象与想象力的本质，以及知识理解的本质与类型、知识与想象力的关系，开发了想象力培养的认知工具，提出了在学科教学中培育学生想象力的教学策略。在深度学习研究中，建立了深度学习的知识标准和教学基本准则。2006年以来，针对我国中小学课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我们组建了深度教学研究团队。围绕教学价值观、课程知识观、教学过程观和学习活动观的转变，采取3K研究方式，探讨了指向核心素养的教与学的理念与策略，并开展了国际合作研究。围绕基兰?伊根教授关于知识、想象力与深度学习研究等方面的创新贡献，对话和访谈西蒙菲莎大学吉莉安?贾德森教授，以期为我国深化课程与教学改革，破解核心素养发展的难题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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